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爾文：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必然性與根本原因

　　——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

　　在當今中國，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是極具爭議的焦點問題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高層領袖無法回避又必須澄清的重大認識問題。不僅涉及到方法上的分歧——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還是形而上學的歷史唯心主義，也涉及到對當前國際國內社會形勢的認識和判斷：就像歷史具有繼承性一樣，一個政黨的思想認識路線也具有某種繼承性——它體現為政黨領袖從他的前任那里接受并融入自己世界觀的認識路線，這種路線又會影響到全黨，繼而影響到全國。因此，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評價，首先是對執政黨及其領袖現行思想路線的檢驗。

　　現在奉行的思想路線中存在錯誤是顯而易見的。三十年來中國出了那么多問題，無一不與這條思想路線相關。努力糾正其唯心主義以及形而上學的傾向，以便正確認識和判斷中國與世界的當前形勢，制定正確的應對戰略，尋找合理的解決方案，對于目前執政的共產黨來說，是全部任務的基礎，當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現代歷史中一件無法回避的大事。決不應當將它的發生看作是一種偶發的孤立事件，并據此把它從中國社會革命運動的歷史中割裂出去，而必須把它放到一個完整的社會運動的全過程中去研究，透過各種歷史現象，找到引發這場革命必然的和根本的原因，并且努力發掘這段歷史所反映出的基本規律，以便使未來運動得到啟發和借鑒;在這個過程中，還應當辯證地認清各種領袖人物對于運動所起的作用，排除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所造成的不良影響，這是對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確的認識及評價的基本要求。

　　下面，我們先從文化這個概念開始，討論一下什么是文化革命，然后簡要回顧1966年發生文化革命之前中國的一段歷史，再來討論這次文化革命的性質。

　　文化這個概念外延非常寬泛：從政治、法律、哲學到人們的習慣與傳統，從文學、藝術、科學、教育到社會的道德規范，從宗教信仰到人文理論、歷史研究，總之，凡是涉及到社會意識形態領域，與人思想、精神相關的東西，全都屬于社會文化的范疇。此外，只要涉及到社會文化，就必然涉及文化的載體——書、報、影視、廣播、戲曲、藝術這些媒介，又必然涉及到文化的傳播者——教育系統、文藝系統、其他相關系統以及相關管理人員——教授、演員、學者、法律工作者、宗教界人士以及政府機構的專職管理者;當然還會涉及文化的承受者——廣大的人民群眾。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化的內涵都有所不同，這是由于反映的對象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所反映的，必然是一定歷史時期在一定物質條件下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所極力維護的經濟基礎。一旦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改變，就會要求社會文化作出改變，來適應新的經濟基礎。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某一種社會思想和理論，某種文化，當它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和經濟基礎發生改變之后，還會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并對社會的發展起著一定的阻礙作用。這種意識滯后于存在的現象，是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的一個表現。

　　以革命的手段推動文化變革，克服相對獨立存在的舊傳統文化對社會發展所起到的阻礙作用，使之逐步適應新的社會經濟基礎，這是廣義的“文化革命”。

　　在世界歷史上，這種廣義的“文化革命”發生過多次，但多為漸進式的革命，多以文藝、宗教的名義進行。如歐洲中世紀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這些革命一般都很不徹底。這是因為，所發生的經濟基礎的革命，多半是從某種落后的私有制進化為另一種經過改良的私有制，基礎的變革本身就不徹底。就像民主革命的目的僅僅是摧毀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代之以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兩種基礎，本質上都是私有制。因此對文化變革的要求，達不到促使其根本改變、發生質的飛躍這樣一種程度。

　　但當社會經濟基礎出現了從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變革，對文化變革的要求，就達了促使其根本改變、發生質的飛躍、產生革命的程度。因為在人類歷史上，私有制從產生到發展，直到走入窮途末路，已經有數千年。人類所有文化，幾乎全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而公有制作為社會制度存在于現實生活中，斷斷續續，不過百年歷史。全面、系統、科學的公有制文化，以一種萌芽狀態，只在中國存在了一個十分短暫的時期——大約10年時間。

