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軍先治黨

　　領導力量決定隊伍性質。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組織形成核心，軍隊也好，根據地也好，都會松散無力，難以鞏固和發展。所以，毛澤東把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其中最典型和最突出的抓手就是首先在“三灣改編”中建立起黨在軍隊中的各級組織，并設立一套黨領導軍隊的基本制度。這決不是危難關頭鞏固部隊的權宜之策，而是保證這支軍隊永遠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保持人民軍隊性質、忠實執行黨的革命政治任務的千秋大計。

　　1927年9月，毛澤東等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嚴重受挫，部隊從5000之眾減員到千余人。這支部隊雖然有不少黨員，但并沒有形成堅強的組織核心。賴毅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蘆溪受挫后，部隊中彌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消極的道路。”[1]毛澤東通過分析研究部隊的思想情況，深深感到沒有黨的堅強領導和富有戰斗力的基層組織，部隊是經不起殘酷戰爭考驗的。于是，在永新縣三灣村，前委決定對起義部隊進行改編。改編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在部隊基層建黨，班、排建黨小組，連建黨支部，營以上設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在前委的統一領導下開展工作。

　　之所以要將支部建在連上，是因為“作戰大部以連為單位，每一個作戰單位有一個支部去處理和指揮一個作戰單位的事，很覺便當”[2]。連隊是部隊戰斗、生活和做群眾工作的基層單位，連隊建立了黨支部，就使部隊黨的組織系統有了嚴密、扎實的基礎，就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提供了組織上的保證。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這一點，指出：“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3]

　　自三灣改編后，前委又抓緊在湘贛邊界建立和恢復黨的基層組織，并開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第二次代表大會作出決議：“一切政策都要黨員熱烈討論，深切了解;各級黨部委員及書記盡量用選舉方法產生……”[4]后來又厲行“洗黨”，整頓了黨的組織，純潔了黨的組織，增強了黨的戰斗力。不僅使軍隊各級黨的基層組織在邊界斗爭中日益發揮出戰斗堡壘作用，同時還強化了黨在紅色政權中的領導和組織作用。

　　二、治政重治軍

　　軍隊是井岡山紅色政權的主要組成部分，奪取政權要依靠軍隊，鞏固政權也要依靠軍隊。“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哪一處沒有武裝，或武裝不足，或有武裝而策略不當，就立即被敵人占去。”[3]而“相當力量的紅軍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3]。井岡山斗爭時期，紅色政權成了敵人眼中釘、肉中刺，為了應對敵人的挑釁和多次“進剿”，乃至“會剿”，毛澤東等共產黨人非常重視紅軍和地方武裝的建設，因而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

　　一是對軍隊進行整改。在三灣改編中，除了將人數不多的部隊由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和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以外，針對當時部隊中存在的軍閥主義作風嚴重的問題，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在軍隊內實行民主主義。羅榮桓在回憶中談到：“這支部隊中，雖然有不少是黨員，但沒有形成堅強的組織核心，也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軍事指揮員大部分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他們都是知識分子，沒有經過更多實際戰爭的鍛煉，指揮能力弱，舊的一套帶兵方法，妨礙著上下一致、官兵一致。”[4]毛澤東在這個最緊要的關頭，通過分析調查，察覺了問題的癥結，采取了對部隊進行有效改編的堅定措施，從而使三灣改編“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政治建軍的基礎，對建設為一支拖不垮、打不爛的新型的人民軍隊起了重要作用”[4]。

　　此外，井岡山的紅軍來源眾多、成分復雜，有秋收起義部隊、又有南昌起義余部和湘南暴動部隊，還有平江兵變的部分主力，以及“袁王”地方部隊以及蓮花、萬安等農軍，甚至還有國民黨的投誠部隊。為了提高部隊的組織紀律性及提升部隊戰斗力，毛澤東等通過對軍隊尤其是對“袁王”所部及國民黨投誠部隊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進行經常性的整頓訓練和政治教育，幫助他們樹立無產階級革命思想，最終讓“袁王”綠林出身的農民武裝及國民黨投誠部隊等武裝成為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成為了真正為窮苦大眾打天下的革命隊伍。

　　二是對軍隊進行錘煉。多難興邦，多戰軍強。朱毛紅軍不僅經受多次實戰的考驗，更有著在實戰中取得勝利的實力。這一切，離不開毛澤東、朱德等人對軍隊進行獨特的戰略戰術上的錘煉，更離不開毛澤東對軍隊進行的黨性錘煉、作風錘煉以及思想錘煉。毛澤東根據茶陵工農兵政府創建中的教訓和遂川工農兵政府創建中的經驗，逐步形成了一個理論，這就是“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3]。這些“重大任務”，經過民主討論，寫進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決議。它有力地批評與糾正了單純軍事觀點，實現了軍事與政治的統一，不僅集中體現了中國紅軍的性質和宗旨，更錘煉出軍隊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和本領。

