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四史”是毛澤東讀了一生的書。毛澤東閱讀、批注、評論、運用“二十四史”，常常體現出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論家的鮮明觀點。對毛澤東攬史，可從五個方面來分析：從不回避，甚至有意彰顯像嚴謹的歷史學家那樣的讀史情懷;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特別是階級史觀，對中國歷史發展運動線索進行整體評述;帶著濃厚的情感，關注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和國家的統一，關注中國歷史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創造發展;對“二十四史”記載的內容，采用批判分析的方法;毛澤東讀史、評史、用史的目的，是古為今用，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借鑒治國理政方法。

　　“二十四史”是毛澤東讀了一生的書，也是在他手中最為沉重的一部書。

　　“二十四史”體現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發展過程，蘊藏中國歷史演變規律，包含豐富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知識、經驗和智慧。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閱讀這部大書，1952年添置乾隆武英殿本的線裝本“二十四史”后，又開始有計劃地完整閱讀。為方便讀史，他還促成“二十四史”的整理、《資治通鑒》的標點和《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

　　毛澤東一生好史。用他1964年《賀新郎•讀史》中的自陳來形容，恰似“一篇讀罷頭飛雪”。

　　一、史家閱讀情懷

　　毛澤東讀史，方法很靈活，總是聯系到書中的一些人和事，補充閱讀其他書籍。比如，1964年12月29日，他寫信給田家英：“近讀《五代史》后唐莊宗傳三垂岡戰役，記起了年輕時曾讀過一首詠史詩，忘記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請你一查，告我為盼!”他根據自己的記憶，寫下《三垂岡》一詩，后經查實，是清代詩人嚴遂成所作。

　　由此可說，毛澤東讀“二十四史”，其實是廣義的說法。配合讀“二十四史”，他時常閱讀《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和宋、遼、金、元各朝紀事本末等史書。在這些書中，先看哪一本，后看哪一本，毛澤東也有一定套路。這從他1962年讀幾本史書的順序可看出些端倪。9月20日，他要《宋史》，工作人員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紀事本末》。11月23日，他要其他各朝紀事本末。11月24日，他又要《續通鑒紀事本末》。由此推測，毛澤東這段時間可能是在研讀《宋史》。在讀《元史》的時候，他明確地說：看完《元史》，再看《通鑒紀事本末》，而后讀《續通鑒紀事本末》。讀“二十四史”和讀“通鑒”、“本末”，在毛澤東看來是一體的，能起互補之效。

　　對“二十四史”，毛澤東讀得比較多的是《史記》、《前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舊唐書》、《新唐書》、《明史》等。有的看了許多遍，像《舊唐書》、《新唐書》基本上從頭至尾都有批注、圈點和勾畫，其中的一些人物傳記，至少看過五遍以上。在不同場合，毛澤東從不回避，甚至有意彰顯他所擁有的像歷史學家那樣的閱讀情懷。

　　1959年5月28日，他送一本《后漢書》給林克，讓他研究歷史，要他讀其中的黨錮傳、董卓傳，讀《三國志》里的曹操傳、郭嘉傳、荀攸傳、程昱傳、賈詡傳、劉曄傳、夏侯淵傳、田疇傳等。毛澤東還對林克說：西漢高、文、景、武、昭較有意思，東漢兩頭均無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讀。

　　1964年5月12日，毛澤東在濟南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工作時，又說：“現在被書迷住了，正在讀《南史》、《北史》。《舊唐書》比《新唐書》好，《南史》、《北史》又比《舊唐書》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盡做壞事。”

　　1965年3月4日，毛澤東在《后漢書》封面上批示，“送陳毅同志閱”，并在封面上還具體寫明要看該書中的陳寔傳、黃瓊傳、李固傳，還批示“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一閱”。1975年，毛澤東已經病魔纏身，仍然堅持讀“二十四史”，有8冊《晉書》的封面上，分別留下他用顫抖的筆跡寫的“1975，8”，“1975，8再閱”，“1975，9再閱”等字樣。

　　“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于一千多年間逐步成書，雖體例大致相同，但史家的編纂背景、個性素養、史識史筆各不相同，各書在史料的準確性，史識的深刻性，史筆的生動性上，也參差不齊。毛澤東讀“二十四史”，不僅讀原著，還習慣評論作者寫法和注家注解方面的短長，并給予史學上的評論。

