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黃萬里的名字是上世紀80年代，官方對毛澤東搞“實事求是”“蓋棺定論”最熱鬧的時候。那時候，批判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包括大躍進和WG,，其中就有三門峽水庫的決策錯誤，說當時有黃萬里堅決反對，但反對無效，三門峽水庫還是動工了，建成后，問題重重。后來，還知道黃萬里原來是黃炎培的兒子，因為對三門峽水庫項目持反對意見，還在1957年所謂毛澤東“引蛇出洞”的時候，寫過“靜悄悄，微言絕”這樣的辭句，終被打成右派。

　　那時候，對這樣的簡單邏輯關聯，是深信不疑的，對三門峽水庫決策中的不民主也是深信不疑的，黃萬里和其他如馬寅初這樣的被人為拔高的知識分子一樣，在我的心里也成了完美知識分子的象征。再后來，隨著自己年齡的增大，閱歷的豐富，擁有的資料的增多，尤其是對現實里“政治”二字理解加深，黃萬里的高大形象開始模糊。2002年《讀書》8月號，開篇即是一曲黃萬里的頌歌：《江河萬里》。作者老調重彈，批反右，批大躍進，批毛，贊黃萬里才氣詩情，錚錚傲骨。那年，我讀到的時候，就很有些反感了。

　　最近在網上讀到原載于2009年《讀書》10，11月號上的一篇文章(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2/214140.html)是前水利部長錢正英談關于我國60年水利建設的。其中也談到了這個三門峽水庫的決策過程。采訪錢正英的人，顯然是帶著歷史的刻板觀念去發問的：

　　『馬:三門峽是不是“大躍進”的問題?

　　錢:不是。相反，三門峽是迷信外國，缺乏自主創新的問題。

　　馬：在三門峽問題里面是不是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好?一個是科學問題，一個是民主問題。

　　錢： 我認為主要是科學問題，三門峽工程經“人大”討論通過，不能說不民主。多數人，包括我們這些人，是一個知識水平的問題。三門峽的經驗和教訓都很大。解決三門峽問題是一個標志，標志著我們從此扔掉了洋拐棍，開始獨立思考。』

　　錢正英在WG中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幾十年后，不滿情緒還帶到了這篇文字里，表現在她對毛澤東和對幫助過她的周恩來，李先念，李葆存等人的決然不同的態度上。這里，她也不是要為大躍進或者毛澤東辯護，大概只是本著一點點科學的精神，同時也是為了表述自己作為歷史創造者的偉大功績，就不自覺的揭示了一點點歷史真相：三門峽抉擇不是民主問題，不是大躍進的問題，不是獨X裁X專X制的問題，而是個純科學技術問題。

　　這個并非不民主的問題，不只表現在“人大”通過這樣的“程序正義”上，還表現在有眾多知識分子參與論證的實質內容上。據上文提到的2002年《讀書》8月號上《江河萬里》一文說：“在有七十多名專家參加的三門峽工程設計方案討論會上，黃萬里孤身一人力排眾議，反對大壩上馬。　黃萬里先生回憶道：‘當時有一位青年技術員，叫溫善章，他反對修高壩，主張修低壩。人微言輕，又跟蘇聯專家的設計唱反調。當然不會有什么好結果’”。這段文字，傳遞的信息就更豐富了：第一，尊重科學。當時蘇聯的科學不知高出我們幾多，所以，尊重科學的具體表現，自然是要尊重蘇聯專家的意見。這就好比，在水利問題上，要尊重黃萬里，而不是我右而左，而在我的專業領域，就該是黃萬里尊重右而左，不是我右而左尊重黃萬里一樣。第二，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這是后面的年代的自我標榜的治國方略之一，也是后來人詆毀前面的年代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但是這是多么站不住腳，這里清楚的表明，在我們的技術落后的時候，在遭受西方集團封鎖的時候，我們開放，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對蘇東集團開放，我們做到了，我們引進技術，也只能是從先進的蘇聯去引進，我們也做到了，我們不是合計總共有157個蘇聯援建項目嗎?第三，民主原則。在70多個專家里，只有一個黃萬里反對。民主原則就是尊重多數人的意見，如果只尊重孤家寡人黃萬里的意見，那不成了反民主，搞獨X裁X專X制了嗎?

