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健孫：毛澤東與新中國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沙健孫專欄——論文精選】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特網摘轉發沙健孫同志（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共第十三、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黨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時接受《思想理論教育導刊》記者采訪時的訪談——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這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慶典，也是各族人民的盛大節目。全面系統地回顧總結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輝煌歷程、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是當前廣大理論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務。其中，如何正確認識和科學闡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新中國誕生和發展作出的歷史貢獻，是研究和宣傳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為此，本刊記者近日采訪了北京大學沙健孫教授。沙教授對新中國建設的歷史性巨大成就進行了深入回顧總結，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建立的豐功偉績進行了充分肯定。現將訪談的主要內容整理如下。
　　本刊記者：在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時候，我們深切地懷念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沒有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浴血奮斗，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此，您是怎么理解的?
　　沙健孫：我們知道，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摧毀代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的反動政權，創建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由于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反動勢力極其強大，由于經濟政治發展極不平衡的中國的情況十分復雜，因此，為創建新中國而進行的斗爭不能不是一個偉大的，同時又是長時期的、艱苦的、曲折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投入工人運動，在此基礎上實現了與國民黨的合作，參加了廣東戰爭和北伐戰爭，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但由于黨當時還處在幼年時期，不善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正確地結合起來，這次革命遭到了失敗。
　　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調查研究中國的國情，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逐步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正確地結合起來，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革命道路；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和相關的方針政策；創建了新型的人民軍隊，建立和發展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加強了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中國革命由此走上了復興和勝利發展之途。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在大革命之后，中國人民經過10年土地革命戰爭、8年全國抗日戰爭和4年全國解放戰爭，即經過22年的艱苦奮戰，終于從根本上推翻了反動統治，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榮誕生。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表明，毛澤東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的締造者。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說：“回想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
　　毛澤東不僅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而且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奠基人，中國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創者，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人。正如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正是在毛澤東領導的時期，“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是這個時期新中國歷史的本質和主流。
　　本刊記者：我們注意到，在當前回顧總結新中國成立60年歷史的時候，有人以后“30年”的成就否定前“30年”，甚至把前“30年”說得一無是處。您怎么看待這種傾向?
　　沙健孫：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不久以前，我寫過一篇文章，比較具體地談了這個問題。文章講到，在毛澤東領導的時期，新中國的建設盡管經歷過若干曲折，但從總體上說，是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就的。總的來說，主要有4個方面：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中國爾后的一切進步和發展創造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取得積極成果，為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維護國家的獨立、統一和安全，為進行建設事業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
　  本刊記者：這些成就確實是歷史性的巨大成就。這中間，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中國爾后的一切進步和發展創造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是最根本的一條。您能不能談談對這一方面成就的理解?
　　沙健孫：好的。我剛才說過，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摧毀代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的反動政權，創建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政權的創建走過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它是先在局部的農村區域建立，而后經過長期斗爭，逐步擴展，直至推向城市、推向全國的。毛澤東不僅開辟了創建人民政權的正確道路，而且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政權建設的經驗，對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政體等問題作出了科學的闡明。這些主張為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接受，形成了有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確規定。
　　第一，關于國體。所謂國體，是指國家的性質，即國家的階級性，也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毛澤東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它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它還應當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他強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我們的主要公式、主要經驗、主要綱領。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新中國的國體。
　　第二，關于政體。所謂政體，是指國家政權的構成形式。毛澤東提出：我們政權的制度是采取議會制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他的答復是：“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議會制，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經臭了。“我看我們可以這樣決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三權鼎立等”；而應當“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就是新中國的政體。
　　第三，關于國家的結構形式。所謂國家結構形式的問題，是指國家的結構是實行單一制還是復合制(如聯邦制、邦聯制)等的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在籌建新中國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一步確認，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統一的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則的實現。據此，周恩來向政協代表報告時指出：“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我們雖不是聯邦，但卻主張民族區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權力。”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就是新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
　　第四，關于政黨制度。所謂政黨制度問題，是指實行蘇聯式的一黨制，還是西方式的兩黨制、多黨制，或者是有中國特點的新型政黨制度的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逐步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和協商共事的關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而奮斗。同年春，毛澤東指出，民主黨派應“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參加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參與了新中國的創建工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就是新中國的政黨制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新中國的這一新型政黨制度在政治實踐中的形成，并且有了自己的組織形式。在1954年全國人大召開以后，毛澤東強調，政協的組織仍然是需要的。政協有別于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不是國家的行政機關。“政協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它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是黨派性的，它的成員主要是黨派、團體推出的代表”。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繼續發揮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組織的作用，這對于堅持和完善新中國的政黨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
　　以上四個方面，構成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國體，即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具有最根本的意義和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制度，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有著極大的優越性。

人民革命勝利以后，為了使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我們究竟應當選擇什么道路?對于這個“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毛澤東又及時作出了明確的答復。他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正是在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帶領下，中國人民通過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沿著一條有中國特點的道路，勝利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或者更確切地說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標志。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全面確立，為鞏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為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為中國爾后的一切進步和發展，創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鞏固、完善和發展這個基本制度，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和必須實現的莊嚴任務。實行改革開放，是為了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前提下，使這個制度得到完善和發展，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
　　本刊記者：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取得了哪些積極成果?
