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資料圖片

　　一度擔任毛澤東“御筆”、前中央文革風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簡出。他不接見記者，不談政事，不寫往事回憶。美國《達拉斯時報》編輯陸源的父輩，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陸源因公務去中國大陸，兩人會見，談及往事。談話中陸源曾就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征詢戚本禹的意見。戚本禹堅決駁斥了李志綏，并透露了許多文革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歷史秘聞。

　　陸：前不久，臺灣、美國出版了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寫的回憶錄，這本書轟動

　　海外，不知您看過沒有?

　　戚：看過，是友人從日本帶回來的，談這個問題之前，先要學孔夫子來個“正名”。毛澤東沒有私人醫生。毛澤東的醫生、護士、秘書都姓“公”。李志綏原是北京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我一九五O年進中南海時，他負責給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洋醫生”，醫術要比當時從解放軍訓練出來的土醫生高，加上他看病認真負責，而且能講出個道理來，所以大家部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聲，并被選為工作模范。他給當時中南海的警衛局長汪東興看病看得也不錯，汪東興喜歡他，遂被介紹到毛澤東那里參加保健工作。開始沒有名義，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前才正式出任毛澤東的保健大夫。記得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傍晚我到毛澤東住的菊香書屋開會時，看到他同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徐業夫和衛士長李銀橋一起在毛澤東臥室旁的值班室值勤。

　　毛澤東并不是“封建帝王”

　　陸：李志綏說毛澤東不是什么無產階級的領袖，而是個專制獨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統治，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他說回憶錄“是在毛澤東極權統治下平民百姓生靈涂炭的歷史記錄”。對此，您怎么看?

　　戚：李志綏雖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但專職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識比較貧乏，以致在為了某種目的要攻擊毛澤東的時候，只能拾人牙慧，東施效顰式地學著時髦去攻擊毛澤東是封建帝王，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壓迫農民、維護地主統治的世襲君主，毛澤東何許人?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成功地領導億萬農民最終推翻地主統治的偉大人物。他青年時即號“農民王”，終其一生都造地主階級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干多年封建社會最大的造反派。說毛澤東是封建帝王實在比指鹿為馬、指黑為白還要荒謬。說毛澤東“專制獨裁”，也是信口雌黃!李志綏大概沒有看過北洋軍閥、日本漢奸、國民黨政府是怎樣用槍炮來鎮壓農民、工人和學生的。毛澤東正是為了同這些專制的獨夫民賊作斗爭，才拿來武器鬧革命的。毛澤東在革命過程中建立過蘇維埃紅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區民主政府，就連美國記者斯諾、斯特朗等人都承認這些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國革命勝利后，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盡管在民主建設上仍有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國歷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這個非常時期，這個政府的所有重大決定，都是經過法定的會議討論通過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各級政權癱瘓了，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仍然由黨中央和國務院法定的會議討論決定。既然是通過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說它是專制獨裁!雖然，那個時期，由于毛澤東的威望，許多決定是按照他意旨通過的，但既然通過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說是個人的專制獨裁。你可以對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違反規則提出責難，但你不能簡單地把它與封建時代的皇帝獨斷獨行等同起來。毛澤東在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論和實踐方面，不是沒有可指責之處的，但是他仍然是黨和國家民主制度理論和實踐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條缺點、錯誤，但是終其一生，他是始終熱愛著、牽掛著他的人民。毛澤東生前對英、法、美等國所奉行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比較欣賞，他曾對我們說過，我們寧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貝利亞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實行的國家社會黨的專政，貝利亞指的是前蘇聯內務部所實行的亂抓人、亂殺人的特務統治。封建帝王是世襲的君主，但我們卻沒有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主席地位傳給自己的夫人或兒女。盡管江青多么熱衷于權力，毛澤東還是提議并經黨中央政治局討論，確定華國鋒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沒有特權，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兒子毛岸青是一個普通的翻譯工作者，他的兩個女兒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黨委機關的一個領導成員。毛澤東掌握著全中國的財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點稿費外沒有分得任何財產。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封建帝王?

