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魏巍文集：新語絲》，魏巍著，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

　　試回顧一下這段歷史，不正是這樣的嗎?毛澤東初上井岡山，不過千余人，朱、毛會師后才擴大到萬余人。這時已經經歷了湘贛敵人的多次“圍剿”。在最初三年里，他們度過了紅軍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當紅軍發展到三萬人時，敵人更大規模的“圍剿”也隨之到來了。第一次大“圍剿”的敵軍是十萬人，第二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二十萬人，第三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三十萬人，第四次大“圍剿”的敵軍是五十萬人。除了第五次“圍剿”因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指揮而失敗以外，前四次反“圍剿”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敵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陣洶洶而來，恨不得一口吞滅紅軍、吞滅蘇區，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紅軍打得損兵折將、狼狽奔逃，以致敵軍官兵一聽進入蘇區就談虎色變。試想，反動派以舉國之力卻無法擊滅彈丸之地，以裝備完善的幾十萬大軍卻無法對付連子彈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紅軍，這究竟是一個什么問題呢?我軍究竟是采取了什么奇妙的戰術才得以克敵制勝呢?

　　在第一次反“圍剿”前的動員大會上，毛澤東曾寫了一副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里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這就是毛澤東戰略指導思想的高度概括。

　　紅軍聞名的十六字訣，是朱德、毛澤東統率的紅軍在游擊戰爭中創造而為毛澤東總結出來的。據說最早出現在1928年的1月，當時還只有“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十二個字，是毛澤東在遂川城主持召開前委和萬安縣委的聯席會議上提出來的，以后就逐漸完備起來。等到紅軍發展到三萬之眾，為了迎接更艱巨的任務，紅軍已進入從游擊戰到運動戰的戰略轉變。那個“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后半句話，就成為紅軍運動戰的方針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向中央蘇區接連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圍剿”。前三次反“圍剿”，是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是周恩來、朱德指揮的。這四次反“圍剿”都是以運動戰的方式，采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戰術取得圓滿勝利的，在我軍的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這種戰術的第一個要點就是誘敵深入。為什么要誘敵深入呢?原因有三：一是把敵人放到根據地內部來打，是為了得到根據地優越的群眾條件;二是疲憊敵人，并使我方兵力集中;三是在運動過程中發現敵人的弱點。這種戰術的第二個要點是各個擊破。敵人“圍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進合擊，將我主力壓縮至中心地區聚而殲之。這種戰術自然來勢洶洶，而毛澤東卻不慌不忙，在誘敵深入中首先選擇其中的一路，集中優勢兵力予以殲滅，然后逐次擊破其他。至于首先選擇的那一路，或者是敵人的弱點，或者是足以影響全局的要害，則視情況而定。當然，開始實行這種戰術，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因為誘敵深入，從表面上看，就會喪失土地，也會使根據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僅指揮員想不通，人民群眾也有很大顧慮。但是當根據地軍民嘗到勝利的甜頭，這一切顧慮也就煙消云散了。

