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俄羅斯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反思

——俄羅斯社會大學校長、科學院院士茹科夫的報告

　  俄羅斯歷史為何被篡改

　　俄羅斯科學院資深院士談對蘇聯“改革”及赫魯曉夫等人的政治評價

　　一、對蘇聯大清洗人數事件的評價

　　人口學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學科，有關人口方面時常出現造假數據。例如，有關蘇聯大清洗的歷史就存在人數造假的情況。最新研究表明，在大清洗歷史上有很多不可信的數據。如赫魯曉夫認為斯大林時期全國被鎮壓的人數超過700萬人，蘇共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認為被鎮壓人數達到1300萬人。其他一些人由于算法不同，有2000萬、3000萬甚至7000萬人的說法。在這個問題上人們似乎在比賽誰算得多。但是有關鎮壓的規模、幅度和人數還是應該有客觀真相的。

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

　　斯大林領導蘇聯總共33年，在整個斯大林時期被判處死刑的總共是78.6萬人，即年平均判處大約2.6萬人死刑。從政治鎮壓角度看這一數據相當巨大，但這不是一些歷史造假者論著上提到的數據。與現在相比，今天的俄羅斯每年死于車禍的人數達到4萬人，每年死于各種犯罪的人數是5萬人，每年自殺的人數大概是6萬人，俄羅斯每年非自然死亡的人數達到34萬人。因此說，斯大林時期的鎮壓一方面的確是殘酷的，同時它是可以解釋的。

　　首先，外國的軍事干涉以及內戰。內戰雖然以蘇聯的建立而告終，但是蘇聯政權面臨很多的敵人。其次，列寧逝世后有兩人在競爭領袖地位，即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他們兩人的分歧十分嚴重。托洛茨基是世界革命的狂熱支持者，他為了點燃世界革命之火甚至愿意犧牲俄羅斯。而斯大林并不拒絕世界革命的設想，但是他贊同列寧著作中所言：社會主義可以在俄羅斯一國建成并為世界其他國家樹立榜樣。所以斯大林認為，蘇聯應該進行文化革命，要搞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要搞大型項目，從而建立強大的國家，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樹立一個典范。

　　斯大林既是一個理論家也是一個實踐家，他十分清楚蘇聯和德國的戰爭不可避免，對他而言，蘇聯的首要任務就是加強國防能力。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包括羅塔克、里科夫、布哈林等人與斯大林的觀點不同，他們認為蘇聯應該首先發展輕工業、食品工業等，國家的工業化可以延后一段時期進行。如果蘇聯按照他們（托洛茨基）設想的道路發展的話，不可能贏得與德國的戰爭。政治斗爭的性質是十分殘酷的。內戰時期，托洛茨基是國防人民委員，他在國內的威望很高，身邊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

　　在理解蘇聯大清洗時，我們應該從20年代、30年代以及40年代蘇聯所面臨的歷史環境以及國家所面臨的任務背景去思考。如果我們從21世紀的所謂道德高度來分析、評判上世紀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迫害事件的話，這種對歷史數據的造假就不可避免。我們在分析政治迫害的時候，實際上很簡單的做法是看當時的統計數據。比如，1926—1936年蘇聯每年的自然增長人數是110萬人，而1936—1940年政治迫害高潮時期蘇聯每年自然增長人數是150萬人。戰爭期間每年關押在集中營中的人數大約是90—100萬人之間，而今天的俄羅斯監獄中被關押人數有100多萬人，與前一數據大致相當。所以，如果用真實的數據來分析歷史的時候，很多事情完全可以理解。

　　因此，關于蘇聯時期的這一事件可以簡單地總結為：我們在給任何一個統治者做政治結論的時候，哪怕在他統治期間死了一個人，我們對他的評價也不可能是完全正面的。任何一個統治者在他執政期間發生的不公正的事情越多，他的罪責就越大。但是，我們在評價任何一個統治者的功勞和罪責的時候，都應該按照歷史的真實來進行。歷史是任何一個民族的主要財富，而真實性是歷史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當然，恢復歷史真實的工作有時很復雜、很費力甚至很危險，很多歷史學家為了歷史的真實要付出代價。公布歷史的真相不能獲得什么，但是獲得真相的代價卻很高昂。