　　沙健孫：隨著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基本的歷史性課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果。主要是：
　　第一，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我國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的基本原則。1956年4月初，毛澤東即提出：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這個思想，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導原則，指示了正確的方向。
　　第二，闡明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干重大理論原則。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澤東及時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他指出：我們“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他把這個“產業革命或者說經濟革命”，稱作是“第二個革命”。他闡明了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干重大理論原則。一是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奮斗目標和發展戰略。毛澤東指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是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中國的發展所遵循的是“兩步走戰略”，即首先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后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中國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大約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二是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同時又指出，這些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從而為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提供理論上的根據。三是提出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1959年底、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他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這就是說，在一個長時期里，中國還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提出的這個觀點，是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的思想來源。四是提出關于兩類矛盾的學說。1957年，毛澤東指出，我們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以便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并且盡可能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五是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判斷是非的標準。毛澤東在論述兩類矛盾的學說時，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是非的六條標準，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的領導兩條。堅持這六條標準，是我國的建設事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政治保證。
　　第三，制定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重要指導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提出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個命題，指出要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工作，并且“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主張實行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大中小企業、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等一系列的“同時并舉”即“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闡明必須發展商品生產，利用價值規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進行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如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主張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主張試辦托拉斯；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占優勢的條件下“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等等)。在民主政治建設方面：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主張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堅持人民民主，盡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使中國“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主張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各項權利，讓人民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強調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權利；提出社會主義法制要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社會生產力；要求處理好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提出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和設想(如國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過兩屆、黨代表實行常任制等)。在文化建設方面：指明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要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又紅又專的方針；提出要向科學進軍，不能走世界各國發展科學技術的老路，而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提出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歷史任務。
　　第四，論述在執政條件下加強共產黨自身建設的思想。毛澤東十分重視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高度警惕黨在執政以后可能產生的種種消極現象，要求采取堅決措施加以防止和糾正。他最早覺察到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號召共產黨人提高警惕，同這種危險作斗爭。為此，他提出：共產黨員必須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自覺地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服務，依靠人民群眾行使這個權力，并且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平等待人，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必須防止在共產黨內、在干部隊伍中形成特權階層、貴族階層；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堅決反對共產黨內和干部隊伍中的腐敗現象；必須切實解決好“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的問題。除此之外，在軍隊和國防建設、國際戰略和外交工作等方面，毛澤東等也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戰略思想。毛澤東等老一輩中國革命家提出和闡明的這些富于獨創性的理論，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正如鄧小平所說，這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個基礎”。
　　實際上，不僅貫穿于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發展所遵循的思想路線；而且毛澤東等在探索中取得的積極成果，已經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所繼承，成了這個理論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于這個問題，胡錦濤同志講過：“我們黨能夠在新時期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理論基礎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繼承”。習近平同志也講過：“毛澤東同志帶領我們黨在艱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思想來源。”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開創者的歷史功績，將永遠記載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的史冊上。
　　本刊記者：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

沙健孫：毛澤東是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進行探索的，他直接把在探索中取得的成果應用于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夜，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要“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近30年間，他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推進這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事業，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奮斗。由于缺乏經驗等原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歷過兩次嚴重的挫折。但是整個說來，在毛澤東領導時期，依靠以他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依靠全黨同志、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第一，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是十分落后的。當時，毛澤東曾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由于沒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許多重要工業產品主要依賴進口。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國家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逐步地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通訊、化學、國防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五”時期起到“四五”時期，累計達4956.43億元。在鐵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有明顯的進展。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不僅增強了國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業布局。在毛澤東生前，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制并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全世界為之震驚。同時，新中國還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
