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該文發表于2010年紀念抗美援朝60周年之際）

　　“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抗美援朝戰爭，可以說是新中國誕生后的第一聲吶喊，它所激發的中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偉大動力”

　　文/羅援

　　中央軍委辦公廳原主任、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將李際均將軍說：“戰爭充滿人類的歷史，但影響深遠且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戰爭卻屈指可數。西方軍事史學家稱公元前5世紀的馬拉松之戰是‘歐洲出生時的啼聲’。那次戰爭，古希臘人第一次戰勝波斯人，不僅對自己的命運產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產生。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抗美援朝戰爭，可以說是新中國誕生后的第一聲吶喊，它所激發的中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偉大動力。”

　　今年恰逢鴉片戰爭170周年、抗美援朝戰爭60周年紀念，前者背負著中華民族的恥辱，后者閃爍著中華民族的榮耀，兩相比較，更顯得新中國的第一聲吶喊是多么的可貴。

　　英明的決策

　　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功績只有經過歷史時空的沉淀，人們才會對她有更深刻的感悟，而它對中華民族以至世界上所有被壓迫民族的啟迪，將會是不朽的。

　　近些年來，由于受到某些錯誤輿論的影響和缺乏對歷史真相的全面了解，某些人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正當性和正確性產生了質疑，我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評價任何歷史事件，都不能夠離開當時的世界形勢和事件的起因，都不應該孤立地、片面地、舍本逐末地判斷所謂的是非曲折。

　　1950年6月25日凌晨的第一槍，并不是朝鮮戰爭的真正起因。

　　南朝鮮李承晚集團在美國的支持下，無視南北朝鮮人民和平統一的愿望，拒絕南北人民的合法代表——朝鮮祖國陣線的和平呼吁，積極進行戰爭準備，妄圖用軍事突進解決北朝鮮的人民政權，迫使北朝鮮把自衛戰爭提上了議事日程。

　　不要以為，美國沒有來得及將戰火燃遍全中國，我們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就是“得不償失”。美軍在仁川登陸后，將戰火燃至我東北邊境，殺我人民，燒我房屋，轟炸我和平村莊，炮擊我正常行駛的商船，不顧我國政府多次嚴正抗議和譴責，視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為兒戲，視中國國境為無物，充分暴露了美國的侵略兇焰和企圖。這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和對國民負責任的政府所不能容忍和不可以接受的。

　　從晚清始，中國對侵略者都是“和談止戰”，中國得到的是屈辱和人民被屠戮。從新中國起，中國終于以戰止戰，以劣勢裝備打敗了比“八國聯軍”多出76倍的十七國聯軍，為人民贏得了60年和平，為中華民族贏得了尊嚴和自信，為后代贏得了豐厚的精神遺產。

　　不管誰先動手，遲早要打

　　二戰后期，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首腦在《雅爾塔協議》中就朝鮮問題達成了由中、美、英、蘇共同托管的諒解。7、8月間又簽訂了《波茨坦協定》，再次決定戰后朝鮮由中、蘇、美、英共同托管，因美軍當時尚無力在朝鮮半島實施登陸作戰，所以只劃定了蘇聯和美國海空軍的作戰分界線。蘇聯根據上述協議，出兵中國的東北和朝鮮，給予日本關東軍以最后一擊。其進軍朝鮮的先頭部隊已經越過三八線。美國此時忙于對日本本土作戰，無暇顧及朝鮮，但為了在朝鮮半島能夠分得戰爭“紅利”，提出以三八線為界，與蘇聯分管。蘇聯由于當時的形勢和條件，同意以三八線為界向東延伸，在朝鮮和日本與美國南北分治。雖然，蘇聯對日的愿望未能實現，但三八線成為朝鮮民族難以愈合的民族裂痕。

　　然而，一條民族裂痕可以有多種前景和解決方式，朝鮮半島的三八線緣何引發一場持續數年的戰火呢?

　　美國扶持南朝鮮先建國，美國和李承晚集團種下戰爭禍根

　　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一個新的殖民主義綱領，即杜魯門主義，宣稱美國有領導“自由世界”、“援助”某些國家“復興”的使命，以“防止共產主義的滲透”。他的這個綱領是冷戰的起源，也是朝鮮戰爭的禍根。1948年2月，美國操縱聯合國作出了讓“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在朝鮮實施單獨選舉的決議。接著，通過單獨選舉，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韓民國政府”。8月24日韓美簽訂了《美韓臨時軍事協定》。在這種情況下，北朝鮮人民于1948年8月25日舉行了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南朝鮮參加投票的選民占全體選民的77.52%)。9月9日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蘇軍于12月底撤出朝鮮。

