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30日一版《人民日報》刊登河北省委揭發和處理劉青山、張子善巨大貪污案的報道

　　1952年1月1日晚六時半，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團拜會，中央黨政軍各部委領導、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負責人、文化科教界人士等近500人出席。毛澤東在團拜會開始時發表元旦祝詞，其中有一段最令人振奮，而又讓不少人感到巨大壓力的祝詞是：“我還要祝我們在新開辟的一條戰線上的勝利，這就是號召我國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干凈!”①1月3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顯著位置發表毛澤東的元旦祝詞(1月2日《人民日報》休刊——作者注)，其精心編排的《中央人民政府舉行元旦團拜 毛澤東主席致祝詞 號召大張旗鼓地開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斗爭》的大標題，非常醒目。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重要社論：《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偉大斗爭中，發動群眾的關鍵何在?》。

　　毛澤東對社論作了全面修改

　　這篇社論是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起草，經胡喬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毛澤東秘書)修改，最后由毛澤東修改審閱定稿。社論全文分10段，其主要內容如下：

　　1、目前全國各地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發展還很不平衡、很不普遍、很不深入。運動發展的情況可以分為三種：好的、較好的和不好的，區別這三種情況的標志是群眾發動的程度。目前有不少單位、不少部門、不少地區，群眾基本上沒有發動起來，運動不能開展或開展得很不好。一切關心人民和國家利益的人，都不能容忍這種情況繼續存在下去，而必須立即加以改變。“必須立即在全國范圍內，在一切黨組織，一切政府部門和軍事部門，一切國營和公營的工業、交通、銀行、貿易的機關和事業，一切合作社組織，青年團組織和人民團體的各級領導機關，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發生關系的私人工商事業，都應毫無例外地充分發動群眾，把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形成一個廣泛的群眾運動，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一樣，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堅決進行到底。”(文中黑體字及標點符號為毛澤東所加，下同)2、群眾所以沒有充分發動或根本沒有發動，這里的主要關鍵就在于領導;而領導問題的中心就是要“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親自“上前線”。目前所以還有不少令人不滿的情況存在，就因為有些首長不負責任，不親自動手，畏首畏尾，甚至于消極怠工的緣故。3、“這些人既然身為首長(不管他是那一級的首長)，為什么卻不負責任、不親自動手去發動群眾呢?事實告訴我們，目前有兩種人是不能發動群眾的。一種人是對于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重大政治意義認識不足的。他們不了解，對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現象，如果不加以徹底肅清，它們就要腐蝕我們的黨，腐蝕人民(“□”中字及標點符號為毛澤東所刪，下同)我們的政府，腐蝕我們的軍隊，腐蝕一切財政經濟機構和一切革命的群眾組織，使我們的許多干部人員身敗名裂，給我們的國家造成極大的災害，一句話，這就有亡黨、亡國、亡身的危險。”這種人現在應該猛醒過來，再也不應該猶疑了。“另一種人是自己手上不干凈，他們害怕發動群眾對自己不利，因而多方掩飾貪污浪費的現象，找出各種藉口，對運動的領導采取消極怠工、陽奉陰違的態度，有些甚至公開出面抵抗。……如果他們仍不覺悟，并且繼續采取怠工和抵抗態度的話，他們就必然成為群眾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障礙，成為群眾斗爭的對象。”4、“事實上群眾對于一切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分子及其的行為，是決不能容忍的。群眾是一定要會在中央號召之下行動起來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是堅決領導和支持這種正義的群眾斗爭的。任何人也休要妄想抵抗這個神圣的斗爭，任何負責人員也不容許忽視或放棄領導這個斗爭的責任，任何人也不可以怠工。”5、正確的態度應該怎樣呢?“正確的態度是公開檢討、爭取主動。如果自己犯了官僚主義的毛病錯誤，就應該認真地公開檢討自己的官僚主義，……如果自己手上不干凈，更應該公開地向群眾坦白認錯，毫無保留地向群眾交代清楚，并且讓群眾毫無顧忌地揭發和檢舉一切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錯誤或罪惡。”“如果有人執迷不悟，膽敢違抗中央指示，阻礙群眾運動，無論他的職務位有多么高，資格有多么老，他的上級都應該堅決把他撤職。如果因為自己手上不干凈而阻礙群眾運動的，就不但應該撤職，還應該受到法律處分;如果他是共產黨員更應該受到黨的紀律處分。”6、“當然，對于所謂‘手上不干凈’的，還應該區別他是貪污、浪費，或是公私不分、占小便宜。輕重大小，經過深入的調查，實事求是地分別處理。同時，對于一貫忠心耿耿為人民革命事業奮斗有功，偶爾失足，錯誤不大而能迅速坦白檢討的，也應該考慮免于治罪或減輕處分或免予處分。但是，像劉青山、張子善等大貪污犯，則不論他們有多少大功勞，都是不可寬恕的了。對于這樣變質的分子的叛徒和毒蟲，有多少就必須清除多少。”清除了他們，才能使我們的黨和人民革命的隊伍堅強和鞏固起來，永不再受剝削階級思想的腐蝕。7、這次“三反”運動，“對于每個革命工作干部，特別是對于各地區、各部門和各機關單位的各級主要負責干部，尤其是對于其中的共產黨員，是一個極重要的考驗。……在這個重大的政治斗爭中，每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勇敢地站在最前列，堅決地領導群眾運動起來斗爭，迅速地取得完全的勝利。”

