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近因馮小剛的年度大片《1942》的公映（我還沒有看），網絡上又引發了一場大辯論，爭論的焦點在于“1942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同時，隨著這個話題而延伸出來的“國共孰優孰劣”、“毛蔣孰優孰劣”、“【1942】與【1962】孰優孰劣”等話題也甚囂塵上…….電影《1942》的靈感主要來源于劉震云的小說《溫故1942》，里面的內容大部分網友都很熟悉了，在此不贅，縱觀目前網上辯論雙方的觀點主要如下：

一、國民政府貪污腐敗、救災不力，導致餓死300萬。

二、死300萬為謬傳數字，當時的河南為抗戰前線，因此國民政府在救災方面力有不逮，所以情有可愿。

三、【1942】死再多又如何？那時畢竟是戰亂年代，而【1962】了？

第三個觀點與【1942】的歷史真相不存在必然聯系，這是國粉典型的轉移話題和東拉西扯，因此，本文不會觸及【1962】，但是我要說明我的態度：將兩個爛攤子擺在一起去比較，比誰做得更爛，然后得出結論，那個沒有那么爛的攤子是好的，諸如此類的觀點不單止是無聊，而是相當相當相當滴無恥，簡直是沒人性。

回到主題，持第一種觀點的網友大部分的理由都來源于小說《溫故1942》，或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和英國《泰晤士報》的記者哈里森.福曼于1943年在《時代》上發表的災難實況報道，以及此后白修德本人與抗戰時期美國著名的駐華戰地記者賈安娜共同出版的《中國的驚雷》中的記述，同時還包括若干民國時期的資料。

持第二種觀點的人則多是具有強烈的情感傾向或受政治抱負影響的民國粉、國粉、蔣粉等，這些人目前在我天朝又可以稱為“民主派”、“柿柚派”、或“右派”，這部分人的也有一定的史料支持，如實際死亡人數為148萬（出自1943年9月27日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檔案）》的《張光嗣關于河南省旱災情況及救災情形的調查報告》），而不是白修德當初說的及民間盛傳的300多萬，但是，不管是300萬也好，148也好，對于為什么造成這么大的死亡數字，這些人基本上是這樣認為的：“由于是戰亂時期，所以….情有可原”，持這這樣的觀點，很明顯是以情感依托為導向而表述的，不是植根可見、可知的事實上的，對于反方提出的質疑也未能做出有力的合理解釋，這種情況直到本月4號晚由新浪網友@漩渦星系2發表的長篇文章《真實1942：民國政府做過的那些事兒》以后似乎就嘎然而止了。

該文從“（1）關于河南的自然災害（1942）”、“（2）1942河南災害正處于抗日戰爭前線的大背景”、“（3）國民政府真的是在白修德等新聞界的壓力下開始緊急進行災荒救助嗎？”及“（4）民國政府1942真的不救災或者消極救災？”和“（5）餓死災民還是士兵”共6大點詳細的力羅列了國民政府當時的一些救援措施和相關數據，以及分析了白修德對救災所起的積極作用（作者觀點：不大），最后得出“真相是國民政府積極救災”的結論。截止到目前為止，該文轉發高達11608次，評論2309條，一如既往的印證了：只要是說國民黨好一定會被大量轉發，只要說共產黨好一定會被口水淹沒的——“中國互聯網傳播定律”。

應該說，此文還是有一定的說服力的，畢竟很多是采用了當時的第一手資料，以及將國民政府的救災措施清晰的羅列出來。從那些“數字”來看，國民黨的工作還是安排井井有條、面面俱倒，如此一來，貌似便駁倒了電影《1942》和前面說到的第一種網友的觀點，然而….

