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時期，關于毛澤東是否是獨裁者的爭論頗為激烈，雙方各有自己的主張和理由。其實，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算是舊話重提。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林彪在其政變綱領中，咒罵毛澤東是獨裁者。海外出版的書刊，稱毛澤東獨裁專制、獨裁專橫、獨裁暴政者亦不在少數。現今輿論界的一些活躍人士，因襲以往說法，也給毛澤東戴上了獨裁者的帽子。那么，毛澤東是否是真正的獨裁者?回到歷史的現場，還原歷史的真相，答案自然是清楚的。

　　獨裁者以專制政體為支撐，毛澤東致力于民主政體建設。獨裁與專制相伴隨，與民主相背離。在專制政體之下，個人擁有絕對權力而又缺乏有效制約，容易走向獨裁;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存在所謂分權、制衡與監督機制，似乎難以形成個人獨裁局面，但卻是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左右政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致力于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正式建立，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國家的一切重大事項均由全國人大決定，使毛澤東在重大事項上獨裁已無可能。就具體領導體制而言，毛澤東推崇集體領導，要求實行民主集中制。“高饒事件”之后，他明確表示“反對個人獨裁”，要求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原則。1958年1月，毛澤東提出的所謂“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如果僅從字面上來看，容易產生誤解。其實，“大權獨攬”是指主要權力集中于中央和地方的黨委集體，而不是集中于毛澤東個人。1959年4月，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仍強調：權力集中于常委和書記處，表明黨的核心權力掌握在集體手中。集體領導制度的推行，也就排除了在政策制定、權力配置、資源分配過程中毛澤東個人獨裁的可能。應當指出，民主集中制所強調的集中是建立在多數人的想法或主流民意基礎之上的集中，并不等同于獨裁。毛澤東曾有過集權的傾向，但集權并不意味著獨裁。事實上，對于后發外生型國家來說，現代化起步階段的集權是必要的，既有利于建構穩定的社會秩序，也有利于集中國家資源以求短期內贏得較高的發展速度。

　　獨裁者信奉權力至上，毛澤東并不留戀權力。獨裁者之所以能獨裁，就在于掌握了權力，失去權力也就再無獨裁的可能，權力對于獨裁者而言是命根子，緊握權力不放是獨裁者的生存之道。毛澤東十分珍惜權力，但該放下的時候能放下，該移交的時候能移交。第二屆全國人大召開前，毛澤東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務。中央全會經過充分考慮，決定同意毛澤東的提議，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上不再提他作為國家主席的候選人。此后，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去世后，1970年4月，林彪提出設國家主席，并建議毛澤東再擔任國家主席。當中央政治局將林彪的意見向毛澤東報告時，毛澤東寫下了“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的批語。這說明，毛澤東并不迷戀權力，在權力的讓渡問題上是理智的。歷史的事實是，直至逝世，毛澤東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未能實現黨的權力的正常移交，但這并非毛澤東握住權力不放，而是沒有找到在毛澤東看來可以托付權力的合適人選。

　　獨裁者通過繼承制實現權力更替，毛澤東能從全局出發考慮接班人的選拔培養。獨裁者不愿放棄權力，也不信任他人，往往從家族內部來選拔培養權力的接任者，通過繼承的方式實現權力交替，使權力在家族內部循環。毛澤東晚年十分關注接班人的選拔培養，并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局出發來考慮接班人的標準和人選，超越了家族觀念、宗族觀念的局限。1969年1月，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收到河南省五三農場某人給周恩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為‘九大’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并應成為常委”，同時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組織部長”。對此，毛澤東做出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并認為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中共九大代表。1971年7—8月，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與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時明確表示：“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應當說，毛澤東在選拔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沒有囿于家族內部成員，突破了獨裁者的思維慣性與權力交接方式。

　　獨裁者需要借助個人崇拜樹立自己的權威，毛澤東對個人崇拜保持了冷靜與理性的態度。獨裁者往往難以贏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為樹立權威、強化統治的合法性，需要通過個人崇拜制造對獨裁者的迷信。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信，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無須借助個人崇拜來維護自己的威信、實現對黨和國家的治理。新中國成立后的較長時期，毛澤東為防止個人崇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之所以在個人崇拜的問題上態度發生變化，有其客觀原因。1970年12月，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時坦承：“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因此，“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但毛澤東并非個人崇拜的狂熱追求者，當個人崇拜形成之后，毛澤東又深感不安，并力圖加以制止。1967年12月，毛澤東對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提法表示不滿，認為“絕對權威”、“大樹特樹”的提法不妥，并重申祝壽的禁令。1968年底，毛澤東在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時，刪去了“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等用來形容毛澤東的副詞。1969年6月，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其中規定：不經中央批準，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報紙平時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頭畫;各種物品及包裝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語錄也要得當，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運動，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請示、晚匯報”、飯前讀語錄、向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活動。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時表示：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了，要降溫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這說明，毛澤東在個人崇拜的問題上，頭腦是冷靜、理性的，他本人并非個人崇拜的制造者和一貫支持者。

　　獨裁者剛愎自用，毛澤東能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獨裁者喜歡獨斷專行、我行我素，聽不進他人的意見，決策與執行都具有強烈的個人意志與個人色彩。毛澤東尊重民意，在決策過程中善于吸收群眾的智慧，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他的發明。1956年春，毛澤東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門的匯報，在此基礎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提倡多謀善斷;批評有些干部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1961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反省自己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做得很少了，并表示會后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為了推動全黨開展調查研究，毛澤東同意印發中央博物館重新發現、寫于1930年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并將標題改為《關于調查工作》。他在介紹這篇文章時說：“文章的主題是，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 1964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時也告誡諸位：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因此，毛澤東重視調查研究，善于聽取群眾意見，這種個性與處事風格，與獨裁者截然不同。

　　獨裁者漠視民生問題，毛澤東時刻把群眾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獨裁者只關注自身利益的滿足，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顧，甚至以犧牲老百姓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自身的私欲。與此相反，為人民謀利益、為人民謀幸福，是毛澤東的最大愿望和追求。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秉持既要保證重點建設，又要照顧人民生活的發展理念，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事業、建立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善于根據群眾訴求調整民生政策，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重要來源。1956年4月，毛澤東在聽取李富春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時強調，農民的收入每年必須有所增加，現在的危險是基建投資太多、非生產性的建設也多，忽視個人利益;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1959年3月，毛澤東在寫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黨內通信》中說：“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毛澤東對人民利益、人民生活的關心，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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