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是一個鄉土中國，國家的穩定建立在基層亦即鄉村的穩定之上。基層崩潰是政權崩潰的先聲，在這種情況下，要么國家無法從基層提取足夠的資源來抵御外來入侵，要么老百姓揭竿而起，結果都是改朝換代。今天的中國雖然已走向現代化，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仍然可以說是一個“半鄉土中國”。

　　基層的穩定需要一定的治理機制，也需要相應的人來擔負治理的責任，基層走向崩潰與治理機制失效密切相關。對照古今兩個天差地別的時代，可以發現基層治理模式及其演變有可比較之處：分別由一個游走于國家政權邊緣的精英集團來承擔治理的任務;基層精英與社群的內生性關系;基層精英的潰敗與基層危機緊密相關;如此等等。

　　從士紳階層到基層組織

　　自古皇權不下縣，縣是傳統中國的最低一級政府。傳統中國的衙門是典型的“小政府”，縣官主要只抓稅收、河務、司法等主要事項—事實上以其精力所及，也只管得過來這些主要事務。鄉村的生活主要是靠自治的。

　　在鄉村自治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是士紳階層。這個階層站在官和民之間，起緩沖作用，也代表民間參與地方政治。著名學者瞿同祖說，“士紳是與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當地事務的地方精英”，“他們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當地社群與官吏共商地方事務參與政治過程的集團。這一特權從未擴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組織”。

　　士紳身份是以取得“官宦身份”或“仕宦資格”為前提的，前者稱為官紳，后者稱為學紳。官紳包括退休、現職(例如丁憂在鄉)和罷黜的官員，學紳指已經通過科舉取得功名但尚未得到官職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士紳身份的政治性質：他們是一個通過科舉取士制度與國家政權建立起緊密聯系的特殊階層，既非官又非民;他們又是一個特權階層，享有豁免徭役、特殊的法律保護等特權。士紳階層多為擁有一定財產的人，但擁有財產卻不能自動進入士紳的行列，除非捐買一個功名。

　　士紳階層除了以咨詢建議的方式參與地方政治，還在地方公共事務上發揮重要作用，所擔當的功能也可以區分為兩類：組織的，和意識形態的。前者包括捐集資金修建公共工程、興辦孤兒院等公共福利、開展災害救濟以及參與保甲管理和地方防務等;后者通過主持教育、教化鄉里、維持禮治秩序來實現。蕭公權曾經這樣總結：“說紳士是鄉村組織的基石，其實并不夸張。村莊可以，也確實曾在沒有紳士的狀態下存在，但沒有紳士的村莊，很難有任何高度組織性的活動。”

　　中國近代的轉型首先瓦解了士紳階層自我生產的基礎(科舉制的廢除)，中國革命進而消滅了士紳階層的一切殘余。此外，新政權擴展了國家覆蓋的范圍，將最低一級政府設在鄉鎮(事實上鄉鎮并不存在完整的一級政府，其很多重要職能由縣級政府的派出或直屬機構承擔)，但在村一級的廣闊領域，仍留下了巨大空間，這個空間的秩序還是主要以自治來維持的。

　　誰來擔負這一空間的自治的責任呢?是中國共產黨的基層黨組織。這里應廣義地理解基層黨組織的概念，它不僅包括基層黨員組成的正式黨的組織，也包括黨組織團結的群眾中的積極分子。這部分人是同時代人中選拔出來的優秀分子，既有超出常人的工作能力，又有更進步的政治意識。

　　縱向對照，可以說基層黨組織在鄉村自治中填補了士紳階層留下的空白，起到了歷史接棒人的作用，而且是一個升級版的接棒人。首先，基層黨組織與國家也有著緊密的聯系，國家為其提供合法性的保障，但基層黨員并不是食祿的國家工作人員，即便擔任村干部，也是不脫產的，而是與普通農民一起從農業勞動中獲得回報。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基層黨組織的成員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其次，基層黨組織并不是一個特權階層，在這個意義上比士紳階層進步得多。

　　從治理和意識形態兩個具體功能上，也可以看出基層黨組織對士紳階層的“升級”。

　　在提供公共秩序的治理方面，村莊精英在國家的指導下將村社組織成生產和生活的共同體，在農業生產之外興建了大量一家一戶無法完成的公共設施;在意識形態方面，基層黨組織負有向村民宣講國家政策和黨的路線方針的功能?；鶎痈刹块_會傳達文件，在社會功能層面與士紳召集村民講解“圣訓”有相近性;二者的區別在于不同的意識形態連接著完全不同的理想社會，一個是要建設以平等為取向的社會主義新社會，一個是要固守以封建宗法為基礎的禮治社會。如果借用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的概念，士紳借此獲得的是“長老權力”，而新型基層精英獲得的則是“時勢權力”。

　　內生的精英與共同體活力

　　在傳統中國，官是外來者，不得在家鄉為官是硬性的法律規定;“紳”則是本地人，對士紳階層而言，內生性是天然的屬性，因為這個階層只有在家鄉才叫做紳。官的職能是代表國家和上級政府在地方維持基礎性的秩序，并不介入鄉村自治層面的事務，承擔這部分職能的是士紳。士紳與家鄉的緊密關系，一方面與中國人“葉落歸根”的傳統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士大夫注重鄉情鄉誼，以回饋鄉里為榮耀的情懷有關。

　　在新中國的條件下，內生性依然是基層精英的重要特征，這是由村莊的共同體性質決定的，外來者除非徹底融入共同體，否則無以建設共同體。換句話說，村莊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能夠自我生產出精英人物。前30年獲得高知名度的村莊，都是因為當地產生了強有力的帶頭人，比如大寨村、西溝村等;這個道理在后30年同樣適用。