　　二、蘇聯在二戰中的重要歷史作用

　　俄羅斯的歷史教科書已經有成千上萬種，很多教科書獲得索羅斯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的贊助，拿這些外國基金寫教科書的人們已經在莫斯科郊外蓋起了別墅，但是他們躲在那里不敢見人。正如大家所知，在俄羅斯歷史問題上的造假行為已經十分普遍，規模巨大，俄羅斯總統被迫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應對這一情況。遺憾的是，這個委員會有的成員就是參與造假的人。這個委員會還有幾個工作組為委員會的工作提供支持，我本人負責其中一個工作組。12月份我們將組織一個研討會談論歷史教育問題，我將在會上做一個主旨報告，我們將面臨一場尖銳的斗爭。對中國的訪問使我堅定了參與這場斗爭的立場和信心，即研究本國歷史的時候要堅持歷史的真實。

　　2010年是衛國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念年，這兩件事已經成為熱議話題。5月9日俄羅斯紀念了勝利日，9月2日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紀念日。二戰的主要戰勝國是蘇聯和中國。蘇軍在遠東打敗了日本關東軍。作為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承認，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

　　為了貶低蘇聯戰勝德國法西斯以及在二戰勝利中的作用，有人出版了不計其數的書籍來貶低莫斯科保衛戰、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庫爾斯克坦克大會戰等戰役的作用，同時極力宣揚英美等國在戰爭中的作用。在有的書籍中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用兩三行就寫完了，而對于北非戰場卻用了很多章節，描寫得非常詳細。事實上，英國軍隊在北非面對的主要是那些受過傷的準備康復的德國士兵，而且德國在北非投入的坦克數量少，火炮等也是老舊裝備。英軍在數量上占優勢，隆美爾雖然被打敗，但是英軍的勝利對二戰結果沒有多大意義；而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則要殘酷得多，它也是二戰的轉折點。

　　另外，蘇聯在二戰中的損失十分驚人。這里僅提供一個數據，蘇聯在戰爭期間直接戰斗減員為868.4萬人，另外在蘇聯廣袤的被占領土上還有8500萬蘇聯人民，德國人在這些占領區屠殺了850萬蘇聯老百姓。蘇軍被俘人員為450萬人，其中250萬名俘虜被德軍屠殺。蘇軍俘虜的德國軍人是390萬人，其中的350萬人最終回到了德國。即德國人屠殺戰俘，蘇聯對待戰俘卻是非常人道主義的。德國戰俘因為疾病等原因死亡了40多萬人，其余的350萬人都回到了德國、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歐洲其他國家，他們戰后正常地生活了下去。蘇聯在戰爭期間的全部人員損失加起來有2660萬人，這是巨大的損失。二戰前，蘇聯人口有1.9億人，二戰期間損失了2660萬人。

　　三、關于波蘭卡廷事件

　　卡廷事件在歷史上長期秘而不宣。當時蘇聯把槍殺波蘭軍官的責任推到了德國黨衛軍和蓋世太保身上。

　　1938年，蘇聯積極努力跟法國、英國、波蘭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對此有兩個目標：首先是贏得時間建立強大的反法西斯聯盟，嚇阻德國的進攻；其次是為蘇聯軍隊準備武器裝備和培訓軍官等爭取時間。遺憾的是，當時只有英國對建立統一戰線的建議持肯定態度，但最終還是拒絕了。相反，英國和德國秘密簽署了一個互不侵犯條約。得知英德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后，蘇聯也開始努力與德國簽署這樣的條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與英德互不侵犯條約之間從原則上沒有任何區別，但這個條約有一個秘密附件。根據這個附件，蘇聯把內戰期間失去的土地收回來，包括烏克蘭西部、白俄羅斯西部、摩爾多瓦的一部分和波羅的海國家在內的俄羅斯土地，根據立法會議的決議不費一槍一彈都收了回來。

　　但是，波蘭的情況不同。1939年9月，德國進攻了波蘭，波蘭一小部分軍隊進行了抵抗，但是這一部分抵抗被德國殘酷地消滅了，作為應對，蘇聯也進入了波蘭的領土。波蘭的一部分軍隊也對蘇軍進行了抵抗，但是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流血沖突，當然也沒有人拿著鮮花來迎接蘇聯紅軍。2萬波蘭軍官被俘，還有很多普通俘虜，但士兵被當場釋放，2萬軍官就被關押在離卡廷不遠的集中營里。蘇軍對俘虜進行了甄別，即哪些人是親蘇聯的，哪些人是反蘇聯的。