　　從此，朝鮮半島形成了“兩種體制的對抗”。由此看來，朝鮮從政體上分裂，美國和李承晚集團是難逃罪責的。

　　北朝鮮在和平統一無望的情況下尋求自衛和武力統一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奉行和平統一的政策，堅決反對美國和李承晚集團的戰爭政策。1949年6月初到6月底，《朝鮮統一民主祖國陣線》成立。在南北朝鮮704名代表參加的大會上，通過了朝鮮勞動黨提出的和平統一的建議和10項和平統一的計劃。6月底，美國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自南朝鮮撤軍。在此前后，南朝鮮的右翼勢力和李承晚集團，無視朝鮮祖國陣線的呼吁，積極策劃利用軍事手段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從1949年1月到9月，李承晚集團的軍警在三八線進行的武裝挑釁活動達432次。6月11日，李承晚發表聲明，揚言“正在制定將給共產黨分子帶來重大損失的突擊計劃，在最近二三周內，這個計劃將實現”(蘇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6月18日給維辛斯基電)。1949年底，李承晚在記者招待會上狂妄地說：“我們在新的一年中將萬眾一心，恢復失地。”南朝鮮軍總參謀長明確提出：1950年國防軍的任務是“用實際行動收復尚未收復的土地，統一國土”。

　　在和平統一的方法已經不可能，美國、南朝鮮反對;美蘇聯合委員會、聯合國大會解決朝鮮的努力均未成功;由南北方代表組成的祖國陣線也不能保證用和平方法統一國家;南朝鮮反動派已經拒絕了祖國陣線提出的和平統一的號召的情況下，北朝鮮領導人的觀點發生變化，“當他們看到不能用和平方法統一國家時，便產生了用武裝進攻南朝鮮政府的方法來統一國家的想法”。(1949年9月15日蘇駐朝大使什特科夫給斯大林的報告)。1949年9月3日，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向蘇聯使館提出了一項軍事進攻的計劃，但是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絕。

　　中國被動卷入，主張后發制人

　　1950年4月10日，金日成秘密抵達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了十幾天的會談。斯大林反復詢問金日成有無必勝的把握，美國是否會干涉，如果美國干涉將如何應對。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終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鮮的武力統一計劃。但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澤東對這一計劃的意見。

　　據俄羅斯公布的檔案，有兩份關于金日成特使同毛澤東會談的情況報告。一份是發自平壤的、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于1949年5月15日為轉述金日成通報的情況給維辛斯基的電報;一份是從北京發出的、蘇聯軍事顧問科瓦廖夫受毛澤東囑托于5月18日發給斯大林的電報。這兩份電報表明了中國政府的態度，“如果美國人走了，日本人也沒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勸朝鮮同志向南朝鮮發動進攻。”

　　中國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戰爭爆發后，開始北朝鮮軍隊進展順利，迅速將戰線推進至洛東江一線。而在這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則保持了冷靜的態度，對戰局的發展曾作了兩種可能的估計：一是速決，即朝鮮人民很快取得勝利，將美國侵略軍趕下海去;二是持久，即美帝國主義不甘心失敗，繼續增兵，甚至在朝鮮北部登陸，擴大戰爭規模，轉入進行持久的戰爭。

　　根據對朝鮮戰爭形式的分析，中央軍委為了保衛祖國東北地區安全和在必要時刻支援朝鮮人民的反侵略戰爭，及時采取了一系列應變措施。在朝鮮內戰爆發不到兩個星期，美軍地面部隊進入朝鮮僅一個星期的1950年7月7日，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央軍委由副主席周恩來主持召集了保衛國防問題會議，討論了朝鮮形勢和加強國防問題。7月10日，中央軍委再次召開會議研究集結兵力于鴨綠江邊的戰略決策，7月13日正式決定組建東北邊防軍，由軍委戰略預備隊即第四野戰軍的38軍、39軍、40軍和42軍共4個軍2個師，及配屬炮1師、炮2師、炮8師共3個炮兵師9個炮兵團，1個高炮團、1個工兵團、1個坦克團、1個騎兵團共25.5萬人組成。與此同時，對支援邊防軍的第二線兵力、東南沿海海防和東北地區的國土防空問題也作了部署。8月4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朝鮮戰局;面對朝鮮戰爭可能進入僵持階段的新情況，毛澤東認為，朝鮮人民要取得勝利，有必要加上中國的因素。次日，毛澤東即令高崗馬上召集東北邊防軍師以上干部大會，闡明作戰目的、意義和大略方向，并要求于本月內完成一切準備工作。8月26日，周恩來副主席再次主持召開國防會議，督促檢查東北邊防軍的各項準備工作。隨后，我一線指揮員鄧華、洪學智和我駐朝代辦柴軍武均判斷敵人在積極準備反攻，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自此，東北邊防軍進入了積極備戰的階段。

　　先禮后兵，師出有名

　　朝鮮戰爭爆發第二天，美國總統杜魯門便令其海空軍參戰。6月27日又發表聲明，除公開宣布干涉朝鮮內政外，還令其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占領我國領土臺灣。

　　就在杜魯門發表聲明的第二天，6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對美帝國主義提出警告，他說：“中國人民早已聲明，全世界各國的事務應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而不應由美國來管。美國對亞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亞洲人民廣泛和堅決的抵抗。”他號召，“全國和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

　　毛澤東的聲明表明，朝鮮戰爭是朝鮮民族內部的事務，美國無權干涉。更不能因為朝鮮內戰，侵略中國的領土臺灣。9月15日，侵朝美軍以其陸戰第一師、步兵第七師和南朝鮮軍一部，在大量飛機、艦炮配合下，實施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戰局急劇逆轉。9月28日敵軍占領漢城，并繼續向三八線推進。面對這一形勢，9月30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慶祝建國一周年會議上警告美國：“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對自己的鄰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之后，周恩來又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轉告美國當局：“美國軍隊正在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