　　“曹營”的事不易辦

　　我五十年代接觸毛澤東，六十年代離開毛澤東。就與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見到的任何領導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綏講到的“八司馬”案件說，當時許多中央領導人都認為青年人(即“八司馬”)批評中央辦公廳領導是反黨，唯有毛澤東說，青年人可以批評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如果這就叫反黨，那么我也反黨，我愿意同他們一起挨板子。當時被批判斗爭了幾個月的“八司馬”聽了毛澤東這句話，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綏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尊重他，對他講平等(盡管他攻擊這是表面的、虛偽的)，有幾次錯怪了他，還向他道歉。他說毛澤東向他道歉時的一句話：“‘曹營’的事難辦吧!”情節上絕對真實。毛澤東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時常說這句話，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樣，出爾反爾，錯怪了人。李志綏攻擊毛澤東倡導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這個問題，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時稱之為“三面紅旗”的產生、發展及其成績、錯誤，對它的歷史批判，需要一部專著才能說清楚。憤慨和攻擊，無助于歷史的認知，也無補于歷史的前進。當然，要求李志綏講清楚這個問題，就他的水平和經歷，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記，在糾正“三面紅旗”的錯誤方面，毛澤東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導“三面紅旗”來得少，第一個提出壓縮空

　　氣的，第一個提出要全黨冷靜的，第一個要底下講真話的，第一個反對過早進入共產主義的，等等，都不是別人，而是毛澤東。對人民的苦難心酸垂淚，用不吃肉來懲處自己的也是毛澤東。眾所周知，毛澤東的日常生活遠遠比不上今天的一個小老板，他沒有吃過多少好東西，一碗紅燒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還能怎樣處罰自己呢!在毛澤東和他的黨的領導下，六十年代中期，農村的經濟終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復，(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毛澤東至少是一個“善補過”者吧!在李志綏的筆下，中國在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是哀鴻遍野，餓殍滿地，死人無數。這也太夸張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缺點、錯誤，當時的天災人禍，的確給中國人民造成了苦難，但也不像李志綏描寫的那樣一片漆黑，當時我、田家英，一組的林克、葉子龍以及李志綏等人都按毛澤東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苦難到什么程度，我們大家都清楚，為什么要夸張其辭呢!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中國每年都有人口統計，這統計基本上是準確的，到文革時中國的人口已近八億，如果大躍進、人民公社時的中國真是到了“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當時中國的八億人口是從哪里鉆出來的?也許他們都是果戈

　　里筆下的死魂靈吧，那中國今日豈不早解決了人口問題，還提倡什么計劃生育呢?

　　文革機密抄錯了

　　陸：李志綏回憶錄的第三篇寫文化大革命，外國人認為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綏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單純的權力之爭，以這種庸俗的見解，寫不出文革的信史，歷時十年、牽涉到億萬人民命運的一場運動，不可能根源于一、兩個人的權力之爭，雖然在一切重大歷史事件中，兩種思想、兩種觀念的斗爭，又往往具體體現為它們的代表人物之間的“權力之爭”。可以說關于文化大革命深遠的歷史根源，關于它的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以及與此有關的種種歷史奧秘的探索，李志綏連門檻還沒有跨過。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審查，沒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過程，但我親自參加了文革初期的歷史活動，對這一段歷史我比較清楚。據我的了解，李志綏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務只是給毛澤東、江青和一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組的成員，也沒有在文革小組辦公室擔任過任何職務，他離文革風暴中心比較遠，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機密，由他來向我們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寫的文革回憶錄除了他親身參與過的支左活動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據現有報刊資料和別人寫的東西拼湊起來的。在拼湊時，為了嘩眾取寵，使人相信自己參與了核心機密，便假造現場，因此把個回憶錄弄得錯誤百出。拿他寫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綱》來說，他說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漢召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講了話，但是我們從他寫的書中看到，這個講話卻是從關鋒、艾思奇整理的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講話原封不動地抄過來的，你既然參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級會議，毛澤東在此次會議的講話，卻要從幾個月以前的會議紀錄中抄襲，這豈不可笑!接著，李志綏寫道：“彭真說，是不是寫個中央批語，請主席看過，發全黨。毛說，你們去寫，我不看了。我馬上就知道大難(彭真、陸定一的大難)要臨頭了，毛澤東設下圈套。”事實上，當時毛澤東、江青、康生都還不清楚彭真的意圖，也沒有仔細研究過《二月提綱》，毛澤東、江青還想依靠彭真打開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還向彭真交代她所聯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關鋒、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開會時，一定要關鋒、戚本禹到場。只是在北京發生壓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后，毛澤東回過頭來研究《二月提綱》，才發現這是一個壓制學術批判的文件，

