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歷史教訓 　　

楚木林

摘要：本文嘗試探討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歷史教訓，對包括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中的細節舉措進行評析。并且，通過回顧歷史進程，將探討語境置于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對一些局部環節，古今對照、引申討論。最后，對于蘇聯解體問題，進行了歷史的追根溯源。 　　

前言： 　　

　　　1991年12月25日晚7時　，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像往常一樣在克里姆林宮發表電視講話，不同以往的是，他宣讀的是一份辭職聲明：“鑒于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后的情況，我終止自己以蘇聯總統身份進行的活動”。他同時辭去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職務，并于當晚把控制蘇聯核武庫的“核按鈕”箱子移交給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7時38分，綴有鐮刀、錘子的蘇聯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降下，取而代之的時俄羅斯聯邦的白藍紅三色國旗。　12月26日　，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院舉行最后一次會議，確認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和國際法主體停止存在。 　　

　　此前一年的　3月11日　,立陶宛宣布獨立，蘇聯解體過程進入倒計時。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順次宣布獨立。這年的“8·19政變”是遏制解體進程的最后努力,然而政變僅維持3天便宣告失敗,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隨即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當月,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宣布獨立，蘇聯解體遂不可逆轉。 　　

　　若干世紀后，史家在寫20世紀史時, 或許會用“蘇維埃世紀”來表征它。世紀的開端是蘇維埃政權的孕育與成立。在它的中期，“社會主義陣營”幾乎擴展到半個地球，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同情、向往社會主義道路，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質疑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潮一度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青年成為激進的抗議者。然而，這個世紀的末期，蘇聯崩潰，社會主義陣營瓦解。 　　

　　如果歷史是人類對自己集體生存方式的不斷回顧和探索,那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實驗。現在實驗結束了,留給我們的“數據”卻導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為什么曾經在經濟文化建設中取得過輝煌成就、在衛國戰爭中打敗過德國法西斯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竟然毀于一旦？為什么這個擁有強大軍事實力的超級大國會頃刻之間瓦解？為什么統一的聯盟會如此迅速地分崩離析？為什么具有百年歷史、擁有一千八百萬黨員地蘇聯共產黨會丟掉政權？無可置疑的是，蘇聯的解體，是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推行的改革直接導致的。我們這里探討的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教訓，亦即蘇聯解體的深層次原因。這當然不得不觀察當時的歷史條件。 　　

　　一，歷史溯源 　　

　　是普列漢諾夫把列寧帶進了歐洲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的。他照顧、幫助過列寧，后來又成為其論敵、政敵。他的《政治遺囑》中這樣評價列寧：“列寧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精通馬克思主義”。老一輩的布爾什維克有許多為信念而堅持的人：在內戰饑荒時期，擁有調撥幾千萬普特糧食權力的糧食委員瞿魯巴，卻因饑餓而暈倒在人民會議上。 　　

　　為了保證黨的廉潔和減少錯誤，終列寧一生，黨代會上可以有觀點不同的副報告；重大的分歧及疑難問題可以由全黨討論表決；領袖、領導層可以和最高領袖爭論；黨代會選出的專門委員會可以檢查中央委員的財務收支。即使如此，臨終前的列寧仍舊看到了黨中央的官僚化趨勢。他接連三次留下遺囑，建議增加幾十個基層工人進入黨中央委員會。在列寧看來，專政與暴力只是改造社會的手段，絕非目標。他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應該立刻開始消亡”的國家。 　　

　　幾次大清洗后，斯大林之于蘇聯的絕對權威，超過了沙皇之于沙俄。斯大林模式開始全面運轉：政治上高度集權，缺少民主和監督；經濟上國家所有制占絕對優勢，實行指令性計劃經濟并以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優先發展重工業；思想文化上高度控制，強調輿論一致，推崇最高領袖個人崇拜；對外關系中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和強權政治。政治上高度集權非常有利于政令的上行下達，能有效提高行政效率；經濟上行政指令能夠有效地集中有限的財力物力到最重要的國民經濟部門進行工業生產。斯大林上臺時，蘇聯社會動蕩、經濟凋敝，當他離開人世時，蘇聯是僅次于美國的超級大國——短短十數年就完成西方國家近一個世紀的工業化進程、成功地在衛國戰爭中戰勝幾乎征服整個歐洲的法西斯德國，而這一切，斯大林靠的就是個人獨裁。 　　