　　可是，美國無視中國人民的警告，于10月1日先令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隨后，美軍也越過三八線，瘋狂向朝鮮北部進犯，將戰火燃燒到我國東北邊境鴨綠江邊。

　　就在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當天，金日成便正式請求中國政府給予“特殊幫助”，援助朝鮮人民作戰。中國軍隊出兵朝鮮的問題被提上中國政府和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

　　不管怎么說，鄰國遭到侵略總不能坐視不理

　　10月2日凌晨，毛澤東電告高崗、鄧華，請高崗速來京開會，請鄧華著東北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接著于10月上旬，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出兵參戰問題。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主張不出兵或暫不出兵。另一種意見，積極主張出兵。毛澤東在聽取了各方意見后，深情地說：“你們說的都有道理，但是別人處于國家危機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么說，心里也難過。”

　　經過反復慎重考慮，中央政治局終于作出了正式決定：出兵朝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0月8日，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名義發布命令，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委。

　　但在此時，蘇聯方面表示，其空軍尚未做好準備，需兩個或兩個半月后才能出動，支援中國人民志愿軍作戰。鑒于此，毛澤東不得不予以慎重考慮。于是，10月12日，令志愿軍暫不出動。10月13日再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進行研究。最后決定，即便蘇聯暫不派空軍參戰，我們寧肯暫時忍受一些損失，也要出兵參戰。毛澤東致電在莫斯科與蘇聯會談的周恩來，“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隨后，毛澤東和中央軍委下達命令：志愿軍于10月19日入朝參戰。

　　至此，中國人民和軍隊開始了兩年零九個月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戰爭。

　　從上述對朝鮮戰爭爆發的前因后果和對中國出兵決策的歷史回顧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朝鮮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朝鮮民族實現祖國統一的戰爭，美國扶持的分裂政權和李承晚奉行的“北進統一”政策埋下了戰爭的隱患，不能簡單地以朝鮮“打第一槍”判斷戰爭的性質，更不能武斷地跟著西方輿論指責朝鮮是“侵略者”。國內戰爭只有進步與反動，革命與反革命之分，談不上什么侵略與被侵略。當年，中國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大會上曾質問美國代表：“我們要問一問美國的代表們，在19世紀60年代美國曾有一次內戰，那時林肯總統曾經領導過北方諸州的武裝力量進攻到南方諸州去，美國代表們是不是認為這就是北方向南方的侵略，林肯總統是領導這一侵略的最大侵略者?”“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向美國的統治集團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朝鮮人怎么會侵略朝鮮人呢?”列寧曾經說過：“戰爭的性質(反動戰爭或是革命戰爭)不是取決于是看誰進攻，‘敵人’在誰的國境內，而取決于哪一個階級進行戰爭，這個戰爭是哪一種政治的繼續。”

　　二是，朝鮮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是兩個概念，前者起始于1950年6月25日，后者起始于1950年10月25日;前者是朝鮮民族內戰，美國無權干涉，后者是美國強加給中國的戰爭，中國不得不打。正如中國派往聯合國的代表團團長伍修權所說：“能不能設想因為西班牙內戰，意大利就有權利占領法國的科西嘉呢?能不能設想因為墨西哥內戰，英國就有權利占領美國的佛羅里達呢?這是毫無道理的，不能設想的。”言之鑿鑿，擲地有聲。同樣的道理，美國沒有理由，因為朝鮮內戰就侵略中國的領土臺灣，并將戰火燃燒到中國的東北邊界。有侵略，就有反抗。正如毛澤東1951年10月23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致詞時所說：“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們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

　　由此可見，中國作出出兵決策完全是被迫的，是正義之舉，是英明決策。美國著名史學家約翰·托蘭曾經說過：“中國出兵朝鮮是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蘇聯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國在五分鐘之內就會決定派軍隊去的。”

　　血染的風采——五次戰役建奇功

　　中國人民志愿軍開赴朝鮮后，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在彭德懷司令員的指揮和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持下，采取“以運動戰為主，與部分陣地戰、敵后游擊戰相結合”的作戰方針，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協同朝鮮人民軍，連續進行了5次大規模的戰役，殲敵23萬余人，把侵略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地區，迫使美國侵略者同意舉行朝鮮停戰談判，為朝鮮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第一次戰役——出手即勝，將敵人趕過清川江。

　　中國人民志愿軍進入朝鮮時，正值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大舉北犯，妄圖在感恩節前滅亡朝鮮，朝鮮局勢危在旦夕。10月19日，我志愿軍入朝的同一天，敵人占領平壤，20日美空降兵第187團在平壤以北順川地區實施空降。當天，西線南朝鮮第二軍團第6、7、8師進至順川、新倉里、成川、破邑一線，距離球場、德川、寧遠我預定防御地區只有90～130公里，東線南朝鮮首都師已進占五老里、洪原等地，到達了我預定防御地域，而我入朝各軍距預定防御地區尚有120～270公里，已不可能按原計劃實施陣地防御作戰。