　　要從萌芽長成參天大樹，首先面對的是盤根錯節幾千年形成的私有制文化的絞殺，斗爭必然是前所未有的激烈，遇到的阻力也必然空前的強大。因此，這種變革有時會呈現出一種激烈革命的形式——就像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樣，這也是很正常的。但這一萌芽代表著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因而代表著運動的未來。盡管只有10年，卻已經顯示出無比頑強的生命力。

　　中國在1949年的建國，標識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奪取并建立起一個紅色政權，初步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如果說革命，這只能算是一場從1921年甚至更早時間發生的一場漫長、浩大的政治革命所取得的階段性勝利，并不代表社會經濟基礎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因為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還沒有完全建立。

　　直到1956年，經過農村建立起以隊為基礎三級核算的集體所有制性質的人民公社，城市初步完成了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工廠、企業，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初步建立起來，這才是中國經濟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所取得的劃時代的、偉大成功。

　　但此時，中國矗立于這個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包括整個文化系統，除了國體政體有了很大創新，基本上還是以前民主革命時期傳統模式的延續。許多領域，沿襲的是更早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的文化傳統。例如，舞臺上幾乎全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講臺上是專家、權威唱獨角戲。文化即意識形態領域的狀態基本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很明顯，中國在經濟基礎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之后，上層建筑的文化領域并沒有也不可能自發地、同步地發生革命，而滯后于經濟基礎，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對中國實際狀態的判斷。

　　需要特別指出，中國對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廣泛采用的是贖買方式。被改造的對象沒有從肉體上被消滅。他們加入勞動者的隊伍，廣布于全社會。這些過去的剝削階級所習慣和推崇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精神信仰——概括地說，就是以私有制為基礎和核心的傳統文化，不可能隨著他們企業的改造而被自動拋棄。這些東西對整個工人階級隊伍，都產生著各種不良影響。對過去剝削者的思想改造任務非常艱巨;受外國帝國主義文化宣傳的影響，新的資產階級意識也在不斷產生;以資產階級法權為依托，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大量地、自發地產生;最具影響力的是，黨員干部隊伍當中，民主革命時期加入革命隊伍的“同路人”、舊政權舊軍隊的留用和起義人員大批地存在——他們的思想意識、文化基礎、受教育狀態，不可能隨著民主革命的結束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而立即發生改變，變成與公有制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思維意識；相反，革命取得勝利反倒會促使他們分取勝利果實的愿望快速膨脹，使他們更留戀民主革命時代的經濟基礎——私有制，更愿意以勝利者的身份回到過去的時代。

　　這說明，傳統的私有制文化，仍然具有大量載體和傳承者，作為政治思想上集中表現的修正主義思潮，在黨員隊伍當中有非常廣泛的基礎。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對社會文化體系進行革命性變革，使之適應新產生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強大的阻力，但這種革命性的變革必須發生：它符合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與共產黨的根本宗旨相一致，是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必然會考慮到的一項重大任務;這一任務的直接的目標，是抵制和反對修正主義影響；長遠目標，是使上層建筑包括文化系統完全適應并不斷促進經濟基礎的變革與發展。

　　但徹底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方法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當時即便在共產黨的領導集團當中，也不比現在多多少。在當時共產黨7000高級干部當中，肯定達不到3位數;在最高層，也不會超過2位數，甚至更少——也許除毛主席外，只有2、3個人能夠完全達到標準。這樣說，絕不是懷疑那些從民主革命時期就參加到革命隊伍當中的“老革命”對革命事業的忠誠，而是說，他們當中真正掌握了馬列主義理論與分析方法、具有科學世界觀和完全的無產階級立場的人數，遠未達到形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領導核心的要求。

　　對于有上千萬黨員數億人口的中國，實際存在的與所需要的數字相比，實在是太小了，只有通過新時代新的革命才有可能造就一大批這樣的領導核心。這種“新時代新的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

　　前面，我們從哲學意義上簡單探討了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接下來，再從革命進程在歷史上總是表現出不同階段這一角度來討論同一個問題。

