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新中國：一份書單標示的“精神地圖”

　　新中國成立后，告別了戎馬倥傯，毛澤東的閱讀范圍更廣了，閱讀心態更從容了，閱讀目的也更多樣了。閱讀成為他重要的工作內容和領導方式，是他思考探索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的必要途徑，也是他密切人際交流、傳達文化素養、抒發個性情懷的重要渠道。

　　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處菊香書屋，是名副其實的書房。外出視察，毛澤東總要帶上一批他想讀或常讀的書籍。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列出要帶走一大批書目，當時為毛澤東管理圖書的逄先知，把這批書目記在登記本上。這份書單仿佛是一張“精神地圖”，布滿毛澤東想要去探尋的地方。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博覽群書之狀和基本閱讀范圍，從中可看出大概。

　　——這份書單中，有19種馬列經典著作，包括《資本論》《工資、價格和利潤》《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

　　這些馬列著作，是毛澤東常讀的書。這里只說一下《資本論》和《國家與革命》。

　　毛澤東最早接觸《資本論》，應當是在1920年經營長沙文化書社的時候，當時他多次向讀者推薦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到延安后，1941年毛澤東寫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關于農村調查》《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等論著，便引用不少《資本論》的一些論斷，諸如：“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等等。毛澤東還說：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歷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現在《資本論》里面，我們可以從它懂得一點辯證法論理學和認識論一致的門徑”。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閱讀《資本論》，當然未必是通讀。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批示印發《資本論》第3卷中論述商品交換的一段話，還起了一個標題，“從生產出發，還是從交換和分配出發?”在毛澤東的藏書中，有三種《資本論》上面留有他的圈畫。一種是1938年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資本論》，毛澤東在扉頁上寫有1867(《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間——筆者注)和1938的一個豎式，用鉛筆標注：“在71年后中國才出版”;一種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資本論〉提綱》;一種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資本論》，共29冊。

　　關于《國家與革命》，早在1926年給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講課時，毛澤東就談到：列寧這本書，把國家說得很清楚的，“國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變的”。目前保留下來的一本毛澤東讀過的《國家與革命》上面，還寫有“1946年4月22日在延安起讀”、“內戰前夕”等字樣，上面有很多圈畫。1960年9月25日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還遺憾地說起：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好。現在許多國家的黨不讀這本書了。正當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在全世界不斷發展武器和加強國家機器的時候，他們卻散布什么沒有武器沒有戰爭的世界的幻想。這大體可視為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繼續閱讀《國家與革命》的著眼點。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河上肇《政治經濟學大綱》、普列漢諾夫《史的一元論》和《藝術論》、米丁《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艾思奇《大眾哲學》等中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和理論家的書籍。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著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和《經濟學大綱》。這兩本書，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都讀得比較熟，在前書上寫下不少批語，把后書列為中央研究組的學習讀本。1959年這份書單中寫的“河上肇《政治經濟學大綱》”，可能是指這兩本書中的一本，或其中一本在此后的修訂本。河上肇常常修訂自己著作的情況，毛澤東是知道的。1960年6月21日他在會見日本文學代表團時曾談到：“你們日本有個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經濟學到現在還是我們的參考書之一。河上說，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

　　新中國成立后，高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是依據蘇聯教材，并且還請來一些蘇聯專家教學。長時間沒有一本中國人自己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毛澤東一直存有心結，由此推動胡繩、艾思奇主持編寫了一部哲學教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1961年夏天，就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準備定稿時，不知出于什么考慮，毛澤東約李達到廬山談話，囑他另編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還說：“你的《社會學大綱》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起了很大作用，我讀了10遍，還做了筆記。”李達接受這個建議，修改《社會學大綱》，改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于1965年印出上冊，供內部討論。毛澤東收到書稿，又是一番閱讀，還在批語中提出，應該改變過去哲學教科書中把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平列的做法，理由是：“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不難推想，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關注和閱讀中國人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應有突破蘇聯哲學體系、在理論上創新的用意。

　　——在這份書單中，關于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學社會科學部分)》外，只列學科未列作者和書名的，有“從古典經濟學家到庸俗經濟學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只列作者未列書名的，有“黑格爾、費爾巴哈、歐文、傅立葉、圣西門”。

　　毛澤東多次講，不讀唯心主義哲學，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義;不讀資產階級唯物主義的書，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讀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著述，了解得比較多的是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英美哲學。1964年2月9日，在同外賓的談話中，他對西方哲學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體評論，認為：蘇格拉底注重倫理學，注意研究倫理學和憲法;柏拉圖是徹底的唯心主義者;亞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學者，比前面兩人的水平高，創立了形式邏輯;康德創立了天文學中的星云學，搞了對立統一的12個范疇，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發展了唯心主義的辯證法。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又同外賓談到：費爾巴哈是第一個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識的反映，他的書必須看。當然，黑格爾的書也必須看。我是相信過康德的。我也看過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書，看過柏拉圖的書，看過蘇格拉底的書。