真的如此嗎？

最起碼，筆者不這么認為，我是這么評價此文的：

研究歷史并不是簡單的收集資料或加減乘除，歷史真相的研究必須依賴真實、客觀的原始資料這一點沒有錯，但是從錯綜復雜的海量資料中做科學性的數據挖掘，并從中梳理出清晰可見的歷史脈絡，最后得出客觀、讓人信服的結論——這才是真正的還原歷史真相。

這個作者玩的就是數字游戲，他全文最大的邏輯謬誤就是：

“措施多”=做到了，去做了=做好了。

是這樣的嗎？顯然，正確答案應該是這樣的：

“措施多”≠做到了，去做了≠做好了。

接下來，筆者將一一給大家證明。

花園口決堤的政策錯誤是加劇豫災饑荒的根本原因，是造成自然災害頻仍的根本原因，國民政府難辭其疚

發生于民國三十年的河南大饑荒，在當時俗稱為“中原大饑荒”，簡稱為“豫災”，起于1941年，1942年為饑荒的“發展期”，1943年達到高峰期，1944年下半年開始隨著氣候及其它客觀因素的變化逐漸開始緩和…..（真正結束是在1947年，記住這個時間，非常值得發人深省，最后面會講到）。

講1942豫災就必然繞不過1938年的“花園口決堤”事件，毫不夸張的說，這個被國粉們稱之為“壯士斷腕”的壯舉如果沒有發生，饑荒的情況是絕對絕對絕對不可能如此嚴重、也絕對絕對絕對不會死那么多人。

1938年5月下旬，以12個師的兵力而無法殲滅蘭封附近5000~6000日軍的國民黨部隊，終于被集結的日軍兩個師團逼近鄭州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盡管當時的第一戰區共有30個師的兵力（大部分為中央嫡系），但是已成驚弓之鳥的國民政府在蔣介石的親自命令下于6月9日9時炸開了花園口，時值大雨，洶涌的河水奔騰而出，經小河入淮河，從淮入海，流經豫、皖、蘇3省44個縣左右，影響范圍總面積達30.000平方公里，實際受淹成災面積13，000~15，000平方公里，受災人口12，500，000人，3，900，000人外逃，890，000人死亡，淹沒耕地19，934，000畝，經濟損失折合銀元達1，091，762，000元。（韓啟桐、南鐘萬《黃泛區的損害與善后救濟》——1948年由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與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編纂委員會編寫并出版。）豫東、皖北、蘇北成為一片澤國，形成了黃泛區，這就是著名的“黃水抗戰”，從這一時刻開始就注定了三年后的“中原大饑荒”是一場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兼備的空前悲/慘劇。

自然災害我們無法控制，民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中國農民是典型的“靠天吃飯”的人民，只要一有天災發生，人們幾乎就只能被動去承受，根本不能改變什么，在這個過程之中，如果災情沒有顯著改善，政府又救援不到位，那么，毫不夸張的說人民只有等死的份耳！黃河改道的迸發癥對往后的饑荒造成的直接影響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流民與士兵集結豫西——造成糧食緊缺

百姓的家園被淹沒，沒住沒吃的人們只能大量外逃，1938年開始到1941年重災區的豫東有數十萬人通過各種方式逃入豫西、豫北及部分沒有淪陷的地區，使得這些地區的人口突然暴增，而被淹沒的豫東平原恰恰是河南省最重要的產糧區，于是，其它地區的糧食當然無法滿足這些人了。在這個要命的節骨眼，1941年的3月份，“抗戰史上最大的恥辱”（蔣介石語）——中條山會戰打響，僅僅20天，不爭氣的國民黨就以戰死4.2萬人，被俘虜3.5萬人，而日軍卻僅戰死673人，負傷2292人的“光榮戰績”結束戰爭，此戰以后黃河北岸的領地幾乎全部丟失殆盡，從前線退回來的軍隊又退到了豫西、豫北，使得這兩片地區的駐軍人數直逼100萬，這些士兵的到來不僅占用了當地的生產資源，而且極大的增加了口糧的供應量，由此便不難想象到，當地的農民和逃亡過來的難民們既要與這些士兵們“分糧（吃）”又要“分擔（繳）糧”——軍糧，除此以外，國民黨還要抓壯丁，能干活的年輕人都給抓住了，逃跑的就槍斃，對于一片受過如此嚴重洪災、窮得一貧如洗的土地來講，人民生存之艱難實在是無法想象。、