　　可舉兩例，來體會毛澤東像歷史學家那樣的閱讀旨趣和見解。

　　關于《后漢書》。毛澤東的評價是：“寫得不壞，許多篇章，勝于《前漢書》”，“李賢好。劉攽好。李賢賢于顏師古遠甚，確然無疑”。這里提到的三人，唐代的李賢注有《后漢書》，唐代的顏師古注有《前漢書》(即《漢書》)，宋代的劉攽是治漢史的大家。看得出，毛澤東讀兩部《漢書》，很關注后人的注解。他對顏師古注的《前漢書》，評價不是很高，曾說過：顏師古在注文中剛才講這個字或者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沒有隔好遠，他又重復，然后又重復，甚至重復那么好幾遍。毛澤東稱贊李賢，是因為李賢注《后漢書》，注重搜集大量史料，補充原著的不足。劉攽曾協助司馬光同修《資治通鑒》，專任編修漢史部分，并對《后漢書》作了按語，后附入《后漢書》中。毛澤東讀《后漢書》，顯然注意到劉攽的按語，甚至有可能參照《資治通鑒》中的漢史部分一起讀的，故有所比較，覺得劉攽治漢史，有超過前人之處。

　　關于《三國志》。毛澤東特別推崇裴松之的注。他在一個批語中說：“裴松之注三國，有極大的好處，有些近于李賢，而長篇大論搜集大量歷史資料，使讀者感到愛看。‘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其此之謂歟?譬如積薪，后來居上。章太炎說，讀三國要讀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的確，西晉陳壽寫《三國志》后，不斷有他未用過的史料發現。南朝宋代裴松之廣泛地搜集這些新史料來注釋《三國志》，所注文字數量，幾與原文等同，引用魏晉人著作達200多種。

　　記錄和反映毛澤東閱讀、批注、評論、運用“二十四史”的著述已出版不少。有他留下的讀“二十四史”的批注、圈點和勾畫，如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檔案館整理出版的《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毛澤東批注二十四史》;有身邊工作人員或其他當事人寫的大量回憶，以及研究者編撰的各種書籍，如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張貽玖《毛澤東讀史》、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以及蘆荻的一些回憶文章;更有人們熟悉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各種專題文獻集，其中有不少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引用和評論。

　　毛澤東閱讀、批注、評論、運用“二十四史”，所傳達的遠不是一般史家的胸懷，而常常是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論家的鮮明立場。他的讀史立場，突出體現在以下方面。

　　二、階級史觀線索

　　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史觀，是毛澤東理解中國歷史發展運動基本線索的一把鑰匙。

　　從毛澤東在三個不同時期對中國歷史的整體評述，可知他一以貫之的階級史觀。

　　1926年5月至9月，毛澤東主持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學員講授“中國農民問題”等課程。據保存下來的學員聽課筆記，毛澤東對中國歷朝興衰作過以下分析：

　　秦朝末年，陳勝吳廣不堪其苦，遂輟耕而嘆，揭起義旗，他們純粹是代表農民利益者。同時有漢高祖項羽等皆起兵討始皇，結果漢高祖勝，項羽等失敗。高祖雖為地主階級，但他勝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時，即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悅。項羽入關，粗惡無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陽便大焚秦之故宮，遂大失地主階級之信仰，此其失敗之主要原因也。……均田制是王莽時倡的，可見他注意到農民問題了。因為農民問題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節制田地。地主階級見王莽所行的政策，諸多不利于己，欲尋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劉秀遂于是時起來了。倡人心思漢，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蓋因王莽代表農民利益，不得地主階級擁護，劉秀則代表地主階級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勝利。唐末黃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階級利益，被地主們宣傳為強盜、無惡不作，遂失敗了。

　　毛澤東此時的認識，還不像后來那樣明確和深刻，表述上也還有邏輯不甚清晰之處，但這畢竟是他直接用階級分析方法來評說中國歷朝興衰的集中實例，或者說是他的階級史觀的較早表述。他當時的主要認識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階級的政治;歷朝皇權的更替，都是“代表農民的利益”和“代表地主的利益”兩種力量斗爭的結果;失敗者常常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成功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或靠代表農民利益起事，隨后又去代表地主利益了。在大革命時期，如此表述歷史觀，和毛澤東著眼于農民運動這個現實需要有關。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把他的上述歷史觀表達得更為明確，也更有理論深度了：

　　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斗爭停息以后，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