　　研讀西方哲學書籍，使毛澤東深切感受到，哲學作為認識工具和理論武器，總是反映和支持著各國的現實需要。對此，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曾有過表述：“資產階級哲學家都是為他們當前的政治服務的，而且每個國家，每個時期，都有新的理論家提出新的理論。英國曾經出現了培根和霍布斯這樣的資產階級唯物論者;法國曾經出現了百科全書派這樣的唯物論者;德國和俄國的資產階級也有他們的唯物論者。”雖然都是唯物論，但“各有特點”。如果沒有對西方近代各國哲學的了解，他就不會有這樣具體的認識。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書》《青銅時代》《金文叢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趙紀彬《關于孔子殺少正卯問題》，以及“關于《老子》的書十幾種”。

　　讀中國現當代學術權威的歷史、哲學和思想史著作，是毛澤東的一貫興趣，且多有自己的看法。下面引兩段毛澤東的談話，看看他對這些學者及其專著是怎樣評論的。

　　一段是他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講的：

　　廣東的那個楊榮國，我也沒有見過這個人，看過他的書，在黨校教書的那個趙紀彬，這兩位都是反對孔夫子的。所以對這兩位的書我都注意看。此外還有北大一個教授叫任繼愈，他也是反對孔夫子的。擁護孔夫子的，我們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點崇孔羅……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是不那么贊成的。得到天津有個教授叫楊柳橋的書，《老子譯話》，他說老子是唯心主義者，客觀唯心論者。我就很注意這個人。你們上海的，我有兩個同鄉，一個叫周谷城，一個叫劉大杰。劉大杰有部文學史，周谷城有部世界通史。

　　一段是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談話：

　　講歷史分期，劉鶚、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王(國維)、羅(振玉)的書值得讀。靠烏龜殼、殷墟的發現，震驚世界，國王死，殉葬幾千人。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青銅時代》值得看。《十批判書》，看了幾遍，結論是尊儒反法，人本主義……歷史中有哲學史，其中分派。郭沫若、馮友蘭把孔子封為革命黨。儒法兩派都是剝削本位主義，法家也是剝削，進了一步。楊榮國沒有講清，新的勢力興起，還是剝削。陳伯達、任繼愈說老子一派是唯物主義，我看是客觀唯心主義。

　　這兩段隨興之論，表明毛澤東閱讀的中國古代文史哲研究著述，除了1959年這份書單列出的幾種外，還有楊榮國《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思想史》、趙紀彬《論語新探》和《關于孔子殺少正卯問題》、任繼愈《中國哲學史》、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等。毛澤東讀此類書，很關注它們對儒法兩派思想的分析評價。對郭沫若《十批判書》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推崇儒家，甚至“把孔子封為革命黨”，毛澤東一向不贊成，同時也認為推崇法家的楊榮國，對法家的本質也“沒有講清”。

　　關于老子哲學思想的研究，也是毛澤東關注的一個重點。上面所引兩段談話，他提到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的《老子今譯》，提到楊柳橋講老子是“客觀唯心論者”的《老子譯話》，提到陳伯達說老子是唯物主義，是指其1939年發表的《老子的哲學思想》。此外，毛澤東晚年印成大字本來讀的，還有馬敘倫的《老子校詁》，高亨的《老子簡注》等。

　　20世紀初，殷墟甲骨的發現、搜集、保存、考釋，開啟現代考古學和歷史學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稱為“中國近三百年來文化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業”。這中間，劉鶚、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的貢獻很大。毛澤東比較關注他們的學術成就，尤其愛讀郭沫若的《金文叢考》《青銅時代》《奴隸制時代》等。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校點注釋古籍之難，毛澤東隨口說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時，在其《金文叢考》上寫的幾句話：“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說難》《孤憤》。我遘其厄，媿無其文。爰將金玉，自勵堅貞”。意思是注釋古籍，要聯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就像郭沫若說的那樣，屈原受貶才寫出《離騷》;韓非被秦國囚禁，才有《說難》《孤憤》這樣的名篇;而郭沫若自己，被迫流亡日本，做金文考古研究，實際上是表達“自勵堅貞”的愛國心志。

　　——在這份書單中，籠統開列有“自然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技術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書籍(如講透平、鍋爐等)”。

　　書單中提到“講透平、鍋爐”具體指什么書，不得而知。像《無線電臺是怎樣工作的》《蘇聯1616型高速普通車床》這類科技普及讀物，毛澤東是讀過的。1958年秋天，張治中陪毛澤東到南方視察，發現毛澤東在讀一本《冶金學》，很奇怪，問他為什么讀這本書，毛澤東回答：要廣收博覽。1959年1月2日，蘇聯發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幾本關于火箭、人造衛星和宇宙飛行的通俗讀物來讀。

