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遠矚 安國強軍——毛澤東核戰略思想特征分析

　　趙恒

　　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出現的超級武器——核武器給予高度關注是非常正常的。他提出的許多具有前瞻性、時代性的核戰略，不僅僅在他所處的時代是我國的核戰略指導思想，在發生了重大變化的今日世界，仍然具有指導意義。對于此問題，國內一些學者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他們分別就毛澤東核戰略本身的發展、毛澤東的核武器觀、發展核武器的原因、毛澤東的核倫理思想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但從整體而言，還少見對毛澤東核戰略思想的特征進行深入分析，也少見對毛澤東核戰略思想的時代意義進行認真的評價。筆者不揣淺陋，試圖在此文中對此問題進行闡釋，以求教于方家。

　　一、發展核武器的戰略堅定性

　　作為一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戰略家，毛澤東深知核武器的極大威力，因而，他在多種場合表達了對核武器的重視。1955年4月29日，他在與英國共產黨主席波立特的談話中就指出:“美國手里有幾顆原子彈，如果說不怕它，那么我們為什么要搞和平運動呢?”同年10月15日，他在同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會談時，又指出:“丟原子彈誰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國人也怕，所以最好還是不打，盡一切力量爭取不打……那么一炸，炸一個大窟窿，從中國炸進去，從美國炸出來。”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深知，中國必須擁有這種先進的武器，在有了這樣的決心后，就一直堅持了下來。

　　早在1954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時，就表示我們(中國)正在開始研究原子彈，這可能是他最早向外國領導人表達中國要發展核武器的信息。到了1956年4月，他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更加明確地表述了發展核武器的思想: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從此以后，我國就加快了核武器的發展步伐，毛澤東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注意力，對有關核武器發展的計劃和報告都給予了極大的支持。1962年10月30日，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向黨中央和毛澤東提交了題為《關于成立專門委員會加強對原子能工業領導的報告》，建議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以便加強領導，取得各工業部門、科學研究單位的密切配合，并在必須的人力、物力上進行具體調度，及時解決(原子彈)在研究、設計和生產中所遇到的問題。毛澤東在11月3日即給予了批復:“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從批復的語氣就可以明顯看出，他對此事的關切、滿意之情。1964年9月21日，毛澤東對周恩來總理的《關于立即準備進行核試驗的報告》用十分罕見的速度，在當天就給予了答復，且語氣十分堅決:“已閱，擬即辦。”可見，他對我國核武器發展的重視和急切程度。

　　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國家在各個方面都很困難，國內有放慢或停止發展核武器的主張。但毛澤東經過慎重考慮后，主張堅決把核武器的發展搞下去。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明確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1962年，他仍然堅持必須把核武器的發展擺在戰略位置上，并提出爭取在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實現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目標。我國分別在1964年和1967年分別研制成功原子彈和氫彈，成為第五個核大國。這一地位的獲得，從政治上講，首功非毛澤東莫屬。

　　二、適度發展核武器的戰略遠見性

　　1955年1月15日，黨中央正式下定決心，做出了研制中國原子彈、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重大決策，啟動了我國的核發展計劃。1956年3月14日，中央軍委做出了發展中國導彈試驗的重大決策。然而，對于像我國這樣的一窮二白的國家從事原子彈、導彈研究，到底該怎么搞?該如何處理好發展經濟與研制、擁有以“兩彈”為標志的尖端武器之間的關系?誰也沒有答案。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和遠見，在這種情況下又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論十大關系》的第三對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中，他是這樣闡述的:“你對原子彈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還是只有幾分想，沒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還是按老章程辦事。”明確地表達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辯證關系，即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要加強國防，就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這種充滿辯證唯物主義精神的真知灼見，到今天仍然是指導我國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思想基礎。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經濟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出現了“兩彈”是“上馬”還是“下馬”的爭論。對此，毛澤東是十分審慎的。他在聽取了聶榮臻的堅決上馬的決心和理由的報告后，當即同意了聶榮臻的意見。并說，在科學研究中，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制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松或下馬。這對于困境中的核科學研究、研究工作者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這種鼓舞，使得中國人民在三年后看到了冉冉升起的蘑菇云。在這一點上，看似與上面的論述有矛盾的地方，實質上是一致的。如果因為兩年的暫時經濟困難而放棄正常的科學研究，這種目光是短淺的，損失將是很難予以彌補的。而三年后的實踐也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經濟困難很快克服了，原子彈也搞成了。