　　這里，我們還是簡要敘述一下毛澤東親自指揮的三次反“圍剿”戰爭，以便從中領會他對上述戰術的運用之妙。

　　敵人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大“圍剿”，是1930年10月蔣閻馮軍閥混戰初告結束，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組織的，并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圍剿”軍總司令，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率領十萬大軍向我江西蘇區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而我方兵力只有三萬多人。當時敵軍的分布是：最西頭是羅霖的第77師在吉安，最東是劉和鼎的56師，兩端相距八百里。其間分兩大路：敵之右路軍為張輝瓚的18師、譚道源的50師和公秉藩的28師共三個師;敵之左路軍是朱紹良指揮的毛炳文的第8師和許克祥的第24師兩個師。我軍在羅坊會議上決定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部隊第一步東移贛江，到達樟樹、撫州地區，使進攻袁水流域的敵人撲空;接著我軍又向邊沿區東固、南龔、 龍岡、 小移動，使到達樟樹、撫州地區的敵軍第二次撲空。經過這二次撲空，敵軍已經現出疲憊，我軍反攻的條件漸趨成熟。毛澤東考慮到，在三處敵軍中，張、譚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將其首先擊破，敵人整個的“圍剿”計劃也就打破了。于是決定首先在小設伏。但是連等兩天兩夜敵人都沒有來。軍中頗有怨言。而毛澤東為了“慎重初戰”，仍然“持重待機”。這時，張輝瓚由東固進至南龔，有東進之勢。毛澤東遂令我軍主力轉移到黃陂以西之君埠一帶秘密集結。當天黃昏張輝瓚率部到達距君埠二十里的龍岡。龍岡與君埠部有個黃竹嶺，敵軍東進必須仰攻此山。于是毛澤東決定在此處擺設戰場，準備殲滅該敵。我軍總部的指揮所就設在黃竹嶺后面的小別山上，毛澤東、朱德就在這里指揮戰斗。次日拂曉，在晨霧迷漫中，張輝瓚率部東進，在登山時受到我軍的迎頭痛擊。戰至下午三時，我紅四軍和紅三軍團從龍岡北面的高山上跑步沖下山來，敵軍全線崩潰。等到毛澤東從黃竹山上下來時，前面已紛紛喊道：“捉住張輝瓚啦!”毛澤東的《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詞：“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正是描寫當時景象的。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徹底，張輝瓚的師部和兩個旅全部被消滅，生俘九千余人，無一人一馬漏網。在龍岡大坪上，有人把捆綁著的張輝瓚帶到毛澤東面前，這位“圍剿”軍總指揮，穿著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裝，向毛澤東鞠躬敬禮，口稱“潤之先生”，說了些別后欽慕敬仰的話。龍岡首戰告捷，嚇得譚道源驚慌失措，連忙向東逃竄。我軍又乘勢猛擊，于東韶將譚師殲滅數千。兩仗共俘敵萬余。毛、許兩師則在我軍圍攻東韶時倉皇北逃。敵人來勢洶洶的第一次大“圍剿”，就這樣被粉碎了。

　　這次“圍剿”結束還不到三個月，敵人的第二次大“圍剿”又開始了。這次的總兵力是二十萬人，而且采取的是“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戰略。正像毛澤東詞中講的：“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使人麻煩的還不僅是敵情嚴重，而是新上臺的王明路線的“四中全會”代表團來到了蘇區。他們看到形勢如此嚴重，就提出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的主張，甚至要紅軍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據地。毛澤東在會議上嚴厲批判了這種逃跑主義的方針，對方爭論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擴大會上，多數高級干部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才把逃跑的聲浪壓下去了。緊接著毛澤東就引導大家分析討論首先破哪一路敵人為適宜。有人主張先打蔣光鼐、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理由是它只有兩個師孤立駐在興國;有人主張先打朱紹良的第八路軍，因為朱紹良等人都是蔣介石的親信。毛澤東則指出，蔣蔡的十九路軍是這次“圍剿”軍中最強的，且已完成防御工事，事實上我軍等于攻堅，如一時打不下來，北面的敵人一齊壓下來，我們就難于粉碎這次“圍剿”。如果先打朱紹良的第八路軍，就得向西掃，西面是贛江，下一步無發展余地。鑒于這兩種方案的缺點，毛澤東明確提出應先打弱的，后打強的，以先打王金鈺的第五路軍為好。他認為第五路軍雖有五個師之多，但多系雜牌，各懷鬼胎，而且都是從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氣低落，便于擊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分析。戰役開始后，我軍仍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從4月20日開始后移，向龍岡地區集中。隨后又移至東固一帶隱蔽集結。三四萬人擠在一個狹小地帶，三面都有敵人，被稱為“鉆牛角”。我軍忐忑不安地在這里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閑言碎語，但毛澤東拒絕了一切快打的建議，絲毫不為所動。終于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鈺、公秉藩的兩個師分別向東固前進。從15日起，我軍也分別前移，迂回包圍敵人。毛澤東從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云山，與朱德一起指揮戰斗。至中午時分，就從上次反“圍剿”繳獲的收報機里聽到了公秉藩、王金鈺兩個師的呼救聲。不久，呼救聲聽不見了，想來戰斗已經結束，毛澤東這才從容下山。他后來寫的《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中說的：“白云山頭云欲立，白云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就是當時戰場景象的寫真。這次反“圍剿”首戰告捷，殲公秉藩的28師全部和47師一個旅的大部，繳槍五千余支。我軍乘勝向東橫掃過去，又接著殲滅了47師一個旅的殘部和43師一部，繳槍四千余支。從5月16日開始到30日結束，十五天中，我軍從江西贛江邊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寧，橫掃七百里，打了五個勝仗，繳槍二萬余支，又徹底粉碎了敵人的這次大“圍剿”。正如《漁家傲》的詞里所描述的：“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那么這首詞里講的“有人泣”指的是誰呢?不是別人，正是指的蔣介石。但是，這決不是藝術夸張，因為這時蔣介石在南昌召開的高級軍官會議上，在大罵部屬無能時，不禁痛哭失聲，確確實實地哭了!

