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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戰爭在敵我雙方經濟力量和軍隊武器裝備優劣極為懸殊的條件下，所以能取得勝利，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最為重要、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毛澤東軍事藝術的充分展示和發揮。抗美援朝戰爭中毛澤東的軍事藝術，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未雨綢繆，避免了臨急被動應戰

　　有備無患，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時，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雖然預知有些情況，但對朝鮮內戰爆發并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當時中國人民正在貫徹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精神，準備集中精力全面恢復國民經濟。所以，周恩來說：“朝鮮戰爭爆發，給了我們新的課題。”[①]朝鮮內戰爆發后，盡管人民軍勢如破竹，戰局發展極為順利，盡管1950年5月中旬金日成在北京向毛澤東通報他與斯大林商討以軍事手段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結果時，滿懷信心地表示，莫斯科已給了他所需的足夠援助，不需要中國再提供任何軍事援助。但是，朝鮮戰爭爆發后，特別是美國直接武裝干涉朝鮮內戰，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洞察時局，敏銳地估計到，朝鮮人民軍不可能一鼓而下，很快解放全朝鮮，戰爭很快結束或告一段落。同時由于美國的武裝干涉，朝鮮已成為東方斗爭的焦點，朝鮮局勢也有惡化的可能，甚至美國會公然進犯中國東北大陸。因此，中國不能不有所防范，寧可備而不用，不可不有所準備。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冷靜地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全面權衡各種利弊，于6月底即決定調整國防部署，將軍事斗爭準備的重點方向由東南沿海地區調整為東北邊防，軍事斗爭準備的重點作戰任務由解放臺灣調整為“支援朝鮮人民，推遲解放臺灣”。[②]

　　根據毛澤東主席指示，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主持，于7月7日和10日兩次召開了有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等有關負責人參加的討論國防問題會議。中央軍委根據這兩次會議討論的結果，于7月13日作出了《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決定抽調主力已集中到中原地區的國家戰略預備隊第13兵團(轄3個軍)和集體轉業到東北開荒種地的1個軍，以及在其他地區的3個炮兵師和高射炮兵、工兵等部隊共25.5萬余人，組成東北邊防軍，保衛中國東北邊防，并準備必要時支援朝鮮人民抗擊美國侵略，限于8月上旬全部到達東北地區南部集中整訓。《決定》同時對政治動員、后勤準備、兵員補充等作了明確規定。

　　東北邊防軍集中后的整訓，從一開始，就在師以上干部中明確了準備出國作戰的思想，邊防軍的全部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都是以美軍為主要作戰對象、以朝鮮為作戰地區進行的。軍事訓練重點是研究美軍的現代化武器裝備和作戰特點，并根據邊防軍出國作戰時可能的武器裝備情況，對連以下分隊和單兵進行了戰術、技術訓練。8月18日，毛澤東指示邊防軍“務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③]

　　8月中旬，朝鮮戰局發生了重要變化。朝鮮人民軍的戰事發展已沒有后勁，同美軍和南朝鮮軍在洛東江一線形成了戰略相持局面。此時，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考慮到，如果朝鮮局勢進一步惡化，現有東北邊防軍的力量恐不足以應付事變，因此，建議軍委調在上海地區準備用于解放臺灣的第9兵團(轄3個軍)和在西北地區剛剛結束剿匪作戰不久的第19兵團(轄3個軍)，分別集中于津浦、龍海兩鐵路線，以便機動，作為邊防軍的二線部隊，以為未雨綢繆之計。此建議得到毛澤東批準。

　　8月2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防會議，專題檢查和督促東北邊防軍的作戰準備工作。周恩來在會議上強調指出：朝鮮戰爭長期化形勢的出現，“加重了我們的責任”。盡管“朝鮮進行長期戰爭的基本條件是存在的。但最后將美軍各個殲滅，看來這個任務勢必落在我們肩上。”因此，“必須加緊和加強準備工作。一切都要準備好，不要成為‘臨急應戰’，而要有充分準備，出手就勝。”[④]

　　雖然東北邊防軍的實際軍事訓練時間僅僅一個多月，戰前的軍事訓練和其他各種準備均很不充分，但是，正是有了毛澤東主席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人在軍事上、政治上的高瞻遠矚和戰略預見，未雨綢繆，適時組建東北邊防軍進行整訓，才為后來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戰略決策，準備了必要的軍事力量，避免了臨急被動應戰的局面，并使中國人民志愿軍一出手就連連取得勝利。