而這么嚴峻殘酷的時刻，該年8月份，旱災來了，于是，1942地獄般的畫卷展開….。

二、水災破壞耕地及自然環境——災害頻發的罪魁禍首

這是造成三年后大饑荒的根本原因，由于黃河改道致使河南地區的生態環境遭到極大的破壞，嚴重改變了原有的環境特征，對氣候與地貌都有極大的影響。如原本一片平原的土地變成了沙灘河汊，沙土堆積高達數米，不但阻塞交通更覆蓋了原有的土地，還有隨處可見的坑坑洼洼（積水）和淤土（無法種植），由黃河溢出的各種物質形成的鹽堿土（對農作物危害極大），同時，為了阻擋洪水老百姓與當地政府從1938年~1946年間不停的修筑大大小小的河堤，由于洪水到處都是，所以這些河堤也修得到處都是，有些地方相隔得非常近，而每當天降大雨時，中間的平原地帶就變成澤國，人民無活在那里生存，不得不背井離鄉，于是便產生越來越多的無人區，人們可居住的地方就越來越少，能種植的地方也越來越少，糧食供應就更加緊張了，更重要的是，由生態環境的改變，由此引發了頻繁的自然災害，經過大旱炙曬后，撂荒的土地滋生出無數害蟲，蝗災就是這樣子形成的。以下一張圖片，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這片肥沃的土地因為黃泛變成怎么樣了？

試問，在這樣的一片死地農民還怎么耕種，怎么繳納那么多的軍糧給國民政府？

@漩渦星系2展示了一張從15世紀到民國時期《河南歷代旱災發生頻度表》，似乎想用此證明40年代的大饑荒是天災所使然，那么，我們就來看看有多少“天災”（純天然的災害）。

蝗災由始至終都伴隨著河南大饑荒，這蝗蟲多到什么程度？

蝗災發生以后，國民政府便組織民眾開展滅蝗運動，1944年8月，河南內鄉縣15個鄉捕捉了27萬多斤的蝗蟲，掘出寵卵700多斤，據當地人回憶，最多的時候，漫天都是，用竹竿隨便都能打到十幾個，房屋的墻壁上、窗戶都爬滿了，家里的鍋本來就沒有東西吃了，但是一打開的話蝗蟲就會瘋狂往里面鉆，結果整個鍋都是綠得發亮并且在不斷蠕動的蝗蟲，看了都讓人作嘔，最可悲的是災民因為久未果腹，也沒東西吐了，只能吐膽汁了，你說有多慘？

蝗災，拜誰所賜？

三、黃泛致使交通癱瘓，從外省運糧難度極大，只得加重當地征收——征糧的最大根因

前面說過，河南盤踞著100萬國民黨軍隊，又是抗戰前線，這些部隊還多數是中央軍，地位自然無比尊貴，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食對軍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洪水的肆虐和阻擋下，河南的交通已經基本癱瘓，國民政府通過從外省用車或用船遠糧食最少都要幾個月，對于當地的駐軍來說，顯然是遠水救近火，軍不可一日無糧。在這個情況下，國民政府只得在當地加重稅收，于是便不停的發放巨量糧券，讓農民無償納糧。

這，又是誰導致的？

記住：這是一個畏戰的政權造成的，這是一個在面對僅為自己7%兵力的敵人的情況下選擇“壯士斷腕”的軍隊，而且僅延緩了日軍三個月的進攻，淹死自己人89萬，淹死敵人7000.國民政府干下的這樁事就是個定時炸彈、是戰爭時期河南老百姓的催命符。