　　李志綏太不自量

　　李志綏的“推背圖”不寧唯此，他還是個“三年早知道”，就是說他早在三年前

　　即知道毛澤東在設圈套反對劉少奇、鄧小平。其他細節上的隨意編造，更是不勝枚舉，如所謂中央文革的名單是林彪提出來的，又如所謂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東興等等，全是瞎扯!還有武漢事件，連前后過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亂加評論，讀者只要把他的回憶同當事人寫的回憶一比較，就可以看出破綻。中共中央機關，特別是中南海機關有嚴格的工作紀律。保健醫生的職責是保護首長的健康，他不能參與黨和國家的機密。不僅共產黨如此，就是號稱民主的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大概也不會允許一位保健醫生參與他們的核心機密吧!而且，毛澤東對醫生，以及對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識分子，總的態度可以說是“敬而遠之”。這是毛的一個弱點，世上知之者頗眾，這也可以幫助人們推斷李志綏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綏在回憶錄里卻大言不慚地說，他不僅經常參與關系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中央會議，甚至只有少數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他也可以參加，而且與毛澤東、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夠嚇人的!事實上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綏一個人，在李志綏以前，起碼也有過五、六個人，他們，包括毛澤東最信任的紅軍老干部、衛生部長傅連璋，沒有一個人參與過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不要說是醫生，就是毛澤東的秘書、警衛，包括他最信任的機要室主任葉子龍，警衛局長汪東興這樣的老黨員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他們都是長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開會時，葉子龍、汪東興偶爾過來關照一下，也只能站在邊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時，中央要汪東興列席中央文革小組會議，這時中央政治局開會，汪才能在后邊有一個座位。一個醫生、一個新黨員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數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與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席，“充殼子”充到這般地步，李志綏也太不謙遜了。李志綏不僅不能參加討論黨和國家機密的中央會議，就是中央的一般會議，他也沒有資格參加。李志綏說他曾參加毛澤東召集的調查“八司馬”案件會議，還作了記錄。其實這次會議參加者都是中央直屬機關的領導人，其中職務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達彰(中辦領導之一)有個簡單會議紀要以外，沒有其他紀錄。李志綏根本沒有參加過這個會議。李志綏的“紀錄”，大部分是根據一些傳聞編制的，他說“毛說，唐

　　順宗時王叔文、柳宗元八個人變法圖強”等等，就不對頭。毛澤東當時說的二王、八司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馬是柳宗元、劉禹錫等。熟讀史書的毛澤東當然不會把二王、八司馬混在一起，自稱讀過《二十四史》的李志綏連這些常識都沒弄清楚就敢于代“圣人立言”，這等說起來，“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腳了”

　　毛澤東是有過婚外戀

　　 陸：李志綏說毛澤東“縱情聲色犬馬”，“過的是糜爛透頂的生活”，“一貫以

　　女人為玩物”，“熱中于以道家房中術御女”，他征召大批美麗、年輕的女孩入宮，“女人像上菜般輪番貢入”，幾個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這些都是事實嗎?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實，千萬不要“為尊者諱”，言不由衷!