　　二、毅然決策，震驚了全世界

　　胡喬木曾回憶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20多年，記得有兩件事是毛澤東很難下決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軍入朝作戰。[⑤]在朝鮮處境危急，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致函毛澤東請求中國直接出動解放軍給予援助時，中國是否出動軍隊支援朝鮮人民作戰，這對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是十分艱難的抉擇。當時新中國才剛剛成立一周年，面對的是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爛攤子。不但大陸的西藏和沿海的臺灣等島嶼尚未解放，而且遭受幾十年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尚未恢復;新解放區許多基層政權尚未建立，已建立的也不完全鞏固，還有大批股匪沒有剿滅，土匪為害嚴重;占全國農村總人口和土地面積2/3以上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剛剛開始。總之，新中國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生活秩序都未步入正軌，并且軍隊武器裝備落后，大部分軍隊已轉入支援工農業生產，沒有充分的訓練。如果出動軍隊到朝鮮作戰，面對的是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面對的是現代化武器裝備最強、訓練有素、具有豐富現代化作戰經驗的美國軍隊，新中國的國力能夠支撐這樣的戰爭嗎?中國出兵能夠打勝嗎?如果不能打勝，甚至被美國軍隊打回來，中國社會能夠穩定嗎?國民經濟恢復能有保證嗎?正是面臨這些實際問題，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才多次召開會議，慎重研究討論是否出兵援朝問題，正是面臨這些實際問題，在政治局研究討論時多數成員主張不出兵或暫不出兵。

　　毛澤東說，我們可以提出幾十條，幾百條甚至幾千條顧慮，這些顧慮都是揣測可能發生的。另外一條就是我們應該在朝鮮爭取反美勝利，應該給美帝國主義這個世界各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的頭子一個打擊，把它的氣焰打下去。他認為，盡管遇到那樣多條的顧慮，但那是可以克服的困難，或者應該忍受的困難，也是我們為著爭取這個偉大的勝利應該付與的代價。[⑥]

　　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10月4日、5日兩次會議討論，認識逐步趨于一致，認為，美國已將戰火燒到中國大門口，朝鮮危在旦夕，極盼中國出動軍隊援助。“中朝是唇齒之邦，唇亡則齒寒。朝鮮如果被美帝國主義壓倒，我國東北就無法安定。我國的重工業半數在東北，東北的工業半數在南部，都在敵人轟炸威脅的范圍之內。”美國飛機已經在不斷地入侵中國領空，進行偵察、掃射和轟炸，“如果美帝打到鴨綠江邊，我們怎么能安定生產?”另一方面，“朝鮮要勝利，也必須得到國際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難的時候，更需要國際的援助。我們應該發揚革命的道義。只有朝鮮勝利了，和平陣營才不會被打開一個缺口。如果朝鮮這個缺口被打開，則其他方面要相繼被打開。東方陣線門戶洞開，敵人打進我們的大門來了，怎么還能談建設?”“從朝鮮在東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來說，我們不能不援助;從唇齒相依的關系來說，我們也不能不援助。”[⑦]即便中國出兵打不贏，而為了支援朝鮮人民反抗侵略和保衛中國的國家安全也必須出兵，絕不能引頸以待，并且早打晚打，早晚都難避免一戰，因此，晚打不如早打。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全面分析了戰爭雙方的優劣條件，認為：與美國軍隊在朝鮮進行較量，美國雖強也有弱點。美國在軍事上是一長三短：一長是鋼鐵多。三短是戰線太長，運輸線太長，戰斗力不如德國軍隊和日本軍隊。中國雖弱也有有利條件。中國軍隊占有數量上的優勢，有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的豐富經驗;出兵援朝有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全力支援;中國已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有蘇聯為后盾，可獲得蘇聯的物資支援等。因此，美國盡管在綜合國力和軍隊武器裝備上占有絕對優勢，但并不是不可戰勝的。

　　中央政治局會議全面分析權衡了利弊，全面分析研究了參戰的困難和有利條件后，于10月5日，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10月8日，毛澤東簽署了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命令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并爭取光榮的勝利。”[⑧]同時通報給了金日成。

　　早在中國組建東北邊防軍時，斯大林就曾允諾，一旦東北邊防軍以志愿軍名義出動到朝鮮作戰時，蘇聯“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⑨]。但當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決策后，斯大林違背諾言，說蘇聯空軍沒有準備好，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不能出動掩護中國志愿軍作戰，但同意為中國志愿軍提供武器裝備援助，后來又告訴中國，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后，蘇聯空軍也不能到朝鮮境內作戰，只在鴨綠江北岸中國境內幫助中國防空。

　　斯大林態度的變化，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研究出兵援朝問題。政治局一致認為，即使蘇聯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后不能出動空軍掩護，中國人民志愿軍也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毛澤東說：“即令打不過也好，他[指美國]總是欠我們一筆賬，我什么時候想打，就可以再打。”[⑩]毛澤東于10月13日將政治局討論的結果電告在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商談此事的周恩來并轉告斯大林。電報指出：“與高崗、彭德懷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我們采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11]