　　6月22日德國開始入侵蘇聯后，情況發生了變化。蘇聯最高統帥部有一個判斷，如果釋放這批軍官，他們很可能加入德軍，與蘇軍作戰。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因為在入侵蘇聯的德軍中有200萬人來自匈牙利、羅馬尼亞、意大利、捷克等國家。1941年6月德軍進攻蘇聯時，就有一個全部由波蘭軍人組成的軍團。蘇聯當時的擔心就是這些被俘的波蘭軍官加入這個軍團，參加德軍進攻蘇聯。但是這2萬軍官不是根據法庭的判決被槍斃，這種做法本身是一種犯罪。我們可以辯解的是，如果這2萬軍官加入德軍進攻蘇軍，將有更多的蘇軍犧牲。當然，這只是一種假設，我們不能因為假設而殺人。

　　在搞清楚卡廷事件之后我們還有一些情況要考慮。1918—1920年蘇聯面臨的不僅是內戰，它首先還面臨軍事干涉問題。當時，最早與年輕的蘇維埃軍隊作戰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軍隊，此后法軍在克里木登陸，英軍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摩爾曼斯克的南部進攻，美軍和日軍在遠東進攻，等等。年輕的蘇維埃面對14個國家軍隊的包圍，其中就有波蘭，波蘭軍隊深入到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部分地區。紅軍在打敗這些外國軍隊的時候，也有計劃要徹底打敗波蘭軍隊。當時紅軍統帥契訶夫斯基的任務是殲滅華沙方向的波蘭軍隊，但是1920年的這個戰役并不成功，紅軍被打敗了，約有10萬紅軍被俘，其中有8萬人沒有回來，這些人全部在波蘭的集中營里被殺害。

　　因此，如果說1941年2萬波蘭軍官被槍斃是犯罪的話，那么1920年8萬蘇聯官兵在波蘭的集中營被殺害同樣是犯罪。這兩個都是犯罪，所以無論是俄羅斯當局還是波蘭當局都應該懺悔。

　　現在有人要求俄羅斯承認犯罪，而對自己的犯罪卻只字不提。

　　我不需要去做俄羅斯的總統，但是如果我做了俄羅斯總統我會要求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捷克斯洛伐克人這些參與過對蘇聯作戰、屠殺蘇聯平民的國家對俄羅斯道歉。波羅的海國家對俄羅斯有很多怨恨，我們要問的是，蘇聯早期領導“契卡”的是什么人，是拉脫維亞人。拉脫維亞的槍手是“契卡”的主要進攻力量。所以，歷史往往都是絞纏在一起的，它有很多不同的線索。

　　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的時候不可能完全對其他國家持一種客觀的立場，我們現在只是努力地做到這一點。我認為，我的俄羅斯同行們比美國和歐洲的歷史學家要更加客觀一些。比如，200萬外國兵團所參加的不僅僅是德軍，還有黨衛軍，其中148萬死于與蘇聯的戰爭，這些人死在蘇聯的國土上，但他們是作為希特勒的同盟軍來到蘇聯國土之上的。他們的后代要把他們祖輩死亡的責任放到希特勒身上還是斯大林身上？他們把責任放到斯大林身上的做法難道公平嗎？那些人可是站在希特勒一邊與希特勒一起進攻蘇聯的。

　　四、史學家應客觀公正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斯大林讓整個歐洲尸橫遍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不符合歷史事實。任何時候都應該知道歷史真相是什么。任何一個錯誤如果把它放大，那么它就不是真相，這是對歷史不負責的態度。

　　在討論二戰的時候，我們應該非常認真地分析勝利的來源。現在基本都不提斯大林在戰爭中的作用，也不提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作為戰爭組織者在戰爭中的作用，也不提當時的社會制度及其優越性在這場戰爭的勝利中所起到的作用。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在這場戰爭中“人民”取得了勝利。當然，沒有“人民”勝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1855年戰爭、1904年戰爭和1914年戰爭中都有“人民”：1855年，“俄羅斯人民”在克里木戰爭中遭受了重大失敗；1904年，“偉大的俄羅斯人民”又被小小的日本打敗； 1914—1917年，也是“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打敗了，“人民”帶著武器逃回了自己的老家，讓德國人占領了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土地。人民本身具有巨大的力量，但是人民需要人來領導。因此，斯大林對于二戰勝利的作用是不可排除的，同樣，蘇聯共產黨的作用也是不可排除的。

　　二戰中蘇聯共產黨有700萬黨員，其中300萬人戰死在前線，后方的黨員們不分晝夜地工作來保障前線的需要。所以，歷史是人民最主要的財富，而政治領袖則是其中的瑰寶。如果我們貶低我們的前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就等于我們貶低自己。