　　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的那段論述，更多的是以宣傳家和鼓動家的身份來表達自己的歷史觀;這段論述，則主要以理論家的身份來說明自己的歷史觀，使用的也是相當規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概念。毛澤東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幾乎是在同時，說明當時他論述中國歷史演變規律，和他從理論上思考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是互相聯系互為補充的。

　　到了晚年，毛澤東立足于階級史觀來讀談“二十四史”的立場，越發鮮明強烈。凡被“二十四史”當作“賊”、“匪”、“盜”、“寇”來描寫的歷代農民起義及其領袖人物，毛澤東都給他們以很高的歷史地位。他比較喜歡看人物傳記，包括農民起義領袖的傳記。陳勝、吳廣、張角、張魯、王仙芝、黃巢、李自成等的傳記，他是常要看的，而且看得很細。讀《舊唐書•黃巢傳》，還特意畫了一張黃巢行軍路線圖。

　　1964年，毛澤東寫《賀新郎•讀史》，以詩論史，把他立足于階級史觀立場讀“二十四史”的感受，作了更加精煉和鮮明的提示：

　　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屩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

　　“二十四史”的內容，以“幾行陳跡”一言蔽之;“五帝三皇”的內容，以“騙了無涯過客”一言蔽之;階級史觀的內容，以“彼此彎弓月”一言蔽之;數中國歷史上的風流人物，畢竟要從盜跖、莊屩、陳勝、吳廣這些底層造反者說起。

　　三、國家民族立場

　　毛澤東讀“二十四史”，常常帶著濃厚的情感，關注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和國家的統一，關注中國歷史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創造發展。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雖不斷經歷統一和分裂的斗爭，但總體上傾向于統一。對此，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有過整體的評價。1975年5月30日，他讓蘆荻給他讀《晉書》、《南史》、《北史》中的一些人物傳記，隨后發表評論：我們的國家，是世界各國中統一歷史最長的大國。中間也有過幾次分裂，但總是短暫的。這說明各族人民熱愛團結，維護統一，反對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壽，就是傾向統一的，他的父親也是搞歷史的，也是這種觀點。這父子倆的觀點，在李延壽所寫的《序傳》中說得十分明白。

　　毛澤東不僅鮮明表達國家統一立場，還提出對歷史上的某些分裂局面，也應該從促進國家發展和促進中華民族實現更深刻統一的角度，作辯證分析。對漢末以降幾百年的動亂和分裂，史家評價不一。毛澤東的看法則別具一格。1975年6月18日，他同蘆荻具體談到對魏晉南北朝歷史的看法，其立足于國家民族立場的讀史情感，展露無遺：

　　漢武帝以后，漢代有幾個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東漢末年，儒家獨尊的統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國，出了多少軍事家、政治家啊!漢末開始大分裂，黃巾起義摧毀了漢代的封建統治，后來形成三國，還是向統一發展的。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司馬氏一度完成了統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時候打下的基礎。諸葛亮會處理民族關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較好，獲得了少數民族的擁護。這是他的高明處。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的廣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開發，生產技術普遍提高了。這是經濟上的發展。許多少數民族，紛紛入主中原后，戰亂頻仍，南北對峙，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組合中穩定了，文化也交流了，豐富了。謝安文韜武略，又機智又沉著，淝水之戰立了大功，拖住桓溫也立了大功，兩次大功是對維護統一的貢獻。桓溫是個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當皇帝。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果漢代只有僵化的經學，思想界死氣沉沉。魏晉南北朝時代是個思想解放的時代。

　　此番論述，有史有論，高屋建瓴，不能不說眼光獨到。

　　正是基于國家民族立場，毛澤東一向主張為歷史上擔受罵名的商紂王、秦始皇和曹操三人“翻案”。

　　關于商紂王。毛澤東多次談到，他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

　　關于秦始皇。毛澤東1958年11月在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多次講：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了中國，統一了原來各國的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變分封制為郡縣制。這些事關中華民族興盛的大事，能說不是好事嗎?秦始皇還在陜西關中開鑿了有名的鄭國渠，長三百余里，可灌溉農田四萬余頃，直接于生產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國也因此富強起來，能說這不是好事嗎?

