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以正確的態度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一篇振聾發聵的講話

　　【原編者按】黃克誠將軍具有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不盲從，不茍同，堅持真理，剛正不阿，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歷盡艱辛，屢經坎坷，多次因為堅持正確意見而受到錯誤批判、打擊，甚至被撤職和降級，但始終保持剛直敢言，為人民無私無畏的高尚品德。《黃克誠傳》記述了黃克誠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一次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1980年11月14日至29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北京京西賓館小禮堂召開貫徹《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第三次座談會。會議由中紀委副書記王鶴壽主持，各省紀委書記、中央各部紀檢組組長共一千多人參加。會議傳達討論了中紀委第一書記陳云關于執政黨的黨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問題的講話;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到會講話。中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因病沒參加會議，也沒準備到會講話。

　　會議開了十多天后，11月26日早晨，黃克誠一起床就把秘書叢樹品叫到身邊說：“請你給鶴壽同志打電話，我要參加會議，講講話。”講什么他當時沒對秘書說。秘書撥通王鶴壽的電話，轉達了黃克誠的意思。

　　27日上午，黃克誠在會場一出現就引起與會者的注意，有的人感到驚奇。會議開了十多天了，他一直沒露面，今天怎么到會了呢?是不是有什么話要講啊!

　　王鶴壽宣布：“今天黃克誠同志來參加會議，現在請他講話!”黃克誠要講什么，王鶴壽事前也不知道。大家立刻靜了下來。只見黃克誠向前挪動一下身子，操著濃重的湘音說：“同志們，我身體不好，聯系干部和群眾也很少，本來不準備講話的。但是，我是一個心里有話就要講的人。有些要說的話在今天的會議上向同志們講一講。我先講講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再講講黨風和思想僵化及經濟問題。”

　　“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我想了很久了，看起來與我們這次召開座談討論的問題關系不大，但是我認為，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我是一名老共產黨員，有責任講一講這個問題。我的這個講話，有的同志聽了可能不痛快，請他們諒解!”

　　黃克誠要講的這個怎樣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和要不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后遇到的最重大的政治問題之一，牽動著全黨和全國億萬人民的心。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層領導人到黎民百姓，都在關心著這個問題。毛澤東又是一位超越國界、有重大國際影響的一代偉人，1976年9月9日他逝世的消息公布后，曾引起全世界的震動。從那以后，世界各國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對毛澤東的評價。黃克誠深知，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直接關乎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命運和在世界的形象。

　　與會者聽到黃克誠要講這個最敏感的問題，每個人的神經都繃緊了，渴望聽聽這位老革命家到底怎么說。因為大家都知道，黃克誠是毛澤東“左”傾錯誤的嚴重受害者之一。

　　黃克誠的眼睛此時已完全失明。因此，他這個講話沒有稿子，也沒有提綱，全憑腦子記憶，只有一名秘書坐在他的身后，時刻準備提醒他。然而，從頭到尾，兩個多小時的長篇發言，他沒有“卡殼”，也沒有“走火”，按照他的思路滔滔地講下去。會場里鴉雀無聲，盡管黃克誠的話很不好懂，大家還是全神貫注，如廁者跑去跑回，生怕漏聽了某些內容。

　　黃克誠這個講話約1.3萬字，主要講了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和晚年所犯的錯誤，分析了他犯錯誤的原因，以及以正確態度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等內容。

　　黃克誠首先以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講述了毛澤東從大革命時期到解放戰爭時期建立的不朽功勛，特別是在幾個重大歷史關頭，都是毛澤東“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紅軍時期，他從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紅色政權能不能存在和發展的問題;長征途中，在革命生死關頭，他力挽狂瀾，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向;抗日戰爭時期，他頂住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壓力，實行了戰略轉變，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策略，使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大發展，為中國革命勝利奠定了基礎;解放戰爭時期，他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方針，指導中國革命奪取全國政權。黃克誠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井岡山這面紅旗”，“就沒有長征的勝利”，“就沒有黨的獨立自主的統一戰線政策”和革命力量的大發展，就頂不住解放戰爭初期斯大林“交出武裝，換取合法地位”的外來壓力，提出“寸土不讓”，“一條槍不交”的方針。毛主席在這個時期的歷史功績誰能比得了呢?哪個人有這樣的功勞呢?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多次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這是我們黨和國家任何人都不能比擬的。如果硬說有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就是對歷史開玩笑!