　　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率領下開赴朝鮮，開始了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當時的形勢作出的，是基于支援朝鮮人民反抗美國侵略和保衛中國國家安全的共同需要作出的。這一決策，正確地把握了局部的當前利益與根本的長遠利益的關系，是革命膽略和科學態度相結合的產物，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反抗侵略的決心，展現了中華民族保衛和平、維護正義的氣概。在敵我雙方經濟力量和軍隊武器裝備優劣那樣懸殊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這一重大戰略決策本身，就在國際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中國人民志愿軍一出現在朝鮮戰場上，就令包括美國在內的世人感到驚訝，不到兩個月就打得美國軍政當局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舉震驚了全世界。

　　三、靈活指導，取得了戰場勝利

　　抗美援朝戰爭的突出特點是敵我雙方經濟力量和軍隊武器裝備優劣極為懸殊，這給志愿軍作戰造成了嚴重困難。毛澤東將這些困難概括為：“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沒有東西吃。”[12]可以說，抗美援朝戰爭全部軍事戰略指導，就是圍繞這幾個問題展開的。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以彭德懷為司令員的志愿軍總部，從戰爭的客觀實際出發，根據這場戰爭的新情況、新特點，實施了富有創造性的靈活的軍事戰略指導。

　　(一)根據戰爭形勢變化，適時調整戰場指導方針

　　在志愿軍出動前，根據當時戰場態勢和志愿軍的作戰條件，毛澤東經與彭德懷研究，為志愿軍確定的第一期作戰方針是，在平壤、元山鐵路線以北，德川、寧遠公路線以南，建立防御陣地，組織防御戰，站穩腳跟，待6個月后，蘇聯裝備到達，完成訓練，在空中和地上均具有壓倒優勢時，再配合朝鮮人民軍實行戰略反攻。[13]

　　然而，志愿軍入朝后，戰場形勢的變化，使志愿軍已不可能按原計劃組織防御作戰，并且出現了殲敵的有利時機。毛澤東審時度勢，果斷決定放棄了原來的防御作戰方針，指示志愿軍采取在運動中各個殲敵的方針，立即部署作戰。志愿軍發起了戰略反攻，爭取了戰場主動，打出了戰爭的有利形勢。兩三個月就解決了能不能打的問題。

　　到1951年夏，戰爭在三八線地區出現了相持局面，美國當局被迫調整了朝鮮戰爭政策，尋求通過談判實現朝鮮停戰。同時，就志愿軍和人民軍的力量看，能夠將美國軍隊打回到三八線，卻難以將其趕出全朝鮮，并且已經實現了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時預想爭取的戰爭情況。根據這種形勢，毛澤東經與金日成協商，適時確定了“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指導方針[14]，在軍事上則采取“持久作戰、積極防御”的作戰方針，作戰與談判緊密配合。

　　當停戰談判雙方達成關于軍事分界線的協議后，志愿軍堅守戰線不但是軍事作戰上的需要，而且成了政治上的需要。因此，毛澤東為志愿軍確定了堅守防御的作戰方針，指示志愿軍“采取持久的積極防御的方針，堅守現在戰線，大量消耗敵人，以爭取戰爭的勝利結束。”[15]志愿軍據此構筑了以坑道為骨干的堅固陣地防御體系，有效地解決了能不能守的問題。

　　當正面戰線已經鞏固，而側后海岸防御仍是薄弱環節，并有種種跡象表明美軍正企圖在朝鮮實施大規模登陸進攻時，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給志愿軍的指示，指示志愿軍協同朝鮮人民軍“準備一切必要條件，堅決粉碎敵人登陸冒險，爭取戰爭更大勝利”。[16]志愿軍協同人民軍集中力量加強側后海岸防御，徹底解決了后顧之憂問題，美軍大規模登陸冒險企圖也胎死腹中。

　　當停戰談判達成全部協議，停戰協定簽字在即，南朝鮮李承晚當局破壞談判已達成的協議時，毛澤東又決定再給李承晚以懲罰，以使停戰協定在停戰實現后得以被遵守。毛澤東指出：“鑒于這種形勢，我們必須在行動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勢，給敵方以充分壓力，使類此事件不敢再度發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動。”[17]批準了彭德懷關于再給李承晚軍以打擊的建議。據此，志愿軍發起抗美援朝戰爭最后一次戰役，即金城戰役，有力促進了朝鮮停戰的實現和有效保證了停戰協定被遵守。

　　抗美援朝戰爭的戰場指導，完全適應了戰爭形勢的發展變化。而美國除了不敢使用原子彈外，使用了它所有的現代化戰爭武器和所有戰爭手段，但是在戰場上也只能無可奈何了。

　　(二)針對新情況，采取新對策，確保戰爭勝利

　　根據戰場上敵我雙方武器裝備優劣極為懸殊的特點，為保證志愿軍取得戰場作戰的勝利，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針對戰爭中遇到的新情況，創造性地采取了許多有效對策。

