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嚴重經濟困難，毛澤東三次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自1958年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高指標和“共產風”盛行，經濟失衡、市場緊張等問題不斷暴露出來，再加上全國許多地區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到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

　　這些情況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沒有料想到的。在如此嚴峻的形勢面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一致意識到，原來的許多認識并不符合客觀實際，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客觀實際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號召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后，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調查研究是為了摸清實際情況，從實際出發。所以，毛澤東又說：“現在我們看出了一個方向，就是同志們要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了。”

　　在隨后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提出要搞調查研究。他說：希望今年這一年，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還強調：要在實際中去調查，在實踐中才能認識客觀事物。

　　1961年1月，毛澤東30年前寫的《調查工作》一文被發現，他十分高興。這篇文章反對從本本出發，強調向實際情況做調查，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論斷。1月20日，毛澤東囑咐田家英將這篇文章分送陳伯達、胡喬木各一份，并要求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帶一個調查組，去搞農村調查。

　　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第三次講調查研究問題。他說：《關于調查工作》這篇文章的中心點是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要做調查研究，做典型的調查研究。“現在我們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沒有具體措施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3月23日，在會議閉幕的當天，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此信發出后，進一步推動了調查研究之風的興起。

　　為了摸清農業情況并制訂“農業六十條”，中央領導同志分赴各地調查

　　1961年，毛澤東在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后，為了了解農村的現狀和問題，

　　他親自組織了由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擔任組長的三個調查組，用10天到15天的時間，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蹲點調查。三個調查組最后會集廣州，向毛澤東報告調查情況。

　　1961年1月下旬，毛澤東離開北京到達杭州，開始指導三個調查組的工作。按照毛澤東的要求，調查人員都住在農民家里，并調查了一個好的生產隊和一個不好的生產隊。毛澤東在杭州聽取浙江調查組和浙江省委負責人的匯報。通過浙江調查，毛澤東對兩個問題有了比較明確的意見：一是社、隊規模要劃小，生產小隊的權力要擴大;二是食堂要多種多樣，有的人也可以不參加食堂。隨后，毛澤東到長沙，聽取湖南調查組和湖南省委負責人的匯報，集中討論的仍然是公社體制和食堂這兩個問題。廣東調查組向毛澤東報送了《廣東農村人民公社幾個生產隊調查紀要》，指出：“公社各級的關系，在解決了自上而下的刮‘共產風’問題以后，似乎應當注意更適當地解決隊與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在分配問題上的某些平均主義。”這個意見受到毛澤東的重視。

　　就沿途的調查中，毛澤東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1960年中央向全黨發布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盡管解決了一些問題，但只是一些原則性意見，不夠具體。要解決農村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必須搞一個詳細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毛澤東到廣州后，召集三個調查組組長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農業部部長廖魯言等開會。在討論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時，他用更明確的語言指出：“如果社、隊劃小以后，大隊與大隊之間的平均主義解決了，現在還存在兩種平均主義沒有解決，一個是小隊與小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一個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平均主義。”(本期《黨的文獻》刊發的《一九六一年的全黨調查研究》(以下引文除特別注明外均見本期《黨的文獻》)。他在給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信中，又特別強調說：“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解決兩個平均主義問題，成為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指導思想，也是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指導思想。

　　3月22日，廣州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并決定發給全國農村黨支部和人民公社全體社員討論。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給全黨同志的信。信中指出，在農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一，在分配上，生產隊和生產隊之間，社員和社員之間，都還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平均主義現象。第二，公社的規模在許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對生產大隊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產大隊對生產隊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級的民主制度不夠健全。第五，黨委包辦公社各級行政的現象相當嚴重。這五個問題的提出，是毛澤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之后，中央領導同志和各級領導干部，在調查研究中形成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之后，中央領導同志分別帶著“六十條”草案，集中一個主題，深入基層，征求意見。在有的地方，甚至是一條一條地念給農民聽，請農民提意見。