最讓人悲憤的是，河南人民們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犧牲了幾百萬人的生命養活的這100萬軍隊卻換來了1944年兵敗如山倒的豫中會戰（豫湘桂會戰），人民最終還是做了“皇民”，日軍發現了足夠供應湯恩伯20萬軍隊一年的糧食（100萬袋面粉），而此前1943年間日偽政權和日軍竟然不定期的救濟災民，所以，在豫中會戰期間，一件駭人聽聞的事發生了：有5萬國民黨軍隊被災民繳械。

掘開了黃河，也掘好了自己的墳墓.....。

無論如何，白修德的作用是無比積極的

@漩渦星系2說白修德報道河南災情時已經是1943年的3月，他同時又列舉了國民政府于1942年2月開始陸續建立起的救災體制及措施用以證明白修德對推動救災的作用并不大。

首先，我且不說報道的時間先與后，但是白修德的報道無疑是帶來正面且積極作用的，要知道，重慶方面對豫災輿情可是嚴加封鎖的，《大公報》的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幾位老板或創始人與重慶方面關系非淺，尤其是張季鸞還曾是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曾經的下屬（報社），重慶方面很多通稿都授權給《大公報》發布，一份這么有份量的報紙竟然也會因為報道了饑荒被停刊了三天，撰寫《豫災實錄》的記者張高峰還被湯恩伯關了半年。而采訪完回到重慶的白修德親自謁見蔣介石向他面陣災情他還矢口否認，直到出示了哈里森.福曼拍到的野狗啃食尸體的照片蔣才承認河南災荒嚴重一事。

由此可見，國民政府對災荒新聞的審查與封鎖是多么的禁錮，從這個側面也可以反映出中央根本就不重視災情。正是因為有了白的報道，才最終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直接或間接的促成了1944年聯合國成立了專門的國際救災會進入災區進行善后救濟及協助國民政府，要是沒有國際的關注，以國民黨的腐敗不堪，后果更加不堪想象。

我感到很奇怪，為什么現在我天朝子民總是呼喚GCD要開放報禁和言論自由，讓人民監督權力，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可是怎么就對白修德的監督作用不以為然呢？

白修德對救災所起的監督作用，及帶來的改善有一例最好的佐證：

1943年初，白修德與哈里森.福曼在河南采訪時見過幾次當地的軍隊把外省運來的賑災糧食搶走了，為了這件事他和何應欽吵過幾次，何應欽死活不承認，白修德則堅持自己所見到的是真的，如此這般，吵得整個重慶的軍政界都知道了（馮玉祥知道了），雖然蔣依然是愛理不理似的，但在“國際壓力”下，情況終于還是發生了改變，幾個月后白修德收到災區的一位傳教士的信，信中這樣說：

你回去發了電報以后，突然從陜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缷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他們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軍隊從大量的余糧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幫了不少忙。全國的確在忙著為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

正是白修德的報道才讓國民政府亡羊補牢，河南當地人民對他感激不已，所以才會有了一種說法“白修德讓重慶救災”，評心而論，這個說法并不為過，俗話講“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白修德何止救了一個人？

所以@漩渦星系2說的“難道等白修德報道了以后重慶才去救災嗎？”的說法，根本是“莫須有”的罪名。

國民政府的救災措施形同虛設，救援緩慢、投資不足、貪污腐敗、苛捐重稅、草菅人命

漩渦星系2在他的文章中的第三、第四點里詳細的將國民政府當時制定的救災措施羅列了出來，看上去挺美，我很好奇，也很難理解，為什么現在我天朝萬民每一談到共產黨的政策就嗤之以鼻、破口大罵，可是看到當年比現在的共產黨更貪贓枉法、吏治腐敗N倍的國民黨的政策時，怎么就會深信不疑呢？那些字面上的東西，誰不會做？