　　戚：毛澤東是我的導師，也是我的難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澤東的引導下進行的;我十八年的監獄，盡管是江青、汪東興送的誣陷材料，但最后作決定的也是毛澤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們之間的恩怨，已經分明，不存在“為尊者諱”的問題，事實上對于這些問題，我也有責任澄清事實，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實，早在你問這些問題以前，我已向許多人解釋過，李志綏對毛澤東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謊言和捏造。但是看過李志綏回憶錄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綏的謊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釋。只有一位美國醫師胡定儀小姐相信我的解釋。她說，戚本禹被毛澤東關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實，他不必為毛澤東隱瞞，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許戚本禹沒有風聞過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為他在毛澤東身邊生活過許多年，假如真有這些事實，他卻一點風聞也沒有，那是難以想像的。可惜像胡小姐這樣保持理性思維的人太少，許多人都是先入為主，偏聽偏信李志綏，反而認為我在替毛澤東文過飾非。這真是令人嘆息!善良的人是容易上當受騙的，文學家編個故事，就能賺他們的眼淚，騙他們的錢，他們怎么對付得了一個處心積慮地在那里偽造歷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后不久，即上調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開始任見習秘書，后來任秘書、科長、支部書記等職。順便說一下，李志綏說政治秘書室的主任是陳伯達，他弄錯了，陳伯達從來沒做過政治秘書室的主任，政治秘書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師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師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達彰、何載、陳秉忱等。田家英出問題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書室歸并中央秘書局，童小鵬任局長，我任副局長。中央政治秘書室也是毛澤東的秘書室，所以我在職期間，同毛澤東一組的人聯系甚多。葉子龍、蔣英、徐業夫、林克、汪東興、王敬先、李銀橋、沈同、王宇清、高智、吳旭君等等，我都熟識，而且同他們的關系滿不錯，我從來沒有見過，也沒聽任何人說過毛澤東有玩弄女人的事實。毛澤東生活樸素，根本沒有什么“縱情聲色犬馬”、“糜爛透頂”的事實。偉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據我所知，許多偉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樣犯過婚外戀的錯誤，盡管我主張每個人都應當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會要求的范圍里，但我不認為這類問題是什么“糜爛透頂”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見或聽說毛澤東有這類事情，我就說有，可是我在職期間確實沒有看見或聽說毛澤東有這類事情，所以我只能說無，我不需要在這個問題上為毛澤東作偽證，因為在歷史法庭面前做偽證，受損害的不僅是歷史，而且是他本人。歷史的偽證者同歷史的偽造者一樣，不僅喪失了現實的人格，而且有歷史的遺臭。事實上，在私生活的問題上，可以指責毛澤東的不是李志綏所編造的那一大堆謊言，而是他在井岡山上同賀子珍的婚姻，因為毛賀聯姻時，毛澤東與楊開慧婚約仍然存在，說實話，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來詢問過這一段歷史，周恩來的答復是，當時井岡山的人聽說楊開慧已經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朱德將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當時中央對這些問題已有過解釋。

　　一個人睡也不寬敞的床

　　 五十年代毛澤東住在菊香書屋背北面南三間大房，東西兩屋各三十多平方米，由毛澤東、江青分住，中間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衛、秘書、護士、服務員的值班室。毛澤東的屋，中間放個大床，半床多書，后來毛澤東常住游泳池，屋內也是一個床，半床書。這些床一個人睡覺都不寬敞，怎么能幾個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綏的造謠也太離譜了!毛澤東是全國人民的領袖，威望極高，他很注意維護自己的形象，這一點李志綏也是承認的。就是一個平民百姓吧，他也要為自己的婚外戀保守秘密，很注意維護自己形象的毛澤東卻肆無忌憚地向李志綏公開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討論自己非法的性愛問題，這能是事實嗎?毛澤東那么多部下、秘書，怎么他不去向別人公開自己的秘密，卻偏偏要向你李志綏坦白交代呢!毛澤東的居室沒有鎖，也從來不上鎖。門外就是警衛、秘書、護士、服務員的值班室，這個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時都有人，一切活動都有記錄，只要毛澤東沒睡覺，每隔一會，就要由警衛、護士、服務員進去送文件、熱毛巾、茶水、藥品，毛澤東無論做什么，外邊的人都知道。試問，在這樣的環境里，毛澤東是如何“以房中術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輪番貢入”呢?

