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中國化　　

作者：白莽山人　　

毛澤東是“五四”運動大潮中的弄潮兒。深受西方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影響和熏陶。早在井岡時期，毛澤東率先把民主主義思想，變成了革命行動。在初建的紅軍內部，實行了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并建立士兵委員會，士兵代表會制度予以保障。從而使紅軍的面貌煥然一新，這不僅是中國軍事史，也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創舉和奇觀。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毛澤東明確指出：“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蔽，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尤其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就融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官兵平等。官兵之間的關系是互相關心愛護，是真心的兄弟姐妹般的關系。士兵有說話的自由，對工作，對官長有提意見、作批評的權利。士兵的人格尊嚴，得到了充分的尊重。這就有力地調動了士兵的積極性、創造性、戰斗力。　　

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這一光榮的革命傳統。從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不斷得到充實、豐富和發揚。從而彰顯出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強大威力。解放戰爭中，人民解放軍發展到三百多萬。其中最少有三分之一，就是國民黨培訓出來的俘虜兵。他們在人民解放軍這個大火爐中，完全被熔化為勇敢無畏的人民戰士，在打垮國民黨，解放全中國的斗爭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這是歷史對共產黨的嘉獎，對國民黨的嘲笑和諷刺。　　

民主與集中，正像自由和紀律、自由和法律一樣，二者之間都是對立的統一。要維系這種統一，必須保持二者之間的相對平衡，不可過火，不可不及，不偏不倚，恰到好處。我們的老祖宗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發現了這個問題，并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觀點和方法。這就是中庸之道中所講的“中和”法則。即事物內部和事物與事物之間的矛盾處于相對平衡時，謂之“中”，平衡雖失調，但仍維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內，既量變還沒有達到質變程度時，謂之“和”。這就是“中和”法則，順應保持中和法則，就能維系對立雙方的統一。用它來解釋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就是民主與集中二者都不可過火，都不可不及。民主過了火，就是極端民主化，正像極端自由主義一樣，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五音不合，難成合唱。爭論終日，言不及義，往往造成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無法形成凝聚力，戰斗力；民主如果不及，得不到充分發揚，必然壓抑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往往使人躊佇而立，側目而視，敢怒而不敢言，也無法形成凝聚力，戰斗力。同樣的道理，集中如果過了火，往往形成獨裁專斷，一言堂；如果不及，往往形成推諉扯皮，無所作為，居其位不行其事，尸位素餐，形同廟里的木偶泥胎，枉受人間煙火。　　

總體來說，民主與集中，二者之間各有一個限度，找到這個“度”，才能維系二者之間的統一。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要使我們的社會：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紀律；既有個人心情舒暢，又有團結統一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原話記不準大意如此）。　　

民主集中制的提出與創立，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在井岡山時期，由浙贛邊界割據和八月失敗的慘痛經驗教訓中，用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當時在紅軍隊伍中，極端民主化的現象相當嚴重，由于一味迎合29團的大多數官兵錯誤的鄉土觀念，既無現實性，又無遠見性的情緒和意見，最終導致29團全軍覆沒，紅軍的參謀長兼28團的團長王爾琢的犧牲。挫折和失敗教訓了共產黨人和紅軍，于是民主集中制就應運而生了。　　

所謂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它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和十分廣闊的外延。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過程；就是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就是先當學生，后當先生的過程；就是從感性認識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能動地指導革命和建設實踐的過程，也可以說是認識的兩次大飛躍的過程。具體點講，就是要以甘當小學生的心態，深入到群眾中去，細致地，虛心地耐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愿望和要求，意見和建議，不滿和抱怨，批評甚或咒罵。然后把這些零碎的，片段的，正確的，錯誤的原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分析判斷加工改造，使之條理化、系統化、科學化，最后形成計劃，方案，或方針政策，再放到群眾的實踐中加以檢驗，及時糾正錯誤的，補充不足的，堅持正確的。如此循環往復，使那些來至于民心民意的東西，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更完善。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民主集中制，彌補了西方民主制的缺陷，是對西方民主制的繼承，豐富和發展。換句話說，就是西方民主中國化。　　