　　據記錄這份書單的逄先知回憶，1951年，毛澤東同周世釗等人說：我想學自然科學，最好有兩三年的時間來專門讀，可惜現在不現實了。雖不能專門去學，但一有時間，他盡可能閱讀自然科技方面的書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他還專門講：“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要真正懂得業務，懂得科學和技術，不然就不可能領導好”。

　　中國科學家的論著，毛澤東讀過李四光《地質力學概論》，竺可楨《歷史時期氣候的波動》和他同宛敏渭合作的《物候學》，席澤宗的《宇宙論的現狀》等。讀了華羅庚《統籌方法平話》，毛澤東支持他到各地推廣“優選法”。對古代的醫學著作如張仲景《傷寒論》、李時珍《本草綱目》，毛澤東也發表過一些評論。

　　毛澤東還讀了一些外國自然科技方面的書，諸如哥白尼《天體運行論》、施密特《宇宙體系論》等。他讀了蘇聯威廉斯《土壤學》后，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要求領導干部們也讀一讀，說是“從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為什么會生長”。1970年12月18日，在會見斯諾時，毛澤東說：“科學上的發明我贊成，比如，達爾文、康德，甚至還有你們美國的科學家，主要是那個研究原始社會的摩根，他的書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歡迎。從此才知道有原始社會。”1974年，他在會見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時，又詳細談到：英國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學現在被批判了，因為它要用一個外面的推動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動了。英國的達爾文、萊伊爾、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學者。英國湯姆生編著的《科學大綱》，由中國很多人翻譯出來，我讀過那本書。它那里邊有一部分講神學，你們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六祖壇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華經》《大涅槃經》等佛教經典。

　　就在開列這個書單10天前，毛澤東約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任繼愈時，對他講：你寫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讀了。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當聽說北京大學哲學系沒有什么人專門研究道教、基督教后，毛澤東提出：那可不好。幾百人的一個哲學系怎么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個把人來研究這個問題，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他還說：梁啟超寫的關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覺得他有些問題沒有講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來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在書中論述佛教華嚴宗的地方，寫下大段批語。

　　可以確證的是，對《金剛經》和《六祖壇經》這兩部佛教經典，毛澤東讀得較熟。1958年6月30日，毛澤東在會見柬埔寨佛教代表團時，同陪同的趙樸初討論了《金剛經》中“佛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這種“奇怪的語言”。1959年10月22日，同十世班禪大師談話，毛澤東提出鳩摩羅什翻譯《金剛經》，對大乘佛教的傳播“有功勞”，進而認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人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六祖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1961年1月，他再次同班禪大師談到：“《金剛經》很值得一讀。”1972年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毛澤東對他講：我讀過禪宗的書，叫《六祖壇經》，隨后講了禪宗的發展歷史。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林克回憶：“毛主席很欣賞禪宗六祖慧能(即惠能)，《六祖壇經》一書，他經常帶在身邊。他多次給我講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學說，更為贊賞他對佛教的改革和創新精神。”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邏輯學論文選集》(科學院編輯)，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

　　這份書單中列的“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是他1912年自學時讀過的。1959年，他提議把中國近些年關于邏輯的文章和近數十年的邏輯學專著，不管內容如何，都匯編出來。中央編譯局姜椿芳等人負責編《邏輯學論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負責挑選和編輯邏輯學專著。1959年7月，毛澤東審閱了姜椿芳等人編的《邏輯學論文集》論文篇目，覺得是用了功的。這本論文集收錄了1953年以來發表的全部邏輯學論文150篇，分為6集。中央政治研究室則從解放前出版的邏輯學專著中，選出11本，出了一套“邏輯叢刊”。其中包括嚴復翻譯的耶方斯《名學淺說》和穆勒《穆勒名學》，還有潘梓年的《邏輯與邏輯學》，金岳霖的《邏輯》，章士釗的《邏輯指要》等。

　　章士釗的《邏輯學指要》入選“邏輯叢刊”，與毛澤東推薦有關。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問章士釗，聽說你出版過一本邏輯學著作，能給我看看嗎?章士釗回答，這是在重慶時期寫的，立場有問題，給你看豈不是對你的侮辱?毛澤東說：這是學問上的事。章士釗遂將《邏輯學指要》送給毛澤東讀。三個月后，毛澤東約談章士釗，對他說：我通讀一遍，多年來我讀這類著述甚多，許多是從西方轉譯過來的，你的書卻取材于中國古代文史典籍，這在同類書中為僅見，應該把它印出來，為今日參考。章士釗在用文言文寫的重印《邏輯學指要》序言稿中，記述了上面這段毛澤東關注和閱讀此書的情況。