　　毛、江之間無密議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我即被指定為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外出時，我是留守中南海的總管(中央辦公廳代主任)。這個期間我常到毛澤東那里去，有時深夜也去，我怎么從來沒有在毛澤東那里看到李志綏為我們描繪的那種房中秘戲圖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見毛澤東對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與他接觸的護士吳旭君，毛澤東對之都很尊重。因為我在中南海呆的時間久，同中南海的服務員很熟悉，她們中確實有漂亮非凡的年輕姑娘，她們最愿意為毛澤東送水、送熱毛巾，她們經常對我說 “主席真偉大，不僅政治上偉大，生活上也很樸素”。毛澤東對她們也很尊重，有時問她們的姓名、家庭，講幾句鼓勵的話。有幾個姑娘也替我打掃辦公廳，同我無話不談。她們受委屈，找我申訴，有時有人對她們有非禮的言行，她們也找我申訴。她們向我反映過好幾個人的非禮行為，最嚴重的一次是李志綏好朋友做的，但她們從來沒向我講過毛澤東有任何非禮行為。李志綏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綏后來也知道了，但他筆頭一轉竟把它硬按到毛澤東的頭上了。黨同伐異，尚可理解，歪曲事實，是何道理!

　　李志綏最骯臟的造謠是說毛澤東同江青達成秘密妥協，江青允許毛亂搞女人，毛允許江青參與文革，這真是一石雙鳥，既攻擊了毛澤東，又攻擊了江青，但毛江妥協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綏從何得知，難道你真是蛔蟲族。再者，毛澤東和江青都不是簡單的個人，他們的一切都在黨、群眾，特別是為數眾多的中外政敵的監視之下，他們不可能作這樣的妥協。在幾十年的革命歷史上，誰也沒發現毛澤東有過以黨的原則來換取個人私利的行為。江青雖有種種錯誤，但她潑辣的性格很難改變，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

　　連死去的楊開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像她能在這種問題上與毛澤東達成什么秘密妥協!我以為，指毛澤東為“專制獨裁的封建帝王”，認文革為“毛劉之爭”，僅表明李志綏在政治觀念上的無知與庸俗。作為一個留洋的醫生，長期生活在一個大國的政治權力中心，縱然有千萬自以為是的“灼見”，卻難啟齒，一旦找到宣泄之機，長期被壓抑的政治表現欲驟然爆發，便飄飄然以為自己在一夜之間成了政治評論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難免。對此，我覺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綏利用自己擔任過毛澤東保健醫生的身分，編造毛澤東的“假隱私”，蒙騙世人。這不再是一種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個道德敗壞者的宣泄了。李志綏寫的那些黃色的、下流的東西，其實是從地攤上的黃色小報上改頭換面抄襲來的，不同的是除了幾個眾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張玉鳳以及電影明星等，黃色小報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綏畢竟在一組呆過多年，知道不少女機要室人員、女服務員的名字，他造謠的本錢比黃色小報大得多，他還會吹噓自己，把自己說成是毛澤東身邊的重要人物，裝腔作勢、借以

　　嚇人，企圖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種謊言都是事實。曾參殺人，毛澤東玩女人，這

　　古今兩大流言，都發人深省。

　　陸：李志綏回憶錄里有七、八處提到您，他說您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上海幫助陳

　　伯達、江青起草(文件)......?

　　戚：我不需要李志綏的辯護。我是懷著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理想國的熱忱，主動、積極、自覺而且是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雖然時間只有一年半，但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責任，談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必然的，誰也逃脫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陽仍要升起，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們這個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過苦難的歷程，才能臻于成熟，歷史只能對此發一聲深深的嘆息!但李志綏關于我的回憶也是根據不負責任的所謂“紀實文學”抄寫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我是《紅旗》雜志歷史組組長，不曾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任局長是后來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沒有被逮捕。別人可以現抄現賣，你李志綏在中南海生活過，“八司馬”事件中曾支持過我和林克，并經常同我們打交道，可以說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亂抄亂寫呢!

