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主義主張，對剝奪者實行剝奪即消滅私有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目標；但通過什么方式實現這個目標，可以機動靈活……
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功創舉
田居儉
[摘要]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創立了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改造堅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和“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原則，國家對私營工業采取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方式，對資本主義商業采取經銷代銷的方式，引導資本主義工商業朝著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后來，通過公私合營進一步推進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政策實踐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的設想，消滅了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為后來中國社會的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之初就制定了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明確中國革命“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強調中國革命必須分成兩步走。“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趨勢。”（《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651頁。） 毛澤東闡述二者的關系，形象地比喻為“上篇與下篇”兩篇文章。
按照上述戰略目標，中國共產黨從20世紀20年代起，就領導中國人民以大手筆做“上篇”文章，通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又不失時機地領導中國人民以大手筆做“下篇”文章，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的任務（如肅清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余武裝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建立各地各級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區實行土地制度的改革等）的同時，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社會主義革命提上了日程。
一、“限制、利用和改造”總方針的提出和完善
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由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兩個部分組成的。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是封建的買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國民黨依附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進行統治的經濟基礎。掌握官僚資本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主體，即運用國家政權剝削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者并壓制民族資產階級的大資產階級。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對官僚資本實行剝奪，主要是沒收國民黨新軍閥各級政府經營的企業，沒收他們在抗日戰爭勝利后從日本、德國、意大利三個法西斯國家和偽滿洲國、汪精衛偽政權接收的資產，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陳果夫、陳立夫四大家族憑借“四行二局”（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控制的企業。由于官僚資本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中占十分之八，又集中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隨著城市的解放，官僚資本企業被人民政府接管并轉變為國營經濟。這一舉措，既消滅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部分，又為改造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中占十分之二的私人資本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就指出：“由于中國經濟的落后性，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并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于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乏的一部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1255頁。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又提出：“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但是，私人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范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于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余地”。（《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1—1432頁。） 簡言之，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和“限制”的方針。
著眼于中國社會實際，通過什么方式“利用”和“限制”私人資本？后來的實踐證明：切實可行又卓有成效的途徑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因為新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已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是特殊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資本主義，是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能夠對私人資本加以限制、規定其活動范圍，能夠利用其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把私人資本“夾到社會主義”（陳云語）的資本主義。所以，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共同綱領》，以法律形式規定：“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用租借的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等。”隨后，在恢復國民經濟的過程中加以改進和完善。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講話中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正通過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等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變成新式的資本主義。”（《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頁。） 1953年2月，毛澤東在武漢同中南局負責人談話時進一步指出：“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采取贖買的辦法。” （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毛澤東在湖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
1953年5月，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率調查組赴武漢、南京、上海等地調查民族工商業發展情況，在調查中逐漸把重點集中到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他們在向中共中央報送的調查報告《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中首次提出：“由低級到高級的各種國家資本主義成分已包括了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行業和主要工廠，還在繼續發展中。經驗似已證明，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其中一部分將由低級向高級發展），是我們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形式，是我們將資本主義工業逐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的主要形式，是我們改造資本主義工業使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是我們利用資本主義工業來訓練干部、并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主要環節，也是我們同資產階級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環節。抓住了這個主要形式和主要環節，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領導和改造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分子的其他部分。”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頁。）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這個報告，毛澤東親自給李維漢打電話，要他做好向中央政治局匯報的準備。6月，李維漢向中央提交了《關于利用、限制和改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在原來“利用”和“限制”的基礎上，新增了“改組”的內容。毛澤東審閱這個報告時作了修改，最重要的修改是把“改組”改為“改造”。中央政治局在討論報告的過程中，把“利用、限制和改造”定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總方針，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頁。） 。8月，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定為總體布局“一體兩翼”的一翼（一體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另一翼是對個體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有步驟地變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前景。