　　秦始皇最受詬病的有兩點，一是焚書坑儒，一是專制獨裁。對這兩點，毛澤東認為“當然是壞事”，但也主張作些分析。他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把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給挫折了，但也不是什么書都焚，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書，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秦始皇有獨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統一領導的一面，二者有區別又有聯系，高度集中統一是統一中國取得成功的積極因素。秦始皇看準全局情況后，善于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來，有很大的決心和氣魄，敢于力排眾議，不聽那一套動搖軍心的話。

　　關于曹操。毛澤東推動為曹操平反，也是看重他在天下割據大亂之時統一北方、改革時弊、發展生產方面的貢獻。西晉陳壽《三國志》推崇曹操，明朝羅貫中《三國演義》貶損曹操。對此毛澤東多次作過分析。1958年11月20日，他在武漢同陶魯笳等人談到：《三國志》是把曹操看作歷史的正面人物來敘述的，而且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國演義》把曹操寫成奸臣，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曹操統一北方，創立魏國，抑制豪強，實行屯田，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和發展，是有功的。那么，這個“冤案”是怎樣造成的呢?毛澤東認為源于封建正統觀念。他1959年2月同林克談到：《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不是繼承司馬光的傳統，而是繼承朱熹的傳統。南宋時，異族為患，所以朱熹以蜀為正統。明朝時，北部民族經常為患，所以羅貫中也以蜀為正統。

　　四、批判分析方法

　　所謂批判分析，是指不是書上寫什么就信什么，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基于這種閱讀立場，毛澤東對“二十四史”所寫內容，總體上表現出兩個方面的強烈不滿。

　　第一個不滿，是“二十四史”所寫內容顛倒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把歷史寫成了帝王將相的歷史，而真正創造歷史的人民群眾卻失去了應有的位置。他1975年同蘆荻談話時明確表示：在“二十四史”里，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情形，大多只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歪曲地寫了進去，這是最不符合歷史的。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提倡文藝創作要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讓人民群眾占據歷史的中心位置，所針對的，就是“二十四史”這種帝王將相的歷史文化觀和歷史敘述理念。

　　第二個不滿，是認為即使寫帝王將相，“二十四史”的許多描述也很不可靠。在1975年同蘆荻的談話中，毛澤東舉了不少例子來表達此意：

　　一部二十四史，寫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書里都有。像《史記•高祖本紀》和《漢書•高帝紀》里，都寫了劉邦斬白蛇的故事，又寫了劉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氣，這一切都是騙人的鬼話。而每一部史書，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關系到本朝統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寫，也不敢寫。如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陳橋驛，竟發動兵變，篡奪了周的政權。《舊五代史》卻說他黃袍加身，是受將士們“擐甲將刃”、“擁迫南行”被迫的結果，并把這次政變解釋成是“知其數而順乎人”的正義行為。同時，封建社會有一條“為尊者諱”的倫理道德標準，必是皇帝或父親的惡行，或是隱而不書，或是把責任推給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檜主和投降，實際上主和的責任不全在秦檜，起決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趙構，這在《宋史•奸臣傳》的《秦檜傳》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不過，毛澤東并不因自己的這兩個“不滿”，就反對讀“二十四史”。事實上，也只有熟讀精讀，且分析批判，才能提出不滿其顛倒歷史和虛假描述的理由和依據。1966年8月28日，毛澤東接見當時的《人民日報》負責人，談到紅衛兵抄家把古書都燒光了，說：“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將相的書。不讀‘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將相是壞的呢?”1975年在同蘆荻的談話中，他說得更清楚：“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就是形而上學。不讀，靠什么來了解歷史呢?反過來，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作證實的信條，那就是歷史唯心論了。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

　　五、古為今用目的

　　毛澤東不是職業的歷史學家。他讀史，除個人興趣，主要是為了以古鑒今，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這是毛澤東的一個長處和優勢。他時常從歷史中獲得靈感，提出適合今日需要的對策;也從古人的失敗中得出教訓，以免今日重蹈覆轍。他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論，不光停留在“知其然”，還力求“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認識和把握歷史規律。毛澤東喜歡把“二十四史”中一些他覺得有意義的人物傳記，送給其他中央領導人閱讀，有樂趣共享，有史識共鑒，有經驗共取，有教訓共勉，也都是為了古為今用。