　　社論原來的標題是《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發動群眾和領導群眾的關鍵所在》，毛澤東對標題作了三處修改。②

　　1952年1月3日一版《人民日報》刊登毛澤東元旦祝詞，號召全國人民大張旗鼓地開展“三反”斗爭

　　社論非常及時和有號召力

　　這篇社論的發表非常及時。此前，1951年12月1日，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12月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三反斗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指示》，自此“三反”運動在全國開始。為了迅速推動運動在各級機關和全國展開，毛澤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2月29日，毛澤東對胡喬木關于發表劉青山、張子善案等三件新聞的信作出批示：“照發。應于卅日見報”。③第二天，《人民日報》一版用大半版刊登了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會議揭發劉青山、張子善巨大貪污的新聞、河北省委開除劉、張黨籍的決議和關于兩人罪行的報道，向全社會公開表明黨中央要嚴懲黨內大貪污犯的堅定態度。12月31日，中央直屬總黨委召開黨政軍團群機關處長級以上干部數百人參加的黨委擴大會，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中央機關總黨委第二書記安子文宣布中央關于限期發動“三反”斗爭的決定。會后，中央和政府各部門機關立即行動，紛紛連夜和在元旦期間召開會議部署“三反”運動。第二天毛澤東發表元旦祝詞，向全國發出開展“三反”斗爭的號召。

　　1月4日，就在《人民日報》社論發表當天，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關于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的指示》下發，指示要求從中央到各省市，從各大軍區到各級軍區，“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縮短學文件時間(有四五天就夠了)，召開干部會，限期(例如十天)展開斗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分子，就是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職查辦”。④自此，一場群眾性的“三反”運動很快在全國形成高潮。

　　這篇社論論理透徹，邏輯清晰，分析深刻。社論說：對于當前運動中不能令人滿意的情況，一切關心人民和國家利益的人，都不能容忍這種情況繼續存在下去，而必須立即加以改變，必須立即在全國范圍內，毫無列外地充分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運動;社論說：發動群眾的關鍵在領導，領導問題的中心是首長負責，親自動手;社論說：有兩種人是不能發動群眾的，一種是對“三反”運動的重大政治意義認識不足，一種是自己手上不干凈;社論說：清除貪污腐化分子，不是黨的損失，而是黨的勝利，不是降低黨的威信，而是提高黨的威信。

　　這篇社論言辭尖銳，很有說服力和號召力，使人感到振聾發聵，猶如警鐘振耳。社論說：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現象，如果不徹底肅清，就會使我們的許多干部身敗名裂，給我們的國家造成極大災害，就有亡黨、亡國、亡身的危險;社論說，要使“三反”斗爭形成一個廣泛的群眾運動，如同鎮反運動一樣，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堅決進行到底;社論說，對執迷不悟，膽敢違抗中央指示，阻礙群眾運動的人，無論他的職位有多高，資格有多老，都應堅決把他撤職。而對于像劉青山、張子善等大貪污犯，則不論他們有多大功勞，都不可寬恕，有多少就清除多少;社論說：“三反”運動是對各級主要負責干部，尤其是對其中的共產黨員，是一個極重要的考驗，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該勇敢地站在最前列。

　　社論體現了毛澤東關于“三反”斗爭的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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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1月4日一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偉大斗爭中，發動群眾的關鍵何在?》

　　這篇社論是根據毛澤東和黨中央關于開展“三反”運動的一系列指示、決定和批示精神起草的。在這篇社論發表之前，毛澤東和黨中央通過不斷下發指示和批轉文件，毛澤東親自直接指導和強力催促中央和各地黨政軍機關及各級領導抓緊開展“三反”斗爭。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轉發有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并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⑤在《關于三反斗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指示》中要求：“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到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⑥

　　12月30日，毛澤東在轉發有關報告寫的批語中指出，各級領導都要“親自‘上前線’，把三反斗爭當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大戰爭，務必取得勝利，并且務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顯著成績，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績”。⑦同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要求中央、大區、省市三級的一切工作部門，必須向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作“三反”報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較，“看出各級領導同志對這一場嚴重斗爭哪些是積極努力的，哪些是消極怠工的(消極怠工的原因，一種是領導人有官僚主義，一種是領導人手面不干凈)，以便實行獎勵和懲處。不作報告者以違紀論，須推遲時間作報告者須申明理由”。⑧