　　故事還沒有完。章士釗對《邏輯學指要》作了不少修改刪補，又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于1959年6月7日給他寫信說：“實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為公賀。既有頗多刪補，宜為幾句說明”。毛澤東索性代章士釗擬了一個“說明”：近年以來，關于邏輯學的范圍及其與唯物辯證法的關系，爭論繁興，“鄙人對此，未能參戰，然亦不是沒有興趣的。舊作重印，不敢說對于方今各派爭論有所裨益，作為參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讀者對拙作有所批判，保衛正確論點，指出紕謬地方，導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則不勝馨香禱祝之至!”這段移情作文、移思代序的文字，表明毛澤東對邏輯學研究領域的熟悉，和對章士釗這類老先生的誠心呵護。章士釗正式寫的“重印說明”，基本上吸收了毛澤東代擬的內容。

　　——在這份書單中，開列有“筆記小說(自宋以來主要著作，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等)”。

　　毛澤東喜讀古人筆記小說，謝覺哉在1944年7月1日的日記中即有記載：“日前至毛主席處，見其衣袋有線裝書，問之為《閱微草堂筆記》，他說其文字可玩味。”這年7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容齋隨筆》換一函送上。其他筆記性小說我處還有，如需要，可寄送。”信中所說《容齋隨筆》，是宋代洪邁寫的關于經史百家、文學藝術、宋代掌故、人物逸事的筆記性小說。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閱讀此書，不僅在1959年這份書單中有這本書，1976年8月26日，他已進入病危狀態，又索要《容齋隨筆》，逝世前幾天還在讀。

　　據不完全統計，毛澤東讀過的古代筆記不下60種。比較著名的有：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干寶《搜神記》、南朝宋代劉義慶《世說新語》、宋朝李昉《太平廣記》、張師正《括異志》、明朝馮夢龍《智囊》、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梁晉竹《兩般秋雨庵隨筆》等。毛澤東喜讀常讀《容齋隨筆》，不知為何，未見有批注，倒是在馮夢龍《智囊》里，圈畫不少，對其中的20余則故事作了批語。

　　——在這份書單中，關于中國古代文史典籍，開列有《荀子》《韓非子》《論衡》《昭明文選》《張氏全書》(張載)、《二十四史》《資治通鑒》、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等20多種。

　　毛澤東讀這類書籍，是常態，不必細說。僅以他讀《荀子?天論》為例。

　　毛澤東讀《荀子》，很注意前人注疏對荀子觀點的解釋，認為不對的地方，均作駁疑。《荀子?天論》說到“不與天爭職”的問題，注疏者引莊子的話解釋，“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毛澤東批注：“不對。六合內外圣凡皆應論議，此天文地質學所以應研究也。”再如，《荀子?天論》說到“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注疏者解釋為“圣人無為而治也”，毛澤東批注：“六合內外皆在為，而所謂不為，黃老之說，大半騙術。”

　　毛澤東很欣賞荀子的兩個思想。一個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學觀，毛澤東概括為“人定勝天”。1965年6月13日，在同胡志明的談話中，他還說：“荀子是唯物主義，是儒家的左派”。一個是“法后王”的歷史觀。毛澤東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談話中，稱擁護秦始皇的李斯，在“思想上屬于荀子一派，主張法后王，后王就是齊桓公、晉文公，秦始皇也算”。

　　在1958年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毛澤東提出領導干部除了馬列主義理論外，還要“學點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學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學點歷史和法學”、“學點文學”、“學點文法和邏輯”，等等。1959年的這份書單表明，他履行了自己對他人提出的要求。

　　人們把閱讀比作精神的“流浪”。毛澤東博覽群書，更像是一個幾乎要游遍知識世界各個角落的“游子”。

　　但在每個游子的心底，畢竟都藏著一個“故鄉”。“故鄉”是出發點，也是行程的歸宿。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閱讀世界的“故鄉”，既有他個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擔負的建設一個新中國的領導使命和追求目標，以及沿路碰到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難題。

　　八、建設路上：閱讀承受之重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就預言，隨著各項事業的發展，領導干部會存在“本領恐慌”。新中國成立后，如何提升干部們領導經濟建設的能力，成為黨的建設一項突出課題。毛澤東1958年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不下10條談到學習，中心意思是反對不懂裝懂、業務稀松的“空頭政治家”。他說：“過去我們有本領，會打仗，會搞土改，現在僅僅有這些本領就不夠了，要學新本領，要真正懂得業務”。

　　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毛澤東心目中的重大“業務”，是經濟建設。這期間，他通過閱讀來熟悉“業務”和“學新本領”，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這是全新的歷史課題，閱讀和理論思考所承受的任務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一)為“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推薦12本馬列著作

