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社會主義價值目標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內容提要］價值目標是社會主義事業規律性的集中體現，屬于其總戰略和總原則。在現代科技革命條件下，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過程被拉長，使其價值目標實現形成長期性、統攝性、超越性特點，至關重要卻又極易被忽視。蘇聯改革禍起棄守社會主義價值目標，致使策略失誤連連，最終釀成解體悲劇。

    學界分析蘇聯解體現象的成果眾多，但無論是從蘇聯改革失誤的直接原因，還是從蘇聯模式積重難返的深層原因，多沒有涉及到價值這一根本問題。即便若干研究有所觸及，也是要么沒有注意價值目標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導作用，僅從單純意識形態方面考慮，要么沒有注意時代條件對社會主義價值目標造成的沖擊，僅從靜態認識其存在。筆者認為：資本主義借助當代科技革命形成了與社會主義的新的關系態勢，客觀上使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存在形態出現變化，導致一些人對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產生懷疑、動搖；蘇聯改革選擇“人道的、民主的”目標，放棄了社會主義價值，是引發重大策略失誤、最終導致解體的根本原因。
    一、時代條件變化對社會主義價值目標提出的重大挑戰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包括：“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的價值理想和無產階級解放即人類解放的價值原則，其實質是建立在個人差別基礎上的社會平等。與之相比，資本主義價值理想是每個人的自由競爭，而其價值原則是能力面前的人人平等。換句話說，資本主義賦予每個人以平等的競爭權利，體現以“能力”為尺度的平等；社會主義賦予每個人以平等的發展權利，體現以“人本身”為尺度的平等。從現實看，由于人們在先天稟賦和后天際遇方面的差別，能力表現存在不同，因此，資本主義客觀上站在強者立場上，而社會主義則站在弱者立場上。從趨勢看，由于人們在生物進化意義上的一致性，能力潛質并無重大區別，一旦各種潛質都獲得所需的發展條件，將從根本上提升人類整體的實力。因此，社會主義主張每個人的自由發展體現了人類歷史進步的必然性，而資本主義堅持通過競爭方式獲取發展條件的方式只具有歷史暫時性。
    問題的關鍵是何時提出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主張可以立即實行這一替代。他們根據兩個事實：一是經濟危機和階級斗爭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二是大機器科學技術可以滿足“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要求，從而認為，通過公有制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資本主義弊端，使人類告別動物性的生存競爭狀態。然而在今天，資本主義通過科學技術的持續進步加快了財富積累速度，社會主義依靠公有制計劃經濟卻被拉在后面。新的時代事實嚴重沖擊了社會主義價值目標，但這并非價值目標本身存在問題，而是要求在其實現方式和實現時機方面予以調整。
    價值目標是社會主義的邏輯前提，雖然以意識形態方式存在，卻通過執政黨發揮著核心觀點或第一觀點的作用，對政治實踐影響巨大。在現代科技革命推動下，資本主義在生產方式上越來越用精神生產解決物質生產問題，在勞動方式上越來越用腦力代替體力。由此所帶來的財富增長，不僅使其得以應對經濟危機和緩解階級斗爭，而且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原來希望通過社會主義社會實現的事情。這客觀上提升了社會主義的門檻，迫使其價值目標的實現轉變為歷史過程，形成長期性、統攝性和超越性的特點。所謂長期性是指其完成需要經歷持續努力的發展過程，涉及到若干代人各有區別但前后相繼的投入；所謂統攝性是指該目標對于社會主義事業戰略布局的統領作用，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所謂超越性是指其作為最終目的只能通過具體載體分別承擔，所附著的每一種載體都不能完整地或確切地體現價值目標本身，而只是其特定的環節或階段，它既無時無處不在，又無法在實際存在中展現全貌。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在當代演變出的這種長期性、統攝性、超越性，使其脫離了原生態的現實性、直接性、具體性，成為實質領馭、形式隱蔽的社會主義事業的靈魂。