　　無疑，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也是顯著的：黨群關系上，它阻止了民主與監督，造成了個人專斷作風，窒息了黨的生命力；經濟上，完全置經濟運行的規律于不顧，降低了經濟效率，長期發展重工業使得輕工業、農業滯后，形成了畸形的經濟結構；在思想上，實行嚴格控制，個人崇拜盛行，導致意識形態僵化，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民眾產生了對社會主義理想的懷疑；官僚團隊中，特權的加大，使得列寧晚年擔憂的腐敗問題逐漸顯現。二戰后，這些問題堆積成山，赫魯曉夫雖進行了改革，但并不徹底。勃列日涅夫鑒于赫魯曉夫垮臺的教訓，重新確定了個人崇拜和職務終身制。同時，嚴重的腐敗導致了蘇共執政的惰性，長期的民生、經濟問題得不到解決，弊病終成痼疾。蘇聯成了列寧當初心目中的“應該立刻消亡的國家”。 　　

　　我們大體有一點共識，經濟深切地影響政治，我們不妨從戈氏的經濟改革教訓開始分析。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推行“加速戰略”，著手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但是，改革的結果眾所周知——依舊失敗。 　　

　　二，經濟改革的失敗教訓 　　

　　1985年，蘇共中央發動從“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到“三自一全”的經濟體制改革，并推進到“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這一次的改革，比起蘇聯歷史上歷次改革，其規模、深度和廣度都是空前的，可惜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不僅沒有改善蘇聯的經濟，反而加劇了經濟危機，直至聯盟解體。 　　

　　1，激進政策破壞了經濟改革必需的穩定環境 　　

　　 經濟體制的改革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充裕的時間。但戈氏的經濟改革還未見效，就開始推行超階級的民主化、公開化：蘇共19大，戈氏在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情況下實施政治體制改革。此后全國的選舉運動中，各派政治勢力激烈斗爭，各權力機關間的對抗也日益嚴重，人們無法集中精力實施經濟生產。同時，由于民族沖突日益激烈，各共和國、地區、企業間的經濟聯系被切斷，原本的經濟體制難以運行。 　　

　　選舉運動后，民主派以激進改革的面貌出現，他們猛烈批評政府的經濟改革為“保守”、“官僚”，向群眾作不切實際的許諾以撈取選票。蘇聯部長會議剛成立一年半，政府就被民主派議員六次提出不信任案。雷日科夫憤然表示：政府每天都受到責罵，如何進行工作呢？后來，在激烈爭吵中，雷日科夫漸漸明白：“我更加確信，問題不在于改革，而在于我所領導的班子，妨礙了國家未來的破壞者們奪權”。蘇聯的經濟改革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剛通過的方案還沒落實，新的爭論又起；一切穩健的計劃都只能成為泡影。雷日科夫的回憶痛心疾首：“我們要面對的不是如何去落實方案，而是圍繞方案所展開的一系列斗爭”。 　　

　　 這樣的局勢，使得任何經濟進程和事件都渲染上了政治色彩。經濟改革的主要設計者之一阿爾巴金在　1990年6月4日　真理報上寫到：“現在有人唯恐經濟形勢不惡化，因為經濟形勢的任何好轉，對政府的信任提高，就意味著這些勢力的垮臺”。 　　

　　2，缺乏周密的計劃和穩妥的配套方案 　　

　　1987年初，經濟學家阿甘別吉揚分析：“改革的實質首先在于從行政管理方法轉變為經濟管理關系，這需要時間。價格的改革至少需要兩年的準備。同時，逐步變集中調撥生產資料為其批發貿易、企業間的聯系，這項工作相當復雜”。改革的激進和漸進，一直是個黨內激烈爭論的問題，持民主激進派觀點的人，不顧可能引起的經濟破壞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求徹底的變革。戈爾巴喬夫左右搖擺，但最終在政治局的討論中開始支持激進主張。雷日科夫回憶，1987年政治局討論經濟改革時分成了兩派，一派是有經驗的務實主義者，一派是延機關階梯爬上頂峰的人，“他們推動著總書記瓦解經濟” 。 　　

