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蒂”在中國

　　1959年4月，我去莫斯科同蘇聯領袖赫魯曉夫先生進行會談，謀求了解他對東西方沖突的看法。我特別希望了解他對這種沖突導致這兩個集團之間戰爭的可能性或與此相反的看法以及他對德國問題的看法。

　　這位蘇聯領袖說的某些話使我決定，有必要訪問一下北京的中國領袖們。在這第一篇文章里，我將談我對中國人民和他們的新的領導人們的印象。

　　在中國最重要的兩個人物是毛澤東和周恩來。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真正統治者;周恩來是執行代理人，他執行以毛澤東為主席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策。

　　我在上海差一天沒有碰上國家元首劉少奇。

　　毛澤東是怎樣一種人呢?毛澤東是一個十分有吸引力的人。象一切農民的兒子一樣，他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人們察覺不到任何架子，如果說確實存在一些的話，那純粹是意識形態上的。我們共談了四小時。

　　他說話緩慢而審慎，謹慎地選擇他的用詞，講話用的都是短句。他偶而用上一個英文字，也許是作為對我的一種恭維，但是發音不很好!他六十七歲。起初，我覺得他已顯示出了他的年紀。當人們考慮到他年青時過的艱苦生活，和曾經受過1937年開始的長期抗日戰爭的艱難歷程，隨后又經歷了結果最后推翻了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中國的內戰的時候，這種情況是無需使任何人感到驚奇的。但是隨著我們談話的進展，我的意見開始改變了——雖然他身體魁梧、走路緩慢，但是在我看來他很矯健;他的主要運動是游泳，他在長江中進行過許多次有名的比賽。

　　毛澤東非常有才智，處理問題非常講實際。他說話可能緩慢，但他思想并不緩慢;他會立刻回答你的問題，使人對他的看法沒有疑問的余地。如我很快就發現的，他對人們的判斷非常精明。在我們的談話中，西方世界的政治領袖們的名字常常出現，這些人是我很了解的，我問了他對其中某些人的看法。

　　毛澤東除了訪問過莫斯科以外，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但是他對西方世界的情況保持著最緊密的接觸。他對西方世界的了解是驚人的。他對所提到的一些政界領袖的評論和斷語是極說明問題的，而且非常準確——不管怎樣，依我看是這樣!

　　他有極大的幽默感。在我們談話之初，他說：“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同一個侵略者談話。在聯合國我被扣上這樣的稱號。你同一個侵略者談話不介意嗎?”他這樣說時眼里閃閃發光。當我回答說，在過去歷史中西方世界的某些國家在這方面并不是完全無可指責時，他大笑了起來。

　　后來——我想是在吃過飯后，我們談到了革命這個題目;出乎我意料的是，這一討論是在他提到克倫威爾的時候開始的。我說：“要不是有克倫威爾，今日的英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我接著說，“革命本身不一定是壞事;比如，美國……再有法國……最后，他本人在其中起了顯著作用的中國的革命，掃除了大量的外來的侵略、封建壓迫和腐敗。”他以極大的興趣、默然地聽著這一切。然后，他笑笑看著我說：“你看來是個非常通達的人。”

　　這句話在那天晚上余下的時間里成了使人感到有趣的經常源泉。

　　總之一句話，同毛澤東會見和談話是非常愉快的。他可以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他并沒有給我任何的印象，表明他打算強迫任何別的國家接受他的思想意識，或是他計劃把世界共產主義化;如他本人所不斷說的，中國自己的事情還多得照管不過來，哪里會想向外擴張——不管是有形的擴張還是意識形態的擴張。贏得信任

　　毛澤東的基本哲學非常簡單——人民起決定作用，因此，當一個人職位提高或責任增大時，他必須保持和人民的聯系。

　　在和他談話時，我說最重要的人是領袖：人民并不是總是知道怎樣對他們最有利，那時要由領袖來作決定。毛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雖然他同意需要好的領導人。但是他堅信人民的意志才是主要的：一旦人民信賴了一個人，他們就會接受他的領導和他的決定——而不是倒過來。

　　我在這時插嘴說，這和我自己的哲學相吻合，即：戰斗的勝利主要取決于人心，一旦你能得到你周圍的人和為你工作的人的信賴和信仰，就有可能取得最偉大的成就。當我這樣說時，毛看著我，又說：“我看你是非常通達的!”