　　我們也許應該借鑒其他國家的一些經驗和做法，一方面真實地描述歷史，另一方面用一些浪漫筆法來描述歷史。比如說美國與中國、印度、俄羅斯、韓國相比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它沒有我們這些國家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全世界的冒險家從英、法、俄和全世界各地跑到北美洲屠殺當地的印第安人建立了這么一個國家，這本來是很可恥的一部歷史，但是美國人卻為自己的歷史感到驕傲。美國人完全歌頌和贊揚自己過去的歷史，事實上它在歷史上的罪行罄竹難書。美國人很清楚如何才能加強民族精神，對他們而言歷史是具有召喚性的東西，是取得進步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為什么我們不能這么做呢？我們有值得驕傲的歷史，在科技、文化等很多領域我們都有值得驕傲的東西。

　　中國在歷史上一直都是防御他國入侵的國家。俄羅斯在歷史上也多次面對外敵入侵，比如俄羅斯與波蘭進行的戰爭就是在俄羅斯領土上進行的。俄羅斯與法國打過仗，但是捍衛國家主權卻是在莫斯科郊外進行的。蘇聯打敗德國法西斯的戰役主要在斯大林格勒、列寧格勒、基輔和庫爾斯勒等地進行，而不是在德國領土上。在蘇聯的軍事戰略中就沒有要奴役鄰國人民的內容，相反北約的文件中這樣的內容卻多得不可勝數。

　　五、當前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根源

　　面對當前這場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我們應該聯合各國的學者來研究當代世界所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

　　中國經濟是當今世界為數不多的能夠在危機中平穩發展并克服危機的經濟體。世界上其他國家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中國是唯一的例外。對此有很多解釋，我們應該研究其中的各種因素。這些因素是什么呢？

　　首先，我們應該厘清這場危機的性質。有人說，這是一場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等等。但事實并非如此。經濟和金融問題只是危機中表現較為突出的領域而已。這場危機首先是世界觀的危機，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危機和一個理論的危機。事實上，這場危機的根源在于“自由民主”的這一套理論遭受了失敗，那些極端革命的理論也沒有帶來正面和積極的效果，西歐社會民主黨的那些理論也同樣需要我們進行檢討。

　　其次，當今人類需要一個新的理論模型，一個新的意識形態的框架。中國擁有這樣一個戰略（理論模型和框架），所以取得了我們所見到的成果。對于中國的老百姓而言，幾乎沒有感受到這場危機。從全球發展和定位來看，中國在危機中極大地提升了自身地位。正是因為中國目前擁有先進的發展理論，所以很多國家不愿講中國所取得的成就，這一情況對中俄關系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俄羅斯的精英階層大多數是一群面向西方立場的人，俄羅斯學術界有人希望改變這種局面。俄羅斯國徽上的雙頭鷹一個向西看一個向東看。我認為現在向西看的這只鷹看起來個頭大一些，但是不明智；向東看的這只鷹看起來個頭小一點，但是卓有遠見。我們的任務是讓這兩只鷹長得一樣大。

　　（本文是俄羅斯社會大學校長、科學院院士茹科夫2010年9月7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作的關于蘇聯歷史的學術報告。本刊發表時有刪節。）

　　（ 薛福歧 譯　楊進 整理）

附文1：

　　經過近20年的社會轉型之后，俄羅斯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而重大的變化。那么，在這轉型過程中俄羅斯的歷史科學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目前俄羅斯歷史科學又存在哪些問題？本文所要闡述的就是其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變化，同時也是俄羅斯歷史科學所存在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俄羅斯歷史被篡改的問題。