　　毛澤東把歷史讀活，把歷史與現實聯系起來古為今用的立場，撮其縈縈大者，可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關注古代經濟社會的發展經驗。比如，他讀到《史記》記載蕭何曾經實行“耕三余一”的政策，就思考：“那個時候能夠做到這一點，可能是因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現在我們的東北，有些地區也還可以種兩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糧食來。但是，全國現在很難做到‘耕三余一’，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漢書》里讀到漢武帝曾經沿汾河乘樓船到聞喜一帶，就感慨地說：可見當時汾河水量很大，現在汾河水干了，我們愧對晉民呀!由此他贊成“引黃濟汾”的工程計劃。

　　二是研究歷代戰局、戰略、戰役材料。毛澤東對史書上記載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尤感興趣，批注最多，評論也最多。諸如《史記》所載楚漢成皋之戰，《后漢書》所載劉秀指揮的昆陽之戰，《三國志》所載袁曹官渡之戰，曹孫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晉書》所載謝安、謝玄等人指揮的淝水之戰，這些大戰，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制人，因而取勝。毛澤東讀之，批注有加，在論著和談話中經常引用。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戰爭，也是長期處于弱勢地位，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格外有用，體會也很深。毛澤東讀專業兵書并不很多，其軍事知識和戰略戰術，既源自實踐，也多從讀史得來。

　　三是看重記敘亂世和反映人才輩出的內容。毛澤東早年在讀《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就表達過這種讀史興趣：“吾人覽史時，恒贊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延安時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派到延安任聯絡參謀的徐復觀，曾向毛澤東請教如何讀歷史，毛澤東的回答是：“中國史應當特別留心興亡之際，此時容易看出問題。太平時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應特別留心法國大革命。”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史記》、《三國志》、《南史》、新舊《唐書》、《五代史》等批注較多，也應是這個緣由。比如，他讀《舊五代史》卷26《唐書•武皇本紀》下，其中說到李克用解朱全忠合圍晉陽城之危的情節，就批注說：“沙陀(少數民族的沙陀部，代指唐朝晉王李克用，作者注)最危急之秋，亦即轉守為攻之會，世態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亂世之際，“事態百變”，總有經驗可循;亂世之際，“人才輩出”，更說明時勢造英雄的規律。毛澤東喜歡讀此類史書，說明他注重總結歷史發展中的治亂規律，注重思考人才培養鍛煉規律。1969年夏夜，他在武漢讀《南史•陳慶之傳》，興奮批注，“再讀此傳，為之神往”，表達的就是這種讀史心境。

　　四是汲取古人積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這方面的內容，最能方便古為今用，用起來也很具體。諸如，讀《史記•陳涉世家》，他認為陳勝率先起義卻很快失敗，原因在背故舊、用小人這“二誤”;讀《漢書•元帝紀》，他提出漢元帝靠儒學治國，是“衰國之君”;讀《后漢書•陳寔傳》，認為陳寔鼓勵小偷重新做人，說明“人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讀《三國志•袁紹傳》，結論是袁紹多端寡要，“得計遲”;讀《北史•王建傳》，批注王建是個庸人，“不懂政治”;讀《舊唐書•高祖本紀》，提出李淵“遇事無斷制”;讀《舊唐書•李百藥傳》有關李世民的內容，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讀《新唐書•姚崇傳》有關評論姚崇、宋璟兩位名相的治國之策，批注“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讀《南史•韋睿傳》，批注達24處之多，稱道韋睿領兵打仗“善守”、“將在前線”、“敢以數萬敵百萬，有劉秀、周瑜之風”。除了贊賞韋睿的軍事才能，毛澤東更看重的是韋睿“不貪財”，遇功不爭，遇事敢擔當，能夠團結干部，善于“躬自調查研究”，是一位“勞謙君子”，因而“仁者必有勇”等等，結論是：“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

　　古為今用的讀史目的，實際上就是著眼于現實，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借鑒治國理政方法。

　　毛澤東說過五句話，反映出他為什么如此酷愛讀“二十四史”，以及他讀史的收獲所在。第一句是1920年12月給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說的，“讀歷史是智慧的事”;第二句話是1958年1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的，“讀歷史的人不等于是守舊的人”;第三句話是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第四句話是1964年1月會見外賓說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善于學習歷史的”;第五句話是1964年7月會見外賓說的，“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

　　這五句話，傳達出毛澤東的讀史理念，也反映了他一生的讀史情狀。或因太過閱讀歷史和熟悉傳統，毛澤東有時會受到一些負面影響，對此也應承認，不必回避。但用上面這五句話來揭示毛澤東和“二十四史”的關系，總體上卻是符合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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