　　對于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功績，黃克誠僅僅說了“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決所有制、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毛主席的決策都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他僅肯定了毛澤東1949年至1956年間的功績，至于此后20年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他難以評說。這是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和實踐逐漸“左”傾直至犯“文化大革命”錯誤的20年。在這20年中，黃克誠蒙冤18年啊!中共中央正在討論新中國成立后的這一階段歷史，準備作出決議。在這種情況下，黃克誠以高度的黨性原則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一致。

　　黃克誠非常贊同鄧小平“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的講話，認為“這決不是頌揚、溢美之詞，而是對歷史公正的科學的論斷”。他還說，我這個講話，是以小平這幾句話為主導思想，是對他這幾句話的解釋和補充，是作注釋。

　　黃克誠一貫敬重毛澤東，矢志不移地衷心維護他的領袖地位，即使在蒙難時也是“赤心不改”。但他從來不搞“個人崇拜”，也不是一味地贊美毛澤東。他在毛澤東面前以敢講真話、敢提不同意見而著稱。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黃克誠作為所謂“反黨集團”的二號人物，參與了中共黨內第一次對毛澤東“左”傾錯誤的抵制。這次講話，他不但沒有隱諱毛澤東所犯的錯誤，而且對毛澤東所犯錯誤特別是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及其原因，進行了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批評和剖析。

　　他說：“毛主席晚年有缺點，有錯誤，甚至嚴重錯誤”，主要是兩條：“一是在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沒有及時地、明確地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并且在具體的經濟建設工作中犯了貪多圖快的急性病錯誤;另一條是提出了一套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理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并且用對敵斗爭的方式來處理黨內矛盾，結果被壞人鉆了空子，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當然，如果細算起來，可能還有許多別的錯誤。但那些錯誤基本上是從這條錯誤派生出來的”。但是，毛澤東的這些錯誤，仍是一個偉大革命家犯的錯誤，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的錯誤。

　　在分析毛澤東犯錯誤的原因時，黃克誠認為，除“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外，例如，“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狀況，使廣大人民群眾和各級國家機關無法制止我們黨在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錯誤”，但就個人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第一，“革命勝利了，不謹慎了，接觸實際、接觸群眾少了，民主作風差了，聽不進不同的聲音，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整誰。”第二，“年紀大了，固執了，沒有及時引退。老人家如果及早引退，那就是世界上完美的大革命家了。”他不但不引退，“晚年的雄心壯志仍然非常大，想在有生之年把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內辦到，結果出了許多亂子。”第三，身體不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毛主席為革命苦心焦慮，經常晝夜難眠地考慮問題，患了嚴重的失眠癥，大腦經常處于高度的緊張狀態。1958年我和他接觸時，就感到他雖然只有60多歲，但腦子已緊張過度了。腦子緊張過度，就要出亂子。我現在就有這個體會，腦子一緊張，說話就沒有分寸了。”

　　毛澤東犯錯誤的原因是一個重大而非常復雜的課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需要史學工作者以至子孫后代長期地繼續努力研究。黃克誠只能根據當時形勢和政治的需要談談他的認識。

　　黃克誠認為，毛澤東犯錯誤的歷史教訓應當永遠記取，這就是要很好地處理領袖和權力的關系。他說，黨的領袖是一個集體，這個集體必然有它的一些代表人物，對這些代表人物，全黨賦予一定的權力并維護他們的威信。但必須堅決克服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或少數人手里的問題，必須反對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他們的權力要受到有效的制約，以保證他們能永遠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

　　黃克誠講話的目的，是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他曾對人說：“我那個講話的目的，就是扭轉當時一部分人‘非毛反毛’的情緒，平息對毛主席的爭論。”錯誤已經犯了，損失已經鑄成了，我們如何對待?揭發、批判，全盤否定?堅持兩個“凡是”，全盤肯定?這都不是共產黨人應有的態度，應該是歷史唯物主義地、嚴肅冷靜而又遠見卓識地對待這個問題。