腐敗與無能——是中原大饑荒“人禍”的最大根因。

一、投資不足、貪污舞弊、侵吞賑款——救災資源被嚴重消減

賑災首先就要用錢，如果沒有錢，就等于沒有救。

以上是國民政府的救災資金總額（估算），那么，這些錢都哪去了呢？

由于資料的缺失，我們無法一一查實，但是以下擇取一二例，不難想象，說這些錢用在了救災上面，簡直是天大的玩笑。

（一）1942年

重慶國民政府曾撥給河南省救濟款法幣一億二千萬元（實際是貸款），河南省政府將此款交給省政府秘書長馬國琳與河南農工銀行行長李漢珍，辦理平糶解救災荒。而馬、李兩人利欲熏心，竟盜用一部分平糶款，收買美金公債，由洛陽轉到重慶，從中牟利，直到1943年河南災情即將解除時，才從外省購來一批發霉的小麥，強以高價配售給各縣。

（二）1943年

1943年3月，重慶中央政府撥給河南8000萬救濟款，河南省局“把這筆錢存入銀行，讓它生息增值”。又因這些錢“都是面值100元的鈔票”，需在銀行兌成小票，才能在市場流通，而“一張100元的大票只能兌換回83元的小票――1元的，5元的和10元的。”銀行從中侵吞巨額救濟款。

以上共2億的賑災款是國民政府從1942年12月開始至1943年分兩分投放給河南省政府的，給兩億，吞兩億。

（三）小官也貪

三青團河南省支團部主任及河南省災情調查委員會委員王汝泮，利用職務之便貪污200萬元救濟款，并以此款購地500畝，一夜暴富。（當時的民國報紙都登記了）

二、一邊救災，一邊征糧——名為救民，實為保軍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秘書謝偉思1942年10月到河南考察時，得知1941年河南省政府承包了第一戰區（豫及皖北）的200包小麥（軍糧），1942年時居然還包攬了第五戰區（豫、皖西、鄂北）超150萬軍隊的軍糧，該年度國民政府軍政部給河南政府的目標是280萬石的軍糧，謝偉思則認為遠遠超過實際需要。1943年仍然保持250萬石的驚人數字，而河南省的征糧數目在1937~1942一直是全國之冠。

在全國饑荒最嚴重的省份，征收最重、最多的糧食：世上罕見，人類史上絕無僅有。

如何能看出“名為賑災，實為征糧”？請看下面一例：

1942年10月，國民政府派出張繼與張厲生兩名大員赴豫，兩人此行的目的據《行政院第584次會議決議》決議：“特派中央監察委員，負責查勘災情，并宣慰災民”——寫得多好看，叫得多響亮……

實際情況了？

二張18日晚抵達洛陽車站，無數災民夾道歡呼、拜天跪地。二張即席現場發表了慰問講話，并于當晚十點左右接見了前來報災的紳士代表10數人，詳細詢問了災情….但4日后的10月22日，張厲生在洛陽召開的一個會議上卻說了這樣的一番話：“河南固然遇到了災，但是軍糧既不能減，更不能免，必須完成任務。雖有災應救，但不能混為一談；同時也不應對災荒夸大其詞，過分宣傳，以免影響抗戰士氣。他還表示，他受黨和領袖的栽培及多次提拔才有今天，他一定實事求是，忠于黨，忠于領袖。”

這兩位就是十足的欽差大臣，儼然以蔣委員長代言人的身份前來對河南官員訓話的，代表的就是蔣委員長。

還需要說得更明白嗎？鼠膽匪類的蔣介石政府和他的國民黨軍隊畏戰拒戰，以水代兵，以水抗戰的后果就是眼巴巴看著豫省附近的鄂、蘇、皖等省豐收也無法分享給河南的軍隊，只得繼續在當地加重征糧，蔣介石終于吞下自己因消極抗戰而種的苦果。

他活該就算了，可是，多少窮苦人民為他的錯誤和消極冤死九泉之下？

三、愚蠢至極——總想將河南“送給”日本

雖然目前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但是蔣介石的“黃水抗戰”和“焦土抗戰”的概念多少都有受到白崇禧從1812年俄法戰爭中所得到的靈感的影響。同時，一向最信洋爸爸的蔣介石的德國顧問法肯豪森早于1937年就向蔣建議過炸開黃河阻擋日軍，并制定了詳細的計劃，在整體消極抗戰的思想指導下，蔣下令炸開花園口，但是很不幸的是并未能阻止日軍侵略的步伐（對于海軍自沉和炸開黃河這種愚蠢低級的行為我實在無法理解，正如李宗仁說的那樣，一看地圖就知道是行不通了….），三個月后，日軍便集中了優勢兵力攻陷了武漢，國民政府退守重慶。