　　早謀劉少奇太離奇

　　陸：李志綏在回憶錄里說，毛澤東當時對他不錯，他為什么要寫這樣的回憶錄呢?

　　戚：我聽一位從外面探親回來的友人說，李志綏的回憶錄原來不是這個樣子，后來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這個樣子的。如果這個傳聞屬實，那么這本書同其他根據政治需要而編制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小冊子一樣，不過是某種政治目的產物，李志綏不過是個為了三十塊銀幣而出賣自己導師的猶大。但是我不滿足于簡單地把李志綏刻劃為一個卑鄙的猶大。他從來就不是耶穌真正的門徒。他是封建帝王御醫的后裔，后來是一個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意識培育下成長起來的自由職業者。共產主義意識對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國決定是他人主道路上的一個迷誤。這個決定同他的人生理念、價值取

　　向以及世界觀體系完全相反。當然，這些分析是我根據他的所作所為而作出的判斷，李志綏本人不可能對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認識。在哲學思想上，他很淺薄、極其淺薄，正如我的醫學知識比起他也很淺薄一樣。把這樣一個角色裝扮成“內幕知情人”，讓他故作神秘地湊在人們耳邊大聲嚷嚷“隱私秘聞”，實在很可笑。

　　不能說李志綏的回憶錄沒寫一點事實，不，他寫了些事實，特別是一些他直接經歷的又與他的創作意圖不沖突的事情，這些事情他寫得滿好，滿真實。例如毛澤東對自己疾病的態度，在毛澤東身邊秘密安置竊聽器的事件，毛澤東對擊水長江與奮搏海浪的執拗，還有他對江青、汪東興等人品格、作風的某些描寫等等，它們不僅整體就連情節也是真實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報導或分析，他就轉向了，歷史真實與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對頭。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與政治結了緣，他的筆也會產生扭曲。例如他說毛澤東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圖取消劉少奇的保健，讓劉少奇死于疾病，這個謠言就造得太離奇了!李志綏說他的回憶錄是中國“平民百姓生靈涂炭”的“歷史記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綏的回憶錄在海外甚囂塵上的時候，中國普通的平民百姓卻自發地掀起了空前的“紅太陽熱”。成千上萬的老工人、老農民和昨天上山下鄉的年輕人，虔誠地懷念他們逝世多年的領袖，一遍一遍地唱著毛澤東的頌歌。

　　抄襲別人見品格

　　被李志綏認為遭受毛澤東“涂炭”的干百萬“生靈”，在沒有任何輿論導向、沒有任何組織指令的情況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紅太陽熱”。李志綏對這個現象作何解釋呢?李志綏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創制的種種謊言，但這些謊言對中國人民已無新鮮感!在此以前，各種攻擊毛澤東的出版物早已風靡過一陣子了。李志綏的書就同林青山寫的《江青的機要秘書》一書非常雷同，不僅雷同，而且有前書抄襲后者的痕跡，不同的是林青山沒有做過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他無法編造自己的“親身經歷”，只好假冒戚本禹、閻長貴的口吻來攻擊毛澤東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書非常憤怒，鄭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訴，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對我的控訴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謊言被戚本禹、閻長貴揭穿后沒人相信了，可李志綏不同，他做過毛澤東的保健大夫，誰能想像他與謊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綏不僅攻擊毛澤東，除了彭德懷等個別人，他是大觀園里沒好人。就連受中國人民尊敬的周恩來也是毛澤東的“奴隸”“忠犬”，他深感“憎惡”，而且他還親眼看到周恩來跪在毛澤東面前報告工作，哎呀呀!我幾十次地看到毛澤東同周恩來在一起商談國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沒能看到此情此景，

　　為什么好事情全部給李志綏一個人看去了!又，鄧穎超是“泥鰍樣的人物”“極

　　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厭惡”，其他人更不必說了，上上下下都腐敗透頂……

　　李志綏攻擊的僅僅是毛澤東嗎?

　　(訪問：美國《達拉斯時報》編輯陸源，整理：鍾志林 本紀錄發表前未經戚本禹看過 責由整理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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