　　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應持什么態度的問題上，黃克誠主要講了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顧全大局，跳出個人恩怨的圈子。他說：“在‘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中，那些受到打擊、坐過牢的同志有憤慨情緒很可理解”。但是，這種情緒“對我們黨和國家是非常不利的”，應該盡快地調整過來，“跳出個人恩怨的圈子，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從怎樣做才有利于我們的子孫后代、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出發”來認識自己蒙受的冤屈和苦難。他以自己遭受的痛苦告誡大家說：“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頭”。“對這樣關系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更不能從我們個人的利害得失、個人的憤懣不平出發。”毛主席是舉世公認的“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象征。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們的黨和國家。那樣做，會危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妖魔化了毛澤東，誰敢保證敵對勢力不會趁機起來控訴共產黨，控訴社會主義，控訴共和國呢?

　　第二，“不能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毛主席一個人身上”。黃克誠說：“有些同志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所犯的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歷史事實。……比如反右派擴大化，錯整了許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全國為什么劃那么多右派?我看各級黨委都要負責任。在‘大躍進’中，許多做具體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將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很嚴重的地步，我們也是有責任的。”

　　黃克誠在私下還說過這樣一段話：“經濟建設中的急性病，毛主席要負主要責任，但我們做具體工作的同志也有份。譚震林、李富春、少奇、周總理等同志都有責任。為什么向毛主席報告夸大了的情況?在一次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剛從山東視察回來的譚震林說，山東的麥子產量如何如何高，全省畝產達到400多斤。我不相信他說的，他很生氣，我們兩個人就吵了起來，還拍了桌子。我說：‘你說山東某個地區畝產達到400多斤，這我相信;你說全省都這樣?你哄鬼去吧!’還有一次，那是1958年‘大躍進’刮‘共產風’時，我和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見了面，我對他說：‘不能再刮風了，再刮就把我們刮跑了’，他沒理我。由此我猜到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也就不便多說了。”

　　“同志們可以想想，反右派、‘大躍進’、五九年廬山會議、提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理論、決定搞‘文化大革命’以及錯誤地開除少奇同志的黨籍等，哪一次不是開中央全會大家舉手通過決議的?如果中央委員會多數同志都不贊成，各級領導干部都不贊成，毛主席一個人怎么能犯那么大的錯誤呢?如果我們抓具體工作的同志都能從實際出發，靈活地掌握黨的重大政策，就不會犯全局性的錯誤?？墒?，我們一味地迎合上面，有的同志還想邀功，盲目地執行錯誤政策，這才使錯誤發展到嚴重地步。當然，毛主席要主要地負領導的責任，但我們也要負一定的執行責任呀!”

　　黃克誠針對某些人不贊成“錯誤大家有份”的認識說：“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功勞大家有份。現在我們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卻把錯誤都算在毛主席一個人身上，好像我們沒責任，這是不公平的!我認為，毛主席應該負主要責任，但大家也應該來分擔自己該分擔的那份責任，這才符合我黨實事求是的精神，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如果我們這樣做了，毛主席的擔子也就輕了。”

　　黃克誠這些入情入理的肺腑之言，打動了多數與會者。當然，也有人聽著不入耳，不服氣，甚至憤慨。這是黃克誠講話前就預料到的。他說：“有一位同志曾經問我：‘不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錯誤的責任，你承擔不承擔?’我說：‘我也要承擔一些責任。但對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擔責任，因為那時我已不參加中央的工作，沒有發言權了。’我認為，凡是我有發言權的時候，我沒發表意見反對錯誤的決定，那么我就不能推卸對錯誤的責任。比如，反右派擴大化，錯整了許多人。那時我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是有責任的，怎么能把這一錯誤全推到毛主席身上呢?”

　　第三，毛澤東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黃克誠說：“同志們要知道，毛主席為人民的事業操勞了一輩子，在大革命失敗以后的幾十年里，他總是苦心焦慮地、經常晝夜不眠地思考著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由于思慮過度，他患上嚴重的失眠癥，常常因睡眠不好而情緒煩躁，特別是到了晚年，病情加重了，脾氣也越來越不好，有時甚至失態。”黃克誠說，他曾幾次看到毛澤東大發脾氣，很感意外：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會議上，蘇聯代表團團長米高揚的發言惹惱了毛澤東，他氣憤地躺在休息室的沙發上破口大罵米高揚。1958年1月，在南寧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狠批陳云、周恩來等人和1956年的“反冒進”，說“反冒進”是針對他的，是“政治問題”，“反冒進”的人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1958年5月至7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反對所謂的“教條主義”，黃克誠奉命去接毛澤東到會講話。當他看到毛澤東精神恍惚、面容憔悴的樣子時，很吃驚，擔心地問了一句：“主席，身體行嗎?”毛澤東嘆了一口氣說：“百事纏身啊!能睡個好覺就好了!”黃克誠悄悄地問身邊的楊尚昆，楊尚昆說：“這幾年主席就這個樣子，操勞過度，很痛苦，一直堅持著……”

