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史與用史
唐洲雁
一、學習歷史:毛澤東一生的愛好
毛澤東自己說過,他讀了6年孔夫子,從8歲起開始讀私塾,讀的大多是四書五經,其中也有不少歷史書籍。據考證,毛澤東最早讀過的歷史書大概應該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簡易讀物——《綱鑒易知錄》,由此開始了他對中國歷史的啟蒙教育。
真正讓毛澤東對歷史感興趣的,是中國民間廣為流傳的歷史小說。早年他有兩年時間輟學在家務農,幾乎讀遍了當時山鄉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古典文學,如《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精忠岳傳》、《隋唐演義》,等等。這些文學作品,為他打開了歷史知識大門,也引發了他的思考。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這些書里面都沒有中國的普通老百姓?
16歲的時候,毛澤東走出韶山,到鄰縣湘鄉的東山小學堂讀書。在那里,他讀到了《新民叢報》,開始了解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是對梁啟超,他一度十分崇拜。
大家知道,湘鄉是曾國藩的故鄉。在此前后,青年毛澤東認真研讀過《曾文正公家書》和《曾文正公日記》,接受了被曾國藩發揚光大的湖湘文化的影響。從湘鄉來到長沙,特別是到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習后,毛澤東的歷史知識大為長進。那時候他有一個老師叫袁仲謙,留著一臉大胡子,對毛澤東非常欣賞,給他推薦了許多歷史書籍,像《御批通鑒輯覽》、《資治通鑒》、《讀史方輿紀要》,以及各朝各代的《紀事本末》,等等,都是在此期間讀到的。在他的讀書筆記《講堂錄》中,記錄了許多中外歷史人物的事跡。
從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澤東特別推崇張良、嚴子陵、范仲淹等歷史名人。在一師全面而系統的學習中,他打下了較堅實的史學基礎,具有了較深厚的國學功底,并且開始以史論今,針砭時弊。
從一師畢業以后,毛澤東留在附小當主事,后來又辦過文化書社、自修大學。在此期間,他比較系統地讀到湖湘文化的宗師王夫之的書籍,在接受他的哲學思想影響的同時,也接受了他的史學理論。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曾評價說:“在中國思想史上,夫之的史學創建是破天荒的。”
毫無疑問,毛澤東學習歷史,是為了改造現實,而不是為了成為一名純粹的歷史學者。從井岡山時期開始,每當轉戰到一個新的地方,他都特別注意調查當地的歷史地理情況,了解風土人情,查閱地方史志,作為決策的依據。
到了延安之后,有了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毛澤東又開始大量閱讀各種書籍,包括歷史書籍。1936年,他專門致電在西安的李克農,要他代購整套《中國歷史演義》,以及包括《四庫全書》在內的大量歷史書籍。這些書,他后來親自批注過的就有1300多種。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務、政務都很繁忙,但毛澤東讀史的愛好一如既往。他個人藏書就達8萬多冊。除大量閱讀自己收藏的書籍外,他還走到哪、借到哪、讀到哪。據北京圖書館的記錄,從1949年到1969年,毛澤東共借書6000多冊,其中歷史書籍所占比重最大。他不僅對《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正史極其重視,對野史、地方志,像《中國歷代通俗演義》,以及明清筆記小說等,也都十分愛讀。
我們單位保存了一份毛澤東1959年外出時所帶書籍的清單,其中歷史書有標點本《史記》、《資治通鑒》和大字本《二十四史》全部,還有關于《老子》的書等十幾種,以及《荀子》、《韓非子》、王充的《論衡》、張載的《張氏全書》、明清之際王夫之的《讀通鑒論》、清人趙翼的《二十四史札記》、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十批判書》、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等等。毛澤東讀史之多、之廣、之雜,由此可見一斑。
毛澤東讀史的涉及面雖然很廣,但重點是中國歷史的經典著作,可謂百讀不厭。光《資治通鑒》,他就讀了17遍,并稱贊該書敘事有法,寫得好。對貫通中華民族4000年歷史的權威性史籍《二十四史》,他不僅全部通讀,而且對許多卷冊都反復閱讀。據查,從1952年到1976年,他對《二十四史》的閱讀從未間斷,在許多卷冊的封面上,都留有他的圈點符號和批注,少則一兩個字,多則幾百乃至上千字。1997年11月江澤民主席訪美時,曾將《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作為禮物贈送給美國哈佛大學,并在演講中指出:“毛澤東先生一生對二十四史做過許多評點和批注,為認識中國歷史和吸取歷史經驗,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
晚年的毛澤東雖重病纏身,并患有老年性白內障,視力嚴重衰退,但仍以超乎尋常的毅力讀書讀史。在他的臥室,到處是書,連床都被書占去一半。據記載:1975年8月至9月,毛澤東兩次重讀《晉書》;1976年初,他讀英國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1976年8月26日,他再次讀宋人洪邁的《容齋隨筆》,這是他生前讀的最后一部書。此時離他逝世僅有24天。真可謂生命不息,讀史不止。
二、不但愛讀中國歷史,而且愛讀世界歷史
毛澤東讀史,不只是讀中國的,同時也讀外國的,特別是對西方列強的歷史,他常讀不懈,了然于胸。毛澤東讀世界歷史,最早始于東山小學時期。那時候他從同學那里借到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傳》,從此對彼得大帝、拿破侖、華盛頓、富蘭克林、林肯等世界歷史名人崇拜無比。
毛澤東比較集中地讀到世界歷史,是他到長沙求學之后不久。當時他對傳統的教學方式不感興趣,輟學半年,專門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讀書,這是他史學知識快速增長的關鍵時期。讀累了的時候,他經常站在圖書館的一幅世界地圖前,從那里去找中國,去找湖南,發現許多過去認為了不得的地方,在這里都顯得十分渺小,由此開始慢慢樹立起自己的世界眼光、歷史眼光。
從一師畢業后,毛澤東曾經兩到北京,在這個新文化的中心,他不僅接觸了來自美國的新思潮,而且接受了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對世界歷史的大勢也有了一個大致的把握。回來之后,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開始像模像樣地點評起國際形勢和世界歷史。