　　“我從未放棄過的立場是，無論經濟革新是多么富有吸引力，也應該仔細斟酌，全面衡量后再付諸實施” ，因為這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家”。于是，政治局中懂經濟的委員都支持雷日科夫，而雅科夫列夫、梅德韋杰夫、謝瓦爾德納澤堅持激進，爭論中，戈爾巴喬夫給予了激進派以堅決支持。結果，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對企業的放手讓權，使得國家訂貨一下子減到總產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將企業置于壟斷地位，使得產品沒有增加的情況下，企業取得高額利潤” 。由于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許多企業領導人獲得自主權后，不顧生產情況和政府財政規律，只關心本單位的物質福利，竭力為職工增加工資。結果，居民貨幣增長大大快于商品生產增長，物質生產、勞動生產率、工資報酬間嚴重不平，造成市場供應緊張和通貨膨脹。本應立刻進行價格調整的政府，卻被假借保護群眾利益名義的民主派多方刁難，價格調整一拖再拖，最終失去良機。 　　

　　3，經濟改革的戰略突破口選擇不當。 　　

　　戈爾巴喬夫的“加速戰略”，選擇的突破口是機器制造業，對產業技術裝備撥款2000億盧布，希望帶動科技創新，從而推動整個經濟發展。可是，蘇聯經濟長期以來最突出的問題是結構畸形，多年來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的斯大林模式，使得農業、輕工業嚴重滯后，造成了食品及生活必須品的供應長期短缺，國家軍事力量強大，百姓卻飽受饑餓煎熬。而“加速戰略”仍以速度至上，扶植的仍然是重工業，這使得原本畸形的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 　　

　　從“輕工業原料的三分之二，食品工業原料的80％來源于農業” 不難分析得出，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情況不佳，根源在于農業的落后。蘇聯糧食年產量2億噸左右，為了緩解眼前的糧食供應緊張，三年從國外進口糧食近億噸，這又加劇了外匯和財政負擔。戈爾巴喬夫1993年所寫《難以決斷的歲月》一書中，反思道“經濟方面的改革，如果從農業、輕工業、食品工業方面開始改革，也就是從最有效、最快速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的途徑進行改革，那就要好得多。”但彼時已是于事無補。 　　

　　 筆者不盡聯想起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推進經濟改革，最先開始著手的就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激發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的生產活力瞬間得以釋放。有此例在先，為什么戈爾巴喬夫不知借鑒呢？不過，戈氏在蘇共中，屬于年富力強的少壯派，資歷并不算老，不似鄧公在中共的地位——老一輩的革命元勛，威望卓著。農業的釋放，涉及到“土地”，而土地的歸屬概念則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區分所在。鄧公的膽識，戈氏未必敢有。總之，蘇聯的經濟體制改革未首先從改善人民生活著手，造成了全盤被動。 　　

　　4，實干缺乏執行不力 　　

　　蘇聯的經濟問題，如農業、科技成果應用、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問題，都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并非是蘇共中央長期忽略，從勃列日涅夫時代起，蘇共就察覺到了這些問題，但是由于腐敗的進一步深化，蘇聯已經形成了一種“執政惰性”，發展到戈爾巴喬夫時代尤甚。科技革新問題就是實例，勃列日涅夫時代即已提出，1985年6月戈爾巴喬夫召開會議討論“加速科技進步問題”，他親自做報告，提出調整結構、管理形式、改造技術、節約資源、提高質量的政策，以后歷次重要會議上，也都有談及。但直到蘇聯解體，這一問題也未得到明顯解決。又如食品問題，1981年戈氏作為中央最年輕的分管農業的書記，就制定了十年食品業規劃綱要，7年后到黨的十九大，戈氏仍說食品問題是“生活中最大的痛點，最尖銳的問題”。如上所言，這個痛點越往后反而越痛。葉利欽對戈氏的許多批評是別有用心的，但有一條：“沒有全力以赴提高生活水平以贏得人民對改革的信任”，筆者認為言之有理。 　　