　　毛根據這種基本哲學，命令凡是不是做實際的農村或城市工作的人每年都必須離職一個月，去和人民一起工作。廣州市長去年在一個工廠工作了一個月。

　　毛本人很少住在北京;他經常在各處走動，視察工廠和公社，看看事情進行的怎樣，還需要什么東西，并且不時地親自和人民一起工作。如果周恩來或其他的人要去看他，他們必須到他那里去，——他們便看到他和人民在一起。

　　認為中國需要和平是無可懷疑的

　　周恩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人們可以從他的臉上看到，他是一個有智慧的非常聰明的人;其實我愿說他的腦力是敏慧的。他思想敏捷，講話非常明了透徹，性格非常使人喜愛，而且富于幽默感。總起來說，他是一個十分有智慧的討人喜歡的人，而且舉止灑脫。

　　我十分喜歡他，因此我邀請他作為我私人的客人到英格蘭我的家里來作客，他說他愿意來。進行這樣一次訪問只會帶來好處。我們談了許多關于他自己在中國的問題，自然也談到了他的政府的外交政策。他說，中國的外交政策根本上是以國內問題為基礎的。他解釋說，中國又窮又落后;中國有著工業化、住房、糧食供應、灌溉、治理大河供水力發電和制止發生災禍深重的洪水(黃河數年前發洪水淹死兩百萬人民)等巨大問題以及進行建設這個全盤總問題。他說，把這些事情全部解決很可能要五十年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中國需要和平;只需要在這個國家中耽上數天就會了解到再發生一次世界大戰將是災禍深重的，將會使這個國家倒退五十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

　　周恩來一再強調，說中國必須要有和平，雖然它總是要進行戰斗來抵抗對它自己的領土的侵略的——毛澤東重述了同樣的政策。為此目的，中國正在從事同鄰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工作——如同緬甸和柬埔寨，最近同蒙古。

　　他向我說明了糧食供應問題。人口的增長率在上升，每年約增加2.4%。過去兩年糧食產量增加了10%，今天有夠吃的糧食——但是要有豐富的糧食還要有十年的時間，毛重申了這一點。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目前耕地面積只有九分之一;余下的九分之八的土地中有一些是適宜于生產糧食的，但是決不是所有的土地?？傊痪湓挘椭芏忌钚?，現有的生存空間和可以獲得的糧食將證明是足夠供日益增長的人口之用的;在這方面，公社將起顯著的作用，這點我將在下面加以說明。

　　我問周恩來，中國是否會在適當的時候擁有核武器，他說，只要其他國家××××××(電碼脫漏——編者注)，它就會有。但是，如果大家一致同意禁止一切核武器的話，那么中國將會效法——而且是欣然地效法。

　　有人說，中國是俄國上月所以在巴黎最高級會議上采取那樣態度的背后邪惡勢力。在我在北京進行的交談中和在上海同毛澤東的談話中，我沒有發現任何證據來支持這種看法：中國在巴黎會議以前或在會議期間對俄國施加過壓力。中國迫切需要和平，采取好戰態度，或是勸說俄國采取會增加世界緊張局勢和有可能導致戰爭的任何政策是不符合它的利益的。

　　當然，我的看法可能錯誤。可是我就是這樣看的，而且我曾經長時間地反復地推敲過我的交談，看看是否有任何跡象說明可能得出相反的看法。

　　總共我與周恩來談了七小時，有人對我說，這是他對任何人的接見中時間最長的一次。我覺得這次會談的每一分鐘都過得很有意思，我想，他也這樣認為;他說他以前從沒有同一個西方世界的軍界人物會見與交談過。

　　同我會談的還有其他一些人，——特別是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副總理賀龍元帥。他們兩人全是真正戰斗的軍人，他們在對日本和對蔣介石的戰爭中都起了顯著的作用。

　　在我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周恩來為我在人民大會堂——一幢中國人在八個月內建立起來的龐大建筑物——的宏大的宴會大廳內舉行宴會。這肯定是我耽在北京期間的一次蔚為壯觀的高潮。

　　在我們會談的整個過程中，周恩來卻用了兩名譯員，這種使用兩名譯員的翻譯方法使我很感興趣，我以前從沒有見這;它肯定證明是有效的，減少了誤解的可能性。

　　三大法寶

　　周恩來解釋說，他的政府制定了一些指導原則，這些原則將成為全民努力的基礎。他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叫作“三大法寶”，人民也都這樣稱呼這些原則。這些“法寶”已為全國人民所接受，我看到了許多如何貫徹這些法寶的實際例子。