二、從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到“高級形式”
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總方針指導下，新中國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和高級形式，實現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從1949年到1953年，主要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根據《共同綱領》制定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原則和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原則，國家對私營工業采取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方式，對資本主義商業采取經銷代銷的方式，雙方實行外部合作，用簽訂合同等辦法與國營經濟建立聯系，引導私營企業朝著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據有關資料統計：在私營工業中，1950年，國家向私營工廠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產品產值占私營企業產值的27％，1952年增至56％，1955年達到81.69%。在私營商業中，1955年全國共有私營零售商295.4萬戶，其中為國家經銷代銷的有70萬戶，占總戶數的23.7％，占資本總額的35.9％。這種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從流通領域入手，控制對私營企業的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把私營企業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為向國家資本主義高級形式即公私合營企業的發展創造條件。公私合營企業的特點是：國家向私營企業投資和派遣管理人員，把雙方合作深入到企業內部即生產領域，生產資料為國家和資本家共有，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處于領導地位。企業的利潤按照“四馬分肥”的原則進行分配，大約34.5％以所得稅的名義上繳國家，30％作為企業的公積金，15％作為工人福利費，20.5％作為資方紅利。這類企業開始為數不多，1952年全國只有997個，約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5％。1954年1月，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開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討論《關于有步驟地將有十個工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會后上報中央。3月，中央批準下發這個文件，推動了公私合營企業的發展。至年底，全國已有1744個，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12.3％。12月，第二次全國擴展公私合營計劃會議，提出統籌兼顧、歸口安排、按行業改造的方針，指導各行業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后，先對中小企業進行改組、合并，然后再進行公私合營，把單個企業合營同按行業改組、改造結合起來，加快了對資本主義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
與此同時，對資本主義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進行。從1949年到1953年上半年，對擾亂市場、危害國計民生的私營批發商主要采取排除的方針，用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加以取代，并引導商業資本轉入工業。對零售商則通過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供貨，維持其營業。1953年下半，特別是9月7日毛澤東邀請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后，改變了“逐年把它擠掉，使商業資本家轉為工業家”的做法。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私營商業亦可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這方面經驗較少，尚須研究。”（ 《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92頁。）
195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加強市場管理和改造私營商業的指示》，總的精神是：“充分利用市場關系變化和改組的有利條件，對私營商業積極地穩步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采取一面前進、一面安排和前進一行、安排一行的辦法，把現存的私營小批發商和私營零售商逐步改造成為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商業。”（《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頁。）根據這一精神，對私營批發商采取“留、轉、包”的政策：“留”，就是保留一部分私營批發商，接受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委托從事批發；“轉”，就是幫助有轉業條件的批發商把資金和人員轉入其他行業；“包”，就是國家把無法繼續經營又不具備轉業條件的批發商及其職工包下來，設法安排工作。對私營零售商則采取經銷代銷的形式，納入國家資本主義商業軌道。為此，北京市在1955年8月選擇西單區棉布業和東單區百貨業的零售商，進行全行業公私合營試點并取得成功。
為了推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10月27日，毛澤東同工商界代表談話開導他們：在社會大變革時期要掌握自己的命運，“要了解社會發展趨勢，站在社會主義方面，有覺悟地逐漸轉變到新制度去”（《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90頁。）。10月29日，毛澤東、周恩來、陳云等邀請正在北京開會的全國工商聯一屆執委會全體委員座談，毛澤東又說：“我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運用從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提出過的贖買政策。它不是國家用一筆錢或者發行公債來購買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不是生活資料，是生產資料，即機器、廠房這些東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進行，延長改造的時間，比如講十五年吧，在這中間由工人替工商業者生產一部分利潤。”《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90頁。與會者相繼發言，贊成毛澤東的講話。副主任委員榮毅仁說：“我的企業雖然已經公私合營，但我并不滿意，我還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們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廣大工商業者密切聯系，學會掌握自己的命運，走向共產主義。”副主任委員胡子昂說：“現在，越來越多的私營工商業者愿意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接受改造。……我們應該團結全國各地工商聯的委員們，團結民建會的同志們，更廣泛地團結私營工商業者，團結在黨的周圍，真心誠意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449—450頁。）之后，全國工商聯一屆執委會二次會議繼續開會，討論加快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發布《告全國工商界書》，號召工商業者“堅守愛國守法的立場，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宣布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單個企業公私合營推向全行業公私合營，通過支付“定息”對資本家的資產和股金進行“贖買”。全行業公私合營后，經有關方面核定，全國私股股東114萬人，股額24億元。自1956年1月1日起，國家按5％的年利率向資本家付息，為期7年，到期又延長3年，至1966年9月停止支付。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資本家共獲利潤32.5億元，其中“四馬分肥”階段13億元，“定息”階段11億元，另支付高薪8.5億元。雖然這是不等價交換，但用有限的資金和平贖買了一個階級，勝利地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于國于民都是有利的。
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后，全國掀起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私營工商業戶爭先恐后申請全行業公私合營，令各地政府應接不暇。于是，中共中央決定：先批準公私合營，然后再進行清產核資、安排生產、改組企業的人事調整。1956年1月8日至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準35個私營工業行業的3390家工廠、42個私營商業行業的13973戶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15日，全市2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大會，工商聯主任委員、同仁堂國藥店經理樂松生向毛澤東報喜，祝賀北京第一個進入社會主義。繼北京之后，上海、天津、廣州、武漢、西安、重慶、沈陽等118個大中城市和193個縣的私營工商業戶，也在一個月之內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全國范圍內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開始，為后來中國社會的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