　　早在1948年9月，國共兩黨開始戰略決戰時，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要為迎接未來的新形勢而讀書，并說：七大提出讀5本，如果5本不夠，可以選10本，但不要太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籌劃建國思路，讀書問題也提上了日程。會議期間，毛澤東指定12本馬列經典，起名為“干部必讀”，發給與會者，號召全黨學習。3月13日，他在全會總結講話中說：“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一定的范圍，翻譯了很多書，也都發了，現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規定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12本“干部必讀”，不是隨便選擇的，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應該從哪些方面提高干部理論素養的思考。如果把馬列經典中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內容，分為革命和建設兩大部分，七大推薦的5本書，主要體現的是如何革命的內容。此時推薦的12本書，除七大推薦的5本外，增加的書目是《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國家與革命》《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新增書目，涉及思想方法、國家學說、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建設。突出學習這些內容，目的是落實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的，“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1949年7月1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還說：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這12本“干部必讀”，在新中國成立后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一直是黨員干部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讀物。

　　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和建設經驗，無疑是當時中央領導層借鑒學習的首選。1949年10月5日，劉少奇在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上就表達了這種心情：“蘇聯人民所走過的道路正是我們中國人民將要走的道路。蘇聯人民建國的經驗值得我們中國人民很好地學習。”1953年2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歷數中國人向外國學習的歷程，結論是：古代和近代這兩次學習外國，比起學習蘇聯的規模和效應，那是差得很遠。我們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

　　學習蘇聯建設經驗，一本很重要的書就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早在1942年，毛澤東就談到，這本書告訴我們，在列寧之后，斯大林搞了三個五年計劃，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我們要按照同樣的精神去做”。1953年10月，毛澤東寫信給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囑他將12本書中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條結束語印發給中央有關領導和在京參加全國組織會議的代表，“請他們利用停會的兩三天時間，加以閱讀、研究，可能時還加以討論”。此時，新中國迎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高潮，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也已開始。毛澤東還規定中高級干部普遍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9章至12章。這幾章論述的，恰恰是蘇聯建設時期的經驗，包括蘇聯如何“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實行新的憲法，等等。這些，都是新中國即將面臨的實踐課題。

　　(二)兩本蘇聯政治經濟學與過渡時期的“經濟法則”

　　1953年后，有兩本蘇聯政治經濟學著作進入毛澤東的閱讀視野，受到格外重視。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蘇聯科學院組織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951年11月，聯共(布)中央為評定《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召開經濟問題討論會。斯大林根據會上提出的一些問題，于1952年寫了《對于和1951年11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和相關的三封信，當年結集為《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版。該書比較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工作的一些規律，涉及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三大差別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等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于1954年正式出版，后經修訂，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說，新版“更加詳盡地分析了兩個世界體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過程及其規律性”，“補充和更換了一些新的實際材料，對許多原理作了某些發展”。

　　很明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互為補充，比較完整地反映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和理論。對正在探索經濟建設道路的中國，是難得的參考讀物，并且來得很及時。

　　1952年12月，《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譯本一問世，毛澤東就批示將其作為在京高級干部的學習材料。這時，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基本結束，毛澤東已經開始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事情。1953年，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過渡正式開始，在向這個目標前進的過程中，所能參考的，也只有蘇聯的實踐和理論。毛澤東這年為悼念斯大林寫的文章，就是從這個角度來評價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貢獻了關于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的理論”。強調該書對“基本經濟法則的理論”的貢獻，是因為毛澤東當時正在思考過渡時期中國經濟的性質和應該運用的經濟法則。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過渡時期總路線。關于過渡時期的經濟性質，毛澤東這年7月在一個材料上的批示是：“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個判斷有蘇聯經驗為據。那么，實行“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應該采用什么樣的經濟法則呢?在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的意見是：要“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下，適當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則當然存在，不能消滅……不執行勞資兩利，把它變為一利，就是不了解這個法則”。很明顯，毛澤東這時的著重點，是避免出現立刻“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左”的傾向。為此，他在這次會議上還提出，中央政治局要準備討論一次價值問題，并讓陳伯達負責匯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價值問題”的若干文獻，印成小冊，先送中央各同志閱讀。

　　到1954年底，在處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法則的關系上，毛澤東思考的重點發生微妙變化。這個變化，在他閱讀剛剛翻譯過來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體會當中也有體現。

　　1954年11月13日和14日的《人民日報》，連載《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22章《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基本特點》。文中說：“隨著社會主義成分的形成和發展，決定了新的生產目的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也就產生并逐漸開始發生作用”，“在蘇聯，在過渡時期開始時，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及其發展法則就已失去自己在國民經濟中的統治地位”。這種論述，大概使毛澤東想到處于過渡時期的中國，應該著重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作用了。于是，11月18日，他致信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向他們推薦《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章譯文：“請你們看一下，足見所謂‘在社會主義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在信中還叮囑：“請伯達將《新建設》及《學習》上討論過渡時期經濟法則的文章看一下，看有無錯誤。”顯然，毛澤東這時候更感興趣的，是如何盡快擴大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和運用范圍。