　　俄羅斯歷史被篡改的社會歷史根源

　　近年來，很多俄羅斯歷史學家在自己的著作中都對目前俄羅斯國內外出現的篡改俄羅斯歷史這一行徑和現象表示了深刻的憂慮和憤懣，同時對出現這一現象的根源進行了剖析，對遏制這一現象和解決這一問題提出了各自的中肯意見和建設性對策建議。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歷史系近現代史教研室教授、歷史學博士 ..斯米爾諾夫在發表于俄羅斯史學雜志《近現代史》2010年第3期上的《關于歷史知識的可靠性問題》一文中指出：“歷史知識的可靠性問題，是歷史科學的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我們是否真的掌握了關于過去的可靠資料，或者只是提出假設、推斷？當然，這是一個永恒的問題。在各個時代并且在各個國家，嚴謹的歷史學家都力求對歷史事件作出可靠的闡述，力求將可靠的資料同不可靠的資料區分開來，將事實同傳說和臆想區分開來，將真正的文件同偽造的文件區分開來。這是歷史學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覺得目前在我國，歷史知識的可靠性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為什么恰恰是在我國并且又是在目前呢？因為在最近的20年里我們經歷了大規模的震蕩，蘇聯解體，共產黨政權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垮臺，整個價值體系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急劇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絕大多數蘇聯人以自己的國家而自豪，因為這個國家在反對希特勒德國及其盟國的慘絕人寰的戰爭中贏得了勝利，成為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個，其工業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二位，在人類歷史上首次發射火箭探月，并將人送進了宇宙，成為曾經生活在地球上三分之一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力量。然而，突然爆發了一場改革，并且在大約四五年的時間里國家的面貌就完全變成了另一番模樣。國內的新聞工作者、政治家、出版界人士開始寫道：‘布爾什維克多年執政的主要結果是一具具尸體堆積如山’；蘇聯人70年在‘一個悲慘的’、‘倒霉的’、‘該詛咒的國家里’‘建造了一所瘋人院’。繼新聞工作者之后，一些歷史學家也提出了跟他們自己僅僅在幾年之前所確定的觀點和論調完全直接對立的觀點和說辭。特別是對待一次次革命的態度和觀點遭遇了重新審視，這些革命曾經被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和學說而看作是‘歷史的火車頭’、‘被壓迫和被剝削人民的節日’。而現在，新聞工作者們則痛斥‘革命瘟疫’，努力證明‘革命比戰爭壞’，‘革命從精神和道德上瓦解了人，因為革命不具有任何的精神和道德根據’。奠定了蘇維埃國家基礎的十月革命，現在則被看作是‘1917年慘劇’，是用德國人的金錢完成的‘一場布爾什維克的政變’。”“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出現了對歷史的篡改，甚至干脆就是杜撰。”

　　俄羅斯歷史被篡改的國外因素

　　俄羅斯學者不僅剖析了俄羅斯歷史被篡改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根源，而且還揭示了俄羅斯歷史被篡改的國外因素。 ..斯米爾諾夫教授指出：“公眾對于歷史學家們的著作的不信任，引發了在蘇聯解體之后在其原先的領土上建立起來的一個個國家重新書寫歷史。原先的蘇聯的一個個加盟共和國變成了一個個以其原先的共產黨的第一書記或者第二書記為首的主權國家，這些人迅速地癡迷上權力，給自己置備了大量的警衛和隨從人員以及私人飛機。在國外訪問的時候，他們受到了儀仗隊的歡迎，他們跟大國領導人站在一起拍照留影。一些人開始給自己建造宮殿，整套整套地收集珍貴物品，在一個個廣場上豎起自己的金燦燦的雕像。為了看上去像是重要的、有歷史記載的活動家，他們不得不重新書寫歷史。這些國家里做這件事情的歷史學家們不僅受往上爬的欲望的驅使，而且受愛國主義的意圖的左右。要知道，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希望證明他們曾經在歷史上扮演過非常重要的角色，曾經在歷史上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獲得過杰出的成就，戰勝過無數陰險而兇狠的敵人。在這里，可靠性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事實‘跟上了’所需要的想法；‘不利的’事實則被回避提起或者干脆被否認。叛徒變成了英雄，而原先的英雄則變成了叛徒。”