　　簡單地看一下小崗村今日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基層精英的選擇對基層治理效果的影響。

　　什么是精英?精英應該是在困難時期挺身而出，團結和帶領其他人共克時艱、走出困境的“摩西”式的人物，面對困難帶頭四散奔逃的，不是精英。在這個意義上，小崗村沒有內生的精英，只有“大包干帶頭人”。

　　觀察小崗道路的實際效果，小崗并不是一個好的去處，而應該去看跟小崗走了相同道路的絕大多數破敗的村莊。如今的小崗，表面上看發展得相當不錯，這是因為上級將小崗樹立為一面旗幟，投入大量資源，打造成了一個旅游景點。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一直由安徽省財政廳下派干部擔任小崗村的第一書記，企圖用外來精英的力量帶動發展。

　　殉職于小崗的前第一書記沈浩是個好干部，但他想到的發展路徑不過是招商引資，如今小崗已經引進了幾家企業，但村委會不是一級政府，無論土地出讓金還是企業利稅，小崗都無權直接征收，而是被上級拿走了。引來的企業與村民唯一實際存在的聯系，只是可以進廠打工。

　　外來精英沒能給小崗注入內生的活力，呈現出來的是外來者忙活得熱火朝天和內部人觀望并存的局面。“大包干帶頭人”之一嚴金昌對《南風窗》記者說，小崗早就不是小崗人的小崗了。這是一個獨到的觀察，但他使用“小崗人”這一概念是有問題的，因為按照大包干單干的邏輯，只有各家各戶，不存在“小崗人”。

　　沈浩生前曾多次帶領小崗村民參觀南街等名村，學習經驗。但眾多小崗化了的農村無法模仿南街模式，這不僅是因為體制上的因素，也因為本地精英的流失。農村的衰敗與精英外流已經形成了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短期難以扭轉。

　　“劣紳化”陷阱再現

　　士紳階層在為社會提供服務的同時，因其特權地位同時帶有負面效應，形成了對百姓常態化的壓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就說過，包括士紳在內的豁免徭役的群體是百姓生活艱難的罪魁禍首，只有“廢生員”才能緩解百姓的痛苦。

　　到了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大轉型期間，情況更趨惡化，一個重要原因是大批士紳遷居城市，只留下了一批代理人在鄉村為其收租。這批人就是我們常說的土豪劣紳，他們只顧榨取，而不提供任何公共性質的服務，帶給底層百姓的只有無窮盡的痛苦。一旦鄉村自治空間呈現“劣紳化”的態勢，基層秩序就徹底崩潰了。

　　中國革命重新建立了基層社會的秩序，但是改革開放后，“劣紳化”態勢在農村再現。歷史在這里再次呈現輪回的態勢。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十多年前就開始討論“惡人治村”的問題。1990年代晚期正是農民負擔最為沉重的時期，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內容就是收取稅費，而農民普遍不愿意交，很多鄉鎮就故意讓村痞惡霸式的人物當村干部，方便收錢。在這過程中，鄉村一級的干部結成了一個以利益為紐帶的網絡。2006年農業稅費改革后，收稅費的工作沒有了，而且國家還給農村和農民各種補貼，于是基層權力網絡就轉變成以分配利益為核心了。賀雪峰發展了杜贊奇的“權力的文化網絡”的說法，提出基層存在著一個“權力的利益網絡”。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在基層治理方面強調“村民自治”，力圖以海選的方式解決農村治理問題，但實踐中效果并不算好。因為這個治理模式是在摧毀了集體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特別是稅費改革之后，農村的公共生活徹底失去了經濟基礎，農民重新成為馬克思所說的“一袋馬鈴薯”—比鄰而居，卻不發生實質性的聯系。

　　村莊里有機的公共生活缺失，選舉就難免要走樣。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農村空心化，村干部職位缺乏吸引力，選舉改變不了村莊的頹敗。在發達地區或大城市郊區，土地很值錢，這樣的村子的選舉往往會引起激烈的競爭，賄選現象經常出現，選舉導致的是村莊的分裂。通過賄選上來的干部，首要目的是收回“投資”，難免要做傷害其他村民利益的事情。農民原子化的實際狀態，加上缺乏強有力的倫理規范予以約束，那么有利益的農村就成了“能人”們跑馬圈地的場所，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村民自治”制度也著眼于治理和意識形態兩方面的功能，雖然在意識形態方面可能是屬意于培育民主政治的基礎。也許正是在這一取向上的變化導致了國家和基層關系的變化，得到國家合法性支持的地方精英不再是政治上進步的分子，而是經濟方面的“能人”，“新鄉紳治理”作為一種模式正日漸受到追捧。與這個趨勢相映成趣的是基層黨組織的渙散。

　　比表面上的轉變更可怕的是基層社會的“黑化”。據“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講，他做新農村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和黑灰勢力打交道。黑勢力在農村已非個別現象，那些所謂的“能人”、“新鄉紳”大多是涉黑的，或者就是黑道中人，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正是當代的“土豪劣紳”。目前國家的政策大力鼓勵私營資本下鄉，提供金融服務或流轉土地規模經營，這在邏輯上可能會加深農村的“黑化”，擠壓農民的生存空間。

　　中國還有3/4的農村戶籍人口，未來也將有半數左右的人口長久地生活在農村，哪怕城市化進程完成之后，鄉村還是中國發展的緩沖地帶。鄉村穩，則中國不會有大亂，反之亦然。根據歷史邏輯的啟示，檢討過去一些在基層治理方面的失誤，重建基層的良性秩序，實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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