　　第一，實行打小殲滅戰的方針

　　毛澤東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向來強調打殲滅戰，指出：“對于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于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18]。貫徹這個指導思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一個戰役即能殲滅國民黨軍一個到幾個師。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從初期一個戰役殲滅國民黨軍一個至幾個旅，逐步發展到戰略決戰期間一個戰役殲滅國民黨軍幾個兵團幾十萬人，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

　　在抗美援朝戰爭運動戰階段中，志愿軍也是貫徹這一指導思想，但由于敵我雙方武器裝備優劣極為懸殊，志愿軍雖每次戰役均可對美軍一個到幾個師實現包圍，但均未能成建制將其殲滅，只在第二次戰役中將成建制包圍的美軍一個團殲滅，其余只是殲滅其營以下建制部隊。鑒于這種情況，毛澤東于1951年5月26日致電彭德懷，提出了對美英軍打小殲滅戰的方針，指出：“歷次戰役證明我軍實行戰略或戰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圍美軍幾個師，或一個整師，甚至一個整團，都難達到殲滅任務。這是因為美軍在現時還有頗強的戰斗意志和自信心。為了打落敵人的這種自信心以達最后大圍殲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戰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軍每一個軍在一次作戰中，殲滅美、英、土軍一個整營，至多兩個整營，也就夠了。……打偽軍可以實行戰略或戰役的大包圍，打美英軍則在幾個月內還不要實行這種大包圍，只實行戰術的小包圍，即每軍每次只精心選擇敵軍一個營或略多一點為對象而全部地包圍殲滅之。”[19]毛澤東將打小殲滅戰形象地喻為“零敲牛皮糖”。這是毛澤東關于打殲滅戰思想在抗美援朝戰爭具體條件下的創造和發展。

　　轉入陣地戰階段后，志愿軍貫徹打小殲滅戰的方針，1951年10月底至11月底和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兩次組織戰術反擊作戰，選擇“聯合國軍”營以下兵力防守的陣地實施攻擊，除個別未達目的外，其余均是攻則必克，攻則必殲，有效殺傷消耗了“聯合國軍”有生力量和打擊了其士氣。到了1953年夏季反擊戰役時，不但可以攻殲其營以下建制兵力，而且發展到金城戰役時，一次就攻克南朝鮮軍4個師防守的陣地，殲南朝鮮軍4個師大部。“聯合國軍”方面不得不請求志愿軍和人民軍方面早日簽署朝鮮停戰協定，結束朝鮮戰爭。

　　第二，實行輪番作戰和輪換作戰方針

　　中國革命戰爭中，各戰略區部隊可以利用作戰間隙進行休整補充，堅持長期作戰。然而在朝鮮戰場上，敵我雙方武器裝備優劣懸殊，加上志愿軍運輸補給能力弱，跟進保障能力更弱。作戰部隊只能靠自身攜帶物資，一般進攻作戰只能維持7～10天的消耗，美軍稱志愿軍是“禮拜攻勢”。針對志愿軍這一弱點，美軍利用其優勢武器裝備機動快的特點，對志愿軍采取“磁性戰術”，志愿軍進攻時其撤退快，志愿軍停止進攻準備轉移休整時，其反撲也快。志愿軍沒有可資利用的作戰間隙進行休整補充。為解決志愿軍的休整并保持戰場優勢的兵力，以堅持長期作戰，1951年2月上旬，毛澤東即決定“在朝鮮采取輪番作戰的方針”[20]，并委托周恩來制定了中央軍委關于輪番作戰的計劃，以21個軍輪番作戰，輪番休整，每番作戰9～10個軍，作戰兩個月左右即行休整，由下一番作戰部隊接替，共分三番。第五次戰役就是以計劃的第二番作戰部隊為主進行的。后來戰爭雙方均轉入戰略防御，朝鮮停戰談判開始，輪番作戰計劃未再實施，但計劃的第三番作戰部隊大部分先后入朝參加了作戰。1952年9月開始，經毛澤東批準，又以鍛煉部隊為主要目的，分批由國內部隊輪換志愿軍部隊，至朝鮮停戰止，先后輪換兩批共7個軍。輪番作戰和輪換作戰是毛澤東在用兵問題上的一個創造。實施這一方針，既解決了志愿軍的戰場休整，又保持了持續作戰的優勢兵力，還更多地鍛煉了部隊。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抗美援朝戰爭是個大學校，我們在那里實行大演習，這個演習比辦軍事學校好。”[21]