　　俄政府及史學界遏制篡改俄羅斯歷史行徑的對策

　　俄羅斯國內外出現的對于俄羅斯歷史的篡改，自然引起了俄羅斯政府及其領導人以及廣大歷史學家們的深切憂慮和關注。2009年5月19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簽署了關于建立遏制損害俄羅斯利益篡改俄羅斯歷史的企圖和行徑委員會的命令。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歷史學分部負責人 ..季什科夫在2009年5月29日俄羅斯科學院歷史學―語言學部全體大會上作了關于2008年歷史學研究主要成果的總結報告， ..季什科夫院士在其報告一開始的時候就評價指出，梅德韋杰夫總統于2009年5月19日簽署的命令“是社會各界對于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的關注度正在提高的一種反映”，“對于歷史的興趣，是俄羅斯公民與日俱增的愛國主義情感的一個部分”。 ..季什科夫院士認為，篡改歷史的問題比較復雜，“除了跟俄羅斯鄰近或比較遙遠的國家對于過去提出了種種新的解釋和說法之外，種種自我毀滅的解釋和說法也隱含了巨大的危險。”莫斯科國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斯米爾諾夫也在其《關于歷史知識的可靠性問題》一文中對梅德韋杰夫總統所簽署的上述命令作出了自己的評價并且對如何遏制對俄羅斯歷史的篡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帶有傾向性地描述歷史事件并且直接篡改歷史事件已經達到了這樣的規模和程度——以至于俄羅斯政府在不久前建立了同篡改歷史的企圖和行徑作斗爭的專門委員會。一些歷史學家建議通過專門法律以便界定哪些可以被看作是可靠的、而哪些應該被看作是被篡改了的。在我看來，這么做不會產生任何好的結果……我認為，同篡改歷史的企圖和行徑作斗爭的主要方法是在讓專家們無障礙地接觸到包括收藏在國家和各部委局一個個秘密檔案館里的檔案文件在內的文獻資料的前提下，自由地展開學術討論。”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莫斯科國立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俄羅斯聯邦國家獎金獲得者卡爾波夫?謝爾蓋?帕夫洛維奇教授在其發表于俄羅斯史學雜志《近現代史》2009年第 5期《當代的歷史科學：現狀和發展前景》一文中也對如何遏制對俄羅斯歷史的篡改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俄羅斯聯邦領導人對于篡改歷史之風的盛行深感憂慮，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正確的。他們應當把主要的壁壘放在認真的、專業性的鑒定上，放在宣傳科學的歷史知識上，放在搞清楚偽歷史理論得以形成和出現的方式方法和根源上，而不是放在書報檢查的種種限制上。在這一點上，歷史學家不應該為了迎合‘社會訂貨人的口味’而犧牲歷史的確實性并掩蓋或者簡化復雜的過程和現象。在同論敵們的爭辯中，要有勇氣堅定地說‘不’，而不要屈從于錯誤的折衷意見。”“有一個問題比較尖銳，這個問題就是俄羅斯學者與跟俄羅斯近鄰的各國學者對歷史事件持不同的闡釋。我們源自一個搖籃，我們大家都還處于一個共同的教育空間，因而我們應當探尋研究我們的共同的過去的共同立場。而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和方法，只能是對話、用超越于政治之上的態度和方法來對待歷史、摒棄錯誤的政治化。在這一點上，必須堅持有原則的、深思熟慮的立場，并且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將會存在這樣一些問題——大家要就這些問題達成共識將會極其困難。”

附文2：

　　出生于1929年、現今已81歲高齡的根納吉·奧希波夫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被譽為當今俄羅斯社會學的“泰斗”。在近60年的學術生涯中，奧希波夫與俄羅斯政界關系密切，在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望。前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代表團訪俄，與奧希波夫等俄方學者座談。下面結合座談內容和奧希波夫的其他著作，分析介紹其關于蘇聯解體和蘇共敗亡的觀點。

　　一、 蘇聯不是自動解體，而是被瓦解、被肢解了

　　在回答蘇聯解體原因時，奧希波夫首先強調，蘇聯不是解體了，而是被瓦解、被肢解了。蘇聯解體違背人民的意志，也違背了全民公決。在全民公決中，除格魯吉亞等少數幾個加盟共和國外，所有其他的加盟共和國都贊成保留蘇聯，反對解散蘇聯。蘇聯解體是歷史的悲劇，是巨大的地緣災難。中國取得的成就更凸現了這一點。

　　導致蘇聯解體的客觀原因是不存在的。蘇聯有雄厚的科技基礎，在空間科學、核能和導彈技術等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蘇聯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已經掌握了很強的信息和自動化技術。斯大林時期提出消滅殖民主義，消滅駐外國的軍事基地，提出了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斯大林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如果不是蘇聯在二戰后的努力(1949年蘇聯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核戰即第三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

　　造成蘇聯瓦解的力量首先來自外部。西方國家把冷戰強加給我們,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進行妖魔化的宣傳。西方國家每年用于對社會主義國家宣傳的資金達到600億美元。 70年代后期，基辛格講：“干什么還要進行宣傳?直接在蘇共黨內建立第五縱隊，培養代理人。”為了使第五縱隊發揮作用，就要推行公開性。在公開性的背景下，開始歪曲蘇聯社會與歷史真相，這樣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大屠殺”、“大恐怖”，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我們有一個歷史學家講，沒有肅反，蘇聯就打不贏二戰。有人講20世紀30年代的肅反槍殺了5000萬人，這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1937年肅反后蘇聯人口明顯增長了，而不是下降了。這種歪曲、篡改歷史的行為影響了人們的思想意識，造成很多人認為社會主義是法西斯式的極權主義制度。這些歪曲歷史的事件都與第五縱隊有關，他們有意識地歪曲歷史。例如，把斯大林描繪成殺人犯，把蘇聯制度描繪成極權主義制度，蘇聯人民是幼稚可笑的,像垃圾一樣。他們還胡說蘇聯靠壓迫其他加盟共和國而生存。實際上，大部分加盟共和國包括烏克蘭都是靠蘇聯的補貼而生存的。西方的代理人、第五縱隊不僅進行宣傳，而且組織和擴大隊伍。

