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從“消滅國家”到“官僚等級名錄制”
----蘇聯解體二十年祭 之二
廢墟上的歧路
斯托雷平改革撕裂了社會，也撕裂了知識界。在羅面諾夫王朝的廢墟上，俄羅斯該走向何方？自由主義、布朗基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考茨基主義……，當時的知識界提出了各種選擇。
知識界的主體，當時最有學術成就，也最有政治影響的知識分子，多傾向于自由主義。然而在斯托雷平專政時期，他們將專政歸咎于1905年的革命，認為是革命驚嚇了政府，迫使其動用戰地法庭。如立憲民主黨人、著名的“路標派”理論家別爾嘉耶夫批評當時的知識分子沒能適時地去勸說人民，停止革命,或者說讓革命恰到好處地停止。曾經以立憲民主黨人身份參與革命的知識分子格爾申宗更極端：
“我們不僅不應幻想與人民結合，反而應該害怕他們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罰，應該感謝這個政府用刺刀和監獄使我們免受人民的瘋狂之害。”
知識界主動與民眾“劃清界限”，期望“告別革命”，結果被民眾視為政府的走狗，遭到民眾的唾棄。而具有濃厚布朗基主義色彩的“社會革命黨”卻成為第一大黨。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是19世紀的法國革命家，他主張依靠少數革命家的密謀活動進行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少數人的“革命專政”，立即實現共產主義。對布朗基的“革命專政”恩格斯分析道：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后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于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89頁）。
“社會革命黨”成為第一大黨，標志著整個社會走向極端化。當知識界的主體在專制政府面前日益馴良時，百姓們卻日益激進。據沙俄司法部門的統計，在二十世紀初，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而入獄的國民中，知識分子比例越來越小，而工農比例卻大幅上升。
以列寧為領袖的布爾什維克則主張消滅國家、消滅官僚體系，為此首先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政治主張的理論基礎源自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給魏德邁的一封信中，馬克思強調：
“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還是發現這些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敘述過這種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對這些階級作過經濟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證明了:
(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系；
(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3)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對思維慎密的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是嚴謹研究導出的必然邏輯結論。對此，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里概括道：
馬克思認為：“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強調必須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他們尤其敵視“官僚”、“警察”和“常備軍”，稱其為資產階級社會身上的“寄生物”。然而“用什么東西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呢？”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問道。
列寧的回答有兩個基點，其一是：
“從資產階級的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
換而言之，“大多數人”對少數壓迫者的鎮壓，不再需要官僚、警察、常備軍等“特殊力量”。
其二是：
“資本主義文化創立了大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的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簡單,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記錄,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以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勝任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普通的 ‘工人工資’,并且可以(也應當)把這些職能中任何特權制,‘長官制’的痕跡鏟除干凈。”
換而言之，管理社會與生產不再需要官僚，只需要識字的工人，只需付給他們普通工人的工資。由此可實現“廉價政府”，“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軍隊和官吏。”
《國家與革命》發表于1917年8月，正是二月革命后俄羅斯思想界最活躍的時期。它向社會展示了布爾什維克的社會愿景和政治主張。列寧在書中里一再強調官員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為人民服務,隨時可以由選民撤換。它那嚴密的邏輯、可信的證據和美好的前景，為布爾什維克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
歷史的選擇