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對剝奪者實行剝奪即消滅私有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目標；但通過什么方式實現這個目標，可以機動靈活。1847年，恩格斯在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撰寫的綱領草案《共產主義原理》中，以問答形式回答第16個問題“能不能用和平的辦法廢除私有制”時說：“但愿如此，共產主義者當然是最不反對這種辦法的人。”在回答第18個問題無產階級建立政治統治后如何“向私有制發起進攻”時又說：“一部分用國家工業競爭的辦法，一部分直接用紙幣贖買的辦法，逐步剝奪土地所有者、工廠主、鐵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財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4、686頁。）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更指出，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必須對大土地所有者實行剝奪，但剝奪是否采取贖買的形式，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他強調：“我們的黨一旦掌握了政權，就應該干脆地剝奪大土地所有者，就像剝奪工廠主一樣。這一剝奪是否要用贖買來進行，這大半不取決于我們，而取決于我們取得政權時的情況，尤其是也取決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們自己的態度。我們決不認為，贖買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容許的；馬克思曾向我講過（并且講過好多次他的意見?。杭偃缥覀兡苴H買下這整個匪幫，那對于我們最便宜不過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頁。）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主張把剝奪和贖買“兩種辦法結合起來”。1918年，他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中寫道：“一方面對不文明的資本家，對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想實行任何妥協，繼續以投機和收買貧民等方法來破壞蘇維埃措施的資本家，無情地加以懲治；另一方面對文明的資本家，對那些肯接受并能實施‘國家資本主義’，能精明干練地組織真正以產品供應千百萬人的大企業而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求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后，列寧在《論糧食稅》中精辟闡述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四種主要形式即租讓制、合作制、代購代銷制和租賃制，在講到“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能不能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聯合和并存”時強調：“當然能夠。我在1918年5月就反復論證這一點，并且我相信1918年5月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全部問題，無論是理論上的還是實踐上的問題，在于找出正確的方法，即應當怎樣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期限內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靠什么條件來做成這件事，怎樣保證在不久的將來把國家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219—220頁。）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對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的設想，由于時代的限制未能變成現實。列寧力圖實踐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由于俄國資產階級的怠工、反抗乃至發動武裝暴亂，也未能變成現實。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從中國實際出發，將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設想成功地變成了現實。他們科學分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指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頁。）如何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矛盾”呢？1953年7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指出：“頭一步是變資本主義為國家資本主義，把獨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變為不獨立、受限制、沒有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第二步由國家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消滅階級。”同時強調，現在所說的改造，“是指在承認資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條件下，使資本主義企業逐步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種方式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和合作的、受工人監督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這種企業，是特殊的、新式的資本主義，即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帶有若干社會主義性質的資本主義。“它們主要是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資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圖。當然，工人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部分利潤，在整個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盈利部分，是為國家（所得稅）、為工人（福利費）和為擴大企業設備（公積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的利潤）而生產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86—287頁。）
毛澤東關于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堅持，又是在實踐中不斷總結中國新鮮經驗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通過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在改造資本主義企業的同時改造資產階級分子，使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或管理者，其中有重大貢獻的人還被選為各級政府乃至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如上海的榮毅仁，先后任副市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家副主席等職務。這在中國歷史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誠如毛澤東所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有全國的意義，還有國際的意義。整個世界都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在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我們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國的資本家將來是先進者，我這個支票也是可以開的。中國人是要走在前面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502頁。）事實正是如此。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里，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比較順利地實現了極度復雜和深刻的社會變革。盡管在這一過程中出現過合營的面過寬、改組過多，把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有輕微剝削行為的小業主都列入合營范圍，混淆了勞動者和剝削者的界限，對原有工商業者使用和處理不當等偏差和失誤，但是，生產關系的巨大變革并沒有引起社會的劇烈動蕩，反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到1957年底，工農業和國民經濟提前和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要生產指標。在事實面前，世界上任何一個沒有成見和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是一個奇跡。這個奇跡奇就奇在：此前“沒有一本書寫過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連馬克思也沒有想到要就這個問題寫下片言只語，他沒有留下任何明確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無可反駁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自己來找出路”（《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第324頁。）。值得慶幸的是，20世紀50年代，這個“出路”被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找到了！這本關于“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書，被他們用心血和智慧寫成了。所以，鄧小平對此高度評價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今天我們也還需要從理論上加以闡述。”（《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頁。）
（《環球視野》摘自2011年第4期《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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