　　二、 蘇共衰弱始于赫魯曉夫時期 

　　二戰結束后，冷戰旋即開場。冷戰的目的在于消滅蘇聯。為實現這一目標，西方主要從兩大領域著手——在經濟領域，西方利用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在思想領域，西方通過腐蝕黨政高官取得了最終的勝利。比較而言，后者比前者的威力更大。斯大林逝世后，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直到戈爾巴喬夫，蘇聯領導層一直陷入爭權奪利的內耗中。蘇共精英的退化最終導致經濟衰退和國家滅亡的結局。

　　從1956年開始，溫和的“去斯大林化”轉變為極端的與過去歷史決裂的運動。蘇共20大期間，赫魯曉夫在閉門會議上作了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報告。這一事件直接挑戰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沉重地打擊了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基礎，開啟了國家滅亡的進程。

　　可以斷定，這一系列打著國家和共產主義旗號行為的始作俑者就是赫魯曉夫。個人崇拜固然為文明社會所不容，但當有一個領袖能代表民族利益時，國家更為強大。身居高位后，赫魯曉夫追求的不是蘇聯社會和國家的利益，而僅僅是一己私利。“如何才能打壓斯大林，以雪多年充當克里姆林宮小丑的恥辱?”這樣的念頭始終困擾著他。“要超越偉大的前任并取而代之，必先使其威信掃地。”赫魯曉夫無疑通曉這一權術。歷史已經證明，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做的《論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充滿了臆想、歪曲和不實之辭。斯大林雖然犯了嚴重的、近乎犯罪的錯誤，不算是一位理想的政治家和國家領袖，但在那個時代，正是他勇敢地維護了俄羅斯及蘇聯其他民族的利益。而在他之后的蘇聯以及俄羅斯的領導人常常被罪惡的念頭所驅使，主觀上犯罪，實際行動也是與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

　　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的崩潰并非始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赫魯曉夫時期所謂的“解凍”、“偉大的十年”才是劇變的先聲。在赫魯曉夫執政的過程中，有過分的野心，有超天才的自信，有對斯大林的刻骨仇恨。赫魯曉夫對國家造成的物質上的損失堪比二戰中的損失，這還不包括在政治上、道德和精神上的損失。我們在一本專著中列舉了赫魯曉夫對蘇聯200個致命的打擊。赫魯曉夫的政策措施沉重地打擊了蘇聯的國家權威，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聲譽江河日下，無法挽回。

　　三、 勃列日涅夫時期黨的領導人腐化變質嚴重 

　　蘇共黨的變質，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時期開始的，70年代后表現最為嚴重。干部任用憑個人關系、親屬和小集團，黨內關系建立在個人關系基礎上。官員干部只是追求個人生活享受。有人提出，在赫魯曉夫時期，在導彈、衛星和核能方面也取得了成就。我的回答是，所有這些成就都是斯大林時期打下的基礎。例如關于原子能，早在1943年就開始核能研究了。如果不是有了這些研究，杜魯門對于蘇聯城市進行核攻擊就實現了。

　　勃列日涅夫曾試圖阻止事態的惡性發展，但是他的個性軟弱，好妥協、中庸，無力抗衡從赫魯曉夫那里繼承下來的黨政班子進行的或明或暗的抵制活動，最終他未能勝任這項關系到國家存亡的光榮任務。勃列日涅夫的另一弱點在于，他不能正確處理軍事手段和政治的關系，甚至有時候動武在先，政治反而被挾持了。像華沙條約組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8)、蘇軍在阿富汗開戰等都極大影響了蘇聯國家形象，使蘇聯和它的盟友在國際舞臺上陷于孤立。