　　正是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斗，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自豪地宣布：“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一個偉大的了不起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不僅使中國在贏得政治上的獨立之后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為增強國防力量和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條件，而且為中國以后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質技術基礎，為中國與外國包括發達國家在平等的原則下發展經濟往來創造了前提。
　　第二，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從總體上看是相當快的。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從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來看：鋼產量從1949年的16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2046萬噸。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度發展到1976年的2 031億度。原油從1949年的12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8716萬噸。原煤從1949年的3200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4.83億噸。汽車產量從1955年年產100輛發展到1976年的13.52萬輛。從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來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位次都明顯提前了。
　　第三，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隨著建設事業的進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這就是說，全國總人口增加了近4億人，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4億人，而且還使人均糧食占有量增加了近200斤。這確實又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從1949年到1976年，小學在校生從2439萬人發展到1.5億人；中學在校生從103.9萬人發展到5836.5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從11.7萬人發展到67.4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長起來。醫療事業也得到蓬勃發展。20世紀50年代后期，農村普遍建立了縣、區(社)兩級醫療衛生機構，60年代又在絕大多數生產大隊建立了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解放前，全國人口的死亡率為25‰，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僅35歲。這個時期，全國人口的死亡率從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壽命隨之顯著延長。中國人不再被譏笑為“東亞病夫”了。
　　在毛澤東領導時期，新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進步。鄧小平在1979年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這些進步，是在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取得的，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優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顯示。對于這方面的情況，一些公正的西方人士也是承認的。比如，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就說過：毛澤東時代“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這些經濟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過勞動獲得的”。“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現代中國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毛澤東領導時期取得的這些進步，不僅在當時已經使中國極度貧弱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變，而且為中國以后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重要的前提。
　　本刊記者：最后請您談談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如何維護國家的獨立、統一和安全，為進行建設事業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的?
　　沙健孫：好的。我認為，毛澤東始終是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捍衛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光榮旗幟。毛澤東主張，新中國必須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和發展關系，尤其是加強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往來；同時，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強調，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不管資本主義大國也好，社會主義大國也好，誰要控制我們，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1950年，當美國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并派海軍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直接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時，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毅然決定派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給了帝國主義者以必要的教訓，使它們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20世紀50年代末，蘇聯提出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立中蘇共有共管的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建議，顯露出在軍事上控制中國的意圖。毛澤東當即嚴詞予以拒絕。之后，他更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同蘇聯的大國霸權主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
　　努力捍衛民族獨立、國家安全和為國內和平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努力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的進步事業，這是毛澤東為新中國制定的國際戰略和對外工作方針所要達成的根本目標。為此，他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導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斗爭，積極發展同各國、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他主張，新中國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獨立國家加強團結和合作；要把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看作是美國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中間地帶(后來，他把這些國家稱作第二中間地帶，而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稱作第一中間地帶)，爭取同它們發展關系；對于美國，在反對它對中國的威脅同時，也要爭取同它和平共處。毛澤東在晚年也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并且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

正是在毛澤東領導的時期，新中國與同自己接壤或臨近的多個亞洲國家，如緬甸、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妥善地解決了邊界問題。中國堅決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戰爭和抗美戰爭。對于當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廣大地區出現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潮，中國也給予了有力的支持。正是在毛澤東領導的時期，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復。毛澤東還親自開創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1972年，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終于被打開，中國與日本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西方國家出現了同新中國建交的熱潮。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逐步被打破。中國的外交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1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
　　歷史表明，在毛澤東制定的國際戰略和對外工作方針的指引下，在毛澤東、周恩來等的直接領導下，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大的積極作用。這一切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促進了國際形勢朝著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發展。同時，也為后來中國逐步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時，鄧小平講過：“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總之，作為中國人民的忠誠的勤務員和偉大的領袖，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毛澤東不僅“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而且“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對此，中國共產黨人和全中國各族人民是永遠不會遺忘的。也正如胡錦濤同志指出的那樣：“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將永遠鼓舞著我們繼續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
　　（本文原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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