　　毛澤東、彭德懷迅即改變原定進至朝鮮蜂腰部組織防御戰役的計劃，決心抓住敵人分兵冒進的弱點，采取隱蔽待機，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10月25日，我40軍120師360團迎頭痛擊了沿云山至溫井公路北犯的南朝鮮第1師先頭部隊。118師在兩水洞與南朝鮮第6師第二團先頭營遭遇，迅速將其殲滅。揭開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接著又在云山地區圍殲美軍和南朝鮮軍各一部。

　　美軍侵朝第二任總司令李奇微上將曾對志愿軍40軍、38軍殲滅溫井、熙川地區南朝鮮第6師的情況有如下描述：“迅猛而突然的打擊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隊還未弄清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中國人首先攻擊了南朝鮮第6步兵師，將該師消滅得如此徹底，以致南朝鮮第2軍團已不再是一支有組織的部隊。”他在描述我39軍在云山地區重創美騎兵第1師時寫道：“中國人對云山西面第8騎兵團第3營的進攻，也許達到了最令人震驚的突然性。”“戰斗持續了一整夜，不時發生近戰，其激烈程度是以往作戰所沒有的……11月2日凌晨，從云山撤退的部隊在主要道路上遭到伏擊。結果，那里很快就塞滿了毀壞的車輛，坦克乘員和步兵在慌亂中四散奔逃。”

　　這是我軍第一次與美軍直接交戰，就把美軍打得“四散奔逃”。與此同時，我42軍將東線敵軍阻滯于黃草嶺以南地區。

　　此役經過12晝夜的艱苦作戰，殲敵1.5萬余人，迫使敵人從鴨綠江邊退至清川江以南。志愿軍首戰告捷，穩住了陣腳，為爾后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二次戰役——確定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基礎，將敵人趕至三八線以南。

　　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遭志愿軍第一次戰役打擊后，誤認為中國出兵不多，最多是象征性出兵，氣焰依然十分囂張。麥克阿瑟將第二線兵力全部調入第一線，同時令西線美軍第8集團軍、東線美軍第10軍繼續向北進犯。

　　志愿軍利用敵人恃強驕傲的心態，采取了“故意示弱，縱敵、驕敵和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在西線實行寬大正面運動防御與游擊戰相結合的作戰行動，誘敵深入。于11月9日，我軍主動放棄飛虎山陣地，后撤30公里，10日又放棄博川，并主動停止對進攻敵人進行反擊。

　　志愿軍節節誘敵，果然奏效，美第8集團軍司令沃克認為“中國人似乎在全線撤退”;麥克阿瑟斷言“中國人沒有參戰，戰爭將在兩個星期之內就會結束”，遂決定于11月24日發起“圣誕節前結束戰爭總攻勢”。待敵軍進入我預定伏擊地域后，彭德懷立即指揮我軍隱蔽進入進攻出發陣地，利用東、西線敵人接合部寬達100公里的空隙，把進攻重點放在敵人的翼側，集中兵力，實施雙層戰役迂回，向敵展開了強大攻勢。11月25日黃昏，我38軍、42軍向進至德川、寧遠地區敵第8集團軍右翼薄弱部南朝鮮第2軍團發起反擊。38軍迅速突破德川敵人的防線。

　　李奇微曾寫道：“11月26日中共部隊又一次兇猛地全力撲向第8集團軍，他們首先從右翼攻擊南朝鮮第2軍團，幾乎將沃克的右翼部隊消滅干凈，只幾小時的工夫，他們就肅清了殘余的南朝鮮部隊。”

　　27日，彭德懷令38軍主力插向軍隅里、三所里。該軍令113師擔任向敵縱深三所里的穿插任務。28日拂曉前，113師即插到敵人縱深，距三所里20公里，他們不顧疲勞、饑餓，連續作戰，突然搶占了三所里，比向南撤退的敵人先到5分鐘。該師還派出337團于29日4時先敵搶占了三所里以西的龍源里，截斷了敵人南逃的另一條退路。為正面主力全面出擊，在運動中大量殲敵創造了有利條件。彭德懷在12月1日發給38軍的嘉獎令中，欣然命筆“三十八軍萬歲!”隨后，我軍于12月6日收復平壤，23日逼近三八線，進至漣川、鐵原、華川地區。

　　東線剛剛入朝的志愿軍第9兵團，冒著風雪嚴寒，克服了御寒條件極差的困難，鏖戰于崇山峻嶺之中，于11月27日黃昏，向進至長津湖地區的美第10軍和南朝鮮第1軍發起了反擊。志愿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打得非常英勇頑強。

　　李奇微就曾感嘆：“中國人被打垮一批，又沖上一批，越過尸體往上攀援，繼續沖鋒。”“這一次進攻以及后來對陸戰隊發起的進攻，這是最殘酷的戰斗。這些進攻使陸戰師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志愿軍27軍殲滅美軍“北極熊團”，即第7師第31團，俘虜其團長麥克恩萊上校，繳獲其軍旗，這在美軍戰史中是極其罕見的。美第10軍軍長阿爾蒙德感到“情況萬分危急”，命令他的部隊迅速撤退。