對于外國歷史,毛澤東最重視的無疑還是俄國革命史和聯共黨史。1949年底出訪蘇聯期間,他比較集中地看了《彼得大帝》、《拿破侖》等十幾部歐洲歷史人物傳記影片。斯大林知道后評價說:“毛澤東真聰明,有空就看人物傳記片,這是了解歷史最簡捷的辦法。”
回國以后,毛澤東十分重視學習蘇聯共產黨執政和建設的歷史經驗。1953年10月,毛澤東寫信囑咐中辦主任楊尚昆,要求將《聯共黨史》中的六條結束語印發給中央有關領導和來京參加會議的代表,請他們“閱讀、研究,可能時還加以討論”。毛澤東讓廣大干部研究國際共運史尤其是聯共黨史,目的就是要汲取蘇聯的經驗教訓。
西方的歷史,毛澤東最熟悉的,應該說還是法國近代史。而在法國近代史中,他最感興趣的又要算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最喜歡談論的歷史人物是拿破侖。據粗略統計,從1910年到1973年,毛澤東讀到和談及拿破侖,不下40次。
毛澤東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的熟悉程度,讓一些法國人也感到驚訝。曾擔任過法國駐華大使的馬納克回憶:“毛澤東對法國18世紀以來的歷史,對于法國革命,對于19世紀相繼進行的革命,對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認為法國革命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性運動的起點。此外,他對波拿巴特別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細節問題。”比如像拿破侖是死于胃潰瘍還是胃癌這樣的問題。
西方國家的歷史,毛澤東最感興趣的當然還是美國歷史。這跟他早年學習的主要還是美國歷史書籍有關。他對美國獨立戰爭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有一定的了解,林肯、富蘭克林等人甚至是他一輩子崇拜的偶像。他后來在延安與斯諾和其他美國記者,以及美軍觀察組大談美國的歷史和政治制度,讓這些美國人都大為吃驚,嘆服不已。
到了晚年,毛澤東對美國的歷史仍然十分關注。為了研究美國的歷史,他曾讓人從北京圖書館借閱美國歷史學家卡曼和施里特合著的《美國全史》等書。并特別叮囑工作人員,借歐美的歷史書,既“要有馬克思主義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可以說,毛澤東對美國歷史以及美國政治制度的了解,對他后來下決心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不無關系。
三、毛澤東讀史的方法
毛澤東讀史,兼收并蓄,但并不是食古不化。他以其淵博的學識、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分析概括能力,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讀史方法。
一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毛澤東讀史時運用最多的方法。他最反對死記硬背,也從不迷信史籍,更不拘泥于前人的結論,而是把人物、事件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從國家、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實事求是地加以評價。例如他對孔子的有教無類、因人施教深表贊同,認為今天我們教書育人也要參考孔子的經驗。但他又認為:“孔夫子的教學也有問題,沒有工業、農業,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這不行。”詩人臧克家深有體會地說:“毛澤東學習古人的長處,又不受古人的局限,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終于形成個人獨特的風格。”這種“獨特的風格”,就是繼承之后的創造性發展。
二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毛澤東讀史籍,常常是在一段時間內讀幾部內容相關的書,互相參照,互相對比,力求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通過比較來找出歷史的真相。例如1957年12月,他請工作人員找來各種版本的《朱子》,閱讀比較達幾個月。1962年,他讀完《元史》,再讀《資治通鑒》,而后看《通鑒紀事本末》,認為這樣對比著讀,才能把一些問題和歷史搞清楚。
在各種書籍的參照比較中,毛澤東非常注意正反比較。比如在讀《二十四史》時,他把一些奸臣、叛臣的傳記,如新、舊《唐書》中的安祿山、史思明傳;《宋史》中的《奸臣傳》(秦檜);《明史》中的《奸臣傳》(嚴篙)等,都在封面上專門標出卷、冊、姓名,有的還在名字前畫了圈。他說,看這些人的傳紀,一要看他們的奸法和壞法;二要和其他傳記參照看,弄清楚每項歷史事件的原委,分清責任,不能只聽一面之辭。
三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毛澤東學習古代的歷史是為了解決今天的問題,學習外國的歷史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問題。例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從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的特點,找到了一條建立農村根據地,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斗爭道路。這些都是他在研究了古今中外大量歷史事件后,并結合中國的實際而得出的。如果僅僅是教條地學習世界革命史,照搬蘇俄的經驗,而不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條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四是學以致用,理論聯系實際。毛澤東提倡讀書,要求“全黨都要學一點歷史”。但他歷來反對讀死書,死讀書。他說:死讀書的辦法只能摧殘人才,凡是有所作為的人才,沒有一個是用死讀書的辦法培養出來的。他經常批判趙括的“紙上談兵”;非常贊賞司馬遷、徐霞客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做法。
四、不僅酷愛讀史,而且善于用史