    蘇聯解體無疑是潰散在價值目標腳下，是不能適應其變化的結果。20年過后，隨著當初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鼓噪喧嘩漸漸平息下來，人們開始用理性來審視這段并未遠去的歷史。不論從何種角度解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都與戈爾巴喬夫改革聯系在一起。眾所周知，二戰后資本主義利用新科技革命實現了生產力的大幅躍升，社會財富顯著增加。隨著生產關系調整和福利政策的推行，資本主義開始遠離暴力階級斗爭和經濟危機的威脅。在資本主義琳瑯滿目的商品面前，社會主義的短缺經濟相形見絀。面對鮮明差異，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言說頗有幾分“嘴短”。“一個以前大力追趕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國家，開始明顯地失去一個又一個陣地。而且，在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發展科學技術、生產和開發現代化技術設備和工藝等方面，同這些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戈爾巴喬夫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到蘇聯政治舞臺的最前沿。改革沒有錯，它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強大動力，而蘇聯改革卻過度解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優勢，導致放棄了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
    資本主義強調個人主義價值觀，主張在同一法律基礎上實行公平競爭?！八J，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边@導致兩極分化的結果，“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而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立場，主張首先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當人類進入大機器生產后，就可以在無產階級解放的同時實現全人類的解放。然而，事實表明，大機器生產方式是一個持續發展過程，資本主義所容納的生產力還有很大發展空間，社會主義對其取代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盡管如此，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仍在深化，當今世界秩序越來越暴露出兩大問題：一是人類整體占有資源總量瀕臨自然界負荷底線與大多數人口仍處在資源匱乏狀態之間的矛盾；二是人類信息交流的日趨平等與財富占有差距的不斷擴大之間的矛盾。二者所衍生的生態問題和非傳統安全問題，進一步展現了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
    戈爾巴喬夫把資本主義在兩種制度競賽中暫時獲勝認定為其價值優越，進而將其“人道的、民主的”命題確立為改革方向。這種命題，表面上是主張個人之間的平等與自由，但實質上經歷了競爭的過濾之后，還是優勝劣汰，最終維護了社會不平等局面。以此為導向的改革，拋棄了堅守弱勢群體立場、幫助其變強從而推動整體利益發展的價值原則，背離了社會主義存在的目的，放棄了使其自我完善的權利。它在經濟、政治領域衍生出的策略只能與社會主義目標漸行漸遠，蘇聯解體就是在此基礎上發生的。
    二、放棄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導致蘇聯改革出現兩大失誤
    一方面，資本主義在一段時期對社會主義的發展優勢是通過激勵強者方式實現的；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需要通過不斷提高弱勢群體利益的方式來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從邏輯上說，社會主義改革要在扭轉發展劣勢的同時，堅定地維護自身的價值追求，需要解決好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及時啟動對強者利益的激勵機制；二是始終堅持對弱者利益的提升機制。雙方的統一體現在：改革必須在發展和穩定中進行。蘇聯改革既沒有堅持發展的原則，又沒有體現穩定的要求，直接傷害了弱者利益。
    首先，蘇聯改革忽略了民眾對經濟發展的直接依賴，過早轉向政治領域，致使生產遭到破壞，失去了民意支持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
    “歷史活動的規模越大、范圍越廣，參加這種活動的人數就愈多，反過來說，我們所要實行的改造越深刻，就愈要使人們關心這種改造并采取自覺的態度，就愈要使成百萬成千萬的人都確信這種改造的必要性?！睂τ谄胀癖妬碇v，穩定且不斷增長的生活條件是他們認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基礎，而不斷縮小的利益差距是他們接受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基礎。這要求任何領域的改革都必須堅守經濟發展的底線。然而，戈爾巴喬夫恰恰在此處失守。