　　錢正英上述的回憶，其實還值得放在“中蘇關系破裂”的歷史事態中，做進一步發掘。她說，解決三門峽問題是一個標志，標志著我們此次扔掉了洋拐棍，開始獨立思考。就是說，毛澤東當年要和赫魯曉夫翻臉，除了政治因素，應該是還含有這些具體的技術援助的失敗因素在內。我們照搬他們的技術，搞出的三門峽水庫，3年后竣工，是如此一個問題重重的東西;我們1955-1957獨創“三大改造”，搞自己的一套社會主義，包括后來的大躍進，都表現出強烈的“自我意識”，沒有跟從他們的指揮棒，他們一直就不滿。這些正反的經驗都決定我們不能只憑意識形態同源性，就放棄主權原則。服從了蘇聯的修正主義化帝國主義化了的意識形態，最終必然要成為其附庸(這也從今天我們基本接受了美國的意識形態之后出現的后果中得到證明)。毛澤東主持九評蘇聯，可不是和赫魯曉夫爭意識形態的閑氣，他根本的目標是真正獨立的國家主權。如果一切聽了赫魯曉夫的，就等于中國做了蘇聯的附庸。幾十年革命，就是要完成民族真正的獨立。從一群帝國主義鐵蹄下解放出來，投入到一個社會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去遭受踐踏蹂躪，這絕不是中國革命的目標。所以，毛澤東就那么旗幟鮮明的和赫魯曉夫展開，以意識形態為形式，以主權為實質內容的所謂“閑氣”之爭!老人家這種戰略眼光，那里是后來治國者能認清的，要不就是他們惡意的故意誣蔑。50年代初抗美援朝來武的，得罪了西方集團，60年代初意識形態來文的，得罪了蘇聯。國家大門就這樣從外邊被徹底封鎖了。這種為民族獨立為國家主權獨立的“文攻武衛”，被后來人誣蔑為閉關鎖國。

　　言歸正傳。錢正英是水利專家，又是水利部長，又是個女士，我記得在我當年進到北京的時候，聽得最多的名字之一就是錢正英的名字。70年代初，老家家家戶戶都有了有線廣播，湖北人民廣播電臺，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節目，叫“天氣預報和水位公報”(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每天中午12點半播出。父親是生產隊長，天天最關注的就是這個節目，因為他要組織生產的。70年代初，我半大不小，只要在家，就天天中午跟著父親聽這個節目，天氣預報聽的懂，而水位公報，不知道是個什么東西。“現在播報長江航道渠水位公報”，“……漢口，漢口， 13.28米，13.28米……”(此處數字為假設，不可能記得當時的數字)。水位公報要從長江航道渠的起點一直報到入海的地方，每個地名和水位都要重復報出，時間很長。我當時地理知識不夠，普通話也不好，所以，許多的地名，聽了很多遍，也還是不知所云。老家湖北，離長江只有幾十公里。兒時，總是聽父母講到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水淹到家門口。大概就是這個慘烈的災害記憶，我父親對天氣預報和水位公報，重視到了迷信的程度。也正因為父親的原因，我對于水災和水利建設，尤其留意。80年代錢正英的名字，對于我特別的記憶深刻，就是有這樣的歷史背景。

　　錢正英1988年從部長位置下來，去政協就虛職，意味著毛澤東水利時代的余音不再。那時候她這樣級別的干部退休好像還沒有現在的年齡杠桿剛性限制，所以她的名字的消失，我曾感到過突然。看了她這個談話，才知道其中還是很有隱情的，毛澤東批評過她，她不怎么感冒毛澤東，可是新時代的人，好像也和她和諧不起來：

　　『錢：如果說“文革”前后是水利的一個高潮的話，那么到八十年代初期水利又進入一個低潮。

　　馬：這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農村改革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為什么水利反而進入一個低潮了呢?

　　錢：“文革”后，一些部門埋怨水利花錢多了，埋怨水利是無底洞。地方上有些省份也有意見，批評我們在冀、魯、豫花的錢太多。……

　　馬:當時社會上以至政府內部,都對水利有懷疑的聲音,個別中央領導人似乎也對水利有些看法?

　　錢:對,當時中央個別領導人反對修水利，認為是“左”的產物……一九七九年有的同志給中央寫了一篇報告,說水利是“左”的產物……八十年代有幾年，每年都要發“一號文件”。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杜潤生，有一次他一個人給領導同志去匯報工作，回來后把一個筆記本給我，我翻開他的筆記一看，把水利說得一無是處，如果這樣下去，根本不必搞水利了……，:所以,在八十年代國民經濟的調整過程中，水利又一次下馬，水利資金被大大削減，中央劃撥到各省的農田水利資金很多都挪到別的方面去了。』

　　從以上話語里，我們看到1979年后，錢正英的官場失意，也看到了中國水利事業遭受的挫折。1979年之后，與毛澤東專X制X獨X裁相反的“民主氣氛”，在小平同志的帶頭之下，已經形成了，并因此開始了一個“不換思想就換人”的時代。因此，這里“個別領導人”的含義，其實已經不重要了，它代表的還是集體。今天的水旱災害肆虐，和這個撥亂“反左”，消除水利建設上的“左害”，有無必然聯系呢?無論回答是還是否，都是要冒很高的政治風險的，所以，我估計主流知識分子和官場的人，一般是不會正面回答的。