　　此次戰役徹底粉碎了麥克阿瑟妄圖“圣誕節前結束戰爭”的夢想，將瘋狂冒進的敵人一直打退到三八線以南，共殲敵36000余人，其中美英軍24500余人，并使其車輛、火炮、坦克等軍事裝備損失慘重，美國第8集團軍司令沃克死于此役。彭德懷后來在《自述》中寫道：“此役確定了抗美戰爭的勝利基礎，恢復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全部領土”，并收復了平壤和三八線以南的延安半島和甕津半島。麥克阿瑟吹噓的“總攻勢”變成了“總退卻”，從而扭轉了朝鮮戰局。

　　第三次戰役——采取穩進方針，將敵人驅逐至三七線。

　　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遭到兩次打擊后，退守三八線既設陣地。美國朝野充滿了沮喪失敗情緒，認為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國最慘的軍事失敗”。為了擺脫內外困境，11月3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威脅“不排除使用原子彈”。12月3日，麥克阿瑟向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封鎖中國、轟炸中國、派蔣軍參戰和唆使蔣軍對中國大陸進行牽制性進攻的建議。與此同時，美國又于12月14日操縱聯合國通過關于成立所謂“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的決議，企圖玩弄“先停火，后談判”的陰謀，爭取時間，整頓敗局，準備卷土重來。

　　此時，我軍連續打了兩次戰役，體力消耗很大，十分疲勞，減員很大，糧彈幾乎消耗殆盡，急需休整。但毛澤東從政治上的需要考慮，于12月13日復電彭德懷，指出“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于‘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我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中朝軍隊為了不給敵人喘息機會，于1950年除夕向敵軍發起全線進攻，一舉突破三八線，1月4日，我軍第50軍與第39軍各一個師及人民軍第1軍團一部進占漢城。我軍乘勝追擊，把敵人趕到了三七線附近地區。1月8日，彭德懷適時果斷地下令停止追擊，結束第三次戰役，主力就地休整，以一部監視敵人的行動，防止敵人向我反撲。

　　此役歷經8天，殲敵1.9萬余人，攻占了漢城，一度將戰線推進至三七線。1951年4月，侵朝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因連續作戰失利而被撤職。

　　第四次戰役——經機動防御大量殲敵，將敵阻止在三八線附近地域。

　　美國侵略者為了挽回其失敗影響，緩和內部矛盾，急速從美國本土及駐扎在歐洲、日本的美軍中抽調老兵補充。李奇微對后撤的部隊很快進行了整頓，于1月15日以所謂“磁性戰術”向水原至利川我軍發動了試探性進攻。25日開始，全線向我發動大規模進攻。迫使剛剛轉入休整的我軍，不得不于1月27日停止休整，準備漢江南岸的機動防御。

　　中朝軍隊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為遏制敵人前進，穩步打開戰局，以英勇頑強的精神，進行了漢江南岸阻擊戰、橫城地區反突擊作戰，殲滅了南朝鮮軍第8師3個團，第3、第5師各一部，美軍第2師一個營、另有敵炮兵4個營，共1.2萬余人，只砥平里之敵未克。之后，敵軍又重新組織反撲，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遂轉入寬大正面逐山逐水的機動防御，不計一城一地得失，主動撤離漢城，最后將敵人阻止在我選定的進攻出發線——三八線附近，達成了預定目的。

　　此役歷時87天，殲敵7.8萬余人，掩護了戰略預備隊集結和展開，為第五次戰役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五次戰役——我軍再次進逼漢城、三七線附近，最后經運動防御將戰線牢牢穩定在三八線南北地區。

　　中朝軍隊為了粉碎敵軍在側后登陸，配合正面進攻，以期在“朝鮮蜂腰部建立新防線”的企圖，于1951年4月22日，向敵人發起第五次戰役。通過兩個進攻作戰階段，在西線，中朝軍隊再次逼近漢城，推進到漢江、昭陽江;在東線，亦再次進抵三七線附近，將偽第3、第4師和美第2師4個營及法國營大部分殲滅。共殲敵5萬余人。取勝后，我軍又在運動防御中大量殲滅了敵人。

　　此役我軍連續奮戰50天，殲敵8.2萬余人，將戰線牢牢穩定在三八線南北地區，迫使敵人不得不承認中朝人民的力量，而再次祈求停戰談判。從此，交戰雙方形成戰略對峙。

　　在此役中，我軍在戰役指導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對敵人采取長驅直入的戰法估計不足，對現代化武器裝備在戰場上的運用及可能引起的戰術變化，缺乏深刻認識。正如毛澤東批評的那樣，我軍戰役“口張大了”、“打早了”、“打遠了”，導致我60軍第180師受到嚴重損失。這里需要指出的是，180師并非全軍覆沒，180師被圍時有7000余人，一個月后，陸續突圍出來4000余人，怎能說被全殲?只能說，受到了重大損失。

　　將敵人打到談判桌上

　　經過連續五次戰役，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被中朝人民軍隊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損失23萬余人，侵朝各國內部矛盾日益增長，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呼聲日益強烈。美國政府迫于內外壓力，不得不調整戰略，同中朝方面進行停戰談判。從此，朝鮮戰場開始了長達兩年之久的軍事斗爭和外交斗爭交織進行的邊打邊談的局面。