　　理論認識對實踐的影響，就是這樣的奇妙。毛澤東當時閱讀和運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總體上看，他堅持過渡時期實行“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從而創造性地找到一條社會主義和平改造道路，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當他認為應該承認和運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時候，對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設想，是謹慎的，說是大概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左右的時間;當他強化“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支配作用”的時候，過渡時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也就陡然加快了速度。

　　(三)《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與農業合作化運動

　　在“三大改造”的過渡時期，中央領導層1955年春對農業合作化運動速度和規模，有一些不同意見，甚至出現爭論。為了弄清楚基層農村究竟是怎樣搞合作化的，搞合作化中遇到什么問題，合作化起來后有什么好處，好的、中等的和差的農業社各有什么特點，毛澤東閱讀研究大量報告和通訊，編輯出版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全書收176篇文稿，90多萬字。毛澤東為其中的104篇寫了按語，為全書寫了兩個序言。該書在當時被稱為“農業合作化的百科全書”。

　　該書第一稿叫《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編于1955年9月中下旬。毛澤東10月11日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談到：“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幾篇報告，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我就‘周游列國’，比孔夫子走得寬，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你們每個省、每個自治區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編一本書，每個縣搞一篇，使得各縣的經驗能夠交流，這對迅速推廣合作化運動有好處。”

　　《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作為中央全會材料印發后，有些省委書記提出，書中的材料已經過時了，應當補充新的材料。毛澤東采納了這個意見，作會議總結時說：《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你們可以帶回去，看一看，把你們要增的材料送來，哪些應該抽掉的提出來，應該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語有不對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見。根據各地報來的新材料，毛澤東在1955年12月重編此書。留下原來的91篇，新選85篇。有的篇章，文字太差，毛澤東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師批改作文一樣，又重擬大部分材料的題目，把一些冗長、累贅、使人看了頭痛的標題，改得鮮明、生動、有力。毛澤東還為其中的104篇材料寫了或長或短的按語。最后定名為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于1956年1月公開出版。

　　毛澤東是在興奮狀態中閱讀材料，編選此書的。他甚至說，1949年全國解放都沒有這樣高興。原因大概是，他原來設想，改造幾億個體經營的農民，變農業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為集體所有制，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沒有想到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就解決了這么困難的事情。站在今天的角度，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毛澤東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方面，反映了他想迅速改變中國農村落后面貌的急切愿望，體現了一個大政治家領導運動的氣勢和風格，他精心寫的不少按語，對于農村建設有積極指導作用，是長期有效的;另一方面，編選此書，也確實是人為地加速了合作化運動的進程，特別是按語和序言中對他認為是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不能說是正確的，體現并助長了當時超越客觀實際的“左”的傾向。

　　毛澤東一直很看重編選《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這件事，認為這是一次成功的調查研究。在1961年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說：“建國后這十一年我做過兩次調查，一次是為合作化的問題，看過一百幾十篇材料，每省有幾篇，編出了一本書，叫做《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有些材料看過幾遍，研究他們為什么搞得好，我調查研究合作化問題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還有一次是關于十大關系問題，用一個半月時間同三十四個部門的負責人討論”。

　　(四)從良好開端走向曲折的閱讀

　　新中國成立后，怎樣搞建設，我們沒有經驗，開始時不得不照搬照抄蘇聯的一些做法。對于這種“抄”，毛澤東后來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坦陳：這“是必要的”，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

　　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和我國照搬蘇聯經驗的弊病，相繼顯露出來。實踐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為一個緊迫的歷史課題，擺在了探索者的面前。但是，中國不僅沒有成套的經驗和理論可循，對這個問題甚至也沒有開展過系統深入的研究。正如毛澤東1958年11月21在武漢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那樣：“我們這些人，包括我在內，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什么東西，過去是不管它的。”

　　毛澤東下決心去“管”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這件一直困繞著他的事情，是從1956年開始的。理論參考的起點，依然是蘇聯的政治經濟學。

　　有件事不是偶然的巧合。在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澤東聽取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意在全面了解經濟建設中帶規律性的問題。4月4日，正是在聽取各部門工作匯報期間，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也是第一本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書，還是應該讀的。”在讀的時候，“大家要動腦筋，多想想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的問題，要按實際情況辦事，不受蘇聯已有的做法束縛”。要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毛澤東當時既總結蘇聯經驗，又“動腦筋”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理論成果，就是著名的《論十大關系》。

　　以1956年《論十大關系》和中共八大為標志，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出現了令人喜悅的良好開端。經濟方面的發展，格外順利和穩當。但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隨著突破蘇聯模式的信心越來越足，隨著趕超英美的發展戰略的提出，中國在探索自己的經濟建設道路上，不久便進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曲折時期。