“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蔣介石開始懊惱：“河南這個地方丟掉吧~不行，畢竟是抗戰最前線，還有自己嫡系的近百萬軍隊。守吧~日軍卻不進攻了，狡猾的日本人看著黃泛區與饑荒就知道那是塊一文不值的死地，要來也沒用，本來侵華戰爭的初衷就是為了掠奪資源。諷刺的卻是日軍還在淪陷區里搞起了“三不政策”（不殺、不搶、不淫），并且組織日偽政府搞起了賑災運動，搞得比國民政府還有聲有色（共產黨也在陜甘寧邊區組織了有限的人力物力接濟逃難而來的災民，閻錫山也是）。于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蔣公那顆不會拐彎的腦袋便開始愈發偏激，總想著反正河南是守不住的了，就拼命榨干吧~！“絕不可以糧資敵”——就是在這么荒唐愚昧認知下產生的想法。

一個軍事統帥指揮打仗，打到這份上，我們還能說什么？

四、“上”既有意，下即瞞報——隱瞞災情，草菅人命

“上”當然是指千古完人蔣中正。

從目前已公開的史料來看，蔣不是不知道災情，他是不重視災情（直到白修德面謁以后）那么，他為什么不重視呢？答：因為下面隱瞞了災情的嚴重程度。

為什么要隱瞞？

答：因為蔣公不愛聽。

這件事最可以反映出蔣作為一國之統帥人格有極大的缺陷，他也不具備一個合格的統帥應有的心胸和大局觀。

（一）1941年的國民政府參政會

河南代表曾呼吁對河南減稅和請求救濟，蔣介石卻指出：這可能是地方逃避征糧、以求賑濟之舉，糧食不是不夠，而是分配不勻，因此不能減免。

（二）1942年8月河南省災情調查委員會代表求見被拒

劉基炎、任劭魯、楊一峰三位代表組成災情請愿團，前往重慶謁見蔣介石。但是蔣不僅拒絕見他們，還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

（三）1942年9月西安王曲軍事會議

一向人渣的第一戰區司令蔣鼎文（湯恩伯頂頭上司）看不過眼，不滿河南省政府瞞報災情（當然，他很有可能是為了自己的軍糧著想），向蔣介石參了省主席李培基一本（報告了豫災情況），會議上，李培基也呈交了一份災情報告，雙方記載的內容出入頗大，李培基的是“稞收尚好”、糧食收成有四、五，蔣鼎文的報告則餓莩遍野、糧食收成僅一、二。

面對軍政兩份完全不同的報告，蔣公給出了一個結論：

將原計劃征收的280萬石軍糧減為250萬石，并再次強調“征收軍糧”要注意。

看明白了吧？

恨蔣者會說他泯滅人性、畜生不如。挺蔣者會說蔣是逼不得已、無奈之興。其實沒那么復雜，依我對他的了解和性格的研究，他性格急躁、做事沒耐心，這是公認的事實，面對一般難題尚可冷靜處之，可是遇到大難題他就總是表現出優柔寡斷、瞻前顧后，下不了決心，最后往往索性選擇逃避，這種性格貫穿他的一生，他不愛聽的根本原因就是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干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所以1943年他勒令《大公報》停刊三天，也所以，同年5月，陳布雷對民國著名報人王蕓生說：“蔣公根本不信有災荒….”。