　　英國《獨立報》評論說：“蘇聯領導人最可怕的噩夢使蘇聯目前的經濟危機，因為它使各階層的人都產生怨恨和激進的態度”。我們都確認一點，經濟危機往往是民族社會危機的先聲，更何況，蘇聯在后斯大林時代，已經漸漸脫離“鐵板一塊”的狀態，更類似“國家聯盟”，在經濟陷于泥沼情況下，各加盟共和國都不愿吃虧受累，于是局勢越是惡劣，越是各自尋找出路。如果說經濟改革為蘇聯的解體提供了心理上的預設，那么政治改革，無疑是蘇聯解體的直接導因。 　　

　　二，政治改革的失敗教訓 　　

　　1，信仰危機 　　

　　經濟改革沒有成效，經濟形勢反而惡化，生活日益艱難的群眾失去了信心。一邊是國內教條式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口號宣傳，說著“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一邊是西方國家生活的相對穩定富足，所謂行勝于言，看見的事實永遠比聽到的口號更有說服力，蘇聯人民慢慢動搖了社會主義信念。 　　

　　蘇聯的歷史，自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史學界的政治教育運動以后，特別是193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經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變的解釋。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借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個人迷信后，引起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又對赫魯曉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評。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說到“蘇聯歷史上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和空白點，不應該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問題”。他要求重新蘇聯歷史教科書，因為他認為書中“存在著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之后，戈爾巴喬夫多次向新聞界下令“歷史問題不應遮遮掩掩”。 　　

　　1988年初，蘇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肅反受害者平反委員會，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親自掛帥，重新審查歷史。同年的　7月4日　，根據戈爾巴喬夫的建議，蘇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莫斯科為斯大林時期被迫害致死的數百萬人建立紀念碑。 　　

　　民間的“歷史平反”只會更加強烈。　1988年11月26日　，《星火》周刊舉辦了大規模群眾性“良心周”活動，隆重紀念斯大林時代的受害者。與此同時，蘇聯建筑家聯合會、電影家聯合會、《星火》畫報和《文學報》共同組織了歷史教育協會，在全蘇范圍內促進平反歷史案件，還原歷史真相。 　　

　　隨著“歷史熱”的深入和“禁區”的不斷被打破，列寧的形象遭到諷刺和丑化，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也遭到置疑。否定一面，其目的往往是隱晦地肯定其對立面。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歷史，導致的直接結果是美化西方文明。錯誤的歷史觀導致了社會思想混亂，歷史根基丟失，成為蘇共瓦解、蘇聯解體的先兆。 　　

　　我們今天來看這場“反思歷史”運動，不難理解，是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初期，為改革的一種“造勢運動”，即為了改革的順利推行，通過對歷史的評論，為國民作好思想鋪墊。這樣的措施本無可厚非，錯就錯在節奏和力度的把握上。戈爾巴喬夫沒有想到，作為蘇聯當時相對專制的體制下的最高領導人，他個人的一言一行，會在社會民眾層面造成夸張的反響，所謂上行下效，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有一次說“重慶要搞綠化，多種杉樹”，于是重慶很多的縣將原本的樟樹全部拔掉，種上杉樹——相對專制的社會中，領導人的要求很可能因為下級的諂媚討好而被異化。戈氏在進行反思歷史的活動中，身為最高領導人，使用的措辭之強烈，無疑為極端分子打開了言論的大門。鄧小平改革前對毛主席的評價也不敢全盤否定：“功占七層，過占三層”；筆者更想起溫家寶總理回憶胡耀邦的文章: 撫慰曾經受傷的人，疏導現在無望的情緒，打擊頑固極端的勢力。 　　