　　黃克誠說：“毛主席為革命操勞一輩子，一輩子都在為人民著想。對他的錯誤，我們應該諒解，應該抱著愛護、尊重的心情對待他。”1981年3月30日，他在同總政治部領導人談話時說：“我們黨和毛主席犯了錯誤，改了就行了，何必寫那么多電影戲劇本子和歌曲揭這個傷疤呢?……毛主席已經過世了，他的錯誤糾正了就是了，不要扭著不放;不要搞過了火，出現惡果再回頭，那樣代價就太大了。”

　　黃克誠還認為，諒解毛澤東就不能算他的細賬。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56年的革命生涯，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力挽狂瀾，不算他的大賬而算他的“細賬”會是什么結果?“勢必給毛主席抹黑，也會算到少奇、周總理和我們這些人身上;抹黑了毛主席，也就抹黑了我們黨、我們國家，也抹黑了我們這些長期跟隨毛主席走的人，那就亂套了，非垮臺不可。”

　　第四，揚棄毛澤東錯誤的理論和錯誤的實踐，堅持他正確的內容;總結歷史經驗，吸取深刻教訓，“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面光輝的旗幟上寫下新的篇章”。

　　黃克誠針對當時黨內有些人存在的糊涂認識，中肯地批評說：“現在有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甚至把毛主席的正確思想、言論也拿來批判。我認為這樣做是把中國引上危險的道路，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毛主席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領導并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實踐，寫了一系列的著作，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的精神武器。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千百萬共產黨員和億萬革命群眾用血汗凝成的寶貴財富……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

　　他發人深省地問道：“我們這樣大的一個黨，這樣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總要有個思想武器作指導。……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拿什么東西來代替呢?……難道要請孔夫子!請‘三民主義’回來?那是過去的歷史，中國革命已經證明過了時的和行不通了的!那么，是不是要把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搬來呢?我看也是不行的!近代中國歷史證明，只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今天，我們要團結人民、戰勝困難、聚精會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還要靠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宗旨、原則將長期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丟掉了毛澤東思想，造成黨和人民的思想混亂，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可能變質，子孫后代就會受罪。”

　　黃克誠認為，毛澤東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所犯的錯誤，曾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給大批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帶來很大痛苦。要堅持毛澤東思想，并繼續在這面光輝旗幟上寫下新的篇章，對毛澤東的錯誤“進行正確的實事求是的揭發和批評是必要的”。沒有揭發和批評就沒有“堅持”和“發展”。

　　黃克誠認為，揭發和批評毛澤東的錯誤，不能“投鼠忌器”，必須實事求是，必須把握“度”，過了“度”就走向反面。那種“采取夸張、渲染的手段，丑化、歪曲、詛咒、誹謗我們黨、社會主義和毛主席”的情況必須堅決阻止。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分清是非，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清醒頭腦，明辨方向的目的。

　　在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上，黃克誠還特別強調用發展的觀點看待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有一個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我們不應苛求前人，只能通過我們后人的斗爭實踐糾正前人的錯誤，并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黃克誠在講話的最后，以誠懇而又謙和的態度說：“我這個講話就到這里。我的話可能對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請同志們對于一個有幾十年生活經歷的老年人的這個講話給予考慮，想想是否有幾分道理。”

　　黃克誠的講話一落音，會場上立即響起熱烈掌聲。散會后，大家議論紛紛，大多數與會者為黃克誠坦蕩的胸懷所折服，也為他如此大公無私、顧全大局，毫不計較個人恩怨，置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所感動，認為他的講話是全黨和全國人民急需聽到的金玉良言，振聾發聵，心里亮堂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1期，摘自《黃克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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