二：民主集中制最堅實、最深厚、最廣泛的基礎是群眾路線。　　

三：民主集中制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最具體、最生動、最具活力、最富成效的體現。　　

四：嚴肅認真地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民主集中制最有效的清潔劑和防腐劑。　　

延安時期，是毛澤東思想成熟的時期，也是民主集中制搞的最好的時期。1938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關于黨內民主，有過精辟的論述：“處在偉大斗爭面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干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表現在領導機關，干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活躍，敢于和善于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于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黨內缺乏民主活動，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創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為此緣故，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黨員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關系，并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擴大黨內民主，應看作是鞏固黨和發展黨的必要步驟，是使黨在偉大斗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難能可貴的是，把這種民主生活推廣到黨、政、軍、民各個方面，極大地調動了邊區廣大軍民的積極性、創造性，盡管物質條件異常艱苦，但人與人之間到處洋溢著團結友愛、互助合作、奮發向上、朝氣蓬勃的活力和氛圍。這活力和氛圍，激蕩磅礴，仿佛凝結成一個碩大無朋的大磁場，向四面八方散發出一種強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正因為如此，延安成了無數中華兒女心目中的革命圣地。陜甘寧邊區成了人們向往、追求的民主圣地。　　

當時的國民黨大造輿論，妄圖取消陜甘寧邊區。毛澤東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一文中，給以強有力地駁斥。他指出：“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么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　　

真個是理直氣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如此政績、治績，好像使我們依稀看到了我們的孔圣人。為我們所描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的影子。試問當今世界諸國，無論是所謂民主國家也好，文明國家也罷，誰能有如此政績、治績？延安不愧是革命圣地，陜甘寧邊區不愧是民主圣地！這也為以后的共產黨因其“十沒有”而取天下，國民黨因其“十有余”而失江山埋下了伏筆。　　

歷史表明，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的過程中，凡是民主集中制搞得好的時候，革命和建設就順利、就成功；凡是民主集中制搞得不好的時候革命和建設就受挫折、就失敗。以某種意義講，民主集中制是保障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的最根本制度。黨的統一戰線、政治協商制、多黨合作制、人民代表大會制、民族區域自治等等，其最基本的工作方法，都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既是一個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又是一個最基本的政治制度。　　

歷史和實踐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中國民主集中制是從西方民主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彌補了西方民主制的缺陷，具有更加強大的生命力。中華名族傳統的文化思想中，有著海納百川的心胸和氣魄，然而西方一些所謂精英們，傲慢的時間太長了，把他們的民主制吹的天花亂墜，把中國的民主集中制稱為專制，這是保守加無知的表現。孰不知中國早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就已經學到了民主主義；1928-1929年井岡山時期，就率先在紅軍中施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從挫折和失敗中，發現了民主制的缺陷，創立了民主集中制，從而取得了一系列偉大的勝利和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民主集中制的進步性、優越性，比起西方的民主制來，早已領先七十多年。　　

中國民間有句俗話說得好：識貨不識貨，單怕貨比貨。比較是鑒別好壞、真偽的一個最簡單、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　　

曾記否？當汶川大地震的時候，中國國家領導人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指揮救災，同樣在第一時間里大批人力、物力、財力、救災物資從四面八方源源不斷潮水般的涌向災區。這不僅給災區人民帶來極大的溫暖和安慰，而且鼓舞起災區人民戰勝災害的信心和希望、勇氣和力量。這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民主集中制的強大威力。　　

再看看我們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它可說是亞洲最富的民主國家。當福島大地震、大海嘯、核輻射的大災難降臨的時候，他們的執政黨、在野黨都干了些什么？他們不是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出主意、想辦法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懸。相反卻是落井下石，借機發難，大演“逼宮”的鬧劇，逼迫首相菅直人下臺。其目的不是如何救災救民，而是如何爬上首相的寶座。　　