    戈爾巴喬夫上臺之時，蘇聯已飽受僵化模式之苦，經濟遞減趨勢十分明顯。“1976－1980年蘇聯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為4.8％，而1981－1985年下降為3.7％；工業產值同期由4.4％下降為3.6%，社會勞動生產率由3.3％下降為2.7％?！币灾毓I為主、粗放型的生產模式使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農業持續衰退，食品和食品原料的供給越來越依靠進口，1984年這類產品已占蘇聯進口總額的22.5％?？茖W技術成果也沒有及時轉化為生產力。據統計，在20世紀70年代末，蘇聯一個新的科學發明轉化為生產成果平均要17.5年，而美國只需6－8年，后來甚至減少到4－5年。1985年戈爾巴喬夫接替契爾年科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后，便將改革提上議事日程。在1985年4月舉行的蘇共中央全會上，他提出了“加速發展戰略”，主張通過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和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扭轉經濟持續下滑的趨勢，并將“經濟集約化”和“加速科技進步”作為實現上述目標的手段。這一構想落到實際中體現為下述幾個方面：在社會生產方面，大力發展機器制造業，以推動集約化進程；在權力安排方面，大規模調整領導班子，在鞏固戈爾巴喬夫地位的同時，也有助于“加速發展戰略”的推進；與之相伴的還有兩項著名的社會運動，即禁酒運動和與非勞動收入作斗爭。從后來的實際情況看，“它不但沒有帶來什么‘加速經濟增長，，反而卻造成了持續滑坡和一些長期的不良后果。戈氏采取的措施嚴重加劇了蘇聯經濟的短缺和不平衡，使預算赤字直線上升”。
    仔細考察蘇聯面臨的困境與上述舉措，便不難理解改革初期失利的原因。單就經濟方面而言，主要矛盾在于重工業、輕工業、農業比例失調，新科技成果不能及時轉化為社會生產力。而上述加速發展的措施未能解決這些頑疾，反而導致某些方面情況惡化。其中，加速發展的機器制造業仍舊為重工業服務，輕工業、農業等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依舊被忽視，導致社會進一步分化，民眾生活水平持續下降。然而，戈爾巴喬夫并沒有意識到社會憤懣情緒正在集結。他所推出的兩項社會運動的打擊矛頭都集中在多數人群，催生了政治疏離傾向。由此，加速戰略走向了預期的反面。
    其次，蘇聯改革忽略了民眾對歷史成果的心理依賴，過度否定蘇聯模式，致使信念遭到沖擊，失去了民意支持社會主義的政治條件。
    在經濟改革受挫之后，戈爾巴喬夫將矛頭對準了政治，試圖以“公開性”、“民主化”開道，一勞永逸地解決政治體制中的問題。這對于沉疴已久的蘇聯顯然藥力過猛。蘇聯經濟上的粗放生產模式和政治中的高度集權體制盤根錯節、互為因果。理智的選擇是使政治、經濟改革互相促進，穩步推進。而戈爾巴喬夫卻先從矛盾的外緣著手，改革具體的經濟政策，遭遇阻力后又匆忙轉向政治制度改革，希冀以“民主”、“公開”照亮經濟改革之路，并把問題根源歸結到政治體制缺乏民主上。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戈氏將積存已久的制度難題僅僅歸結為缺乏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問題？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在實力上已落后于美國，戈爾巴喬夫采取“加速發展戰略”受挫后，轉而懷疑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其參照系就是西方的民主、人權主張。這表明，戈爾巴喬夫缺乏超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眼界。
    蘇聯是在落后基礎上起步的。一方面，面對國際資本主義咄咄逼人的武力威脅，急需增強國力，要求權力獨斷來集中有限資源；另一方面，國內社會主義建設人才匱乏，需要吸納既有精英人才，要求高效的組織保障和適度的物質激勵。由此，高度統一的管理體制應運而生。尊重歷史的人都不應否認蘇聯模式的巨大成就。斯大林時期，蘇聯迅速建立起一整套以重工業為基礎、部門齊全的工業體系，走過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道路，為二戰勝利和戰后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物質條件。在同一時期，蘇聯還建立了可靠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國民教育和衛生保健體系。在社會主義拓荒道路上很難避免錯誤，斯大林同樣不能例外。正如毛澤東所言：“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等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睔v史維系著民族認同的根基，對其評價必須慎之又慎。在蘇聯模式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們掌控了各種資源，維持著社會體系的運行，是現有生產力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其特權地位形成了與普通民眾的利益對立，需要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及時予以改變。正確的改革戰略應該是在堅持不斷增加財富總量，使絕大多數人利益有所提高的前提下，逐步修正分配畸輕畸重的狀況。這要求政治權力系統的穩定管控和改革措施的漸進推出。