　　或許最好的回答還是來自歷史。

　　『錢正英: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以前的一百年，國勢極度衰落。從江河格局來講，一八五五年黃河在銅瓦廂決口以后,黃河由奪淮入海改從利津單獨入海，黃河南北的淮河和海河都擺脫了歷史上被黃河奪走出路的干擾，但原有的水系已被破壞。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長江大水，向洞庭湖沖開了藕池口和松滋口兩個大口子，形成了四口入洞庭湖的局面，江漢平原災害有所緩解，但洞庭湖淤積、圍墾、防洪壓力越來越嚴重。長江、黃河在一百年中格局有了這么大的變化，照說水利應該相應地跟上, 但是那個時候水利建設基本上停滯，水旱災害頻繁。從二十世紀數過來，一九一五年珠江大水,淹了廣州，一九二○年北方大旱;一九二一年江淮大水，一九二八年華北、西北、西南大旱;一九二九年黃河流域大旱;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淹了武漢,南京也淹了半個城;一九三三年黃河大水,黃河兩岸都決了口;一九三五年, 黃河南岸再次決口,同時漢江和洞庭湖的澧水發生大水災;一九三八年國民黨挖開花園口;一九三九年海河大水,淹了天津;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華北大旱, 廣東也大旱。連年的水旱災害，每次受災人口都達千百萬。可以說，嚴重的水旱災害,已經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存基礎』。

　　從錢正英這段總覽看，我們不看遠的，單看“20世紀數過來”，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數十年里，短則一兩年，兩三年，長則三五年，七八年就有一次特大水患，其間是旱災。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僅隔8個月龍王爺就給新中國一個下馬威：1950年的6月底7月初，淮河流域連續降雨，淮堤決口，釀成大災。　7月20日　，華東軍政委員會關于淮河大水受災情況的電報送達毛澤東。

　　毛澤東在審閱時后當即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現在開始準備，秋起即組織大規模導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請邀集有關人員討論：(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導淮問題。”

　　“左害”從此發端。

　　8月5日　，中共安徽省委關于淮北遭受洪災情況的報告的機要急件送到了毛澤東手中，電報中說：“今年水勢之大，受災之慘，不僅重于去年，且為百年來所未有。淮北20個縣、淮南沿岸7個縣均受淹……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沒。由于水勢兇猛，群眾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失足墜水(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統計489人，受災人口共990余萬，約占皖北人口之半……，由于這些原因，干群均極悲觀，災民遇到干部多抱頭大哭……”

　　史載，毛澤東閱讀這封電報時難過地落了眼淚。隨后責成周恩來著手治淮準備。9月政務院出臺《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1951年5月，毛澤東還親自到淮河視察，并發出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此后至1957年，我國對歷史上水患頻繁的淮河進行全流域，多目標的治理，取得根治淮河第一步成就。(以上參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和其他有關文獻)。

　　后人看到的是結果，歷史也只記載著偉人們的言行，那些具體的組織者，領導者，協調者，退到了歷史的深處，不見了蹤影。他們是如何把“千百萬小農們”組織起來，完成這個任務，當時有怎樣的恢宏的場面，我們不得而知。大約3年前，我曾在大院里散步，遇到同院一位90多歲的高齡老人，得知他當年參與過治淮報道，不覺肅然起敬。老人耳朵背了，說話口齒不清，在談到過這段歷史，老人還是那么激動，當我說到現在還有人指責毛主席，要否定毛主席的時候，老人家以為是我自己說毛主席的壞話，揮動拐杖，就朝我砸來。于此，我更相信了紙上寫滿了關于毛澤東的謊言。

　　同樣的老百姓，同樣的水患。蔣介石政府走了，毛澤東政府來了。水患就被老百姓基本降伏了。當今天的人們，空洞的喊著民主自由，而詛咒著這些降龍伏虎的偉人們的時候，不知道他們是否只是完全因為無知。他們的目光，更需要去凝視歷史在深處的跳動。

　　治淮只是新中國水利建設的發端， 1957年治淮取得第一階段決定性勝利，此時國家對手工業、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史稱“三大改造”)，也取得決定性的勝利。1958年“大躍進”因勢而出，水利建設也融進了歷史的大潮。

　　『 馬：建國初期興修水利的熱情高漲，到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時候，就發展到了高潮。

　　錢:：但是這種高潮有些離譜了。典型的指導思想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出現了許多“左”的提法和做法。在水利上比較有名的就是“三主”方針,即“以蓄水為主，以小型為主，以群眾自辦為主”，簡稱“蓄、小、群”。與之對立的是“排、大、國”。說“蓄、小、群”是“無產階級的路線”,“排、大、國”是“資產階級專家的路線”。

