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不僅看到自然科學對理解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作用，而且深刻認識自然科學和發展生產力的天然聯系，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指出：“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贊成它，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人們為著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自然里得到自由。”{1}

　　他還從技術基礎的角度，考察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他認定，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不是手工，而是機器。“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要滅亡。” {2}這充分說明科學技術對實現革命目標的作用。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毛澤東的領導和支持下，延安先后成立了自然科學研究會和自然科學院，其宗旨是進行自然科學的教育和研究，推進生產事業和經濟建設事業，使自然科學為抗日戰爭服務。研究會還分設醫學、農學、生物學、地質礦業、機械電機等分會;大學部設有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礦冶等系。這些措施不但在當時艱難的條件下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且為抗日戰爭和爾后的新中國培養了一批科學技術人才。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以極大的熱情關心科學技術事業。

　　1949年10月31日，新中國誕生剛一個月，毛澤東便親自將中國科學院的印信頒給郭沫若院長。第二天，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這一舉措在全國和海外華裔科技人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從這時起，黨和毛澤東就充分肯定科學技術對經濟、國防和文化建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把科學研究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建設。毛澤東強調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③從這里可以看到，依靠科學技術發展生產力，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這時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對科學技術的重視，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認識：

　　第一，深刻總結近代中國的歷史經驗，必須打好科學技術這一仗，是中華民族經歷刻骨銘心的痛苦而得出的歷史結論。毛澤東從鴉片戰爭以來100多年的近代中國屈辱史中，深刻總結了中國之所以長期被資本—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積弱積貧，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對于第一個原因的解決，他在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時，明確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企圖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來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是行不通的。歷史似乎在開玩笑，當時資本主義列強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來到中國卻扶植最反動、最落后、最保守的封建勢力及其生產關系，而排斥中國獨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種看似歷史的悖論，其實道理是很簡單的，他們懂得如果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獨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就有可能成為他們強大的競爭對手，所以要使中國保持一個落后的狀態，以便于他們的掠奪。“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④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它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國歷史必須有新的走向。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正是反映了這種歷史的要求，使造成中國落后的第一個原因獲得了基本解決。現在，“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是，“落后就要挨打”，對我們同樣是適用的，因此“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⑤這是新中國面臨的一個巨大的威脅，也是必須加以解決的艱巨任務。以1957年為例，這一年，中國和美國的主要經濟指標相比，鋼產量分別為535萬噸、10225萬噸，煤產量分別為13100萬噸、46997萬噸，原油產量分別為146萬噸、35365萬噸，發電量分別為193億千瓦小時、7164億千瓦小時。如果按人均計算，差距就更大了。我國的科學文化水平也還非常落后。據統計，1956年，在農村青壯年中，約有80%的人是文盲;在職工中，文盲的比例在50%左右，有的產業，如煤炭、建筑業，則在60—70%以上。我國同西方發達國家比較，從表面上看是經濟和文化發展程度的差距，而實質上是科學技術和國民素質的差距。很顯然，如果我們不在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面趕上去，不但國家現代化沒有希望，而且已經獲得的民族獨立也得不到保證。毛澤東正是以這樣深刻的憂患意識，提出必須打好科學技術這一仗的。

　　第二，自然科學是理解馬克思主義、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的知識準備。馬克思主義不但是工人運動經驗的總結，也是人類優秀文化遺產的結晶。而人類優秀文化遺產，就包括自然科學的發生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他們的理論活動和對實踐的指導中，既注視社會生活的變動，也密切注意科學技術的進步與變革及其對社會進程的影響。因此，離開自然科學知識，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掌握就不可能是全面的、深刻的。像《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等，如果沒有自然科學知識是很難真正弄懂的。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包含有自然科學，大家要來研究自然科學，否則世界上就有許多不懂的東西，那就不算一個最好的革命者。”⑥毛澤東在青年時期投身革命運動后，他在鉆研革命理論中就感受到自己自然科學知識不足所帶來的缺陷，他說：“因缺乏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的基礎科學的知識，想設法補足。”⑦而他在自己的革命實踐和革命理論活動中，更加感受到充實自然科學知識的重要性。1936年10月22日，毛澤東寫信委托當時在西安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葉劍英，請他務必幫助購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書籍，要求這些書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每種買五十部”。⑧我們在毛澤東的哲學、政治、軍事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所掌握的自然科學知識對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作用。比如，他在寫作《矛盾論》一文中，就注意運用自然科學成果來論證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通過對機械運動、電磁運動、化學運動、生物運動和社會運動來論證矛盾的普遍性，同時又根據事物不同形式進行科學分類的思想，深入探討矛盾的特殊性，使這部著作寫得深入淺出，引人入勝。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科學技術的基本屬性、某些特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科學技術反映了人對自然的能動作用，是勞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現象，是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具有自然的屬性;但科學技術又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不能不受到社會的制約，因此又具有社會屬性。毛澤東指出：“自然科學分兩個方面，就自然科學本身來說，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誰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學，是有階級性的。”⑨這就是說，對自然科學要廣泛的學習交流、吸收應用，而不應該加以拒絕;相反，要創造能夠促進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氛圍。毛澤東還具體分析了科學技術的某些特征，他認為，科學技術的基本原理和反映基本原理的某些基本經驗是具有普遍性的、國際性的，但技術在形式上又具有某種民族的特殊性，因而需要處理好共性和個性的關系。他說：“水是怎么構成的，人是猿變的，世界各國都是相同的。”但是，“一棵樹的葉子，看上去是大體相同的，但仔細一看，每片葉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因此，有的獨具民族特色的技術可以國際化，這些技術也可以出口。他說： “中國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鴨是有特殊性的，別國比不上，可以國際化。穿衣吃飯也是各國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國人不同，它是適合印度的環境的。中國人吃飯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說用刀叉的高明、科學，用筷子的落后，就說不通。”⑩毛澤東的這些思想，為制定正確的科技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第三，科學技術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偉大革命力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史時，深刻指明了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發展的巨大作用。他們指出：“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1}，“科學的力量是一種生產力”，{12}“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發展的。”{13}毛澤東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這些觀點，充分重視科學技術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如前所述，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就把自然科學看作是了解自然、改造自然的強大武器。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他就提出技術革命的任務。他說：“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14}當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提上日程后，毛澤東在探索我國自己的建設道路時，進一步強調要開展技術革命，革技術落后的命，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1958年，他明確提出要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在技術革命上去，強調一定要鼓把勁，一定要學習并完成這個歷史賦予我們的偉大技術革命。1960年他在關于“鞍鋼憲法”的批示中，特別提出要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技術革命運動。1963年12月，他在聽取聶榮臻關于科學技術十年規劃匯報時，強調“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15}。他認為，只有打好科學技術這一仗，才能夠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超常地發展。他指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16}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下，形成了包括科學技術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的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戰略目標。

　　注釋：

　　{1}《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頁。

　　{2}《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頁。

　　{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頁。

　　{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頁。

　　{5}《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0頁。

　　{6}《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比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頁。

　　{7}《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頁。

　　{8}《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頁。

　　{9}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7月9日。

　　{1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8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3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64頁。

　　{14}《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頁。

　　{15}《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頁。

　　{1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頁。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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