　　根據朝鮮戰場出現的新情況，志愿軍適時地采取了“持久作戰，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以陣地戰為主要作戰形式，與朝鮮人民軍一起，利用三八線附近地區有利地形，構筑堅固的防御陣地。在此后兩年積極的陣地防御作戰中，粉碎了敵人發動的多次攻勢和“絞殺戰”、細菌戰，取得了全線戰術性反擊作戰和上甘嶺防御戰役的勝利。中朝軍隊越戰越強，1953年又發動了強大的夏季反擊戰役，有力地促進了朝鮮停戰的實現。

　　——粉碎敵人夏秋季攻勢。

　　在停戰談判中，美國侵略者妄圖在會議桌上得到他們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當他們的無理要求遭到中朝方面的嚴正拒絕后，竟發出“讓炸彈、大炮和飛機去辯論”的狂妄論調。于1951年8月和9月先后向朝中軍隊發動了“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中朝軍隊經過英勇奮戰，粉碎了敵人的兩次攻勢，并相繼進行了多次局部反擊，共殲敵16.8萬余人，迫使敵人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來。

　　——全線戰術性反擊作戰。

　　為了削弱敵人，鍛煉部隊，取得陣地攻堅戰的經驗，中朝軍隊于1952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對全線敵軍發起有計劃的戰術性反擊作戰。這次反擊作戰，貫徹了積極防御的思想以及“零敲牛皮糖”的打小殲滅戰、積小勝為大勝的原則。對被選定的若干戰術要點，經過充分準備，采取突然動作，給敵人以殲滅性打擊，經過44天的作戰，共殲敵2.7萬余人，有力地打擊了敵人。

　　——上甘嶺防御戰役。

　　1952年10月中旬，美國侵略者為了扭轉戰場上的被動局面，謀求其在談判中的有利地位，片面宣布停戰談判無限期休會。接著由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范佛里特親自謀劃和指揮了“金化戰役”，向中線上甘嶺地區志愿軍兩個連據守的只有3.7平方公里的597.9高地和537.3高地狹小地區，發動猛攻。進攻前，敵軍認為只要投入兩個營的兵力就可占領這兩個高地，進攻后，遭志愿軍頑強抗擊，遂陸續投入重兵，參戰部隊先后有美軍第7師(配屬美軍空降第187團、埃塞俄比亞、哥倫比亞營)、南朝鮮軍第2師和第9師，共計步兵11個團，炮兵18個營，火炮300余門和坦克170余輛，出動飛機3000余架次，總兵力達6萬余人，妄圖分割我防御體系，迫志愿軍后退。

　　守衛這一地區的志愿軍為第3兵團第15軍第45師、第29師、第12軍第31師和第34師一個團，炮兵9個團各一部，火炮114門，火箭炮24門，高射炮47門，陸續投入兵力4萬余人，整個作戰行動由第15軍軍長秦基偉、政治委員谷景生指揮。

　　“聯合國軍”對兩個山頭狂轟濫炸，共發射炮彈190余萬發，投擲炸彈5000余枚，把總面積不足4平方公里的兩個高地的土石炸松1～2米。我軍在諸兵種協同下，依托堅固的坑道工事，發揚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堅決固守，寸土必爭。經過43天空前激烈的戰斗，打垮敵人大小沖擊600余次，進行數十次反擊，殲敵2.5萬余人，守住了陣地。這一勝利充分表明，經過一年多的陣地作戰，我軍已建立起一條空前鞏固的防線。

　　舉世聞名的上甘嶺戰役，成為現代戰爭史上堅守防御作戰的光輝典范。美國新聞界曾評論說：“這次戰役實際上變成了朝鮮戰爭中的‘凡爾登’，”“即使使用原子彈也不能把狙擊兵嶺(指537.7高地北山)和爸爸山(指五圣山)上的共軍部隊全部消滅”。“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憶錄《從多瑙河到鴨綠江》中也沮喪地說：“金化攻勢”是“發展成為一場殘忍的挽回面子的惡性賭博”，“這次作戰是失敗的”。

　　——夏季反擊戰役。

　　經過反敵登陸作戰準備，我軍在戰略上日趨主動。為了粉碎美國和南朝鮮繼續拖延破壞停戰談判的陰謀，促進朝鮮停戰實現，中朝軍隊從1953年5月13日開始，發動了強大的夏季反擊戰役。這次戰役分三個階段進行，采取穩扎穩打，由小到大的方針，根據美國和南朝鮮對停戰的不同態度，而確定各階段重點打擊對象。

　　6月17日深夜，南朝鮮當局以“就地釋放”為名，脅迫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2.7萬余人離開戰俘營，押送到南朝鮮軍隊訓練中心，公然破壞停戰協定，彭德懷決定教訓南朝鮮當局，經毛澤東同意，志愿軍第20兵團5個軍發起金城反擊戰，一舉突破南朝鮮軍4個師防守的25公里的堅固陣地，突入縱深最遠處達18公里。整個戰役共進行了139次進攻，收復土地240平方公里，殲敵12萬余人，有力地促進了朝鮮停戰的實現。