　　按照馬克思主義革命原則和策略，對于一次完整的無產階級革命，我們可以簡略地將它一個周期的全過程歸納成以下5個步驟：

　　1.建立無產階級先鋒隊和人民軍隊——2.武裝奪取政權——3.建立無產階級專政——4.進行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5.進行上層建筑領域包括文化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

　　其中的第5步，既是從前述社會意識形態的變革往往滯后于經濟基礎的變革這一原理中引申出來的，也是中國在完成了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針對社會實際狀態所必然提出的階段性目標。

　　在毛主席之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對共產黨人必須與傳統觀念實行徹底決裂的革命性要求有高度概括，但缺少集中的和專門的論述。因此，在中國之外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中，多被忽視。但很明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全過程就像一根鏈條，缺少其中任何一環，鏈條就是不完整的，革命進程就會中斷。上述第5步，就是這根鏈條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如果缺少這一步驟或環節，整個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就沒有全部完成——5個環節，缺一不可。

　　我們根據5個環節中前4個環節完成的情況，結合中國的實際狀態和歷史，再從歷史的角度探討一下第5個環節——進行上層建筑領域包括文化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和艱巨性。

　　先看前4個環節中國完成的情況。

　　從1921年到1949年，中國完成了其中的1到2步。這就是一般教科書上說的，中國的民主革命階段。但多數教科書上沒有指出，民主革命——不管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式的民主革命，還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其社會基礎，仍然是私有制，是將落后的如封建的私有制變革為改良的私有制如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或者將封建地主占有的土地奪取過來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形成一種以小生產為主體的私有制。

　　盡管這種變革往往也會借助暴力革命來完成，但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核心仍然是私有制，因此不會促使上層建筑的思想文化領域發生根本性變革。

　　對于個人而言，如果未經過長期努力學習和實踐，系統掌握科學的世界觀，他對外部世界的認識，他的行動準則，都很難擺脫私有制觀念的影響——即使他為民主革命作出重大貢獻，已經成為領袖式的人物，也同樣如此——這是民主革命時期“同路人”共有的特征。

　　因此在第2個環節——即奪取政權的任務完成以后，中國共產黨的高層中立即出現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呼聲，本質上就是企圖在私有制基礎上為共產黨的某些高級領導人或他們的小宗派、小集團謀取一些私利。

　　與此同時，第3個環節——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初步完成，但很不徹底。所建立的專政機構在形式上更接近過去舊的國家機器，遠遠未能達到人民廣泛參與的程度，即沒有達到人民民主專政的要求。

　　到了1956年，中國基本上完成了第4個環節的任務，即進行了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初步建立起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至此，第3步有待完善，第4步宣告完成，所缺的就是第5步。但這一步又是至關緊要的、有可能使前功盡棄、功虧一簣的最關鍵一環。不僅需要完善第3步第4步中的不足，完成自身任務也非常艱巨。這一環如果缺失，革命進程就會中斷。蘇聯由于缺少這一步驟和環節，變成了修正主義。中國怎么辦?

　　1956年，中國在初步完成了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后，出現一個政治上的標識，這就是9月中下旬中共八大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這次代表大會應當是對之前革命勝利(包括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總結和對未來工作的規劃。會上及以后一段時間，中共高層在政治上發生了重大分歧，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政治訴求：一種是以一線領袖為主要代表的觀點，認為隨著中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中國社會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另一種是已退居二線的共產黨領袖毛主席提出的中國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會長期存在，更多地存在于思想政治領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因此必須堅持思想政治領域的階級斗爭的觀點。

　　現在來看，一線領導的觀點隱蔽地、變相地再次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即恢復私有制問題，是一種倒退;毛主席做出科學預測并提出的觀點符合社會發展的趨勢和一般規律，符合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目標和宗旨，也與本文描述的第5個環節的任務相一致，是本文的主要依據之一。

　　經過毛主席的努力，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表面上統一了認識，修改了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主要矛盾的錯誤提法，提出了堅持階級斗爭的正確的政治路線。但實踐證明，當時舉手通過者中相當大一部分中央委員，只是一種“陽奉陰違”，至少存在嚴重的認識問題。