    然而，為了打擊保守勢力，戈爾巴喬夫急切與蘇聯模式劃清界限，不惜使用敵對語言。他指出：“斯大林是個狡猾陰險、殘酷無情的人，而且還有病態的多疑心”，“在蘇聯占上風的是僵硬的、甚至殘酷的集權主義制度。這種制度當然是在演變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殘酷性略有削弱，變得緩和了些。但實質依然故我”。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的歪曲使得馬克思、列寧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中最主要的東西不復存在了，這就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取代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一思想的，是把人作為黨和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的思想，是把勞動人民作為機器的‘傳送帶’的思想?！备隊柊蛦谭蜻€將蘇聯的改革定性為“是可以與十月革命相比的一次方向性的轉折，因為我們將以一種經濟和政治模式取代另一種經濟和政治模式”。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最充分地揭示我們的制度在其各個決定性方面，即經濟方面、社會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義性質”?！案隊柊蛦谭蜃畛跽J為公開性是它的工具，可以用來同反對他改革計劃的那些官員斗爭?！睔v史證明，他把問題簡單化了，對于“公開性”的負面效應并沒有清醒認識。他空舞虛蹈，高來高走：“如果有人企圖利用廣泛的公開性和民主進程來達到自私的和反社會的目的，達到惡意中傷的目的話，難道我們有這樣強大的黨，有這樣忠實于社會主義思想和自己祖國的、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人民還對付不了嗎？”“我們并不認為，關于批評是否太多了，是否需要如此廣泛的公開性，民主化會不會產生不合心意的現象等問題的爭論，是什么消極現象?！泵癖姷臒崆榕c積極性是改革有效的推動力，但要長期維系就需要使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得到滿足。隨著經濟狀況不斷惡化，“改革宣布的公開性沒有像預想的那樣，變成激發群眾積極性的動力，變成凈化與創造的力量，而是變成了破壞的武器。期待已久的暢所欲言的機會到來了……思想和愿望與現實可能性之間的脫節，被破壞力量用來貶低了改革的目的和任務”。
    無禁區的“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一方面鼓勵了保守派和激進派采取更為激烈的反對立場，另一方面造成了人民群眾對蘇共的不信任。這種局面客觀上使既得利益者有機會公然轉向資本主義。在蘇共二十八大上，蘇共中央公開分裂為三派，“舊統治集團中的主體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對自己借以統治的體制的忠誠，掉頭而去”，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因上層的分裂而大大受到破壞，歷史根基的坍塌使多民族的聯盟失去了合法性，繼而成為蘇聯解體的先導。
    三、蘇聯棄守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主觀原因與客觀原因
    蘇聯為什么放棄社會主義價值？這里既有主觀原因，又有客觀原因，雙方聯手發揮了作用。
    第一，從主觀上看，蘇聯誕生之初和此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因自身屬于落后民族而自認為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配角，隨時期待先進民族的社會主義出現，心中將之奉為正宗，無意之中形成了對馬克思、恩格斯原創理論的敬畏心理。即便時代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也沒有及時提出馬克思主義時代化問題，導致作為一個肩負歷史責任的政黨缺乏規律意義的理論思考，不能正確解釋時代條件發生的變化，最終被政治家的錯誤理論牽著鼻子走。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創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發生在英、法、美等生產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有兩個認識前提：其一，由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帝國主義鏈條上會出現“薄弱環節”，無產階級革命將在這個環節上取得突破。俄國革命只是火種和信號，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必然會很快發生。其二，俄國革命勝利后應立即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最終形成與先進的國家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局面。在這種邏輯支配下，新生社會主義政權需要不斷實行“革命輸出”。此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雖如約勝利，但期待中的先進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卻并沒有成功。資本主義在經歷了20世紀20－30年代經濟大危機之后，便開始了自我調整。二戰后兩個新的事實挑戰了暴力方式激起“世界革命”的戰略：一是50年代前后核武器的出現，使戰爭方式成為最小可能的選擇，迫使兩制轉入“冷戰”狀態；二是6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完善了社會福利制度，國內矛盾大大得到緩解，社會主義國家已不能指望里應外合。這使得列寧主義主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逐步喪失了自身的邏輯依據。