　　……

　　馬: 有個問題要向您請教。如何評價“大躍進”期間的大修水利?至今仍然對這個問題有爭論，有的全盤否定，有的則完全肯定。

　　錢:：“大躍進”對有些地區危害很大，但也推動了山區的水利建設，在山區，以蓄為主，修建水庫，是沒有問題的。現在一些中小型地方辦的水庫，基本上都是那時搞的,許多水庫至今還在發揮作用。但是，那時的許多水利工程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質量問題。以后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地改進、加固，還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

　　這里錢正英是不是為了政治正確性，牽強附會，不好置評。我理解錢正英必須保持固有的政治矜持，“但是”一番總比徹底否定來得客觀和尊重歷史一些。一場數億人口參與的沒有先例的偉大創舉，且是面對大自然作戰，不出現差錯，是不可能的。上帝制造出人來，卻把貪婪和編織謊言賦予在人性之中，難道不是一種差錯嗎?歷史的教訓需要總結，.如果在當時的氛圍之下，這個總結不能做得很好，那么幾十年后的治國安邦者，是不該以政治偏見而拒絕面對當年的歷史成就和任何可借鑒的合理的政策和策略的。當時的工業基礎薄弱，不可能造出三峽這樣的大壩，但三峽也還是“蓄”的思路，結合現在“小”和“群”的不再，今天一句“蓄小群”是“左”，代表了當時的錯誤路線，就可以真的完成歷史的總結嗎?歷史不應該被掩埋，更不容詆毀，否則就是對歷史的反動，更是對那些付出了汗水和鮮血、無論局部是對還是錯的一切普通的歷史創造者的背叛。

　　兩年前，我和一位浙江臺州的企業家閑聊，說起黃巖古鎮，在明朝就已經是響當當的，順著話題就談到臺州的發展，就談到了長潭水庫。他說，老書記(當時沒有記住名字，剛才網上查了一下，應該是吳書福)過世，臺州老百姓自發十里相送，理由只有一個：他1958-1960年帶領了黃巖人民修建了長潭水庫，這個水庫至今還擔負著椒江、路橋、黃巖、溫嶺和玉環五個縣市的生活用水，號稱臺州的大水缸，同時，對臺州的工農業生產也依然發揮著舉足輕重作用。我曾去臺州幾次，沒有時間參觀該水庫，實在遺憾。這位企業家最感概的是，這么大的長潭水庫工程，在當時的條件下，怎么建得那么好。

　　長潭水庫(詳見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1609.htm)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　正式開工修建。一九六O年　二月二十一日　，大壩合攏。一九六O年三月上旬，水庫大壩建成。以黃海高程計算，壩頂高程43米，壩底高程7.5米，壩實高35.5米，防浪墻高1.2米，壩頂長 506米，壩底長333米，壩底寬293米，頂寬6米，用粘土砂礫石填筑，但基礎系砂卵石覆蓋層，最大厚度43米。水庫設計正常蓄水位36米，相應庫容4.60億立米，蓄水面積35.5平方公里，總庫容6.94億立米，電站最大工作水頭30米，最小工作水頭21.3米，設計水頭35.2米，庫內集雨面積441.3平方公里。

　　總投資2507.92萬元(不包括黃巖縣負責的移民費用和淹沒的28000多畝耕地賠償費)，其中樞紐工程投資1105.55萬元， 電廠659.05萬元，灌區469.44萬元，全部由國家投資。水庫從一九五八年十月動工興建到一九六七年竣工， 共投放 850萬工日，完成土方374萬立方米，石方6 1萬立方米 。

　　在水庫工程施工期間，正遇國家困難時期，工地施工條件極差，施工經驗缺乏，民工生活困苦，但工地上出現了“十八勇士”、 “一百零八將”、 “鐵姑娘隊”等先進集體和個人，他們多次抗洪搶險，水下作業等，在施工中有26名民工因工死亡，如工地抽水機組長張桂行，犧牲時是年僅2 1歲的共青團員，有28名民工因工傷或積勞成疾急病而死;還有62名民工因工致傷致殘。他們為長潭水庫建設作出的貢獻，永留史冊。

　　動員：全民大動員，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

　　民工編制：以人民公社(相當于區)為單位成立民工團， 以生產大隊(相當于鄉)為單位成立民工營，以原高級社為單位成立民工連。每團人數1000至 1500人，每營300至500人，每連100至120人。

　　民工條件：年齡在18～50歲之間，身強力壯，青年婦女可占20%。地、富、反不許參加。

　　干部配備：各民工團設政委、正副團長、文書、通訊員各一人;每營設教導員、正副營長、文書、司務長、文化教員各一人;每連設指導員和正副連長各一人，并配文書和記工員各一人，每排設正副排長各一人，每班設班長一人。為了加強對民工的政治思想教育，保證工程質量，規定營以上干部必須配備脫產的黨員干部擔任。