　　大多時候，我們看到了正確的前進方向，步履不妨穩健些。 　　

　　今之視昔，猶后之視今。晚近俄羅斯領導人普京在經濟領域開展治理整頓的同時，在政治思想領域也開始了“撥亂反正”。普京說：“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是蘇聯愛國主義教育的成功典型。”同時，俄羅斯最近又掀起了一輪“斯大林”熱，重新崇尚政治強人的出現，帶領俄羅斯實現民族復興。俄羅斯的國歌也采用了前蘇聯的國歌，可以看出，普京希望結束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思想混亂，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和媚外思想，認為蘇聯不是“歷史的黑洞”，而是整個俄羅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考慮到蘇聯70多年的快速工業化、衛國戰爭勝利所締造的國民自豪，歷史立場的丟失和思想的混亂畢竟還不能摧毀全社會的精神信仰。筆者認為，形成蘇聯全境的國民精神信仰危機，不能忽視西方世界的影響：1995年久加諾夫訪問中國時說，蘇聯解體有內因也有外因。從外因的角度說，從加勒比海導彈事件開始，美國就制定了從內部瓦解蘇聯的計劃，從60年代中期開始，通過冷戰把蘇聯拖進軍備競賽，遏制蘇聯在社會領域優越的發揮。 　　

　　“一部分移居以色列、德國和美國的蘇聯移民重新回到蘇聯，其中不少是西方間諜。他們匯集到雅科夫列夫旗下，以激進改革自居，以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為借口，四處煽風點火，混淆視聽，大肆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宣傳活動，為搞亂蘇聯、搞垮蘇共推波助瀾⋯⋯針對蘇聯是多民族大國的特點，美國等西方勢力始終支持蘇聯境內任何民族分裂活動，如據不承認蘇聯對波羅的海三國擁有主權，插手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民族沖突，‘美國之音’每周對蘇廣播時間長達500小時以上以煽動民族情緒，利用1986年撤換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的機會支持當地群眾鬧事等等” 。 　　

　　百姓生活饑餓困苦，經濟頑疾得不到解決，使得蘇聯人民漸漸對國家前景失去信心；戈爾巴喬夫推動國內全面否定自身歷史的做法，使蘇聯共產黨喪失了歷史立場，引發社會思想的混亂；西方國家有意識的滲透、瓦解、煽動，挑起并激化了蘇聯境內的民族矛盾和區域仇恨。多重因素，引發了蘇聯國民的全面精神信仰危機。 　　

　　我們不妨將信仰危機換一種說法：意識形態的瀕于崩潰。 　　

　　2，蘇共消亡 　　

　　（1）意識形態失守打開了蘇共消亡的開端。 　　

　　共產黨是蘇聯的唯一政黨，按照蘇聯憲法，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者和前進的力量”。“蘇聯共產黨不同于一般執政黨之處在于，它還是蘇聯的締造者，這個國家正是依靠蘇共創始人和理論家的思想方針建立和鞏固的⋯⋯這個國家能夠聯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的命運和傳統的共性，而是依靠統一的意識形態” 。 　　

　　俄羅斯一直流傳著一個古老的民間故事：一位神秘的沙皇統治者，他法力無邊，不可戰勝，而且永生不死。這位沙皇的唯一弱點是，他的心臟被裝在一個箱子里，被埋在遙遠的一座未知海島上。這個古老的故事仿佛是在形容蘇聯共產黨：統領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蘇共的心臟，就是意識形態；古老傳說同時又是蘇共的讖語，蘇共的意識形態，與現實世界的距離那么遙遠。如果說蘇聯共產黨是蘇聯作為一個國家的承重結構，一旦這個承重結構難以負荷內外壓力，國家也就難逃覆滅命運。那么，這個負重機構的內核無疑就是意識形態。事實是，面臨危敗之局，瀕臨絕境的蘇共缺乏堅實的思想后盾。 　　

　　戈爾巴喬夫上臺，從長期的左瞬間跳到了右，思想路線上提出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推崇“全人類的價值觀”，主張“意識形態多樣化”。前面已述，蘇聯國內已經產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機：幾代人受到的教育、堅信了一生的理念和價值觀、多年的國家精神指導思想瞬間崩潰，國民的思想必然會產生巨大的震動，可謂思維彷徨。與此同時，思想多元化縱容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和泛濫，可謂門戶大開。于是，在思想領域門戶大開的情況下，一種與之前的信念完全對立的價值觀瞬間席卷了原本思維彷徨的國民，意識形態的侵略掀起狂潮，蘇共就此失去意識形態的陣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徹底陷入被動。 　　