　　第三，實行新型人民戰爭

　　中國共產黨領導進行的所有戰爭都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戰爭。毛澤東一向強調：“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后被迫進行的第一場戰爭。一則這場戰爭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戰爭，二則可以充分發揮各級人民政權的作用動員人民群眾支援戰爭，三則當時中國共產黨不但具有極強的組織領導能力，而且在全國人民中具有極高的威望，因此也具有極強的號召力。抗美援朝戰爭比起歷次中國革命戰爭，動員和依靠人民群眾更有條件。為支援抗美援朝戰爭，也為恢復國家建設，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依托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開展了廣泛深入，轟轟烈烈又扎扎實實的抗美援朝運動，包括針對中國部分人民中存在的親美、恐美、崇美情緒，開展的仇視、鄙視、蔑視(“三視”)美帝國主義為中心內容的抗美援朝愛國宣傳教育活動，動員青壯年參軍參戰，動員全國人民支援前方，組織慰問團慰問志愿軍和朝鮮軍民，開展訂立愛國公約和增產節約運動等等，特別是組織開展捐獻飛機大炮運動，極大地改善了志愿軍的武器裝備。抗美援朝運動是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在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偉大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國家政權以后創造的人民戰爭新形式，充分調動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工作生產積極性，周恩來曾經指出：抗美援朝運動“動員的深入、愛國主義的發揚，超過了過去任何反帝國主義運動，這是一個空前的、大規模的、全國性的、領導與群眾結合的運動，它的力量將是不可打破的。中華民族的覺醒，這一次更加高揚起來了，更加深入化了。”[22]中國人民抗美援朝運動的開展，既有力地支援了戰爭，保證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又有力地保證了國民經濟按時完成恢復和按計劃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正如毛澤東在總結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經驗時所說的：“領導是一個因素，沒有正確的領導，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戰爭是人民戰爭，全國人民支援，中朝兩國人民并肩戰斗。”“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23]

　　第四，實行邊打邊建方針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武器裝備則是戰爭力量的重要物質基礎。特別是在現代條件下作戰，沒有必須的現代技術裝備，很難圓滿達成作戰企圖。參加志愿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盡管在長期革命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的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敵人的作戰經驗，但在朝鮮戰場是同擁有高度現代化裝備的美國軍隊作戰，沒有必須的現代化裝備是難以取勝的。因此，加強和改善志愿軍的武器裝備，成為志愿軍奪取戰爭勝利的關鍵因素之一。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從志愿軍參戰起，就實行“邊打邊建”的方針，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保證志愿軍在朝鮮作戰的同時，人民解放軍按國防軍建設要求進行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二是為保證志愿軍在朝鮮作戰的需要，在國內突擊組建和擴建空軍部隊和陸軍技術兵種部隊，致使志愿軍的現代作戰能力不斷得到提高。

　　邊打邊建改善軍隊武器裝備的出路主要是請求蘇聯給予援助，中共中央在作出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參戰的決策后，即派代表團或以毛澤東、周恩來名義致電斯大林，請求蘇聯為中國人民志愿軍提供武器裝備援助。鑒于國內經濟建設正在恢復之中，國家財政收入狀況緊張，中國政府要求蘇聯政府以軍事貸款形式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蘇聯政府同意以軍事貸款方式為中國人民志愿軍提供飛機、火炮、坦克和步兵武器等裝備。從1951年2月志愿軍第二番作戰部隊入朝起，志愿軍步兵部隊陸續改換了蘇聯提供的統一制式裝備。

　　1951年6月中旬，中國又要求從蘇聯軍事貸款中訂購60個師的武器裝備，此后又訂購戰場上需要的火炮、彈藥、汽車等，經過談判，蘇聯方面基本滿足了中國方面的要求。5～6月，蘇聯政府為補償過去未能向中國提供更多的米格-15飛機而提供較落后的米格-9飛機的過失，無償(只收運輸費)向中國提供372架米格-15飛機。

　　在這樣的基礎上，自1950年10月起，中國就組建裝甲兵部隊，擴建人民空軍作戰部隊。11月起陸軍炮兵和高射炮兵部隊也陸續擴建、改裝。擴建、改裝的炮兵和高射炮兵部隊從1951年1月起陸續入朝參戰，裝甲兵部隊于第五次戰役期間入朝，7月開始參加作戰，志愿軍空軍于1951年9月起以師為單位參戰。

　　國內也加緊軍工生產，充分利用當時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生產戰場作戰急需的步兵武器彈藥，逐步提高自給自足能力。加上全國人民開展的捐獻飛機大炮運動，因此，從1952年夏季開始，志愿軍武器裝備有了明顯加強和改善，志愿軍炮兵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戰場作戰越戰越強，越戰越主動。1952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致斯大林的電報中說：“今年秋季作戰，我們取得如此勝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堅固、指揮得當、供應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擊的準確實為致勝的要素。”[24]