　　在毛主席倡導下，從1956年到1966年，中國用了10年時間、進行了多次運動，其核心就是圍繞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與鞏固，對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其中也含有使人民群眾參與到專政之中建立起最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意圖。這是在上層建筑領域包括文化領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初期嘗試。但是10年時間，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沒有在全社會完全建立起來。最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局面也未能形成。

　　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線領導”在政策上搖擺不定，忽而“極左”忽而“極右”，應當依靠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往往變成對人民群眾的壓迫和鎮壓，并借機形成一種官僚主義體系，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廣大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受到反復的打擊和極大的壓制，專政工具出現了對準人民而不是對準人民的敵人的傾向。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當中，一種新的經濟制度建立以后，習慣于并留戀過去老的經濟制度、希望回歸老制度的人，無論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他們的存在，他們主張的文化，落后于已經變革了的經濟基礎，是一種消極思想的根源，一定會影響到社會發展。

　　從一線領導在建國初期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要“補資本主義的課”的政治要求，就已經反映出他們反對過渡到社會主義、希望保持并維護私有制的消極傾向和保守立場。這說明他們科學的世界觀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不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說明他們是屬于那些習慣并留戀于過去老的經濟制度、希望回歸老制度的人在共產黨內的代表人物，說明他們恰好就是那種民主革命時期進入共產黨內并取得領袖地位的“同路人”。

　　57年的反右，本來是針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剛建立起來以后留戀并希望復辟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思潮。毛主席估計全國大約有五千右派。毛主席主張對他們進行斗爭，但這種斗爭要解決的主要是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是說理和批判式的，目的是使他們包括人民群眾受到教育。這種思想領域的斗爭原本極講究政策，也應當給斗爭對象留有出路。而作為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XXX，層層下指標，在全國抓了55萬右派，是毛主席估計數字的100多倍。所采用的方法不是毛主席一貫倡導和采用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而是動用專政工具，強制勞改、勞教，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下放農村一類方法。這類方法對解決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能有多少收效，存在很大疑問，但專政工具的指向卻是清晰、明確的——范圍嚴重擴大，已經指向了人民群眾的一部分，盡管他們思想上確實存在需要適應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

　　實際上，在被定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真右派，但也有不少是具有斗爭精神敢想敢說的革命者、社會主義運動的積極分子。具有這種品質的人往往是各級領導職務的競爭者，是那些私心很重、不懂政治理論卻十分懂得“權術”和“手腕”、很欣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總想著以權謀私的官僚的眼中釘。利用反右斗爭，趁機將他們打壓下去，使他們成為“楊刀立威”的犧牲品，讓人感到畏懼，直到形成一種絕對服從的奴隸主義官場風氣，生產出大批“馴服工具”，結果是“一線”各級領導機構的“權威”被加強，開始構成一種遍布全國的管理網絡。——反右斗爭的擴大化正是中國黨內官僚主義作為一種體系大面積出現的初始階段。

　　一種新的經濟制度——更先進的生產關系建立起來以后，必然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先進的生產關系——社會主義公有制在中國的建立，對社會生產力的激勵作用，對發掘人民群眾蘊藏的勞動生產熱情，更是前所未有和空前的巨大。

　　毛主席總結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建立以后生產實踐中的經驗，提出的“大躍進”思想和“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哲學上有充分的依據，也完全符合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人民當家作主勞動熱情空前高漲的實際狀態。

　　“大躍進”的口號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一經提出，立即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生產建設的積極性。但“一線領導人”在執行中提出了一系列左傾、超前，反科學的，諸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之類說起來可以認為是“極左”的口號，在宣傳上將重點放在“多”和“快”上，很少提及“好”和“省”，用媒體煽風點火，終于用層層壓下去的“高指標”和虛假的“樣板”、“典型”、“衛星”將人民群眾的生產熱情引導到不留余地、不計后果、違背科學規律甚至違反常識的、帶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質并對生產帶有極大破壞性的“浮夸運動”之中。