　　民工工具：由于水電站工程巨大，需用物資項目數量繁多，而市場及國家供應又不能充分滿足，因此要求小型工具一律自帶。山區、半山區(寧溪、烏巖、頭陀三區)每三人帶銖鋤二把，每人帶锘鋤一把，每三人帶釘耙、鋤頭各一把，每人帶擔箕一擔，扁擔、擔勾一副;平原地區每二人帶釘耙一把，每三人帶鋤頭一把，每五人帶銖鋤一把，每人帶擔箕一擔，扁擔、擔勾一副。所帶物資因工損壞，由工地負責修理。因小雨不停工，每人須帶雨具一副。

　　民工生活安排 ：民工生活方面必須帶足一切炊事有關用具，配齊炊事人員(以3%左右為宜)，以連隊為單位開伙，每人應帶一個月的口糧、菜金(4元左右)，由于山區無法大量供應蔬菜，各區應盡量發動民工自帶菜蔬。被服、 草席、墊鋪稻草等日用品必須全部帶齊。連以上干部及炊事員于九月二十九日報到，以便劃分工區，安排民工住宿及生活等問題。

　　我在這里掀開的只是整個“大躍進”時代，無足掛齒的一頁。它是當時“小”和“群”的一個，不管當時用了怎樣的意識形態語言，來堅持工程立項和建造，但現在看來代表的絕不是“左”的錯誤。其特別的邏輯意義，不僅在于此，更在于它足可以推翻“餓死3千萬”的謊言。

　　“大躍進”之后因為自然災害的連發(上文提到我老家離長江幾十公里，大水也淹到了家門口)，加上一些地區干部的胡作非為，如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造成的惡果顯現出來，局部地區餓死一些人，應該是可信的(我記得幾歲的時候，還看到過河南信陽的婦女到我的老家要飯，顯然是因為那時信陽當時饑荒還沒有完全消除)。但是，“餓死3千萬”，無疑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謊言。就說長潭水庫這個工程，總耗時長達5-6年的時間，跨越了整個的所謂“餓死3千萬”的饑荒年代，大壩合攏還是在饑餓高峰的1960年。我相信——雖然我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同期全國在長潭水庫先后開工、先后竣工的類似工程是不計其數的。如果“餓死3千萬”成立，那么，完成無數個這樣的工程的民工從何而來?如果這些民工最基本的食物都無法保證，他們又怎么可能完成這樣的工程量?如果“餓死3千萬”的悲劇確實發生，那么可以肯定，在“大躍進”中開工，延續到“大饑荒”年代的工程，一定是全部停工，我們現在就不可能看到長潭水庫這樣的工程存在!但這樣的工程實際上到處都是，就連這個錢正英前部長也是承認的!這就是說，“餓死3千萬”之說，除了謊言，還是謊言。

　　如果說“餓死3千萬”是一個根據河南、安微等局部死人事態編造的謊言的話，那么“WG中，中國經濟到了奔潰邊緣”就是一個毫無事實依據的徹底的政治謊言。這個謊言也被錢正英無意中揭穿了。

　　『“文革”中的超常發展

　　馬：在“文革”那樣混亂的年代里堅持原則不容易,水利工作更難搞吧?

　　錢：有意思的是,“文革”給了水利一個機會,大發展的機會。

　　馬：這是怎么一回事?

　　錢：“文革”中間我們吃“小灶”了。“文革”時候什么都不干了，中央有點錢花不掉，結果去搞了水利。……一九六八年，當激烈動亂中剛出現一點可以工作的機會時，國務院全面部署了華北地區打機井的工作,并以此作為扭轉南糧北調的一項重大戰略措施。……水利還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根治海河。歷史上，海河流域洪澇災害頻發:一九一七、一九三九年兩次水淹天津市區。五十年代初，從上海坐火車來北京,天津到北京中間的永定河泛區是一片水。一九六三年特大洪水，平地行洪百里，海河平原一片汪洋,受災市縣百余個，受災人口達二千二百余萬,京廣鐵路因災中斷二十七天。大水之后，搞了規劃，當時根治海河深得河北人民的擁護，兩派打仗都不敢干擾根治海河，車上掛了根治海河的牌子誰都不敢動。記得當時我在北京挨整，海河治理指揮部的一位同志就悄悄對我說，你在北京日子不好過,你到我那里去，我那里沒人敢干擾。所以根治海河照樣進行。