　　實行邊打邊建的方針，是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一個創造，既有力保證了戰場作戰需要，同時也加速了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常委會上的講話中曾經指出：“我們過去打了二十幾年仗，從來沒有空軍，只有人家炸我們。現在空軍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25]至1953年7月朝鮮停戰時，人民解放軍完成了由單一陸軍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轉變。

　　除上述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靈活的戰略指導外，志愿軍在戰場上也靈活運用和創新戰法，采取了許多有效對策和措施，基本的原則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強擊弱，揚長避短。包括：抓住和利用美軍作戰中難以克服的弱點予以打擊，根據自身裝備特點和作戰能力確定打法，建立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解決了毛澤東說的“有沒有東西吃”的問題，等等。

　　正是這樣實行靈活戰略戰術指導，中國人民志愿軍依靠劣勢武器裝備打敗了現代化優勢裝備的美國軍隊，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四、有效控制，實現了戰爭局部化

　　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國際性的局部戰爭，戰場的范圍始終在朝鮮境內，既未因此引發世界大戰，也未將戰爭擴大到朝鮮以外。主要原因當然是戰爭雙方對戰爭局勢都進行了控制。從中國方面說，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主要從以下方面對戰局進行了控制。

　　(一)在志愿軍參戰前就明確提出朝鮮戰事要地方化

　　在東北邊防軍組成并集中到東北地區后，1950年8月13日召開的師以上干部動員大會上，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受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委托作的報告中就指出：“美國帝國主義者雖然發動了侵略戰爭，但是美國的戰爭動員和戰爭準備還沒有完全做好，……所以這一戰爭只能是局部性的。”[26]在美軍地面部隊準備越過三八線北進時，10月3日，周恩來約見印度駐中國大使潘迪迦，請他轉告印度政府，并通過印度政府轉告美國當局：中國關于朝鮮事件的態度，明確指出 “我們主張和平解決，使朝鮮事件地方化。”“朝鮮戰事應即刻停止，外國軍隊應該撤退，這對于東方的和平是有利的。朝鮮事件地方化的意見，就是不使美軍的侵略行動擴大成為世界性的事件。”[27]

　　(二)以志愿軍名義參戰，不給美國對中國宣戰以口實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簽署了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中國人民志愿軍都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抗美援朝實際上是國家行為，但在名義上則是以中國人民志愿軍這種民間組織形式出現，不是以中國政府官方的名義派出部隊支援朝鮮，目的就是不給美國向中國宣戰以口實。關于這一點，在中國人民志愿軍組成前和組成后，高崗、彭德懷和周恩來在有關場合都說得非常明確。8月13日高崗在東北邊防軍師以上干部動員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邊防軍出動“到朝鮮去是以志愿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干部改用朝鮮名字。這樣的處置，可以使朝鮮人民喜歡，又很策略。”10月16日，彭德懷在志愿軍師以上干部會議上進行臨戰前的動員時指出：我們只是以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名義，支援朝鮮人民革命戰爭，并不等于向美國宣戰。[28]10月24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政協第十八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中也明確指出：“方式上，我們采取志愿軍的形式，無需宣戰。”[29]當然而中國也不向美國宣戰。志愿軍參戰后直至1951年春，在以朝鮮人民軍總部發布的戰報中，只提到“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愿軍部隊”，而不提“中國人民志愿軍”。盡管中國人民志愿軍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組成的，始終是在中央軍委直接領導下，但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甚至到戰爭結束后的1958年中國人民志愿軍撤出朝鮮回國時，在中國政府的聲明以及中朝兩國政府的聯合聲明中，仍將中國人民志愿軍與中國官方分開，說法上用的是“商得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同意”，“向中國人民志愿軍提出了主動撤出朝鮮的建議”等，以此表明中國人民志愿軍不是中國官方派出的部隊。采取以志愿軍名義參戰的方式，有效避免了美國向中國宣戰。