　　在其他場合，包括外交場合，毛澤東也多次表達了這種思想。1961年9月24日，他與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進行了內容廣泛的談話，在回答蒙哥馬利的“我在想，在你們的各項事業的安排中，發展核武器恐怕要擺在很后的地位”這個問題時，他說:“就是，我們用很少一點錢搞試驗。我們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工業才開始有一點。美國、英國、法國、蘇聯，有雄厚的工業基礎。我們像窮人、叫化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面跑一跑。”他用通俗的語言表達了深邃的思想。

　　正是由于毛澤東的遠見卓識，由于中國具體的國情，在發展我國核武器的過程中，我國采取了十分克制的負責態度。只發展了數量極為有限的核武器，采取了最低限度的有限自衛反擊核戰略。英國學者勞倫斯•弗里德曼在其著名的著作《核戰略的演變》中指出:中國發展核力量的目標始終是很有節制的。

　　據世界著名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的報告，2010年美、俄、中三國核武器的數量分別為:約9600、約12000、240枚。相比美國核武器擁有量最多時的32000枚，美國核彈頭的裁軍幅度是很大的，蘇聯(俄羅斯)的情況與美國的情況差不多。而按照2011年2月5日正式生效的美俄《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美、俄雙方各自擁有的戰略核彈頭數量不能超過1550枚。美國、俄羅斯(蘇聯)幾十年的核軍備競賽似乎走了一個大彎路，期間所花費的精力、金錢是無法統計的。而我國由于毛澤東核戰略思想的影響，核戰略既捍衛了我國的主權、尊嚴，又沒有參與美國、蘇聯之間激烈的核軍備競賽，沒有進行大規模核裁軍的必要與損失，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核威懾的作用，確保了我國的安全，更沒有因此傷及我國的經濟，避免了蘇聯式的經濟崩潰，維護了我國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核戰略思想的遠見性得到了時間的驗證。

　　三、高瞻遠矚的戰略創新性

　　二戰后初期，如何看待原子彈這種劃時代的武器成為當時世界各國政府、各國人民面對的現實問題。有極力歡呼的，其結果是鼓動了很多國家加入擁有核武器的行列;有極為擔憂的，這是國際反核運動的基礎。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毛澤東提出了直到今天仍有意義的創新觀點。

　　第一，“紙老虎”理論。“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并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講的這句話，現在已經成為經典名句，成為核戰略領域重要的指導思想之一。

　　第二，“無核戰爭”理論。1961年9月24日，毛澤東在同蒙哥馬利的兩次談話中指出，“我對核武器不感興趣，這個東西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

　　第三，核武器的“常規”理論。針對當時人們對核武器的迷信，毛澤東又以他的睿智，用簡單、具體的比喻闡述了他對核武器作用的理解。他說:“(冷兵器和熱兵器)基本的差別就是，冷兵器殺傷的人較少，熱兵器殺傷的人多一些，原子彈殺傷的人更多。除了死傷的人數以外，沒有什么差別。過去，冷兵器和熱兵器雙方都有，現在，蘇聯和美國也都有原子彈。因此隨著武器的變化，無非是死傷的人數更多而已。”當然，他的意思并不是說核武器與常規的冷、熱兵器一樣可以在任何沖突中使用。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針對一些美國人害怕中國一旦有了原子彈，就會馬上不負責任地使用它的擔憂，明確地表示:“不會的。原子彈哪里能亂甩呢?如果我們有，也不能亂甩，亂甩就要犯罪。”

　　第四，核武器的“埋葬”理論。在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和臺海危機期間，美國曾先后四次對中國威脅使用核武器。面對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毛澤東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概充分顯示出來了。他多次強調指出，對于美國的威脅、赤裸裸的核訛詐，我們的態度一是反對，二是不怕。反對美國的戰爭政策，反對美國的訛詐政策。同時，號召全國人民不怕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和威脅，不怕美國對中國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核攻擊，要堅信東風會壓倒西風，堅信只要美國敢于反動核戰爭，結果只能是帝國主義被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因而，不要每天怕戰爭，把戰爭和和平兩種可能都估計到，該從事建設時就一定要從事建設。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這種氣概在鼓舞了全國人民斗志的同時，也給試圖用核武器威脅中國的敵對國家以強烈的警告，從而保證了我國的國家安全。

