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蘇聯對斯大林的批判及其后果

    

    [摘要]：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了一場批判斯大林的運動。這是由戈爾巴喬夫主導的，丑化斯大林以及批判蘇共其他領導人的活動。對斯大林以及蘇共其他領導人的批判，嚴重破壞了蘇聯領袖的形象，搞亂了思想意識，帶來信仰危機。揭露歷史“空白點”引發了各種社會矛盾，是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重要思想因素。

    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在蘇聯以“民主化”、“公開性”為旗號，進行了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批判的矛頭首先指向斯大林，也指向蘇共早期其他領導人，實質是指向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這場批判運動不僅歪曲歷史、完全丑化了斯大林等前蘇聯領導人的形象，也嚴重損害了蘇聯共產黨的威信，從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領域動搖了蘇維埃國家的根基，是蘇聯解體的重要思想因素。
    蘇聯解體不久，俄羅斯學界與政界在分析蘇聯解體原因時，開始了對歷史的反思，反思當年對斯大林等領袖的批判。進入新千年前后，在俄羅斯出現了重新評價斯大林的社會思潮。這種重評不僅僅是對斯大林個人的重新評價，也是對蘇聯時期的歷史、蘇聯共產黨的功績與過失的重新看待。在一定意義上，又是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被摧毀的社會價值觀的再建。
    一、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蘇聯對斯大林的批判
    1986年初，戈爾巴喬夫提出“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的口號。在中央，戈爾巴喬夫要求把一些有關30年代大清洗的材料公開，因為“黨和社會還不知道斯大林制度的全部罪行，要接受事實的教訓，必須將那一時期的真相公諸于眾。”一批歷史檔案開始對外開放，成立了許多專門委員會為斯大林時期的受害者恢復名譽，大批持不同政見者和政治犯也逐漸從勞改營或國內流放地釋放回來，他們成了國家實行“政治迫害”的“活證據”。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要擴大公開性，還提出在蘇聯歷史中“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他對著名的史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中沒有人公開站出來感到不滿意，于是，在這幾個領域里進行了批判斯大林的動員。為擴大宣傳陣地， 《星火》、《莫斯科新聞》等主流報刊的主編相繼換成自由派知識分子，這些報刊連篇累牘地登載批判斯大林的文章。在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嚴厲批判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1987－1988年，批判斯大林的運動達到了高潮。1990年7月，在蘇共第28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再次嚴厲批判了“斯大林一伙的罪行”，并幾次聲明要拋棄“斯大林極權體制”。在大會正式通過的決議中清楚地寫道：“極權的斯大林體制給國家、人民、黨、社會主義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損失，這一體制正在被取消。” 對斯大林的批判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之后。就這樣，在蘇共上層的主導下，蘇聯掀起了一場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狂潮。照一些人的說法，蘇聯過去的挫折和失誤都是由斯大林造成的，而成績和進步則是違背他的意志取得的。斯大林被看作給人們帶來痛苦和不幸的災星，“獨裁者”、“暴君”、“陰謀家”、“殺人犯”等等成為他的常用稱謂，在幾年之內，斯大林被完全妖魔化了。
    隨著批判斯大林的進一步升溫，自然提出了對“導致斯大林現象產生的蘇共其他領袖人物”的批判問題。1989年以后，對斯大林的批判，逐漸擴大到批判與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以及列寧本人。開始時，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指出，斯大林的錯誤實際上與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乃至列寧本人有著直接聯系。也有人干脆說，斯大林之所以“罪惡累累”，是因為列寧帶了個“壞頭”。1990年，在準備紀念列寧120周年誕辰時，戈爾巴喬夫向手下人提出，應該“結束把列寧‘描繪為神’并加以崇拜的現象，設法使列寧歸入歷史上活動家的行列，理應根據‘他的時代背景’對他進行客觀的、科學的研究和認識”。于是，對列寧也“動起手來”。關于列寧的“罪證”主要有這樣的說法：十月革命并非是一次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社會革命，而不過是一個巨大的陰謀，是一次在西歐一小撮陰謀家和冒險家的情報機關幫助下，由‘德國奸細’列寧和‘英美’特務托洛茨基密謀組織并挑唆完成的一次‘政變’”。有作家公然宣稱“十月革命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列寧“不是一個善良的人”，而是一個“具有革命的殘酷性的人”，“斯大林一點也不比他的導師更殘酷，列寧就是昨天的斯大林。從1989年起，蘇聯各地連續發生了多起推倒列寧紀念像，或向列寧像涂抹油漆、投擲臟物的事件。
    二、批判斯大林以及蘇共領導人的緣起與目的：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
    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對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的批判有其思想淵源以及最終目的。
    首先，批判斯大林的最早起因可以追溯到蘇共20大。眾所周知，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揭開了批判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序幕，蘇共22大后又采取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措施。對此，戈爾巴喬夫持肯定態度，認為這是“重新評價內外政策、分析歷史事實”，不過，他把這種“重新評價和分析”給進一步“發展”了：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對斯大林的“揭批”，不僅在深度上把斯大林的“罪行”做了深入剖析，在廣度上可謂無限擴大了。