　　(三)適度確定參戰的軍事戰略目標，打得有理有節

　　中共中央決策出兵參戰時，就對參戰后戰爭形勢發展作了幾種可能的分析。但參戰的直接軍事目的和基本軍事目標，就是給美國以挫折，使美國在朝鮮知難而退。這一點周恩來曾作了明確闡述。他指出：“如果美帝國主義真正進攻我們的大陸，那就不只是中國一個國家的戰爭問題，我們和蘇聯已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打起來，就是全面性的打”，那就是世界大戰，而美國事實上還沒有準備好。“追隨美帝的國家畢竟是少數。在朝鮮戰場，和美國在一起的雖然有十五個國家，可是萬一戰爭發生在中國，是否也有那么多國家參加對中國作戰呢?這是很值得懷疑的。敢于和我們敵對并走上戰場的究竟還是少數。”[30]如果美國使用原子彈，那美國自己也要考慮一下，因為蘇聯也有原子彈，雙方都有，損害也是雙方的。因此，美國鋌而走險，把戰爭打到中國境內的可能性雖然存在，但從美國自身的準備和美國的盟國情況看，美國走出這一步是很困難的。而經過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戰，使美國在朝鮮遭到嚴重打擊和損失，使它碰得頭破血流，知難而退，這種“可能性要大些，而這也是我們所要爭取的。我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就是要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的。”但是，美帝也有瘋狂的一派，對于它鋌而走險，我們也必須有所防備，我們不怕。只要志愿軍實施靈活的作戰指揮，充分發揮自己在作戰上的戰術特長，能夠在朝鮮堅持作戰，能夠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區，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國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如美國知難而退，中國“就可以在聯合國內或聯合國外談判解決問題”。[31]整個抗美援朝戰爭，就是本著這一目的和基本軍事目標進行指導的。在戰場上的作戰，對美國就是要打疼他，真正給他教訓，并且有所節制。志愿軍參戰后，尤其第二次戰役一舉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打疼了美國，打疼了美軍。后經過第三、第四、第五次戰役的較量，雙方在三八線南北地區形成相持局面，美國不得不放棄軍事占領全朝鮮的目標，同意通過談判實現停戰，1951年7月10日雙方開始了停戰談判。志愿軍隨著武器裝備的改善，運輸補給問題的解決和陣地的鞏固，到1952年夏季以后，越戰越強，越戰越主動，特別是1953年朝鮮停戰實現之前，政治軍事形勢對志愿軍都十分有利，志愿軍也有能力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再打到漢城，甚至打到三七線，但當時朝鮮戰爭的總體形勢是停而不是繼續打，所以志愿軍只給破壞停戰實現的南朝鮮李承晚集團以有力打擊，殲滅其4個師大部，奪取金城以南向己方突出的陣地，而未憑著當時具有的戰場實力繼續向漢城和三七線發展，從而實現了有利的停戰。

　　(四)做好最壞的準備，力爭避免最不利情況的出現

　　出兵決策作出后，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委在軍事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部署和準備：

　　第一，調整軍隊建設的重點。中央軍委決定，人民解放軍建設由原來重點加強海軍、空軍建設，轉為重點加強空軍、炮兵(含高射炮兵)和裝甲兵的建設。1950年2月中旬，中國政府同蘇聯政府簽訂貿易協定，在蘇聯向中國提供的3億美元貸款中，原計劃以1.5億美元用于購買海軍裝備，此時決定將這筆貸款大部分轉為用于購買空軍飛機和陸軍武器裝備，以保證抗美援朝戰爭的需要。

　　第二，調整部隊軍政訓練時間比例，重點加強軍事訓練。早在1950年9月即解除了全國野戰軍擔負的生產建設任務，重點轉為軍事整訓。志愿軍參戰后，12月3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主席名義發布指示，將原定自1951年開始全軍教育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調整為以軍事訓練為主。已開始的大規模復員工作，到1950年底，也已停止。

　　第三，部署籌備全國防空，防范美國飛機對中國大陸的空襲。1950年10月31日，成立了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北京市市長彭真、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聶榮臻、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薄一波、勞動部部長李立三5人組成的全國防空籌委會，研究籌劃全國的防空工作。

　　第四，部署和加強海岸防御。為防范美軍和臺灣國民黨軍隊對沿海地區發動攻擊，根據中央軍委指示，人民解放軍海軍將海岸炮兵建設做為當務之急，在沿海主要防御地段搶修了一批海岸炮陣地，從上海開始，北到長山列島、營口、安東海岸，選擇要點布置了水雷。

　　第五，部署防空作戰力量。將人民解放軍空軍當時惟一一支作戰部隊第4混成旅，部署于上海擔負防空任務。此外，還將國內僅有的高射炮兵部隊部署于沈陽、鞍山、本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廣州等沿海大中城市。并商請蘇聯出動殲擊機航空兵部隊，協助中國擔負防空任務。蘇聯先后派遣11個殲擊機航空兵師，駐扎中國境內，協助中國擔負了吉林、公主嶺、安東、沈陽、遼陽、鞍山、唐山、青島、廣州等地的防空任務。中國人民解放軍突擊擴建了空軍殲擊機航空兵部隊，除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外，分別部署于廣州、青島、天津、北京、唐山等城市，擔負防空任務，并逐步獨自承擔起了國土防空任務。駐扎中國境內協助防空的蘇聯航空兵部隊，從1951年7月起，陸續回國。