　　馬:根治海河一共奮戰了十年, 出工五百多萬人次,土方總量十一億立方米。

　　錢:再一件就是以“農業學大寨”為契機，搞以治水、改土為中心的農田基本建設,小型水利，坡改梯，平整土地，搞了好大的規模。

　　馬:“農業學大寨”在水利上也有正面的效應。

　　錢:“農業學大寨”當然有它的問題,但是在水利方面,我們借助“農業學大寨”搞農田基本建設,到現在許多地方由山坡地改造成的梯田,就是那時完成的。

　　華北平原打機井、根治海河、借助“農業學大寨”搞農田基本建設,在這幾件事的基礎上,我國在七十年代末扭轉了歷史上長期南糧北調的局面。當然這是依靠農業的綜合措施，包括種子、化肥、農藥等等,但是水利在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七十年代后期，在李先念同志的主持下,大型水利、農田水利，總共每年的水利資金達到一百多億元,在各個行業的計劃中是相當突出的。這又是一個興修水利的高潮。

　　馬:看來,在“文革”中水利的建設資金是有保證的。

　　錢:那個時候，我們水利的經費是最有保證的，水利實現了一個大發展。當然，其中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在農田基本建設中,有不少形式主義和瞎指揮,造成浪費。許多地方的農民勞動積累過多，影響了生活的提高。也有一些地方的水利建設再次違反了基本建設程序，造成新的遺留問題』

　　看官留意了，以上『』中的引文，是我已經壓縮了大量官話套話感恩話之后的干貨了。而以上紅字中的黑字部分，才是真正的干貨。為了大家看起來方便，我干脆重復如下：

　　『錢：有意思的是,“文革”給了水利一個機會,大發展的機會…… ，中央有點錢花不掉，結果去搞了水利。……水利還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根治海河……兩派打仗都不敢干擾根治海河……記得當時我在北京挨整，……根治海河照樣進行。

　　再一件就是以“農業學大寨”為契機，搞以治水、改土為中心的農田基本建設,小型水利，坡改梯，平整土地，搞了好大的規模。

　　華北平原打機井、根治海河、借助“農業學大寨”搞農田基本建設,在這幾件事的基礎上,我國在七十年代末扭轉了歷史上長期南糧北調的局面。……到七十年代后期，總共每年的水利資金達到一百多億元……這又是一個興修水利的高潮。』

　　錢正英不管怎么掩飾，這里透露出的信息實在是太具有殺傷力了。“歷史知識”告訴我們，文革中我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是，歷史的具體創造者之一錢正英卻說，“中央有點錢花不完，就去搞水利”，到70年代后期則是“每年總計投入100多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去世的時候，我國一無內債，二無外債，通貨不膨脹，人民幣穩定，最大面值10元(合計面值18元8角8分。記得小時候聽老人講故事，說周恩來足智多謀，外國人覺得中國窮，惡心他，問中國有多少錢，周恩來答：18元8角8分，羞辱者自取其辱)。如此看來，錢正英“中央有點錢花不完”，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近年來還傳出毛澤東時代留下多少噸黃金，一直沒有正面直接證據，現在錢正英至少提供了一個旁征：中央錢花不完，買點黃金壓國庫底，完全符合邏輯。

　　100多億是什么概念，乘100折合現在幣值，一點不過分吧?那就是說文革結束之后(“70年底后期”自然是1976年之后)，每年有1萬多億投在水利建設上。換句話說，文革開始只是有點錢花不完，而到后來，就是錢堆積如山，以致于“當然，就瞎指揮，造成浪費”。

　　我們到底信“歷史知識”，還是信錢正英呢?這應該不是個問題。容我再深入一點。錢正英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發言模式，她說“文革時候，什么都不干了，水利就開了小灶……到了70年代后期，一年100多個億”。當時，中央有20-30個部(未查具體多少，抱歉)，如果每個部長，在回憶自己的豐功偉績的時候，都按照這個模式說，那么我們得到一個什么印象?

　　前重工業部長說：那個時候，中央有點錢花不完，就去搞重工業，給重工業開小灶，70年代后期……每年總計達到100多億，我們就搞出了……(具體成果)。

　　前化工部部長說：那時候，中央有點錢花不掉，就用來搞化工，給化工開小灶，70年代晚期，一年總計達到100多億，我們就搞出了……(具體成果)

　　前核工業部說：那時候，中央有點錢花不掉，就用來搞核工業，給核工業開小灶，70年代晚期，一年總計達到100多個億……(具體成果)

　　一機部，二機部，……二三十個部(除了搞民用產品的部之外)，都如此這般，會是個什么結果?當然，各部在國民經濟中的分量的確不一樣。我們姑且承認水利部開小灶成立，錢才用不完，那么其他部不開小灶，資金投入折半，或者1/10該有吧，那總起來也是不得了的!看官說說，這個文革經濟崩潰說，經得起一口蛤蟆氣的沖擊力嗎?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信息：華北打井，根治海河，學大寨帶來的水利基本建設，以這三項成就為基礎，解決了南糧北調!!!!這是什么概念，一般是說，湖廣熟天下足。湖廣(兩湖兩廣)的糧食不需要北調了，意味著全國在文革中，就解決了吃飯問題!!!!小崗村挨餓真是個奇怪的事情。我1984年到過合肥，馬鞍山等地方(遺憾沒到鳳陽!)。所到之處，欣欣向榮。我記得我對一起出差的領導說過：安徽人是不是很懶?這么好的土地，居然還挨餓?當時，我們家鄉吃穿不愁，年底分紅，工分多的一家分個200來元，工分少的也百八十元的。那時小崗已經紅遍了大江南北，所以我才對領導發這樣的問。