　　曲折起伏的探索思考，不難在毛澤東當時的閱讀中看到一些線索。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一個基本思路是通過提高生產關系的水平來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他認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僅僅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有化，還不足以說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體系已完全建立，生產關系中的“勞動相互關系”和“分配形式”就很不平等，還有差別。于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會議期間，他反復談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闡述的“資產階級法權”(今譯“資產階級權利”)這個概念，認為現行的以工資形式的分配制度，就屬于“資產階級法權”。在8月19日的會上，毛澤東說：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腦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8月24日他在會上又說：搞等級制、薪水制，一是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思想，二是照搬蘇聯，我們對資產階級法權觀點不自覺。

　　上海的張春橋根據毛澤東的思路，寫了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1958年9月發表在上海《解放》雜志上。毛澤東讀后，讓《人民日報》轉載，并代擬編者按語，提出，“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在10月13日《人民日報》轉載張春橋的文章后，14日毛澤東還在天津召開了一次關于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理論座談會。

　　在這以后，為了說明人民公社的做法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進一步把自己的閱讀延伸到中國古代歷史。1958年12月在武漢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批示印發《三國志?魏書?張魯傳》，并寫了篇不短的批語，介紹張魯類似于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諸如，張魯政權“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里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總之，張魯的做法表明，“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

　　(五)為克服“共產風”，研究政治經濟學

　　事實上，在人民公社化運動普遍搞起來后，毛澤東就意識到一些做法難以為繼。1958年10月，他視察河北、河南等地農村，發現許多地方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共產風”，搞“一大二公”的平均主義，無償調撥農民的財物，急于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理論界也出現了否定商品生產、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的錯誤傾向。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后，毛澤東開始糾偏、糾“左”。借助的方法，還是閱讀。

　　讀什么呢?1958年11月上旬，毛澤東在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有過說明：“講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除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這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成系統的東西還沒有。”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他又說：“搞出了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總是一大功勞，不管里面有多少問題”。這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在當時條件下，也只能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研究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和理論。于是，毛澤東再次撿起此前閱讀推薦過的這兩本蘇聯政治經濟學著作。從1958年11月到1961年，幾乎是逢會必講領導干部要讀這兩本書，目的是“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

　　1958年11月4日，毛澤東在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直奔主題：“我們研究公社的性質、交換、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這些問題，可以參考的材料還是斯大林那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們現在看，跟發表的時候看法不同了。”

　　11月9日，毛澤東給全黨縣委以上的領導干部寫信，要大家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

　　11月9日和10日，毛澤東又給參加鄭州中央工作會議的領導干部講解自己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體會：“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面，斯大林講了許多理由。”如此苦口婆心，毛澤東說他是“搬斯大林，繼續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即說服大家搞人民公社不能廢除商品經濟，不能刮“共產風”，必須運用價值法則作經濟核算。鄭州會議形成的兩個文件《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和《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毛澤東當時的這個思路。

　　在11月下旬召開的武漢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整理的材料《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補充》，立刻批示印發與會者。11月21日，他在會議講話中說：現在全國議論紛紛，斯大林的書(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每人發一本，把社會主義部分看一遍。在隨后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講：鄭州會議提出研究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家沒有看，要拿出幾個月時間，請各省組織一下，為我們的事業和當前的工作來研究政治經濟學。

　　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中央工作會議，前期議程依然沿著糾偏和糾“左”的思路進行。毛澤東在會議開幕當天的講話中，把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列為廬山會議要討論的18個問題之首。他說：“有鑒于去年許多領導同志，縣、社干部，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于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去年有了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會更好些。”

　　1960年1月召開的上海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計劃。毛澤東在會上再次講：我有一個建議，中央各部門的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組織起來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先讀下半部(社會主義部分)。以第一書記掛帥，組織個讀書小組，把它讀一遍;至于上半部(資本主義部分)，也要定個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讀經濟學;國慶節以前，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完，讀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條主義的方法。

　　1961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談到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懇切地說：“我這話一直講他幾年，你們作好思想準備，聽厭了，我就不講了。要重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寫得比較好，是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三十五年的總結。我們才十一年，寫不出政治經濟學來。這本書里，斯大林講了兩個經濟法則：一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一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必然性。”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談到《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只有極少數個別問題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講客觀規律，把社會科學的這種客觀真理，同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并提，你違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在兩年半左右的時間里，如此密集地閱讀推薦兩本書，在毛澤東的閱讀史上還未曾有過。正是在他的倡導下，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紛紛組織讀書小組研究《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過程中的談話或筆記，都有留存。

　　為了讓省部級領導干部能夠集中一段時間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央在1960年初還專門舉辦了自學和講課相結合的學習班。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在當時日記中，記載了他參加學習班前后的活動和自己的理論思考。為體會毛澤東和高級干部們互動學習研究的氣氛，不妨作些引述——