　　4月中旬，毛澤東在指導調查組調查時，接到胡喬木寫來的《關于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報告在列舉公共食堂種種問題之后說：“大多數食堂勢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損失，反而對整個工作有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頁。)這是毛澤東收到的第一個主張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他立即指示印發湖南三級干部會議和轉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作為研究和解決公共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

　　在這些調查的基礎上，中共中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形成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給制;二是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愿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后一條修改，實際上也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有關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下鄉等決策，也是在詳細的調查研究基礎上做出的。

　　中央工作會議前后，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毛澤東認為，若要調動農民對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并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幾年大量增產農產品，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就要以生產隊為基礎，“非走此路不可”。9月26日，他在從武漢回京途中，在河北邯鄲聽取了河北省委、山東省委負責人的匯報，并同他們討論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過了三天，毛澤東寫信給中央常委及有關同志，明確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也不知是誰地誰人發明了這個‘三包一獎’的胡涂辦法，弄得大小隊之間，干群之間，一年大吵幾次，結果瞞產私分，并且永遠鬧不清。據有些同志說，從來就沒有真正實行過所謂‘三包一獎’。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10月4日，毛澤東又寫信給鄧小平、彭真，要他們通知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到北京來談一談，“使這個‘隊為基礎’的大問題，弄個明白”。“如大家同意進行調查，使省、地、縣三級在兩個月內都有所醞釀，十二月就可作出決定。”為解決這個帶有關鍵性的問題，毛澤東再次派田家英率調查組赴山西長治地區做農村調查。經過調查，證明毛澤東提出的以隊為基礎的意見是正確的。11月23日，毛澤東在將一份報告批轉給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參考時強調指出：“認真調查研究，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

　　在全黨調查研究基礎上，毛澤東委托田家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這個指示，經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討論通過后，于1962年2月13日發出。經過認真調查研究后做出的將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的決定，是調整人民公社體制的重大舉措?？傊?，《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制定，對于克服農村的困難，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村經濟起了很大作用。

　　為了摸清工業情況并制訂相關條例，中央領導同志又分赴各地調查

　　1961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于8月到廬山去開，主要討論工業問題、城市整風問題。在農業情況初步摸清，采取了比較正確的對策，農村困難狀況開始有所好轉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領導同志將調查研究和調整工作的重點從農業轉到工業方面，并進行了一系列工業方面的調查。

　　為解決工業生產出現的嚴重問題，扭轉東北以至全國的工業生產狀況，周恩來在1961年期間分別赴東北和華東兩地調研工業情況。一次是2月下旬專程到沈陽做調查研究，聽取中共中央東北局匯報煤炭工業生產等情況，與東北局領導談話，給東北局和遼寧省的司局級以上干部作報告。這次調研回京后，他又找國務院各相關工業部門的負責人了解工業和交通狀況。另一次是7月中下旬，周恩來又到上海就鋼鐵工業等問題進行調查。在這次調查中他提出：上海生產有潛力，有條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決時，中央可以幫助。下半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對國防工業和尖端科學技術的規劃上，在調研的基礎上，他于8月12日提出了中國原子能工業的發展要求：科學研究、尖端技術，要循序而進，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礎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驟和秩序。應當有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志向，分階段地、一步一步地登，總是可以上去的。(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425、427頁。)在他的提議下，中央成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加強對國防工業的統一領導。

　　為了解森林工業的發展情況，7月中旬至8月上旬，劉少奇在黑龍江和內蒙古林區的森工企業調查了近一個月。為了解手工業的發展情況，朱德到河南、四川、陜西、河北等地調查。

　　在一系列調查的基礎上，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廬山舉行。會議討論通過了“工業七十條”。為了闡明“工業七十條”的主要內容和意義，會議還作出《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簡稱“工業八條”)。其中指出：“為了有效地進行調整工作，必須下最大的決心，把工業生產和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降下來，降到確實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會后，“工業七十條”下發試行，對整頓工業企業，恢復和建立正常的生產秩序，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對轉變黨的作風，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直接的推動作用。這次系統的調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特殊風和生產瞎指揮風。毛澤東的號召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帶頭作用，使廣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風重新回到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軌道上來，并根據各地的實際，作出科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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