　　例如XXX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省徐水縣視察，聽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表態說：“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徐水縣是XXX親手培養的“共產主義”典型，其浮夸風之嚴重是全國之最。那里一棵白菜可長500斤，1畝棉花產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畝小麥產12萬斤，一畝紅薯產120萬斤。——就是這種假“樣板”幾乎完全葬送了大躍進的成果。

　　身居二線的毛主席先于一線領導發現了“大躍進”中出現的浮夸風，開始采取措施，進行抵制。但XXX不顧毛主席的反對，封鎖毛主席寫給全國生產隊長的信件，利用媒體，將這股惡劣風氣推到了極致。而在浮夸風面對自然災害完全無法抵御造成重大損失直到發生了餓死人事件之后，又將責任推到了居于二線的毛主席頭上，并開始提出在農村取消公有制經濟的主張。這實際上是用“極左”的手法抵制毛主席的正確主張——你這樣說，我表面上順著你說的做，但有意做過頭，做出問題來，讓你無話可說，——其實質仍然是變相地反對剛剛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要返回到私有制基礎之上的“民主制度”。

　　大約在1962年，共產黨高級干部當中，已經有人系統地提出了修正主義政策綱領，這就是“對內三自一包，對外三和一少”(“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三和一少”指“對帝修反要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八個字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毛主席逝世后公開執行的XXX路線的雛形。其對內對外產生的惡劣后果也被長達三十年的實踐所充分證明。但在當時，這條路線一露頭就遭到了毛主席的反對。

　　從這一年開始，歷時四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運動初期，XXX用XXX的桃園經驗抵制毛主席提出的正確方針，把斗爭的矛頭對準了農村基層干部。直到1964年，毛主席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但阻力極大。“一線領導”總是千方百計地要將矛頭對準群眾，或者不斷挑動群眾斗群眾，來借此轉移斗爭的焦點，保證自己順利過關——就像后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這就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斷出現偏差。

　　到了1965年，盡管運動已經幾次升級，從農村擴展到城市，但仍然受到來自領導層的干擾。群眾始終受到壓制，沒有被廣泛發動起來，通過運動，使自己受到教育，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新的世界觀；也沒有找到一種形式，可以自下而上地揭露社會的黑暗面，形成大民主的局面，對黨員干部隊伍實行廣泛地監督，防止國變色、黨變修。

　　在這個過程中，由于輿論工具已經落入到民主革命派的手中，像“人民日報”這樣的黨報，對毛主席也實行嚴密封鎖，很難進一步發動群眾，促使文化領域直至整個上層建筑領域進行變革，運動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終于引發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1966年的革命，直接就是社教運動的升級;從長遠處說，無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始于1921年革命事業的繼續，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一個不可缺少的步驟，是其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和組成部分。

　　這里，我們插入一段關于一個用的非常多、從出現到現在已經超過100年但至今仍存在許多模糊認識、很容易被片面理解的概念的討論。這個概念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許多人都把無產階級專政狹隘地理解成僅指專政工具——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這是非常片面的。

　　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從形式上看，是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是人民對反動派的專政。這個形式與內容是高度統一的，反映了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民主與集中的高度統一。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勞動人民永遠是大多數。如果達不到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和壓制狀態，大多數人無法干預專政工具的使用，反而成了被鎮壓的對象，就說明國家已經不能代表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就很可能已經名存實亡，變成了修正主義的法西斯專政，變成了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專政。至少，這個專政存在著嚴重缺陷，是亟待改進的。

　　因此，“大多數對極少數”反映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要求。反過來，“極少數對大多數”則反映的是“修正主義專政”或“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特征。

　　用這種“大多數對極少數”和“極少數對大多數”的形式，還可以說明思想文化領域多種類似于專政狀態的本質特征，例如極少數人把持媒體宣傳工具進行修正主義文化宣傳，同時用各種手段剝奪大多數人的說話權；極少數專職律師、法律工作人員用繁瑣的程序和條文剝奪大多數人的參與權；極少數專家、權威、學者用專業為借口剝奪大多數人對重大國策的參與、討論、決策權，都屬于在上層建筑和文化領域內剝奪人民民主權力的“修正主義法西斯專政”性質，而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