　　（2）黨內分裂大大促進了蘇共的消亡。 　　

　　改革的過程中，全黨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一部分人覺得太激進，太不尋常；另一部分又覺得太守舊⋯⋯各種力量在新的基礎上進行了分化組合，出現了一些新的派系” 。同時，由于過去蘇共是“全民黨”，全國的“精英”大多集中于蘇共黨內，社會上各種思潮和流派的帶頭人和骨干人物，特別是民主派的一些頭面人物，大都是蘇共黨員。這樣，黨內經歷著分化、組合。 　　

　　社會的派別斗爭直接表現在黨員身上。黨員骨干，不少就是黨外派別的頭目。由于個人立場觀點的不同，全黨又缺乏一個堅強有力的中心來統一思想，隨著形勢的發展，黨內外危機的出現，這些分歧趨于明顯、深刻，斗爭也趨于激化。1989年葉利欽組織跨地區議員團時曾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多黨制，我們只有一個黨，一個統一的不可戰勝的黨。但要知道這是個錯覺，事實上，在一個蘇共里就有阿法納西耶夫、葉利欽、利加喬夫，他們無論在觀點上還是行動上都是完全對立的” 。這句話說明了蘇共實際上已經蛻化為各種對立的思潮、流派的大雜燴。 　　

　　隨著斗爭的深入和矛盾的激化，黨的核心領導層——政治局的分裂，也愈加深化。這一點雷日科夫的回憶最為真切：“1989年黨內實際上已經分裂，政治局也發生了分裂，黨的這個最高機關內部，在激烈的爭論中尋找折中方案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政治局已經分裂成幾個無法妥協的派系，一邊是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梅德韋杰夫；一邊是雷日科夫、利加喬夫、沃羅特尼科夫、扎憶科夫” 。 　　

　　雷日科夫是部長會議主席，主持政府和經濟改革工作。但戈爾巴喬夫更加信任和聽從民主派雅科夫列夫，在黨內民主派的包圍下，戈氏的思想立場急劇演化；面對民主派的步步緊逼，戈爾巴喬夫步步退讓——他的改革路線逐漸偏離了原先的軌道：原本的“有計劃地和全面地完善社會主義”演化為“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從反對“多黨制”到積極肯定并嘗試實施。 　　

　　（3）改革路線的偏離直接導致了蘇共的消亡 　　

　　在黨內分裂已經不可挽回的前提下，為了改革的進一步推進，最有效的方式，莫過于擺脫黨對于自身的牽制。戈爾巴喬夫的權力是蘇共給予的。所以，想要真正擺脫黨的羈絆，震懾黨內的反對勢力，戈爾巴喬夫的權力不能夠再以蘇共中央“總書記”作為來源，只能從其它的渠道獲得——例如人民選舉的“總統”。 　　

　　　1988年6月28日　一7月1日，蘇共十九大，戈爾巴喬夫認為這是重新理解社會主義的轉折點：他開始完全否定蘇聯得以建立的體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1989年以后，蘇聯首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1990年3月蘇共中央全會建議取消憲法第六條“關于蘇共領導作用”：他開始削弱黨的領導作用。同月，蘇聯人民代表第三次非常大會選舉戈爾巴喬夫為蘇聯首任總統：他終于擺脫了蘇聯共產黨的制約，他的改革路線變成了極端激進——從此一去不回頭。 　　

　　戈爾巴喬夫在親手削弱蘇共的領導地位時，他或許預料不到，他也在親手削弱蘇聯這個大廈賴以勉強站立的核心結構，同時他也在為政敵們掃清了障礙：強有力的統領組織不復存在了，葉利欽等自由主義極端分子的破壞行動，再也不用有所顧忌。蘇共被削弱，極端分子們進入到了社會的各個關節所在，謀取了蘇共萎縮后權力的真空——例如，葉利欽成為了俄羅斯聯邦總統。由于改革路線的過于極端、激進，黨內、軍隊的保守派終于無法忍受，最終釀成了八·一九政變。這一次政變是黨內分裂、矛盾的總爆發：黨的反對勢力軟禁了黨中央的總書記。黨內的斗爭，無疑是野心家的福音，葉利欽跳上坦克，號召軍隊倒戈支持人民，以“營救戈爾巴喬夫，挽回民主進程”為名。結果可想而知，葉利欽就此取得了蘇聯民眾的支持，成功粉碎政變后，如日中天的他毫無顧忌地宣布蘇共非法。 　　