    戈爾巴喬夫自稱“蘇共20大的產兒”，他曾不止一次地公開贊揚“赫魯曉夫大無畏的行動”，高度評價蘇共20大“是對極權體制的第一次沖擊，是朝社會民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不過，戈爾巴喬夫認為赫魯曉夫在揭露斯大林方面還有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擊的現象的深層基礎”。戈爾巴喬夫明確地指出這個“深層基礎”就是“社會體制”。所以當他宣稱要在全社會推行“公開性、民主化”，與“極權的官僚體制決裂”時，自然也仿效赫魯曉夫的做法，首先發起對斯大林等蘇共領袖人物的攻擊。
    其次，從思想素養上看，沒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是戈爾巴喬夫等人全盤否定蘇共領袖和蘇共歷史的思想根源。戈爾巴喬夫在給一本書所寫的序言中曾寫道：“開始改革的時候，我關心的主要是政策。我認為必須徹底改變蘇共的政策，因為蘇共把國家引入了一條死胡同，把世界推向了核對抗。” 的確是這樣，改革之初，戈爾巴喬夫的“加速發展戰略”受挫，他不是從主觀方面尋找原因，反而認為這是體制障礙問題，便急于著手政治變革。他十分清楚：要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綱領，必須和原有的蘇聯體制決裂，并幻想以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來取代“舊體制”。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原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在2001年回憶道，1987年以前，戈爾巴喬夫表現得好像非常堅定，但實際上他的信仰早就發生了動搖。他曾私下說：“共產主義思想對于我已經過時”。后來，他和雅科夫列夫一起，從組織上和宣傳上從事反共活動。他們首先控制住蘇共輿論宣傳陣地，借“公開性”和“民主化”大搞無政府主義的民主，通過全盤否定斯大林、夸大蘇共的歷史錯誤、揭露存在的官僚腐敗等問題，搞亂了黨員和群眾的思想，為最后背叛確立了思想理論基礎。
    蘇聯要進行改革，確實需要對斯大林個人、斯大林模式作出正確評價，因為正確總結歷史經驗，對推動改革、多途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無疑是有益的，但戈爾巴喬夫等人“重評歷史”從一開始就帶有極大的主觀性和片面性，并且一步步走向全盤否定蘇共領導人和蘇聯社會主義70年歷史的道路。
    再次，批判斯大林以及蘇共領導人的實質：矛頭指向蘇聯社會主義制度。
    “公開性”的目標之所以直接指向斯大林，是因為戈爾巴喬夫從一開始就給改革定位為一場摧毀原來制度的革命，“改革是一個涵義廣泛，內容極為豐富的詞。但是，如果從它的許多同義詞中選出一個關鍵的、最能表達其實質的詞，那就可以這樣說：改革就是革命”。戈爾巴喬夫等人的任務就是先徹底清除這種“不正確”制度的代表——斯大林，而實際上他們最終摧毀的則是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
    1988年6月，在黨的第19次全國代表會議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談到，蘇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方針不僅是倡導“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的問題，而是要放棄蘇共是蘇聯政治體制核心的問題，是要把國家權力中心從共產黨手中向蘇維埃政權轉移的問題。這是他第一次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與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他稱之極權社會主義） 根本不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來改造黨的思想，就是用西方社會民主黨的那一套理論來替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用這個理論來改造黨，就是要最終取消黨的執政地位，按戈爾巴喬夫的說法是“把權力從獨家操縱的共產黨手中交到按憲法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的蘇維埃手里”；用這個理論來改造社會制度，就是把社會主義改變為資本主義。
    三、批判斯大林否定蘇聯歷史帶來深遠的社會后果
    利用各種輿論工具大張旗鼓地批判斯大林、批判蘇共主要領導人，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最終結果是全盤否定蘇聯歷史，帶來思想混亂，從而引發一系列思想意識和社會問題。
    首先，嚴重破壞了蘇聯領袖的形象，搞亂了思想意識，帶來信仰危機。
    對斯大林的批判伴隨著“公開性”鋪天蓋地而來，對一些歷史問題的解釋引起學術界和思想界的極大混亂。斯大林成了“惡魔”，列寧成了“無賴”，整個蘇共和蘇聯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社會思想意識被錯誤引導，是非完全顛倒。正如一位俄羅斯學者總結的那樣“改革的意識形態機器在破壞蘇聯社會集體的歷史記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國家歷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上
了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顛倒。” 當時，不止是斯大林的個人形象被嚴重扭曲，他所領導的黨、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形象也被嚴重損毀，社會主義價值觀被破壞，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信仰不斷下降。到1991年，在主流輿論千百次地重復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各種媒體把黨的領袖形象抹得漆黑一團，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把這些謊言和謬論誤認為真理的情況下，當共產黨被解散，社會主義制度被推翻的危急時刻，還有誰會站出來捍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呢？