恩格斯曾經說過: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任何一個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歷史”。毛澤東正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通過讀史,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又把這種歷史觀作為思想武器,運用到實踐中去,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步,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1.他通過對整個中華民族5000年歷史的學習和運用,論證了馬克思社會形態學說的科學性,指出中國的歷史也是從原始社會發展到今天,走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道路。對這一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發展共性的揭示,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2.他通過對中國近代史的學習和運用,進一步揭示了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和主要矛盾,從而為確定中國革命的任務、目標,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指明了正確方向。
3.他通過對中國戰爭史,特別是農民戰爭史的學習和運用,從中汲取豐富的養料,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毛澤東對武裝斗爭重要性的認識,來自于他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狀況的深刻認識。他特別注意總結近代中國的歷史經驗,尤其是國民黨的斗爭經驗。他認為“辛亥革命后,一切軍閥,都愛兵如命,他們都看中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孫中山和蔣介石也很注意搞武裝斗爭,蔣介石更是“創造了國民黨的全盛的軍事時代”。我們搞武裝斗爭,就“是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
找到武裝斗爭的方法,還必須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毛澤東特別注意總結歷史上農民戰爭的經驗教訓,認為中國農民戰爭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沒有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強調“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在交通和技術進步的今日而企圖用流寇主義獲得勝利,更是毫無根據的幻想”。
4.他通過對古今中外著名戰例的學習和運用,形成了一系列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等重要軍事著作中,毛澤東認真研究了中外歷史上許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如晉楚城濮之戰,齊魯長勺之戰,楚漢成皋之戰,韓信破趙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外國的有拿破侖的多數戰役,十月革命后的蘇聯內戰等。他從中總結出一系列重要的戰略戰術原則,如“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疲我打”;“后發制人”,等等。可以說,毛澤東卓越的軍事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長期的歷史學素養和對于中國歷代軍事史的學習和運用。
5.他通過對中國歷代王朝更迭興替的經驗教訓的總結,豐富了黨的建設思想。
首先是在批判改造古人“實事求是”命題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其次是針對歷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強調要改造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克服農民階級的歷史局限性,提出從思想上建黨的原則。
再次是在黨的作風建設方面,多次強調要汲取農民起義軍“勝則驕、敗則餒”的經驗教訓。他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非常重視,曾經要求在黨內印發。1944年,他又致信郭沫若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正是在深刻進行歷史反思的基礎上,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務必”的思想。
6.他通過學習和運用歷史,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經驗教訓。
1959年,為糾正“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毛澤東反復向各級領導干部講《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和郭嘉的故事。3月2日,他在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是借郭嘉的事來講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要多,但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4月,他在上海會議上,他又向與會者推薦讀《郭嘉傳》。7月,他在廬山會議期間,同周小舟等再次講起郭嘉的故事,并說:“世上沒有先知先覺,沒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劉伯溫。無非是多謀善斷,留有余地。”毛澤東反復談論郭嘉,與總結和解決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有關,反映了他希望廣大干部改進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克服經濟困難的良苦用心。
為了進一步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又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起了劉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故事,他說:“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利了,項羽敗了,這不是偶然的。”因為項羽聽不進別人的意見,而劉邦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臺的。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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