　　敵人第二次“圍剿”慘敗之后，僅僅隔了一個月，第三次“圍剿”又開始了。這次“圍剿”的規模更大，敵軍的總兵力為三十萬人。與以前不同的是，前兩次“圍剿”軍全是雜牌軍，這次卻動用了蔣的嫡系十萬之眾，而且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顧問也到了南昌。而在這次反“圍剿”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表現得更加純熟，更加精彩。

　　鑒于敵情的嚴重和準備上需要時間，毛澤東毅然決定，紅軍主力向贛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來了一個千里回師，把部隊集結于興國東南的銀坑地區。其目的是誘敵南進，以便插向敵人后方，尋機殲敵。當我軍轉至高興圩、老營盤(興國西北)一帶企圖出擊富田時，發現富田系敵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圍殲，毛澤東即下令乘夜東移蓮塘(興國東北)。這次轉移的驚險之處是在南北敵軍40華里的空隙間穿插而過。我軍到達蓮塘后，發現北面之敵為上官云相的殘部47師和54師，這是敵軍中比較弱的一路。毛澤東當即決定對該敵發起攻擊。僅兩小時即殲敵一個旅，并將旅長譚子鈞擊斃。接著乘勝攻擊良村，又殲敵54師一個旅，擊斃旅長張鑾。上官云相和郝夢齡兩位師長落荒而逃。于此，遂將此次“圍剿”的第三縱隊大部殲滅。這時毛澤東估計到敵必調兵東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時機把敵人大部吸引到東面呢?這樣我軍到西面攻打敵人的薄弱之處也就更為方便了。于是又在東面的黃陂殲滅了毛炳文的第8師。這樣一來，果然西面的各路敵人都紛紛東移。毛澤東干脆來一個“示形于東”，命令一個師一路揚旗吹號向東開去。而我軍主力則在敵軍密集的縫隙中穿插而西，連夜進至興國的白石、楓邊山溝里隱蔽休息。這是第三次反“圍剿”中極為精彩又驚險的一幕。待敵發覺上當，調頭西向尋找我軍主力時，我軍已休整了半個月。敵疲勞萬狀，不得不狼狽撤退。我軍又乘勢追擊，在高興圩、老營盤等處殲敵一個多旅，在方石嶺殲韓德勤師的六個團以及蔣鼎文師的一部。蔣介石親自指揮的這次“圍剿”也就被粉碎了。

　　從以上三次反“圍剿”，我們已可看出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一個概貌。可以說，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標志著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形成。這種戰略戰術，既不是從中國的軍事書上抄下來的，也不是從外國的軍事書上抄下來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從具體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富有特色的創造。我以為其中最核心的是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思想。運動戰是調動敵人、造成敵人錯覺的手段，而殲滅戰是其目的。毛澤東經常強調：“對敵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于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事實證明，這是毛澤東戰術中最厲害的戰術。為什么要采取殲滅戰呢?因為第一，只有殲滅戰才能給敵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從根本上削弱其戰斗力;第二，只有殲滅戰才能從對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補給，借以加強我方的力量，達到愈戰愈強的目的。而為了殲滅敵人，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圍戰術。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戰略戰術，在中國長期革命戰爭中得到極大發展，逐漸成為我軍的特長。它不僅在紅軍弱小時期成為粉碎敵人“圍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來越成為我軍克敵制勝最重要的軍事法寶。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由于毛澤東思想的深入貫徹，運動戰、殲滅戰的戰略戰術發揮得越來越精彩，運用得越來越豐富了。我軍的許多將帥都已成為運用運動戰、殲滅戰的能手，在全國戰場上演出了許多威武雄壯的活劇。以西北戰場為例，彭德懷指揮下的部隊，最初也不過三萬人左右，而胡宗南的進攻部隊卻是三十多萬人。但我軍一個殲滅戰連接一個殲滅戰，不到兩年時間，狂妄一時的胡宗南便屁滾尿流地逃出陜北。全國其他戰場也莫不如此。當時按毛澤東的標準，擊潰戰是不算數的，只以殲滅敵人多少個旅來填寫賬單。我軍就是這樣以一百二十萬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數百萬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最后取得了徹底勝利。毛澤東就其軍事成就說，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即在世界范圍內也堪稱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他獨創的充滿智慧的戰略戰術，將永遠是我們寶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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