    時代的發展迫切要求對資本主義做出新的說明，對社會主義道路做出新的定位。然而，斯大林之后的幾位繼任者卻依舊沒有走出“世界革命”的邏輯。曾任蘇共《真理報》總編輯的阿法納西耶夫多次參與蘇共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據他回憶，蘇共中央向大會所作報告的開頭永遠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面對迅速變化的世界和蘇聯國際地位的衰退，戈爾巴喬夫認為，“與最初的預期相反，擊潰資本主義制度的最‘薄弱環節，并不是’最后的決定性戰爭，，而是長期而復雜的過程的開端”。他雖糾正了對資本主義簡單化的認識，卻又走向另一個極端，主張用“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全人類的價值至高無上”的觀念來取代“世界革命”邏輯。在充滿矛盾和斗爭的國際體系中，民族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民族國家，仍然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載體?！叭祟惱妗薄ⅰ叭祟惖膬r值”絕不可能是各種不同甚至截然對立的價值觀的總和。抽象談論“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模糊了人們的思考方向，混淆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發展道路的區別?！芭械奈淦鳟斎徊荒艽嫖淦鞯呐?，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痹谧兓说臅r代條件下，不能對兩制關系做出具有解釋力的說明就喪失了凝聚民族和社會的理論依據，為日后回歸西方的價值觀埋下了伏筆。
    第二，從客觀上看，俄羅斯屬于西方文化圈的一部分，西方文化對競爭的推崇和對實力的認同，對蘇聯社會心理具有重要影響力。當蘇聯在與美國軍備競賽中精疲力竭的時候，當西歐國家顯示了更為優越的生活條件的時候，蘇聯社會不僅形成了對資本主義占據上風事實的敬畏，也滋生了重返歐洲大家庭的歸屬意識。
    在經濟持續惡化的背景下，“民主性”與“公開性”使得歷史問題的討論成為揭批蘇共和蘇聯政府錯誤的舞臺。這導致了社會輿論的嚴重失控和不滿情緒的大肆發泄，使改革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在“公開性”引發的輿論汪洋中，人們開始對過去的信仰產生懷疑，開始喪失對蘇共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未來的信念。1990年，“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居民在回答‘蘇聯選擇什么樣的前進之路，時32%的人認為要效仿美國，17％的人選擇德國，1l％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人選擇中國方式”。同年，著名的《西伯利亞報》作了一次“蘇共究竟代表誰的利益”的民意調查，結果令人吃驚：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認為代表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高達85％。這些事實表明，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受到了嚴重損害。在“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為目標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蘇共黨內的反對派和各種反對勢力和民族主義者紛紛當選。這些人將各種思潮帶人了人民代表機關，蘇維埃開始陷入了唇槍舌戰、沒完沒了的爭論之中。在各種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上議而不決，嚴重影響了改革和經濟工作的順利進行。在國家管理體系陷入困境的時刻，戈爾巴喬夫不是選擇加強黨的領導，以結束混亂局面，而是進一步向西方靠攏，試圖從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多黨競爭的權力形式中尋找出路。至此，蘇共喪失了領導蘇聯的核心地位，成了一個松散的議會黨，完全失去了對改革方向的控制?！按笈h員對黨和國家前途悲觀失望，紛紛退黨、脫黨。1990年，退黨人數多達一百八十多萬人，蘇共開始從內部瓦解?！边@些舉措的失當，歸根結底與缺乏理論預期有關。社會主義是理想目標，對理論邏輯存在先天依賴。蘇共在理論領域沒有解決馬克思主義現代化問題，失去了對實踐環節的前瞻判斷能力，也就失去了凝聚民族和人民的依據。
    反觀中國，鄧小平在改革伊始便反復強調，改革要牢牢堅持“共同富?！迸c“公有制”。兩相對照，能否堅持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就成為改革成敗的關鍵：它涉及到政策選擇，這關乎現實政治資源的利用；它涉及到方向的定位，這關乎對人們激勵方式的運用；它涉及到歷史評價，這關乎人心的凝聚。蘇聯解體雖是多種合力使然，但放棄社會主義價值是衍生出其他問題的根源。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95期，摘自2011年第4期《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