　　 改革激進所導致的八·一九政變，使得15個加盟共和國不再信任蘇維埃聯盟，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葉利欽成為了讓蘇共消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處，筆者不盡想起日本的明治維新，此處硬著頭皮班門弄斧一番：改革就猶如洪水，灌溉發電造福于人；但若沒有堅固的堤壩，則將漫出河床，生靈涂炭。一方面，改革是對原有穩定結構的破壞，以便在廢墟上開辟新局面；另一面，社會穩定卻又是改革推行的保證。明治維新不是一次革命，它 依照自身的前提來實現對外來影響的吸收，而不是“全盤西化”的那種異化。明治維新保留了“天皇”這個日本全體國民都能接受的民族歷史、文化的符號與圖騰，這決定了改革所引發的社會動蕩在國民的精神完全可以承受的界限內。國民早已習慣千年的天皇制搖身一變為“改革”這個目標服務的時候，沒有引發國民的精神危機，任何的社會變遷、制度改革，都可以通過天皇合法化，國民精神沒有喪失對自身最基本的認同感，從而避免了現代化進程中常見的劇烈社會動蕩。筆者認為，改革最為危險之處就是導致社會動蕩，激進的改革很容易功虧一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只是再次增添了一個例子。 　　

　　結語：真正的教訓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教訓，是本文的題目，探討到這里，基本已告完結。但是如果只是限于一次改革的反思，結論不足以理解蘇聯解體。蘇聯解體有著更為深遠的歷史根源。在結語處，我們不妨進行一番追問。 　　

　　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擊敗大帳汗國,使得俄羅斯從大帳汗國獨立出來。此后歷任莫斯科大公對其他大公國發動一系列兼并戰爭,驅逐了韃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爾·費多羅維奇·羅曼諾夫被推舉為沙皇,開始了羅曼諾夫王朝在俄國的統治。這是俄羅斯唯一的一個王朝。經過彼得大帝的改革和農奴解放運動，王朝經濟基礎開始向資本主義過渡。到19世紀80年代初,俄國已基本完成工業革命,成為了繼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業強國，迎來了史無前例的盛世。它擁有的物質財富“極大地豐富”起來，農業生產的糧食超過美洲國家糧食產量的總和，被稱為歐洲谷倉。它成了世界強權之一，它擁有一大批才華橫溢的音樂家、藝術家、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柴可夫斯基、列賓、羅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門捷列夫、托爾斯泰、索洛維約夫至今仍是各領域的典范。以至于人們將這個時期稱為“白銀時代”——僅次于希臘神話中的“黃金時代”。 　　

　　盛世之下, 羅曼諾夫王朝的崩潰幾乎沒有任何先兆：首都的幾家商店因交通不暢、進貨不足，造成面包脫銷，不滿的居民上街，立刻引發騷亂。派去鎮壓的首都衛戍部隊卻發生了嘩變，工人與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將軍。僅僅7天，沙皇就退位了。但是，沒有征兆并不代表沒有原因，拉伊夫的剖析最為深刻：“任何負責的政府都應該把全副精力首先放在國內人數最多的階級上。拿俄國來說，這個階級就是農民” 。 　　

　　事實上，盡管改革帶來盛世，而國民的絕大多數——農民，生計卻是日漸艱難。解放農奴法令與其說是解放了農奴,不如說是解放了地主：農民想將份地贖買為私產，須向地主繳納大大超過土地價格的贖金。根本買不起土地的廣大農民，喪失了原有的土地和牲畜，成為半無產者；而擁有大地產的貴族地主，則轉變為西式的資產階級：他們只占國民人口的零頭,卻擁有絕大部分的經濟、政治和知識資源。 　　