　　1月4日：“今天聽一位同志講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見，分析得很深刻，確實是高度的理論概括。”1月7日：“這幾天，用幾個半天讀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問題，很有收獲。主席、少奇同志講的許多觀點是一致的。開腦筋。”2月16日：“繼續由薛暮橋同志介紹第一單元，胡繩同志傳達主席的意見(讀書的意見)。”2月25日：“打算明天開始寫筆記。”3月2日：“學習班正式結束了。文件是讀完了，聽講也聽了許多，但是消化還是不夠。”3月3日：“下午七時半主席找我們談話……從實踐到認識再到實踐，這樣無限反復地認識問題，絲毫不停留。”

　　(六)“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很有文章可做”

　　毛澤東“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前提是他自己作了深入的閱讀研究。對這兩本書，他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究竟讀了幾遍，無法確證。可以肯定的是，僅1958年就三次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作了不少批注，還留下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解記錄。批注和講解記錄，已分別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毛澤東文集》。

　　關于《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在1958年以前就已讀過。1958年第三版出來后，他又讀。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還專門組織一個讀書小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廣州研讀此書。參加讀書小組的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黨內“秀才”。他們邊讀邊議，逐章逐節討論，毛澤東發表許多談話。他的談話記錄，保存下來的有兩個本子。一個叫《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筆記》，將毛澤東的談話按問題作了歸納，加了小標題;一個叫《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談話記錄稿》，按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原文順序，同時印上原文和毛澤東針對原文的談話記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節選了部分談話記錄，分為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關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關于社會主義建設、關于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四個部分。

　　對這兩本書，毛澤東始終以分析的態度來閱讀。在評論中，常常指出書里哪些講得正確，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確或不太正確，應該怎樣理解;哪些講得模糊，作者自己都還沒有搞清楚。

　　關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不足，毛澤東認為：第一章講掌握規律，但怎樣掌握規律沒有提出;斯大林說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這本書從頭到尾沒有講到上層建筑，沒有考慮到人;基本錯誤是不相信農民;計劃經濟有話沒有說完;工農業關系、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沒有講清楚;對于輕工業、農業不夠重視;等等。

　　關于《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不足，毛澤東認為：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先下定義，不講道理;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的問題不容易說清楚;書中關于中國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的問題，說得不對;書里表達出想用經濟力量控制別的國家，對他們自己也不見得有利;等等。

　　毛澤東閱讀和評論這兩本書，從頭到尾都聯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涉及中國在建設中哪些搞得對，哪些搞得不對，原因在哪里，今后應該怎么辦。例如，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毛澤東就說：“斯大林認為在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在讀該書的批語中，毛澤東甚至提出，把書中的“‘我國’(指蘇聯)兩字改為‘中國’來讀，就十分有味道”。一貫聯系實際讀“本本”的理念，在這里又一次得到生動體現。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關鍵時期。說其關鍵，是指這段時間是從順利到曲折的一個拐點，正確的、基本正確的和不正確的思路常常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層確實面臨甚至陷入一些理論思考的困境。但越是艱難，毛澤東越是執著地探索和思考。研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打開了他的思想空間，在認識上前進不少。他的閱讀著眼點，事實上已經不局限于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還圍繞“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歷史課題進行思考探索。

　　毛澤東讀這兩本書的批語和談話，從宏觀到微觀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難得的觀點，其中，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創造性發揮，也有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的反思與總結，還有對未來進行經濟建設的一些設想。

　　從大的思路上講，毛澤東的閱讀收獲有：馬克思主義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但單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都要創造新的理論為現實服務;政治經濟學不能不接觸生產力;干革命，是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社會主義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問題，是人與人的關系，包括勞動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很有文章可做，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太早;搞建設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勝利;我們還沒有掌握經濟運行的客觀法則，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等等。

　　從具體政策上講，毛澤東的閱讀收獲有：搞經濟計劃，我們沒有相當充分的研究，未必反映了經濟客觀規律;社會主義仍然需要發展商品生產，尊重價值規律;不摸到商品生產規律，會把農民引到敵人那里去;商品生產可以是資本主義的，也可以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不限于個人消費品，也應該包括生產資料;中國必須要有自己的經濟體系;將來的城市不要那么大，需要建立許多小城市;要注意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經濟學家們最好算算土地的價值;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技術一發展，勞動組織和勞動力的分配就要跟著變化;等等。

　　這些閱讀中的思想收獲，即使今天看來，也非常難得，很有價值。當然，毛澤東當時的認識還帶有不穩定、不完備的特點，其思想發展也就存在著多種可能性。但他在閱讀中，聯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進行理論探索的精神，讓人感佩。

　　毛澤東讀這兩本書，有一個濃郁的心結，就是希望能夠寫出適應新形勢需要的理論著述。此番心跡，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展露無遺。他說：“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但是，要寫出新著作，形成新理論，畢竟不那么容易。對其難處，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有清醒的認識：“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沒有實踐的充分發展，沒有足夠的經驗準備，要充分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是不現實的。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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