　　“三大法寶”的哲學已使工作顯著地加快——事實上，幾乎是難以令人相信的。這種成績的取得是由于巨大的勞動隊伍——為中國而工作的隊伍中的每個人都有著干勁。

　　我訪問了北京郊區的一個巨大的紡織工廠，這家工廠有六千個工人，其中有70%是婦女。工廠的全部機器是中國制的。這個工廠是在六個月內建成的，每天生產一百五十英里棉布。

　　一個全新的市鎮正在上海郊外興建——

　　商店、樓房和住宅等等應有盡有。我們乘車慢慢通過這個市鎮。工人們就像螞蟻一樣，爬在所有的建筑物上工作著。這個市鎮是四個月前開始建筑的，它將在今年7月建成。在這個工程工作的一定有好幾十萬人。

　　一般說來，工程不是按錢來估計的，而是按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它所需要的工人的數目來估計的。我特別要求準許訪問一個農村公社，他們就帶我到上海郊外約二十英里的一個公社里去。我訪問的這個公社主要種植蔬菜，因為這就是上海八百萬人民所需要的東西。

　　我在這個公社中所看到每一個人都顯得很愉快，吃得很胖，特別是兒童。有人聽說，公社里的孩子是同他們的父母分離的。我調查了這一說法，發現這完全是不確實的。

　　我對這位年輕的社長說：“如果你是毛澤東，你會對整個辦公社的“主張”特別是對你的公社作些什么改變或改進?”他說，他不能回答我的問題，因為他覺得不可能想象他是毛主席!這引起了屋子內的人們的大笑。然而，我堅持要他答復，于是他說，辦公社的“主張”是頂出色的主張，是為中國日益增長的人口迅速發展糧食生產的唯一可能的道路。我覺得無法不同意這一看法。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公社制度看來是必要的：實際上，如果要在望得見的將來解決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的問題的話，這是必需的。

　　我訪問了中國的三個大城市——上海(擁有800萬人口)、廣州(擁有300萬人口)和北京(擁有500萬人口)。我坐火車和汽車通過了鄉村;我參觀了一個擁有將近5萬人口的公社;我參觀了兩座大工廠。我回到香港的途中坐的是慢車而不是直達快車，每到站都停車，因此我能夠看到人們的情況。我到處看到的是笑容滿面的快樂的人們——他們愉快，友好，而且看來對他們的光景是滿足的。

　　在六億五千萬人口——每年的增長率為1500萬人——中總歸有些人會是感到不滿足的;毛澤東承認這一點;可是他又說，有90%的人民擁護新中國，而這一點，我是深信不疑的。

　　當然，就象在包括我們自己的國家在內的每一個國家一樣，在中國也有不好的事情。但是，人們必得承認中國人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始。

　　假如你問怎么可能做到這些事情，你只能得到一個答復：“毛主席說……”，這是不可改變的。不管毛說什么，大家都照著去做——沒有爭辯，不講任何條件。毛澤東建立了一個統一的、人人獻身和有目的感的國家。他的話就是法律，絕對的和不可改變的。

　　毛澤東規定每個人每天早上要鍛煉身體，每個人都這樣做了，因為這是“毛主席說的”。那是在清早工作以前作的。我從上海的和平飯店七樓我的臥室窗戶看到了一個最好的例子。那是在我同毛共進晚餐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們一早要動身去廣州，好趕上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去香港的火車。清晨五時我在房里進早餐，太陽已經升起，男男女女都在去上工的路上。有人會跑一百碼，接著又跳幾下子，然后停下來做曲體和平衡動作，隨后又跑起來。青年人很喜歡做擊拳的動作，上學的孩子們在路上做著擊拳和曲體的動作，有些人在練習擊劍。五時三十分，出現了一個大企業的民兵，由一個教官帶著隊進行集體體力鍛煉，然后練習行軍的步伐。

　　我們驅車經過大街到上海機場去的途中，人們一面在等公共汽車，一面在人行道上鍛煉。在一個地方，有個人站在大車上向凡是愿意聚攏來的人進行指導，果真有許多人來了。所有這種體力鍛煉的結果就是全國的男男女女都很矯健。

　　在西方世界，我們對中國和俄國之間的確實關系從來不很清楚。我自己有時曾認為，這兩個大國很可能有一天會互相打起來，但是現在我認為我過去是錯了。我渴望調查這個問題，因此同周恩來討論了這個問題，以下是我們談話的結果。

　　“背靠背”