    其次，批判蘇共領導人引發了各種社會矛盾，是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重要思想因素。
    意識形態的混亂加劇了經濟惡化，1988年，批判斯大林達到高潮，1989年，蘇聯經濟出現幾十年來第一次“負增長”，社會開始動蕩，民族離心傾向加強。1989年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后，蘇聯陷于完全混亂：民族情緒沸騰，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處于大規模內戰的前夕，幾百輛火車滯留在外高加索，在哈爾科夫，“人民魯赫”宣稱其“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獨立的烏克蘭。1990年2月，在莫斯科出現了有25－30萬人參加的示威游行，人們不僅喊出了“打倒利加喬夫”、打倒“戈爾巴喬夫”的口號，還要“打倒整個蘇共”以及克格勃，甚至要打倒一切，以使政權化為灰燼。
    在共產黨的領導人形象被破壞、社會輿論被搞亂的情況下，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離心傾向也加強了。從1989年起，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等一些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提出脫離或獨立于蘇共的要求。立陶宛共產黨不顧蘇共的勸阻和反對，于1989年12月20日在立陶宛共產黨20大上通過了《立陶宛共產黨宣言》和《關于立陶宛共產黨地位的決定》，宣布立陶宛共產黨脫離蘇共，與蘇共保持“平等的伙伴關系”。蘇共黨內所謂“民主派”也利用這一形勢，與黨外民族分離主義相互呼應、緊密配合，進行分裂蘇共、解體蘇聯的活動。
    第三，在批判社會主義制度同時“美化”西方民主，給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可乘之機。
    在批判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蘇聯媒體大加宣揚西方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思想，對蘇聯原有的思想信仰、道德觀念形成極大沖擊。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批判，對西方民主自由的宣傳，極大影響了蘇聯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政治導向。到戈爾巴喬夫改革末期，原來所謂的“堅定的列寧主義者”搖身一變成了“極權主義”的斗士，他們擁護“激進思潮”并到處傳播，大學里馬克思主義哲學課成了被嘲笑的對象，全國眾多的科學共產主義教研室仿佛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傳播西方政治學的基地。相當一批知識分子對西方模式頂禮膜拜，對蘇聯歷史和現狀心存不滿，其中少數知識精英最終成了瓦解蘇共、摧毀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急先鋒”。
    蘇聯解體以后，通過對這場劇變的反思，相當一部分俄羅斯學者認識到：“蘇聯解體是西方帝國主義有意識的政策的結果，他們借助在蘇聯內部被其收買的、貪贓枉法的一幫人直接實現了這個目的”。
    四、歷史教訓與反思
    蘇聯解體后，在反思歷史的過程中，當年批判斯大林的一些歷史事實逐步澄清。近年來，俄羅斯學界和民眾中涌現出一股重新評價斯大林的思潮。2003年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際，這股思潮達到一個高峰，正如《消息報》所說的：“在人民領袖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際，為他恢復名譽完全成為有組織的行動”。最有代表性的是當年一些對斯大林持批評態度甚至是持不同政見者的觀點。俄羅斯“紅色愛國者”作家邦達列夫曾經批判斯大林是一個“殘酷的、狡詐的、意志堅強和充滿矛盾的人物”。90年代后期，他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1998年底，他在一次講話中稱斯大林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人物”，認為斯大林“改造了俄羅斯，建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高度發達的社會”。在1999年發表的札記里，他把斯大林與世界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并列起來，充分肯定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建立的功勛。重評斯大林是俄羅斯存在的社會危機的反映，也反映出俄羅斯民眾希望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心理，因為在他們心目中，斯大林正是牢固地和“穩定”、“秩序”連在一起的領袖，為達到穩定的目的，政府和國家領導人應該有一雙像斯大林一樣“強有力的手”。
    當年，批判斯大林，批判蘇共其他領導人，將蘇聯共產黨的領導說成是充滿罪惡的，稱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為“極權體制”，同時極力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破壞國家形象和民族利益去追求所謂的自由民主，完全破壞了蘇共領袖的形象，摧毀了蘇聯人民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連社會基本價值觀都被否定了。當今俄羅斯重評斯大林，重評蘇聯歷史，強調的是斯大林的國家主義、強國思想，意在重建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道德、民族尊嚴為主題的社會價值觀，這是在蘇聯解體、經濟退步的情況下，俄羅斯政府重建民族信心的一個重要舉措。從這個角度說，重新評價斯大林和蘇聯歷史，其實質意義是要在俄羅斯重建社會的主體價值觀，因為任何社會都需要有正確健康的主體價值觀，有一個穩定的價值體系。只有保持穩定的社會價值觀，才能從社會意識上保證政府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才能在思想上鞏固國家的根基。只是，破壞容易，重建卻十分艱難，這是蘇聯歷史留給人們的又一個深刻教訓。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5期，摘自2010年第10期《理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