　　若說以上是強詞奪理，那么我再退一步看錢正英的話。先假定“什么都不干了只干水利”成立。水利是一個孤立的產業嗎?雖然當時許多小水利工程土方占主要，但是水利是不可能只靠扁擔鋤頭鐵鍬籮筐就可成大業的，必須要其他產業的配合，這就是說，其他產業必須跟著發展。這就是說，“什么都不干了，就干水利”是個假命題，純粹是胡扯，自欺欺人!一個水利專家出身的部長，居然如此為了政治正確而不惜放棄科學原則，信口雌黃，實在令人發指!如果邏輯上推翻不算，那么看事實吧：中國的萬噸輪，自卸載重汽車，原子彈，氫彈，胰島素技術，都是文革中完成，石油工業，煤炭工業，鋼鐵工業，電子工業，航天工業，以及多少其他民用和軍用工業，都是在文革中飛速發展的，這是能夠用瞎話否定的嗎?錢正英不是也說了“即使兩派武斗，海河治理也不受干擾”，這其實就意味著，其他主要生產領域也同樣不受干擾的，局部的亂象，沒有干擾生產。“抓革命促生產”，抓了革命，促了生產，這才是最本質的文革真相。

　　錢正英繼續為了政治正確性，就“八股”了一個“當然”：

　　『當然，也產生了一些問題:……有不少形式主義和瞎指揮,造成浪費。許多地方的農民勞動積累過多，影響了生活的提高。也有一些地方的水利建設再次違反了基本建設程序，造成新的遺留問題』。

　　說句不敬的話，這個“當然”，就像是大便秘結，只好硬擠。

　　關于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的謊言何其多啊!隨便從一個當年創造歷史的人嘴里，還是負面評價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的人的嘴里，居然就能看到這么多和“歷史知識”不符的真相。

　　這里還不得不提一下這個馬國川。馬國川給這一節的標題加了 “超常”二字，這個“超常”是明顯具有貶義的;他先入為主，以為文革“混亂”年代，“水利工作更難搞吧”。農業學大寨，對水利不該“也有正面的效益”，不料，答案都出乎他預想，與他的“歷史知識”顯然不符，于是就來了個“超常”。春秋筆法，微言大義，果然不錯。如果錢正英不是當時最重要的水利建設主導者之一，那么歷史在他的筆下會是什么樣?現在大家已經對那個年代知道的很多了，還敢如此春秋筆法，那么，1978年后，政治家合同不良文人搞的那些春秋筆法，到底值幾文錢?

　　左害”消除之后，我們看到了什么?

　　『馬:水利又怎么樣呢?

　　錢:水利面臨兩個危機: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減;北方水資源緊缺，影響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

　　馬:難以為繼了。 』

　　于是，我們看到最近20年的洪澇災害之頻繁，對老百姓危害之大，差不多又跟1949年前一樣了：

　　最近20年經濟損失排前十位自然災害

　　位次　　年/月/日　　損失(億)

　　1地震　　　2008/05/12　　　8451

　　2洪澇　　1998/07　　2100

　　3冰凍雪災　　　2008/01/10　　　1477

　　4旱災　　1994/01　　963

　　5洪澇　　　1996/06/30　　　882

　　6洪澇　　1999/06　　567

　　7洪澇　　2003/06　　552

　　8洪澇　　1991/06　　525

　　9洪澇　　1995/05　　470

　　10洪澇　　1996/08　　442

　　最近20年重大自然災害死人數據一覽

　　位次　　年/月/日　　死亡人數

　　1地震　　　2008/05/12　　　87150

　　2洪澇　　1998/07　　3650

　　3洪澇　　1996/06　　2775

　　4洪澇　　1991/02　　2000

　　5洪澇　　1991/06　　1729

　　6洪澇　　1995/08　　1437

　　7洪澇　　1996/08　　1200

　　8臺風　　1994/08　　1174

　　(數據來源張東偉姚建義等《我國近20年自然災害回顧分析》http://wenku.baidu.com/view/1f49d320aaea998fcc220e92.html

　　這不僅是一個“洪澇災害”的時代，也是一個“秀災”的年代，政治家都在秀自己，秀歷史，秀現實，秀一切虛偽和丑陋，秀怎樣編制謊言……。“秀”是這個時代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可惜和災字結了親。