　　中國和俄國有著同樣的意識形態;它們都是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俄國提供資本設備和技術知識;但是依靠程度已不象以前那樣，它獨立的程度每年在增大。目前，俄國專家到中國去教中國人使用新設備;但是當中國人學會了的時候——他們學得很快——俄國專家便被送回國去。

　　這兩個國家在防務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系。赫魯曉夫在1959年4月在莫斯科告訴我，中國是俄國的“腹地”;這兩個國家是“背靠著背”，彼此照應著另一方的后方。

　　周恩來在一點上十分堅持，那就是：如果任何國家進攻蘇聯，中國將馬上對那個國家宣戰。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中國將站在俄國一方作戰;在這一點上他使我毫無置疑的余地。

　　軍隊

　　當我在北京的時候，我說我希望看看中國軍隊的情況——通常這是不讓外國人看的。由于我是一個軍人，他們欣然理解了這一點。我坐汽車去參觀了駐扎在天津郊外大約十英里的第196步兵師。我得到的印象是太深刻了。

　　由于實行國民兵役和有著廣大的人口，每年應征的人可能有五百萬之多。中國并不需要這么多人——說實在的，軍事當局無法處理他們。在經過最嚴格的檢查——健康、體格和教育方面的檢查后，挑選的人使得軍隊每年可以補充一批質量很高的士兵，他們非常聰明，學得很快。他們從18歲起服役三年。

　　我在兵營的操場上看過新兵的基本訓練，在打靶場看過打靶，我所看到的都是好樣的。中國人所有的武器也許不是一支西方軍隊認為是必要的全部武器;我看到了步槍，機關槍、迫擊炮、無后座力炮、榴彈炮、高射炮——這一切對于中國可能必須打的那種類型的戰爭是足夠了。

　　但是一支軍隊的首要需要是有充分的質量高的人員供應，這個國家肯定是具備這個條件的。

　　民兵部隊

　　每一個工廠、大學、中學、辦公室、鄉村、公社等都必須有自己的民兵，凡年在18歲到25歲的身體健康的人都必須參加。這些民兵部隊稱做“Ming-Bing”(即中文“民兵”——編者注)，就是人民的士兵。

　　我檢閱了廣州的一家手電筒工廠的民兵部隊。這是一支驚人的男女隊伍，他們都配備有步槍或手提機關槍：有一支全由婦女組成的高射炮班;一支男女混合組成的信號班和一個醫務班。

　　這種民兵組織遍及全國，如果發生外國攻入中國的情況，那么入侵的軍隊就要大倒其霉了——說實在的，它將受到民兵的包圍。我常常說，戰爭的第二條要律是不要用你的地面部隊在中國作戰，我看到的民兵的情況證明了這條要律是正確的。有一次有人問我，戰爭的第一條要律是什么，我毫不遲疑地回答說：“不要向莫斯科進軍。”有好些人曾經嘗試過，可是都得到了悲慘的結局——顯著的有拿破侖和希特勒!

　　我想在往下寫以前先談談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革命領袖所取得的成就。我上次到中國是三十多年前的事，那還是舊中國的時代。在多少年月里，那個舊中國曾遭受到兩種深重的災難——外來的侵略(在這方面，我們英國人也許并不是完全沒有過錯的)和內部的封建性質的壓迫。這個國家是貧窮落后的，并且一直是這樣;外國人為了他們自己唯利是圖的目的剝削中國而發財致富，中國的廣大人民卻仍然是一貧如洗。皇帝的政權是腐敗的，它沒有為廣大人民做任何事情;革命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了，而革命適時地來到了——領導人便是毛澤東。

　　在新中國誕生的陣痛中，許多人遭受苦難而死去——可能有成百萬的人;但是卻有更多的人而得到了好處。從壞事情中在慢慢地發展生成好事情。新中國決心成為它自己的土地的主人，自由地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決定它自己的命運，而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涉。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對這個新中國有著許多錯誤的看法。美國的游客去致香港，要人讓他們看看“共產黨中國”，他們被帶領到邊界旁，朝邊界那面望去;然后發表的評論一般都是感到深為驚奇——

　　“一切看來是那么平靜，那么安寧。”人們不禁要問，他們希望看到什么呢!我必須坦白地承認，根據我所見到的，比起舊中國來我大大贊成新中國。蘊藏在六億五千萬人民的內心感情力量已經迸發出來，這種力量找到了積極和建設性的出路。偉大的力量在中國行動著，西方世界最好與這個新中國交朋友。