　　讓我們再回到1966年之前中國的政治局勢。

　　盡管不能與目前的局面相比，目前的局面要比當年嚴重得多。但當年在上層建筑和文化領域確實已經初步形成了一種極少數人對大多數人專政的局面：專家、教授、律師、學術權威通過各級政府機關中用10年時間培養形成的官僚主義系統和被修正主義分子控制的媒體，已經開始掌控全局，使人民群眾處于一種受壓制、被專政的地位，不能全面參與管理，積極性受到極大的壓制，主人公地位已經受到嚴重威脅。這極少數人的總后臺就是一線領導。因此，打破官僚主義體系，改變少數人對大多數人專政的局面，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最大的政治任務。這就是引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背景。

　　至此，我們已經看到，作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不可缺少的第5個環節——對上層建筑包括文化領域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光是啟動就有多么艱難!

　　首先要打破一線領導從反右擴大化開始，用10年時間形成的官僚體系——這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來自這個系統最激烈的反抗，其次要把群眾發動起來，使他們通過運動受到教育，然后要建立起一種最廣泛的民主制度，形成大多數人參與管理的專政，使國家真正成為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整個過程中還要不斷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逐步地與傳統的私有制觀念實行徹底決裂。

　　從10年文化大革命的結果看，這場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毫無疑問的。

　　一線領導長期培養、形成的官僚體系被打破了，修正主義文化專政的局面被徹底改變了;封資修的東西在全社會范圍內受到了極大的沖擊，腐朽文化、封建迷信在全社會基本上銷聲匿跡;全國各地工廠企業成立了大量馬列主義自學小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極大的普及;同時，共產主義道德風尚在全社會得到推崇，也大范圍地得到普及。

　　最重要的是，文革期間大民主的建立與運行，使黨內外形成了廣泛的民主監督機制，資本主義路線受到批判、官僚主義受到壓制，特權階層受到沖擊，社會風氣非常好，干群關系非常好，人民民主專政的局面已經形成，中國的人民群眾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做到揚眉吐氣。這樣一種精神面貌和民主氛圍，顯然符合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因此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群眾的生產干勁十分充沛。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更是層出不窮。由于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經濟上成果巨大。

　　至于文化大革命前期有些亂，最關鍵地是，要打破一線領導用10年時間培育、形成的官僚體系，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來自這個系統最激烈的反抗：走資派要負隅頑抗，像之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樣，一些當權派習慣性地一搞運動就想運動群眾，企圖改變運動的方向，把運動引入歧途，挑動群眾斗群眾，制造武斗，造成了一些損失。當這個官僚體系崩潰后，出現了局部的權力真空，共產黨高層一些隱蔽很深的野心家又企圖趁機搶班奪權，一些地方的宗派勢力也想趁機做大，這是前期有些亂的根本原因。但歸根結底，這些亂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以極左面目出現的野心家造成的，要秋后算賬，本應找這些走資派和野心家才對。

　　當然，群眾完全發動起來了，但理論基礎相對薄弱，在把握政策上難免不出現偏差。有些黨員、干部、教授、學術權威以及一些演藝人員、宗教界人士受到了沖擊，和尚、尼姑、道士還俗當社員參加生產勞動，作為傳統文化的傳播者，這在當時也是不可避免的。這就好比一列巨大的火車轟鳴著向前跑，目標既定，誰也擋不住它的前進，它也不可能特別照顧到擋在前面的某一個個人。

　　這段時間確實有人自殺，但他們所受的沖擊，比起湘江戰役、雪山草地，比起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所受的磨難，實在算不了啥。無非幾頂高帽子、幾塊紙牌子、幾架土飛機，誰讓他們在此之前大搞官僚主義、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共產風，大搞封建迷信，大肆宣揚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欺壓老百姓，愚弄老百姓，誘惑老百姓，還餓死了一些老百姓。老百姓有氣，總會發泄出來。因此而受不了，自尋死路，這只能怪死者意志薄弱。運動本身是強烈抵制自殺的——總是將自殺定性為“自決于人民，以死來對抗運動，性質十分嚴重”。但說起來，當時自殺的人數比起現在社會上自殺的人群，說不定還要少很多。