　　布爾什維克的奮斗目標就是消滅這個不平等的社會，因此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里一再強調官員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為人民服務，隨時可以由選民撤換。如前言所寫，列寧逝世之前，最為不放心的是他留下的這個掌權階層，已經出現了腐敗的跡象。蘇聯也難逃走上前朝覆轍的命運，滋生出了全球最龐大、最不受制約的官僚體系。 　　

　　現實主義的斯大林戰勝了耽于理想的老布爾什維克們，將這個官僚體系進行了大清洗，政治恐怖使精英階層的成員不敢放肆地以權謀私，于是斯大林有了一個指揮自如、令行禁止的官僚隊伍。斯大林曾說：“干部問題，是最大的問題”，一語道破了蘇聯政體的本質——官僚政治。只有直面這個現實，才可能解釋蘇聯的成功與崩潰。斯大林曾標榜,這個群體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歷史事實證實，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權。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官僚腐敗、社會兩極分化問題已經病入膏肓。吉拉斯認為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新階級”:“新階級視全國的資產為己有，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等名詞變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新階級害怕其絕對權威被冒犯，動搖其財產所有權。因此，新階級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會主義的’所有主之地位。” 　　

　　而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早期官僚集團的第三代已經演化為一伙“理性經濟人”。我們看到的是，與沙俄時代兩次“農奴解放”類似的場面：社會高層急于擺脫效率低下的社會結構,要席卷家產而去，社會底層一旦離開當時的體制卻不知該如何生存。社會高層為了過上西方壟斷資本家的生涯，不惜砸碎社會底層的飯碗。這就是沙俄兩次“改革”的實質，也是蘇聯“改革”的實質。改革的結果是：蘇聯“改革”后新生的壟斷資本家，幾乎全是前任蘇聯高官。而普通民眾卻十數年的深重災難。 　　

　　蘇聯的體制無法容納社會監督和學術獨立，結果必然導致官僚統治集團貪鄙化、弱智化，并最終演化成了蘇聯的掘墓人。正因吏治的腐敗病入膏肓，“戈爾巴喬夫必須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改革已不能滿足國民的胃口，破壞性沖動已占上風。所有人都覺得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 。 　　

　　在每個王朝初期，統治集團鑒于前朝教訓，吏治較為清明。新生官僚群體滿懷理想，能履行社會職能，社會相對和諧穩定。但是，掌權者終歸會追逐利，這種追逐起初可能情有可原：退休后悠游林下，衣食無憂；希望給子女安排好一點的出路，等等。但是人一旦開始為利益所驅策，欲望的本性會導致胃口逐漸增大，官僚們利用權力聚斂社會財富，社會上層群體也隨之膨脹而吏治敗壞。數代之后，黨國精英知民生疾苦者日少，而精通官場潛規則者日多。陳腐官場難以接納獨立思考、以社稷為重的人，真知灼見者終成鳳毛麟角，而紈绔子弟則尸位素餐。 　　

　　長治久安，就必須對上層官僚集團實行監督與控制。然而，輿論和學術受到掌控的體制中，難以產生制度化的監督。整個蘇聯興亡的歷程不過提供了一個新的案例，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吸取的教訓，其意義遠甚于一次改革的教訓。 　　

　　還會有類似的案例嗎？ 　　

　　參考文獻： 　　

　　1，《蘇聯解體二十年祭》，王中宇，《決策與信息》2010年4期。 　　

　　2，《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蘇聯的毀滅》，譚索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蘇聯的最后一年》，羅伊·麥德維杰夫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4，《前車之鑒——俄羅斯關于蘇聯劇變問題的各種觀點綜述》，李興耕等，人民出版社。 　　

　　5，《午夜日記：葉利欽自述》，葉利欽著，譯林出版社。 　　

　　6，《“重建”中垮塌的蘇聯》，　侯艾　君，《南風窗》2010年11期。 　　

　　7，《正確評價蘇聯模式》，吳恩遠，原載《理論前沿》2007年19期。 　　

　　8，《對蘇共改革與意識形態失控的歷史反思》，王立新，《理論學刊》2009年10期。 　　

　　9，《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尼·雷日科夫著，新華出版社。 　　

　　10，《20年來俄羅斯社會歷史觀的嬗變》，張樹華，《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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