　　毛澤東起草的這些指示文件和轉發報告的批語，表現了毛澤東嚴厲的語氣、急迫的心情和堅定的態度。更是表明毛澤東所以要把三反斗爭當做一場“大斗爭”、“大戰爭”和偉大斗爭，就是為了要引起全黨和廣大干部的極大重視和高度警覺，迅速行動起來，以堅決奪取反對資產階級對執政黨進行腐蝕這場嚴重斗爭的勝利。這篇社論，體現了毛澤東有關“三反”斗爭的重要指示精神，并且做了全面充分地論述。

　　社論受到毛澤東贊賞

　　毛澤東審改稿手跡第1頁

　　毛澤東審改稿手跡第2頁

　　這篇社論于此時推出，應該是按中央領導的指示要求，在時間緊急情況下起草的。那時送中央領導審閱的社論或文章一般都是改排好的清樣。但在時間緊急或當天較晚情況下撰寫的稿件，有時送審的就是來不及排清樣的稿件。以寫文章“倚馬可待”而聞名的鄧拓，常在此種情況下親自撰寫一些重要社論。鄧拓撰寫的這篇社論2400字，送審稿共14頁，前五頁是鄧拓對原稿修改后又謄抄的筆跡，后面是由另外兩人謄抄的筆跡。胡喬木對社論作了修改，在社論稿上沒有兩人關于送審或修改的說明。

　　社論稿是在胡喬木修改后立即送毛澤東審閱的。毛澤東連夜對社論全文作了較多修改，共涉及8段20余處，并當即在社論稿上批示：“很好，可即發表。毛澤東1月4日上午五時”。在毛澤東曾審閱的《人民日報》100余篇社論和文章中，“很好”這樣的批示是很少有的。顯然毛澤東對這篇社論是極為滿意和贊賞的。現在還可以看出，毛澤東這一批示，其中的“可即發表”，是對其“可于明日”批示的即時改寫，⑨可見毛澤東對即刻發表此篇社論不容有片刻耽誤。一直在等待的鄧拓收到緊急退回的社論審定稿后，立即批示給負責夜班編采工作的總編室領導：“送李莊(時任人民日報副秘書長、總編室副主任)同志發排后，原稿再送我一閱。”

　　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和推動下，社論《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偉大斗爭中，發動群眾的關鍵何在?》發表后，“三反”運動在全國范圍迅速展開。此后，對“三反”以及隨之進行的“五反”，也成為1952年上半年人民日報壓倒一切的宣傳中心，評論、新聞、文章、來信以及檢討，往往占《人民日報》4個版中2個版以上的篇幅，遠遠超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反三大運動的宣傳。⑩而《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后被作為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三篇改稿之一，收入《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

　　注釋：

　　①④⑤⑥⑧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頁、211頁、206頁、207頁、209頁

　　②⑨中央文獻研究室 新華通訊社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415—419頁、421頁

　　③《胡喬木傳》編寫組：《胡喬木書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頁

　　⑦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頁

　　⑩李莊：《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頁

　　(作者系人民日報社檔案處研究館員)

　　附：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偉大斗爭中，發動群眾的關鍵何在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

　　目前全國各地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雖然已經先后開展起來了，但是，這個運動的發展還很不平衡、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在各地區、各部門和各級機關中，運動發展的情況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好的、較好的和不好的。區別這三種情況的標志是群眾發動的程度。凡是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的，運動就開展得好;初步發動了群眾但發動得不充分的，運動的開展就還不夠好;群眾基本上沒有被發動起來的，運動就不能開展或開展得很不好。目前有不少的單位、不少的部門、不少的地區是屬于第三種情況的，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情況。一切關心人民和國家利益的人，都不能容忍這種情況繼續存在下去，而必須立即加以改變。必須立即在全國范圍內，在一切黨組織，一切政府部門和軍事部門，一切國營和公營的工業、交通、銀行、貿易的機關和事業，一切合作社組織，青年團組織和人民團體的各級領導機關，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發生關系的私人工商事業，都應毫無例外地充分發動群眾，把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形成一個廣泛的群眾運動，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一樣，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堅決進行到底。

　　群眾沒有充分發動或根本沒有發動的情況是從何而來的呢? 這里的主要關鍵就在于領導;而領導問題的中心就是要“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動群眾，把運動領導起來。目前有的地方，運動開展得很好，很有力量，就因為那里的負責首長，把這個運動當作一場嚴重的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積極主動地采取戰斗的姿態，親自“上前線”，毫無畏首畏尾、拖泥帶水的模樣。反之，目前所以還有不少令人不滿的情況存在， 就因為有些首長不負責任，不親自動手，缺乏戰斗精神，畏首畏尾，陷于被動，甚至于消極怠工的原故。

