事事不問 “姓‘社’姓‘資’”是對鄧小平的誤解

　　高長武(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

　　(本文摘自《觀領袖 品黨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關于“姓‘社’姓‘資’”這一問題，從目前已經公開的材料看，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集中談過：“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由此演繹出這樣的觀點：只要能夠推動經濟發展，一切無須問姓“社”姓“資”，誰問姓“社”姓“資”就是“左”，就是阻礙和反對改革。這符合鄧小平的本意嗎?如果聯系當時鄧小平談話的上下文，就會發現這實際上是斷章取義，是對鄧小平本意的誤解和篡改。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的第一部分中強調：“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這里十分明確地指明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這是后面談話內容的一個根本前提。

　　接下來鄧小平明確回答了經濟特區姓“社”姓“資”的問題。他說：“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隨后，鄧小平又舉了深圳的例子，認為深圳姓“社”不姓“資”。他指出：“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這是不問姓“社”姓“資”嗎?

　　講到姓“社”姓“資”問題，不得不提到另一則材料。1998年2月18日，吳邦國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憶1992年他陪同鄧小平在上海考察時的情況。文中透露的一些內容，對全面和深入了解鄧小平在姓“社”姓“資”問題上的想法是很有幫助的。據吳邦國回憶，1992年2月10日，鄧小平視察上海貝嶺公司。當公司總經理陸德純介紹通過合資引進的大束流離子注入機時，鄧小平沉思了一會兒，意味深長地指著離子注入機問，你們說這臺設備姓“社”還是姓“資”。當我們正在發愣的時候，小平同志接著說，這臺設備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現在它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資”可以轉化為“社”，“社”，也可能轉化為“資”。對外開放就是要引進先進技術為我所用，這臺設備現在姓“社”不姓“資”。兩天后，鄧小平在視察上海閔行開發區時又談到姓“社”姓“資”的問題：到20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作標兵。要講綜合國力，講社會生產力，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姓“社”還是姓“資”？這是個大原則，要用事實來回答。實踐這個標準最硬，它不會作假。你們閔行開發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收回了投資，是原投資的2.8倍，這就是事實。但這還不夠，還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

　　綜合上述分析可見，鄧小平既反對事事問姓“社”姓“資”，也反對事事都不問姓“社”姓“資”。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

　　一方面，鄧小平不是空發議論，而是專門針對當時黨內和社會上對引進外資、設立經濟特區、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等做法甚至整個改革開放產生姓“社”還是姓“資”的無端擔心和懷疑的現象而說的。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左”的思想的影響，就像鄧小平所講的：“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這種現象的存在勢必會影響和阻礙改革開放的步伐，因此，正確分析和辨清姓“社”姓“資”的問題，走出抽象爭論姓“社”姓“資”的誤區是非常有必要的。鄧小平的做法是讓實踐和事實來說話，他提出了判斷改革開放得失成敗的“三個有利于”標準，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個判斷標準中，“生產力”、“綜合國力”之前特地加上了“社會主義”這個限定詞(“人民”之前無需加)，這就巧妙地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對辯證統一的矛盾寓含其中。只有既強調推動經濟發展，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這個前提，達到既有利于推動經濟發展，又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才能說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是姓“社”而不是姓“資”的。偏廢其中任何一條，都不符合鄧小平的本意，是十分錯誤和危險的。

　　另一方面，鄧小平主張以辯證的分析方法對待姓“社”姓“資”，不能籠統地說問或不問姓“社”姓“資”。在涉及改革開放和我國社會發展的政治方向、發展道路、基本制度的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地問姓“社”姓“資”。鄧小平多次強調，“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個問題上，是絕不能含糊的。而在一些不涉及政治方向、發展道路、基本制度的具體方法、手段以及資金、技術等問題上，不必拘泥于姓“社”姓“資”的爭論，只要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可以積極、大膽地采用、引進。鄧小平對此有過多次分析。1980年8月在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問時，他說：“有些東西并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比如說，技術問題是科學，生產管理是科學，在任何社會，對任何國家都是有用的。我們學習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科學、先進的管理來為社會主義服務，而這些東西本身并沒有階級性。” 1986年12月19日，在聽取幾位中央負責同志匯報時，他又指出：“許多經營形式，都屬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手段、方法，既可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為社會主義所用，誰用得好，就為誰服務。”[1]南方談話中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那段論述，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2]，更可以算得上經典。

　　[1]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2頁。

　　[2]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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