　　——實現停戰，偉大的勝利。

　　經過三年零一個月的戰爭和兩年的停戰談判，1953年7月27日，中朝方面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方面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鮮停戰實現了。中朝人民和軍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為促進朝鮮的和平統一，緩和遠東和世界緊張局勢，中國人民志愿軍響應中朝兩國政府關于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的建議，于1953年3月至10月，分批全部撤出了朝鮮。祖國人民熱烈歡迎“最可愛的人”凱旋，贊揚他們打敗了敵人、“幫助了朋友”，保衛了祖國、拯救了和平。

　　不朽的豐碑

　　抗美援朝戰爭給我們留下的戰略遺產，怎樣評價都不過分，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日久彌珍。

　　改善了戰略環境

　　朝鮮如果淪陷，唇亡齒寒，美韓軍事同盟將直抵我鴨綠江邊，有了一個從陸地進攻我的戰略通道，隨時可以找任何借口對我發動戰爭。那時，從東北邊疆到東南沿海，我國將永無寧日。

　　從戰略布局來看，我國的重工業基地半數在東北地區，當時的中國鋼鐵產量僅及美國的1/144，其中80%以上集中在東北的遼寧省，沈陽是全國機械制造中心，東北的工業半數又集中在南部，南滿電站也位于此地。如果朝鮮淪陷，這些重要戰略要地均直接處于美國飛機威脅之下，甚至連中國的首都北京也在美國轟炸機的活動半徑之內，中國的戰略后方和經濟政治中心，頓成前線或戰略淺近縱深。毛澤東說，“如果不打回三八線，前線仍在鴨綠江和圖們江，沈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

　　另外，如果美軍占領了朝鮮，它的氣焰將更加囂張，甚至會得寸進尺，進一步支持蔣介石集團同我搗亂，國內的反動勢力就會有恃無恐。美國還會進一步插手越南和緬甸等國家的事務。那時，我國將處于內外夾擊的被動局面，我國的安全就會失去保障，全國人民就會失去安全感，這又怎能安心進行建設呢?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為我們贏得了較長時間的和平建設環境，沒有抗美援朝戰爭，我們就不可能有條件迅速摘掉“一窮二白”的帽子。抗美援朝戰爭起碼保了我國六十年無大戰事。事實證明，戰爭不能直接創造物質財富，但是，它可以直接創造精神財富。換句話說，戰爭不只是消極因素，也有一定的積極因素，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積極性。據《當代中國財政》一書記載：財政收入，1950年為65.19億元，1951年為133.14億元，1952年為183.72億元，1953年為222.86億元。幾乎每年都在成倍地增長。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在抗美援朝中，我國經濟不但沒有遭到破壞，而且還得到發展，這在我國戰爭史上是從來沒有的，堪稱奇跡。

　　今天，我國經濟飛躍發展，理所當然不能忘記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給我們打下的這一堅實基礎，我們今天所以能夠專心致志地搞經濟建設，實際上是在享受著抗美援朝戰爭給我們創造的“和平紅利”。

　　打出了國威軍威

　　1950年，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為574億元人民幣(按當時人民幣與美元2.5:1的比值計算，僅相當于229.6億美元)而當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2848億美元，是中國的12倍多。中國的鋼產量為60.6萬噸，美國為8772萬噸，是中國的144倍。1950年10月，美國投入到朝鮮戰場的作戰飛機達1200架，中國能夠勉強作戰的飛機只有110余架;美國投入海軍艦船近300艘，中國海軍尚未形成戰斗力;美國投入坦克800余輛，中國的裝甲部隊正在組建之中，從蘇聯訂貨的10個團400輛坦克剛剛到貨;美國陸軍平均4個人裝備1輛汽車，中國陸軍平均500人才有1輛;美軍一個團的火力強度，要超過中國一個軍。據當時中方的材料，美國一個軍(三個師)裝備各種火炮1500門，而中國一個軍只有同類火炮36門。美軍在戰時共投射彈藥330萬噸，中國消耗彈藥僅25萬噸。

　　在實力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中朝軍隊卻創造了歷史奇跡，在三年零一個月的作戰中，共斃傷俘敵109.3萬多人，其中斃傷俘美軍39萬多人，擊落擊傷敵機1.2萬多架，沉重打擊了美國的侵略氣焰。美國在戰爭中消耗了大量物資，戰費開支達830億美元，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消耗。

　　中國人民志愿軍在這場戰爭中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打出了國威軍威。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曾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這一事實，當時并沒有被所有的人真正認識。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教訓了帝國主義者，也教育了那些恐美病者，新中國的威望空前提高，中國人民不僅站起來了，而且被稱為東方巨人。

　　前美國總統胡佛曾經哀嘆：“神話已經破滅，原來我們并不是不可戰勝的。”“聯合國軍”第三任總司令馬克·克拉克曾經留下了一段經典之句：“1952年5月，我受命為聯合國軍統帥，代表17個國家，在韓國抵抗共產黨侵略。15個月以后，我簽訂了一項停戰協定，這項協定暫時停止了……那個不幸半島上的戰爭。對我來說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馬生涯的結束。它是我軍事經歷最高的一個職位，但是，它沒有光榮。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和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有同感。”