　　這些人既然身為首長(不管他是哪一級的首長)，為什么卻不負責任、不親自動手去發動群眾呢? 事實告訴我們，目前有兩種人是不能發動群眾的。一種人是對于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重大政治意義認識不足的。他們不了解，對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現象，如果不加以徹底肅清，它們就要腐蝕我們的黨，腐蝕我們的政府，腐蝕我們的軍隊，腐蝕一切財政經濟機構和一切革命的群眾組織，使我們的許多干部人員身敗名裂，給我們的國家造成極大的災害，一句話，這就有亡黨、亡國、亡身的危險。他們不了解這些，卻把這個運動視同等閑，采取了官僚主義的態度，把自己的領導責任，委托在助手或秘書等人身上。群眾看到領導人的這種態度，也就タ徨觀望起來。這種人是政治嗅覺不靈敏而有官僚主義作風的，他們現在應該猛醒過來，再也不應該猶疑了。

　　另一種人是自己手上不干凈，他們害怕發動群眾對自己不利，因而多方掩飾貪污浪費的現象，找出各種借口，對運動的領導采取消極怠工、陽奉陰違的態度，有些甚至公開出面抵抗。事實上，他們在運動中已經處于極端被動的地位。如果他們仍不覺悟，并且繼續采取怠工和抵抗態度的話，他們就必然成為群眾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障礙，成為群眾斗爭的對象。

　　事實上群眾對于一切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行為，是決不能容忍的。 群眾是一定會在中央號召之下行動起來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是堅決領導和支持這種正義的群眾斗爭的。任何人也休要妄想抵抗這個神圣的斗爭，任何負責人員也不容許忽視或放棄領導這個斗爭的責任，任何人也不可以怠工。那末，正確的態度應該怎么樣呢? 正確的態度是公開檢討、爭取主動。如果自己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就應該認真地公開檢討自己的官僚主義，才能取得群眾的信任，繼續領導群眾。如果自己手上不干凈，更應該公開地向群眾坦白認錯，毫無保留地向群眾交代清楚，并且讓群眾毫無顧忌地揭發和檢舉一切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錯誤或罪惡。

　　如果有人執迷不悟，膽敢違抗中央指示，阻礙群眾運動，無論他的職位有多么高，資格有多么老，他的上級都應該堅決把他撤職。如果因為自己手上不干凈而阻礙群眾運動的，就不但應該撤職，還應該受到法律處分;如果他是共產黨員更應該受到黨的紀律處分。

　　毛澤東同志遠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就已經強調地指示我們：“絕對不容許再有各自為政、鬧獨立性、破壞政策、破壞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單位互相斗爭、互相妨礙、以及干部中貪污賭博等現象再行發生。如再有這類現象發生，必須嚴申紀律，輕者批評，重者處罰， 決不可對他們縱容，反而美其名曰‘寬大政策’。”毛澤東同志又指出，對于“不稱職的及犯貪污腐化錯誤的人必須調動工作，有些特別嚴重的并須予以應得的處罰。”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阻礙群眾運動的人，也不外這兩種。采取官僚主義態度而不發動群眾的，就是不稱職的人;因為自己手上不干凈而不發動群眾的，就是犯貪污腐化錯誤的人。對于這兩種人難道還有絲毫理由不應該嚴申紀律嗎?

　　當然，對于所謂“手上不干凈”的，還應該區別輕重大小，經過深入的調查，實事求是地分別處理。同時，對于一貫忠心耿耿為人民革命事業奮斗有功，偶爾失足，錯誤不大而能迅速坦白檢討的，也應該考慮減輕處分或免予處分。但是，象劉青山、張子善等大貪污犯，則不論他們有多大功勞，都是不可寬恕的了。對于這樣的叛徒和毒蟲，有多少就必須清除多少。清除了他們，不是黨的損失，而是黨的勝利，不是降低黨的威信，而是提高黨的威信。只有堅決地這樣做，才能使我們的黨和人民革命的隊伍堅強和鞏固起來，永不再受剝削階級思想的腐蝕。

　　這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對于每個革命工作干部，特別是對于各地區、各部門和各機關單位的各級主要負責干部，尤其是對于其中的共產黨員，是一個極重要的考驗。它考驗著我們的根本政治立場，考驗著我們對于黨和人民革命事業的堅定性和徹底性。在這個重大的政治斗爭中，每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勇敢地站在最前列，堅決地領導群眾起來斗爭，迅速地取得完全的勝利。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 這是《人民日報》的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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