　　第六，部署部隊，準備粉碎美國和臺灣蔣介石集團的聯合登陸進犯。在志愿軍入朝參戰后，為了防范美國擴大戰爭，派遣軍隊與臺灣蔣介石軍隊對中國大陸實施聯合登陸進攻，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以廣東、廣西和福建、江浙沿海為主要防御方向，進行抗擊美蔣軍隊聯合登陸進攻的準備。11月17日，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和第三書記方方：“你們必須統籌兩廣，將兩廣作為一個對付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登陸進犯的統一的單位。”同日指示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軍區司令員陳毅和華東局第一書記、軍區政治委員饒漱石：“華東一切工作要以美國和蔣介石登陸進犯為假想的基礎去作布置”[32]據此，在福建和廣東方向各部署了4個軍防范美軍和國民黨軍登陸進攻。

　　第七， 東北行政區轉入戰時體制，作為抗美援朝戰爭總后方基地。1950年10月8日，在毛澤東簽署的關于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中，規定：“中國人民志愿軍以東北行政區為總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應事宜，以及有關援助朝鮮同志的事務，統由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同志調度指揮并負責保證之。”[33]

　　這些部署和準備，有力地保證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也有力地防范了美國將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

　　(五)遏制戰爭和戰略威懾相結合

　　遏制戰爭就是戰場上打疼美國軍隊。朝鮮停戰談判的出現是志愿軍在戰場上取得勝利，打疼了美國軍隊的結果。到了1952年夏季以后，志愿軍越戰越強，越戰越主動，在地面戰場上，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則始終處于被動地位，以致到1952年冬以后處于無所作為狀態。

　　戰略威懾，一是動員全國人民支援戰爭(抗美援朝運動)，二是發揮志愿軍的兵力優勢，這兩者都是顯示力量。三是顯示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決心，尤其在1953年2月4日至7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毛澤東、周恩來針對美國新任總統艾森豪威爾上臺前后的一系列活動及美軍準備在朝鮮登陸冒險情況所表明的態度。周恩來在2月4日的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人民愛好和平，但是并不懼怕戰爭。如果美國新政府還有意于用和平方式結束朝鮮戰爭，那么，它就應該無條件地恢復板門店的談判。……如果美國新政府仍然執行杜魯門政府的政策，仍然無意于恢復板門店談判而繼續和擴大朝鮮戰爭，那么，朝中人民在這方面也將繼續斗爭下去，并且是有了充分準備的。朝中人民深刻地了解，對于帝國主義者的挑釁，只有進行堅決的斗爭，使帝國主義者的每一個戰爭計劃都受到粉碎性的打擊，每一個侵略行動都遭到徹底的失敗，才能迫使敵人罷手，取得人民所熱望的和平。”毛澤東在2月7日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更加強有力地警告美國當局：“我們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國主義一天不放棄它那種蠻橫無理的要求和擴大侵略的陰謀，中國人民的決心就是只有同朝鮮人民一起，一直戰斗下去。這不是因為我們好戰，我們愿意立即停戰，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決。但美帝國主義不愿意這樣做，那么好罷，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愿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愿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34]美國當局從朝鮮戰爭中已深深感受到了中國人民說話是算數的，中國人民是有力量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在戰場上的充分準備和毛澤東、周恩來的警告威懾，最終迫使美國當局放棄了進行大規模登陸冒險的企圖，轉而恢復停戰談判。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采取控制戰局的這些措施，有效控制了朝鮮戰爭范圍，實現了朝鮮戰爭地方化的預想。

　　毛澤東軍事藝術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充分展示和發揮，使武器裝備落后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打敗了武器裝備高度現代化的美國軍隊，積貧積弱的新中國打敗了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從而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人民也自近代以來第一次真正揚眉吐氣了，中華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整個世界都不得不對中國刮目相看。

　　[①]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43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43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184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

　　[④]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43～49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⑤]《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92頁，人民出版社，1994。

　　[⑥] 參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137～138頁，人民出版社，1997。

　　[⑦] 《周恩來軍事文集》第四卷，第72～74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⑧]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235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⑨] 斯大林致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轉告周恩來的電報，1950年7月5日。

　　[⑩] 見《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第87頁。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252～253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12]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50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13]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258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14]轉引自彭德懷致毛澤東的電報，1951年7月1日。見《彭德懷軍事文選》，第41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15] 周恩來起草毛澤東致斯大林電報，1951年11月14日。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250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95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17] 轉引自《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三卷，第422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

　　[18]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37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490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20] 引自《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二卷，第246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

　　[21]《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50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22]《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230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

　　[23]《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173、第174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24] 周恩來起草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1952年12月16日。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310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

　　[25]《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50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26] 轉引自《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一卷，第92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

　　[27]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66、67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

　　[28] 參見《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一卷，第192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

　　[29]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76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

　　[30] 《周恩來外交文選》，第5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

　　[31] 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75頁，第92～95頁，第107～109頁，第116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

　　[32]《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353、第356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33]《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235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34]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121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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