　　第五，全面裁軍理論。毛澤東雖然在戰略上藐視核武器，也主張發展中國的核武器，但他對核裁軍也有極深的認識，提出的一系列裁軍理論也在世界上獨樹一幟。1950年5月23日，《中共中央關于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指示》明確指出:“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殺人的武器，因此必須禁用。”在當時的世界政治家中，有這種認識的，可以說是寥若晨星。1960年5月，他在同非洲國家代表團會談時，又指出:“現在世界人民要裁軍，我們贊成，看你美國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證明你是欺騙。”后來，他在同斯諾談話時，又談到了裁軍問題:“現在不是在說裁軍嗎?過去蘇聯講，現在美國也講，我們也贊成普遍裁軍。事實上，現在是普遍、徹底擴軍，嘴里說普遍裁軍，實際上普遍擴軍。”同時，他又指出:“(美國、蘇聯)就是不許可中國有原子彈，我們也不希望自己有那么多原子彈，要那么多干什么?稍微有一點也好，做些科學實驗。”從內心講，他是希望實現核裁軍的。只是由于核大國的虛偽，才使得他的真正的核裁軍思想無從實現。毛澤東不僅僅主張核裁軍，還提出了更加大膽的建議:“是不是能夠像禁止化學武器那樣達成一個協議，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樣，大家都不用?核武器也不用?”當然，從這句話里，可以引申出另一個問題:既然不想用，為什么還要制造呢?他老人家是這樣回答的:“我們的國家將來可能生產少量的原子彈，但是并不準備使用。既然不準備使用，為什么要生產呢?我們是用它作為防御的武器。現在一些核大國，特別是美國，拿原子彈嚇唬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毛澤東對核武器的這種態度、提出的這些理論極大地鼓舞了當時全中國人民的士氣，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消除了對核武器的恐懼，消除了對美國、蘇聯力量的迷信，對新中國國家政權的鞏固，對凝聚全國人民的精神，都起到了其他言語和行動無法替代的積極作用。

　　四、具持久生命力的戰略延續性

　　最能完整體現毛澤東核戰略思想的文獻是1964年10月16日我國政府在核武器試制成功后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聲明包含以下主要思想:中國進行核試驗，發展核武器，是被迫而為的。是美國對中國威脅的結果。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如果這個主張能夠實現，中國本來用不著發展核武器。中國政府鄭重宣布，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發展核武器，正是為了打破核大國的核壟斷，要消滅核武器。在核武器問題上，中國人民是可以信賴的。我們衷心希望，核戰爭將永遠不會發生，核戰爭是可以防止的。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問題。作為第一步，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保證不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國家、無核武器區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我們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滅核武器。

　　若與2005年我國政府發表的《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擴散努力》白皮書中關于核武器問題的內容做一比較，就可以感受到毛澤東核戰略思想的延續性。白皮書主要表達了這樣的思想:作為核武器國家，中國從不回避自己在核裁軍方面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中國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在核武器的規模和發展方面始終采取極為克制的態度，中國是核武器國家中核試驗次數最少的;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呼吁其他核武器國家，無條件向所有無核武器國家提供安全保證，并就此盡早談判締結國際法律文書;核武器國家應尊重無核武器區的地位并承擔相應的義務。

　　可以清楚地看出，兩份文獻的基本精神甚至部分表述都是一致的，時間已經對毛澤東的思想給予了充分的評價。弗里德曼也指出:在核戰略問題上，中國的觀點是所有核國家中最始終如一的。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核政策與毛澤東領導的時代相比有了一些變化，主要是在核軍備控制領域，具體表現為加入《不擴散核武器》(NPT)、《全面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CTBT)、加入防止核擴散機制、向特定國家和地區提供安全保障等。但這并不是對毛澤東核戰略思想的否定，相反，更說明他的正確:畢竟，在沒有核武器的時候，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是不允許放棄國家發展核武器權利的，只有完成了這一進程，才有可能加入防止擴散的進程中。毛澤東以一個偉大戰略家的氣魄與眼光，對新出現的核武器的軍事作用及政治局限性都有清楚的認識，結合中國的國情，提出了以上極具特征的中國的核戰略，不僅滿足了當時國家的安全需要，對現今國家的核戰略仍具指導與實踐意義。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75期，摘自2012年第2期《毛澤東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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