日本十年九換首相，用我們關中一句土歇后語來形容：政客們一個個就像屎扒牛翻跟頭，都想顯露一下自己的黑屁股，過一把首相癮。這是假民主之名，行爭權奪利之實。與其如此，還不如由天皇執政，任命首相，首相組閣，天皇批準，任期4-5年,如果首相忠心耿耿，勤于國事民事，干得漂亮。百姓滿意，天皇放心。就可十年八年的干下去，這總比為了爭奪首相這根骨頭，群狗亂咬一通式的民主要好一些。　　

美國可謂世界民主國家的樣板，當債務危機嚴重威脅國計民生，牽動世界經濟安危的時候，民主共和兩黨，象驢之間卻無休無止的相互扯皮，咬了個不亦樂乎。即使有一個最好的計劃方案，如果妨礙了他們登上總統寶座的圖謀，也難以順利通過。這正像有一句名言所說的：幾何學的定理一旦觸犯了人們的利益，人們也可以把它推翻。因為他們的目的不是如何擺脫危機、迅速恢復經濟，而是如何爬上或保住總統寶座。　　

不客氣的講，現在西方的民主已經變成了一些野心家、陰謀家、政客掮客、大老板們的政治游戲場或政治大賭場。美國熱熱鬧鬧的總統選舉，早已被人譏諷為闊佬政客們的“金錢游戲”。　　

然而西方政要們卻缺乏自知之明，還要把這種民主強行四處推銷。美國的前總統小布什以解放者的姿態在伊拉克推銷十年，現在人們所能看到的是：無休無止的連環爆炸、四處彌漫的陰森恐怖，卻看不到美麗的民主之花。　　

最令人不解的是，用武俠小說的筆法講，當今的美國可說是全世界第一劍客，又帶了北約一批二流三流刀客，但卻被阿富汗塔利班這個穿的破破爛爛、傷痕累累的小叫花子，打得鼻青臉腫，拖得精疲力竭。鏖戰十年，至今勝負未分。這不是天方夜譚，也不是武俠小說，而是的的確確存在的事實。這事實里面的因果關系，深刻道理，難道不發人猛省、引人深思嗎？　　

世界上不是任何好的種子，在任何地方都能開花結果的。《晏子春秋》有一段寓言說得好：“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　　

民主的確是個好東西，但用暴力推銷的民主很可能要變味。因水土不服，民主的種子很可能異變為仇恨和恐怖的惡果。　　

就說伊拉克戰爭吧，據統計在這場戰爭中，先先后后直接間接，大約有一百多萬伊拉克人在戰火中死亡。試想想，當這成百萬蓬頭垢面，血肉模糊的冤魂，在兩河沿岸，大漠荒原，冷月下，寒風中凄厲的呼喊著，哭泣著，呻吟著的時候，活著的伊拉克人，特別是那些失去親人、愛人、家園的伊拉克人，真的會對美國人說：“親愛的，謝謝你們，給我們送來了美好的民主嗎？”　　

從以上的比較中可以看出，中國的民主集中制比起西方的民主制來，有著無比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但并不是說，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十全十美的。比如說對于什么是民主生活，為什么要民主生活，民主生活的表現是什么樣子，實行民主生活的意義何在,如何擴大和加強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二者的關系是怎樣的，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等等。對于這些的探討和研究、宣傳和教育、引導和推廣都有待于進一步加強。正因為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夠，甚或說很不夠，這就給了西方論客們把中國的民主集中制誣指為專制的口實。　　

最后，必須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彌補了西方民主制的缺陷，是對西方民主制的繼承、豐富和發展。換句話說，就是西方民主中國化。它的優越性、先進性早已超越西方民主制七十多年。現在世界各國許多人都在談論所謂中國模式，其中大多都著眼于經濟方面，很少或根本沒有看到，中國在政治上一個最基本、最成功的模式就是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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