　　魯迅曾借夏禹治水的傳說做小說《理水》，贊治水的英雄，譏諷假學問家和真官僚老爺。

　　“災荒的久了，大學早已解散，連幼稚園也沒有地方開，所以百姓們都有些混混沌沌。只有在文化山上，還聚居著許多學者，他們的食糧是都從奇肱國用飛車運來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夠研究學問”。

　　……

　　“禹來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鯀的兒子的話，”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闊人的子孫都是闊人，壞人的子孫都是壞人——這就叫遺傳學。所以，鯀不成功，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

　　……

　　“這這些些都是費話，”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立即把鼻尖脹得通紅。“你們是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并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的嗎?我看鯀也沒有的，‘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說到這里，他把兩腳一蹬，顯得非常用勁。

　　魯迅筆下“這位拿拄杖的學者”諷刺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優生學家潘光旦，是和馬寅初一般有大學問的學者。而“吃吃”的學者，諷刺的正是重又被現在的史家們奉為高山的顧頡剛，他根據《說文解字》對“鯀”和“禹”的解釋，認定鯀是魚，禹是蜥蜴。于是魯迅就根據顧頡剛的顧(繁體字“顧”)，學著他從《說文解字》里考得“雇”是鳥名，“頁”本義是頭，就給了顧頡剛一個“鳥頭先生”的絕妙名字。

　　“拿拄杖的學者”和“鳥頭先生”，從來就沒有絕種。只不過，如今這些學者在“文化山”上讀的不再是《說文解字》，而是《決議》，于是就認定毛澤東這農民的兒子，恐怕連禹是也不如的，不但干不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偉業來，干出來的事，當然就是“左害”了。這些人的學問真的經得住一駁嗎?魯迅在《理水》還安排一個很特別的角色，就是“鄉下人”：

　　“人里面，是有叫做阿禹的，”鄉下人說。“況且，‘禹’也不是蟲，這是我們鄉下人的簡筆字，老爺們都寫作‘禺’，是大猴子……”

　　“人有叫做大猴子的嗎?”學者跳起來了。

　　“有的呀，連叫阿貓阿狗的也有。”鄉下人說。

　　“鳥頭先生，您不要和他辯論了，……鄉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譜來，我一定發見你的上代都是愚人……”

　　“我就從來沒有家譜……”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們這些東西可惡!”

　　“不過這這也用不著家譜，我的學說是不會錯的。”鳥頭先生更加憤憤的說。“先前，都有很多人來信贊揚我的學說，那些信，我都帶在這里”。

　　“不不，那可應該查家譜……”

　　“但是我竟沒有家譜，”那“愚人”說。“現在又是這么的兵荒馬亂，交通又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來信贊成，當作證據，真比螺絲殼里做道場還難。證據就在眼前：您叫鳥頭先生，莫非真的是一個鳥兒的頭，并不是人嗎?”

　　“哼!”鳥頭先生氣憤到連耳根都發紫了。“你竟這樣的侮辱我!說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決!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就是殺頭呀，你懂了沒有?要不然，你是應該反坐的。你等著罷，不要動，等我吃完了炒面。”

　　看官，這些連阿貓阿狗大猴子都不如的教條主義鳥學問家的學問大，還是鄉下的“愚人”學問大?當今之下，“愚人”是越來越多了，文化山上的學問家，是越來越不好混飯吃了。這個時候，“不爭論”就更其重要了，而皋陶大人(相當于現在的司法部長?)，總是要保證官司都是學問家贏的，就尤其重要了。

　　再回到開篇的黃萬里，我從來不想貶低任何一個人的人格。這個完美的知識分子，在許多文化山上的文人眼里，依然還是那么的完美，我歷來也還是敬重他的。如果我們留意一下的話，黃萬里先生，出名的不是什么偉大的學問，也不是什么具體的偉業，主要是兩點，一是因為他是毛澤東欽點的右派，因為毛澤東而出名;二是因為反對了三門峽水庫工程，后來又反對了三峽水庫工程。我也并不是贊成一切的水利工程，但是，如果一個人，自己實際沒有什么學問，也沒有什么具體的偉業，就是一生什么都反對，我想這和一個一生愛好買彩票的人，就沒有什么兩樣，總歸有一回兩回是反對對了的，就是中彩了，如果一個人一生買彩票，一生都不中，這個人也就太背運了。我想，這該不會對黃萬里先生有什么人格侮辱吧!也該不至于引起誤解，以為我就贊成一切的水利工程吧!

　　黃萬里一生因江河——具體是反對大江大河建大壩——而得“江河萬里”之美名，美名將隨歷史而被湮滅，然而，那些為我國水利發展做出實際貢獻的有名的無名的英雄的偉業，將不會被歷史淹沒，我國的萬里江河，長江也好，黃河也好，吞古納今，延綿萬里，無論怎樣程度上正遭受大壩的創傷，都將帶著這些英雄們的偉業，承載著中華文明走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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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而左 　20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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