　　勃列日涅夫時期被蘇聯官方宣傳為“發達社會主義”，事實上蘇聯社會不僅在其他國家逐漸失去吸引力，連它自己的國民都越來越不滿意。生產停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貧富差距拉大、影子經濟盛行、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成風、體制僵化、停滯不前、國際沖突迫近，等等——這就是勃列日涅夫統治時期的圖景。這一切導致各種反社會主義事件頻發，民眾對蘇共統治的負面情緒日益高漲，整個社會都失去了對國家未來發展的信心。 70年代后期，人民逐漸明白，蘇聯根本算不上是“發達的社會主義”。所以安德羅波夫才呼吁“要認清我們所處的社會”。這位領導人發出的呼聲顯示，蘇共已經對社會和國家的發展束手無策，并且喪失了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先地位。在這個時候，“唯有深謀遠慮的，建立在民族共識的基礎上并兼顧國內國際利益的大政方針才能把國家從覆滅中拉出來。”可悲的是，歷史跨入90年代時，一場災難已不可避免。

　　四、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背叛最終葬送了蘇共 

　　導致蘇共敗亡和蘇聯被瓦解的第三個因素，奧希波夫認為就是背叛。背叛這樣一個大的國家，使之解體，其罪魁就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他說，他與戈爾巴喬夫本人相識已久，其夫人賴莎就是他們研究所一個研究室的研究生。戈爾巴喬夫對蘇聯有一種反常的仇恨，這導致他后來的行為。戈爾巴喬夫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在二戰時期被德軍占領。戈爾巴喬夫性格上特別自尊，領導國家又特別無能。他認為自己的總統制應該像英國女王的權力，什么都有，又什么不用干，不承擔責任。再有就是“金錢”的作用。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時期最后一任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透露，戈爾巴喬夫拿了韓國總統盧泰愚的錢，還有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錢。

　　還有，戈爾巴喬夫在20世紀80年代與美國總統里根簽署裁軍協議，里根承諾給戈爾巴喬夫諾貝爾和平獎。另外，在東西德合并問題上，美國人曾許諾，如果蘇聯答應從東德撤出軍隊的話，西德給蘇聯4000億美元的補償。但是蘇軍后來撤出后，西德只給了蘇聯80億美元資金。而撤出的西部軍團回國后沒有地方駐扎，只能駐扎在俄羅斯的曠野中。另外，當時連法國領導人和英國首相撒切爾都十分擔心歐洲出現統一強大的德國，蘇聯軍方和外交部門提出統一后的德國不應加入北約，可是戈爾巴喬夫竟然滿口答應，容許德國自由選擇，這幾乎使得美國總統布什都感到興奮和驚奇。

　　戈爾巴喬夫執政期間，社會上已經出現了多個反蘇的力量，如蘇共“民主綱領派”。奧希波夫和他的同事們馬上出版一部書，集中收集了瓦解蘇共的種種案例，其中一本是“民主綱領派”會議的速記稿。其中披露，當時蘇共“民主綱領派”代表人物波波夫就講：“我們的行動不要考慮人民，我們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商品緊缺和局勢緊張狀態。”這是原話。

　　從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奧希波夫和他的同事們每年都進行年度社會政治調查，到現在一共出了18部年度報告。他們認定，戈爾巴喬夫是反人民的，其改革不是導致民主與市場，而是導致野蠻資本主義、寡頭主義。

　　葉利欽很偶然地獲得了權力，他對此沒有多少準備。面對如此大的國家和眾多的問題，全是靠一兩個人拍腦袋決策。奧希波夫和他的研究所一份事關幾個斯拉夫國家聯合的報告，想面陳葉利欽。當找到葉利欽的貼身警衛科爾扎科夫時，他張口便說，保證葉利欽馬上簽字。今天帶來今天簽，今天沒帶，哪天送來書面報告當即簽。這種不嚴肅的決策方式，令我感到震驚。葉利欽選蓋達爾推行經濟改革的“休克療法”也是憑感覺、拍腦袋的結果。

　　1991年11月的一個深夜，葉利欽找到蓋達爾。蓋達爾吹噓說，兩年內經濟等所有情況都會變好。葉利欽問，你能向我保證嗎?蓋達爾講，以我父親的名義保證(蓋達爾是紅色子弟，祖父是紅軍英雄、作家，父親是海軍將軍，曾以武官身份出使古巴、南斯拉夫等國)。于是開始了激進的經濟改革，實際上是野蠻的資本主義。其實，對此奧希波夫和他的研究所早就警告過了，但被扣上“災難論者”的帽子，認為在妨礙現行政策的實施。

　　所以說，蘇聯被瓦解不是瞬間的事，而是國際敵對勢力及其國內代理人長時間里苦心經營的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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