　　三是嚴格軍隊紀律。鐵的紀律是克敵制勝的前提和基礎。針對紅軍部隊紀律不太嚴格的現象，秋收起義部隊在初上井岡山時，前委在荊竹山首次宣布了“三項紀律”。1928年1月，毛澤東在遂川縣城又提出了“六項注意”。同年4月，毛澤東根據做群眾工作的經驗，向工農紅軍正式頒布了“三項紀律、六項注意”。這些作為紅軍紀律的條文中的規定，都事關群眾的實際利益，字字體現人民軍隊的性質，體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尤其是這些紅軍行為準則思想深刻，內涵豐富。它遠遠超出紀律范疇，早已深深融入到軍隊的血肉，成為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四是確定軍隊宗旨。在井岡山紅色政權初創階段，正如毛澤東所言“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3]。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強調工農紅軍不能單槍匹馬，孤軍奮戰，必須發動群眾起來一道鬧革命。在毛澤東等人的領導下，工農紅軍每到一處，通過寫標語，訪貧問苦，召開群眾大會等形式，向廣大群眾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紅軍的宗旨，宣傳革命道理，調動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除此之外，工農紅軍還經常幫助群眾春耕、夏耕、秋收、救災等。紅軍忠實地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做到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一心為老百姓辦事，時刻將群眾的冷暖疾苦掛在心上，所以，農民衷心擁護共產黨，全力支持工農紅軍。

　　三、治制兼治官

　　古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毋庸置疑，中國自古以來，歷代封建統治者，治國理政都把重點放在治民上，結果都是事與愿違，好景不長，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毛澤東在井岡山紅色政權創建當中，革故鼎新，改弦易轍，別開生面，把政治治制的重點放在“治官”和強化組織領導上，將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一是健全政府機構，加強組織領導。隨著湘贛邊界紅色區域的開辟，尤其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紅色政權的建立，毛澤東等積極主張要擴大蘇維埃政權的宣傳。1928年5月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下轄茶陵、遂川、寧岡、永新、酃縣、蓮花6個縣蘇維埃政府和新遂邊特區蘇維埃政府。與此同時，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組織機構也逐步健全，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代表會議為最高權力機關。代表會議閉會期間由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處理事務。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下設常務委員會，該常務委員會由土地部、軍事部、財政部、政法部、工農運動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組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組織機構的建立和健全，對于土地革命的開展、根據地的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是頒布施政綱領，實施法制建設。為使新建立的紅色政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毛澤東尤其重視法制建設。特別是《遂川縣工農兵政府臨時綱領》和《井岡山土地法》的頒布實施，從而使紅色政權建設進入了法制軌道。毛澤東指示中共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起草施政綱領。《臨時綱領》的內容不僅涉及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基本民主權利，而且就政權機關、經濟制度、軍隊建設、軍地干部及士兵、群眾教育等作了具體規定。對根據地而言，《臨時綱領》實際起到了“憲法”作用。1928年11月，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邊界黨和工農兵政府結合中央的指示精神，并總結井岡山土地革命的經驗，于12月又制定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部具有法律效應、成文的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的頒布和實施，給土地革命提供了法律保障，直接指導了紅色政權的土地斗爭。

　　三是嚴明政治紀律，推動政權建設。政治紀律是維護黨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線的政治原則，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井岡山紅色政權建設中，毛澤東始終把維護黨的政治紀律作為首要任務，除了要求對廣大黨員干部進行政治紀律的學習，增強政治意識、政權意識、責任意識外，還對黨員干部無視政治紀律以及危害黨和紅色政權建設的“異己分子”，執行黨紀、政紀、軍紀制裁。如處決企圖拖隊投敵的團長陳浩等人，就是一個例證。對這些叛徒的處決為紅色政權建設帶來了清新空氣。加之毛澤東對“三大任務”的宣布，軍地領導人和廣大黨員干部以及部隊官兵，更加深入群眾、深入基層、與廣大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加強了黨與人民群眾、蘇維埃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從而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投身革命、支持紅色政權建設的熱情。

　　四是加強民主建設，強化民主政治。井岡山紅色政權初創時期，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或不健全，有些邊界黨以及蘇維埃政府干部在處理事情時，往往脫離群眾;對沒收及分配土地上，表現了猶豫和妥協;經濟上出現濫用和貪污現象;對白色勢力產生畏避或斗爭不堅決。有的還很少開民主會，遇事由常委處理，特別是區鄉一級，遇事由主席(委員長)、秘書說了算;一些蘇區政府特別是鄉政府，小地主，富農及知識分子爭著干，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鉆入政府，把持一切，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在黨和蘇維埃政府關系上，出現了以黨代政現象;或由于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信，許多事情為圖方便，黨在那里直接就插手干，政權機關擱置一邊。紅色政權創建之初出現上述問題后，毛澤東大力支持邊界特委采取系列強有力的措施，予以糾正：一、在各級政府執行委員會中厲行民主集中制，權力歸集體領導，反對個人說了算;二、整頓政權組織，純潔內部。把用騙術鉆入革命政府中的投機分子和腐化分子清除出去;三、在黨政關系上，黨委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但不以黨代政，包辦一切。黨的方針、政策、方法、主張，必須通過政府去執行。從而使各級政府，既有權力，又有責任感，班子又團結，工作就踏實而有力量了，紅色政權建設基礎就更加團結和鞏固。

　　黨的十八大將科學發展觀正式列入黨的指導思想。這一指導思想既傳承了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又彰顯了我們黨以人為本的執政新理念。因而，學習和研究毛澤東在井岡山紅色政權建設中所采用的執政方略，必將有利于我們進一步總結黨的執政經驗、豐富發展黨的執政理論，并為當前我們黨進一步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提供有益的借鑒。

　　參考文獻：

　　[1]星火燎原編輯部.星火燎原叢書[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2]井岡山革命博物館.井岡山斗爭史料叢書[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

　　[3]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井岡山根據地寫作組.井岡山根據地(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1期，摘自2013年第2期《黨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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