當然，軍隊是他的命根，他是不會不管的。

說穿了：就是自私自利到了極點。

請問：作為一國之君，救災能說無能為力嗎？

干不好你也得干！

五、囤積居奇、私售賑災糧食——草菅人命

1942年，襄城救災委員會“派余俊崇等赴界首采購糧食，準備運回后平價出售給群眾，余俊崇等購到糧食之后，運至漯河中途變賣，從中漁利”。另外，周口“有些官吏勾結糧商，乘機搶購糧食，囤積居奇，大發橫財。”

六、以工代賑——走奈何橋

“以工代賑”是國粉們津津樂道、引以為榮的一項救災措施，看起來似乎不錯，因為饑荒產生了大量流民，又發生了瘟疫，這些人沒吃沒穿又沒錢治病，不是等死就是變成刁民，由此也使得當地的治安變得異常混亂，為搶吃而殺死人的慘案時有發生，至于山匪盜賊更是無處不是。國民政府實施“以工代賑”以后這些現象有較大的改善，人民有工作做了，有東西吃了，不會犯法也不會亂跑動了，同時還能為政府產生利益，似乎是兩全其美、一舉兩得的美事…..但實際情況是怎么樣？

咱們就講一講鼎鼎大名的抗日名將——湯恩伯先生吧~！

（一）邊區學院

時任河南大學校長張仲魯在《關于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災的見聞》記載了一件事：正在災情極端嚴重、民不聊生的時候，（湯）他要在他的總部所在地的葉縣，興辦“邊區學校”，來收容戰區流亡學生。他把葉縣的古跡寺廟拆除凈盡，以其磚瓦建造校舍，所須木料則定出尺寸，強迫周圍十余縣按照規定尺寸，無償捐送。當時各縣可用之樹，屢被駐軍濫伐，所余已甚寥寥，尤其建筑用不易搜尋。各縣木材奇缺，籌辦實在不易，勉強湊足額數送到葉縣，如不對接收人員送禮行賄，既令所選木材合乎規格，亦必百般刁難，不予驗收，而迫令再送“上品”。三番兩次來往換送，逼得人畜病亡，含冤莫伸….。（一直搞到1944年，邊區學院終于落成，然后豫中會戰打響，湯恩伯率數十萬眾不戰而逃，“邊區學院”亦遂壽終正寢。）

（二）大修黃河

1942年春，災情發展到了頂點，人民大批死亡，湯恩伯畏敵渡河進犯，強征遠近各縣民工數萬人，“以工代賑”，大修黃河，各縣人民懾于他的淫威，誰也不敢違誤。有些民工馳赴工地之時，即行倒斃在途，無人過問。其到達工地者，多因瘦弱無力，口糧不給，倒斃河沿，日有多起……（1400萬壯丁是怎么死的？這是最好的注解）。結果是工程并未做好，而死亡者不計其數，而且傳聞中他們沒有領到工錢，以國民黨的野蠻兇殘，你覺得他們做出這樣的事難道不可能嗎？

無風點評“以工代賑”：這本來是一個不錯的舉措，還頗有創新，但是可惜的就是國民政府永遠都不能體察民意，餓得在垂死邊緣的百姓們怎么可能幫政府做苦力、做很多工作了？“以工代賑”這個“工”是否應明確輕體力勞動呢？是否應區分老弱病殘的類型去分配工作呢？

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嗎？

如果一早就做了這樣的事，還會有湯恩伯的勞民傷財嗎？

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看上去很美，揭開是白紙——國府救災。

總結

據統計：從漢朝（西漢）開始至近代，中國歷史上因重大自然災害（臺風、洪澇、干旱、嚴寒和酷暑等）而死亡萬人以上的截止到清末總共才161次，而民國38年因自然災害而死亡萬人以上的就有75次（陳玉瓊、高建國《中國歷史上死亡一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特征》）。

民國期間最大饑荒——“中原大饑荒”肇始于1941年夏季，結束于1947年春夏交替，在那之前的1946年底：花園口修復了，黃河歸道。

請問：你得到了什么啟示？

最后，對于漩渦星系2羅列的那一大段“積極救災”措施，我只有一句：

本就是“你”該做的，有什么值得表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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