　　有革命就有反革命，這二者永遠共生共存。因為存在反革命而否定革命，在邏輯上也是荒唐的。如果主流是革命的，那它的性質就是革命。法國大革命如此血腥，除了封建貴族，還有許多工人農民被送上了斷頭臺，成了枉死鬼，仍然被稱作是革命——只不過是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廣場上并沒有架起斷頭臺，不過是動員億萬群眾對全社會幾千年私有制下形成的幾乎是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和積淀進行了一次極大的震蕩和清洗，蕩滌之中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革命是一次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

　　作為傳統文化的直接傳播者，在精神上受到一些沖擊、受到一些磨難，當然不可避免。參加運動的每一個人的“靈魂”都受到了沖擊和震蕩，只不過角度不同而已。但傳統文化的傳播者在社會總人口當中畢竟只占很小一部分。以這一小部分人的個人感受與好惡來評價文化大革命，顯然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只要看一下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就可以確定，有上億群眾作為基本力量參與其中的文化大革命主流無疑是好的，其性質是革命的。

　　由于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全人類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沒有成熟的經驗可資借鑒，沒有完善的理論可作指導，出現一些錯誤、出現一些不講政策的現象，在所難免。教育系統、文藝系統以及相關管理人員和干部受到沖擊相對大一些，他們怨氣大一些是正常的，可以理解。毛主席對文化革命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評價也是恰如其分的。

　　從社會發展角度，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巨大進步，取得了偉大的階段性勝利，即構成這根鏈條的5個環節已經全都封閉：中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全過程的5個階段。社會主義文化體系已經全面地形成并占據了上層建筑所有領域。盡管在許多方面還比較粗糙，還很不完善，表現出新生事物的稚嫩和幼小，正像前面所說的：

　　“要從萌芽長成參天大樹，首先面對的是盤根錯節幾千年形成的私有制文化的絞殺。斗爭必然是前所未有的激烈，遇到的阻力也必然空前的強大。”

　　希望畢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天真的。以為歷經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會保證修正主義永遠不會上臺、資本主義永遠不會復辟——并以修正主義上臺和資本主義復辟來判定文化大革命失敗，也是非常膚淺的。

　　歷史永遠都會呈現出一種螺旋式發展的趨勢。有上升就會有下降，有前進也會有倒退。革命也會展現出階段性的特點。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之后，由于修正主義分子篡黨奪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一步步走入低谷。目前社會的經濟基礎基本上倒退到了類似于民主革命階段那樣一種以私有制為主的狀態，并且面臨著方向選擇，又一次處于一個新革命周期的起點。但文化革命催生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萌芽已經顯示出的頑強生命力，歷經三十年時間，也沒有被摧毀，依然在頑強生長。

　　文化革命也給未來的革命在方法上提供了大量可資借鑒的經驗：現在那些搞復辟倒退的走資派最害怕什么?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奪取政權嗎?不是。走資派對此并不害怕，甚至十分歡迎。因為他們完全有能力把這種“革命”輕而易舉地剿殺并借此公開地作為資產階級政治代表走上中國政治舞臺。

　　目前走資派最害怕的，仍然是文化大革命這種斗爭形式。這從反面說明，毛主席給人民群眾留下的文化大革命的斗爭方法是一種極其強大的武器，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的威力，它曾經取得的偉大勝利讓走資派日夜不寧、膽戰心驚；同時，也給革命者留下了一些必須吸取的教訓。最主要的有兩條：一是必須注意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只有真正掌握了馬列主義的認識方法和思想方法，才能準確地把握前進的方向，把握斗爭的策略，也更注意政策，爭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二是必須注意團結，不要上那些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當，使革命隊伍出現分裂，甚至上升為武斗，出現生死相搏、自相殘殺的局面，這個教訓應當刻骨銘心。

　　文化大革命就像一本書，給后來者提供了太多的啟示。如果中國再次發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形式一定有許多新的變化，而不同于第一次。它給后世留下的希望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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