　　錯誤的看法

　　我在前面說過，西方世界對新中國有許多錯誤的看法，對于這一點再怎么清楚地說明也不為過份。一般人設想中國是一個人民心情憂郁不樂的國家，人民遭到殘酷的領導人的蹂躪和剝削，饑饉迫使他們屈服，全國各地充滿了恐懼的心情。這不是今天的中國的真實情況;而舊中國的情況卻可能正是如此。

　　關于中國的這種無知的看法對西方世界的事務造成了巨大的損害，這正如對歐洲事務的無知看法造成了巨大損害一樣;把假話當做真相，把想象當做現實的人是太多了。

　　我必須再提出一點。中國今天極端仇恨美國以及美國的一切事物。對我說來知道這種仇恨的存在并沒有使我感到意外，我多年來就知道這一點。但是使我驚奇的是這種仇恨的強烈程度。

　　西方集團的偉大領袖竟然引起東方集團兩個最大國家——俄國和中國——特別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中國的仇恨，這是可悲而且確實是不幸的事，我曾向毛(澤東)提出過關于這種仇恨的問題。

　　使命失敗

　　看來這種仇恨是在上次大戰結束后不久把一個在馬歇爾將軍領導下的使團派往中國的時候開始的，據中國人說，隨著就開始了一種毫無道理地干預另一國內政的政策。這個使團失敗了，馬歇爾將軍回到了美國。以后，在美國支持日本和蔣介石并拒絕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仇恨就日益增加了。

　　在我與毛澤東談話的時候，我向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在若干年也許是五十年后，中國將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擁有十億人口和巨大的經濟實力。那時將會發生什么情況：就是說，新中國最終的目的是什么?他專心地聽我發問，然后說道：“呵!你顯然以為中國那時就會在它的境外進行侵略活動。”我說：“我并不愿這樣想。但是歷史的教訓是，在一個國家變得強大起來的時候，它就開始攫取本國疆界以外的領土?？梢粤信e許多這種事例，我自己的國家也許可以列在這些事例之內。”他的回答是很有趣的。他說，要想確切說出五十年后中國或是全世界會發生什么情況顯然是不可能的。他本人那時候已經去世，中國今天所有的領袖也都不在人間了，將會產生新的領袖。以他本人而論，他將在有生之年利用他的影響堅持中國不越出它的合法疆界，在一切邊界糾紛中進行談判，永不在邊界以外進行侵略，永不試圖迫使其他國家接受它的共產主義思想。他說這番話時極其熱切，說得慢條斯理，細心選擇他的字句。他又說，中國自己身受過深重的外國侵略和剝削，照他所知道的，這個國家今天無意使任何其他國家遭受這種屈辱。中國只希望不受干擾地使它從過去其他國家對它的侵略中復興起來。但是如果受到進攻它將竭盡全力捍衛自己，它是有準備的而且準備好這樣作。

　　他認為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友誼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他強調說他將重視與英國人民的密切聯系，勝過任何其他事物。巨大的資產自然，前面的任務是艱巨的，道路是漫長的——至少要五十年。在建設、住房、工業、教育、農業和其他許多方面都存在著一些艱巨的問題。但是中國有一個巨大的資產——它的努力勞動的剛強人民，他們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勞的人民，大家都團結在一起，具有一種目的感，都決心在他們的新領袖的領導下為中國的繁榮而努力。這六億五千萬人民，具有一種明確的思想意識，他們有著強有力的堅定的紀律性，他們擁有他們所信任的領袖。

　　問題

　　說完以上這一切，有一點是切不可忘記的。中國人是共產主義者，而我們是基督教的人民——兩種思想意識是不可能調和的。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一切服從于國家，任何事情都不得危害這種思想，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中，卻是上帝第一、國家第二，我們的子女都是或應該是按照下列六個字教育成人：“我的上帝、我的祖國、我的女王”。

　　雖然如此，我們大家最響望的是一個和平的世界?，F在的問題是，能不能把這個新中國吸收在一個和平生活的世界范圍之內而不會犧牲我們自己的任何原則或放棄我們在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主義被打倒以后的疲憊歲月中所努力以求的一切?

　　最后，我要說明，我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們最和藹而殷勤有禮的接待，并受到一般人民和農田或工廠中的工人的最友好的歡迎。這次短期訪問主要是為了與中國領袖們交談，此外，也使我看到了時間所許可的一切可能看到的東西。

　　(摘自《參考消息》1961年6月14日，原載于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1961年6月12日文章，原題為《我同毛的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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