　　彭德懷元帥則自豪地說，過去西方列強在中國沿海架上幾門大炮，派2萬人的八國聯軍就能長驅直入中國首都的歷史從此結束了。

　　李際均中將充滿激情地說：“一百年來第一次為我們中國人抹去那黑色屈辱胎記的，是那藐視一切敵人、勇往直前的志愿軍將士。中國今天能這樣站立著，是因為當年志愿軍在三八線、上甘嶺站立著。我們今天每時每刻都在感受他們為祖國和人民爭得的尊嚴。”

　　在長津湖戰役中受中國人民志愿軍沉重打擊的美陸戰一師作戰處長鮑澤上校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相信，長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國軍隊不顧傷亡的狠命打擊是每一個陸戰隊員心中永遠揮之不去的噩夢。”我說，這就是抗美援朝戰爭最大的歷史功績!

　　歷練了抗美援朝精神

　　在首都各界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5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曾經將抗美援朝精神概括為“志愿軍始終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懼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以及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這就是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這種精神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

　　當美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到我們頭上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對待戰爭的基本態度是：“對于戰爭我們是不怕的，因為，我們有進行了二十三年武裝斗爭經驗的黨和軍隊，而且美帝國主義也有許多困難，內部爭吵，與其同盟者也不一致，在軍事上有其不可克服的弱點。但要防備美國亂來，即打第三次世界大戰，長期地打，打原子彈。而我們是不讓你(美國)打的，你一定要打，就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弱點，跟著你，最后打敗你。”

　　在這場血與火的生死大搏殺中，志愿軍指戰員高度發揚了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涌現了大批英雄模范和功臣。他們以自己的英勇奮斗、忘我工作的獻身精神，創造了一樁又一樁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譜寫了一曲又一曲的浩然正氣歌，以壯麗的青春鋪墊了通往勝利的道路，以寶貴的鮮血澆開了和平與幸福的鮮花。他們的精神永遠是中國民族的驕傲，他們的業績將萬古流芳，與世長存!

　　據有關統計，志愿軍指戰員僅作戰傷亡即達36.61萬人，加上非戰斗減員(病故、病退或事故傷亡)共77萬多人。犧牲在朝鮮戰場的軍職指揮員有3人，師職指揮員19人(這些同志都是身經百戰的老紅軍)，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也犧牲在朝鮮戰場上，志愿軍統帥彭德懷多次遇險。

　　志愿軍獲得各級英雄模范稱號者418人，其中：特級英雄2名;一級英雄50名;一級模范4名;二級英雄273名;二級模范83名;其他英雄稱號者6名。榮立各種功者302724，其中：特等功者239名，一等功以下者302485名;集體立功單位(班至團)5953個。特級戰斗英雄黃繼光在上甘嶺戰役中，縱身撲向敵火力點，用胸膛堵住敵人的射擊孔，為部隊開辟通路。特級戰斗英雄楊根思在第二次戰役中，帶領本連第三排打退敵人8次連續猛烈進攻，當敵人發起第9次進攻時，他抱起一個5公斤的炸藥包，縱身沖向敵群，與敵人同歸于盡。

　　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第一天，40軍在溫井地區與南朝鮮軍第1師一部和第6師一個加強營遭遇，當二十多名敵人撲向360團3連3班陣地時，班長石寶山抱起兩根爆破筒，高喊“為了祖國守住陣地!”撲向敵群，與敵人同歸于盡。他是志愿軍入朝后第一個在戰場上英勇獻身的英雄。據統計，在50名一級戰斗英雄中，有15名是與敵人同歸于盡的。

　　著名作家魏巍在描述第二次戰役中的松骨峰戰斗時是這樣寫的：“戰后，這個連的陣地上，槍支完全摔碎了，機槍零件扔得滿山都是。烈士們的遺體，保留著各種各樣的姿勢。有抱住敵人腰的，有抱住敵人頭的，有掐住敵人脖子把敵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敵人倒在一起，燒在一起。有一個戰士，他手里還緊握著一個手榴彈，彈體上沾滿腦漿;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國鬼子，腦漿迸裂，涂了一地。另一個戰士，嘴里還銜著敵人的半塊耳朵。在掩埋烈士遺體的時候，由于他們兩手扣著，把敵人抱得那樣緊，分都分不開，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斷了。……”這就是我們最可愛的人，這就是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曾經任志愿軍40軍政委的袁升平將軍動情地說：“我是1929年參加紅軍，歷經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無數次戰役、戰斗，打了一輩子仗，最值得自豪的是與世界頭號強敵交鋒的抗美援朝戰爭，這是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一次保家衛國的正義戰爭，它證明了我們中華民族是硬骨頭!……一個民族的骨頭不硬不行。骨頭不硬，就受到列強欺辱;骨頭不硬，在國際上就沒有地位;骨頭不硬，就難以振興中華!抗美援朝戰爭打造出了我們民族的硬骨頭!”

　　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功績將永載史冊!

　　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

　　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萬歲!

　　(作者為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少將)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