1917年2月，羅曼諾夫王朝倒臺后，俄羅斯面臨著道路選擇問題。歷史展現的軌跡是：幾個月后，布爾什維克控制了中央政權，隨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直到1920年，內戰結束，布爾什維克政權終于穩定下來。
對這一歷史軌跡，學界至今爭論不已。回顧當時的史料，當今研究俄、蘇歷史的學者們特別強調以下事實：
首先，二月革命是自發的人民革命，無論是政府還是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即布爾什維克所在的黨），都未預料到。當時列寧還流亡國外，兩個多月后才趕回國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場更晚。一時之間，群龍無首，出現了短暫的權力真空。從俄歷二月到十月，俄國政壇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出現了五屆黨派構成不同的“臨時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一屆比一屆激進，其主導力量從溫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變為社會民主派與革命民粹派。
第二，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潮是召開立憲會議，制定憲法，成立議會，取代君主專制政體，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規范化、現代化，使憲法凌駕于國家元首、政府、議會、政黨、軍隊之上。共和制下的正式政府，應當通過全民普選的立憲會議產生。這也是俄國各色政黨的共同追求，各屆“臨時政府”都以舉行憲政選舉為主要任務。各政黨對“臨時政府”的爭奪，其實是爭奪對選舉的控制權。
第三，立憲民主黨因在斯托雷平專政時期成了王朝的附庸而聲名狼藉，在民主選舉中處于弱勢，而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在大多數選舉中都贏得了多數，尤其是社會革命黨，是無可置疑的第一大黨。在十月革命中被奪權的那一屆臨時政府，其成員大多是社會革命黨主流派和社會民主黨的孟什維克。
第四，十月革命后的布爾什維克政權，被視為“第六屆臨時政府”，不但民間這樣看，在布爾什維克內部也這樣看。布爾什維克奪權的理由之一，就是責怪前任臨時政府遲遲不進行立憲會議選舉。所以他們努力讓憲政選舉如期（1917年11月12-15日）舉行。然而選舉結果是：在703個席位中，社會革命黨得到410席，布爾什維克得到175席，立憲民主黨17席，孟什維克16席，各民族政黨86席，其余幾個席位屬于幾個小組織。在自己主持的選舉中，布爾什維克僅得到不足1/4（24.9%）的選票。
第五，選舉失敗的布爾什維克稱到達的代表太少，宣布推遲原定1918年初召開的立憲會議，引發了抗議示威，遭到武裝鎮壓。1918年俄歷1月6日，布爾什維克調來的軍隊驅散立憲會議，實現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導致全俄大驚，各派反對勢力蜂起，俄國陷入了慘烈的內戰。
一些論者據此認為，是布爾什維克扭轉了俄國的民主進程，使俄國的專制統治又延續了幾十年。
然而此論經不起深思。
即使沒有布爾什維克上述的行為，由當時的第一大黨社會革命黨掌握政權，難道俄國就能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
社會革命黨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團體聯合而成的，有悠久的“恐怖政治”傳統，黨的“戰斗隊”專司暗殺。斯托雷平就是被社會革命黨人于1911年9月1日刺殺于基輔歌劇院的。這樣一個信仰布朗基“革命專政”的政黨，一旦自己的主張受阻，難道就不會訴諸暴力？
在那個社會矛盾尖銳的年代，“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其實是各激進政黨的共同信念，那個年代的激進政黨根本不忌諱“恐怖主義”。社會革命黨巴黎小組的領導，《革命思想》報編輯尤捷列夫斯基（Я.Л.Юделевский），就著文宣揚：“社會主義者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才能成為恐怖主義者。一旦成為恐怖主義者，就要按照不擇手段地達到目的的方式來行事。”
事實上，社會革命黨左派與布爾什維克在很多方面有共識，是同路人。但一旦觀點不一，就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十月革命后，社會革命黨發動了列一系列的暗殺，暗殺對象既包括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又包括德國大使，1917年8月30日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在莫斯科的米赫爾遜工廠開槍刺殺列寧。內戰發生后社會革命黨發動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斗爭。內戰結束后，又組織了一系列叛亂。
事實告訴我們，斯托雷平的“白銀時代”給俄羅斯帶來一個充滿戾氣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指望“民主”、“憲政”，何異癡人說夢？
“民主”、“憲政”的實施需要一個基本前提：參與各方有起碼的共同利益。所以古羅馬“民主”僅限于“公民”內部，與奴隸無關，盡管奴隸占人口的多數；所以俄國的立憲民主黨對召開立憲會議遲疑不決，因為他們看到，國民的多數傾向于民粹主義，在這樣的背景下“普選”、“立憲”，勢必將這幫老爺們掃蕩殆盡。
可見，被撕裂的社會，是造就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根源。列寧被史學家稱為“有學歷的普加喬夫”，其實連社會革命黨人也都是“讀過資本論的普加喬夫”。更重要的是，那時的整個社會都彌漫著暴力和無政府主義。金雁在《二十世紀初俄國的改革、戰爭與革命》中這樣描述那個社會：
“俄軍隊丟棄了戰場跑回國內，軍隊的崩潰使軍紀約束形同虛設，軍事法庭法不責眾，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來，戰敗和無序使流氓心理擴大，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數百萬士兵、水兵、逃兵和從德軍占領區逃出來的難民。”
“在這樣一個深厚的社會土壤上，無政府主義傾向迅速增長，武裝的農民自發地涌進地主莊園，在分掉土地以后燒毀莊園同時對地主實行懲罰。整個俄的社會規范在瓦解，沒有希望、沒有食品、沒有紀律。無政府主義宣傳動搖了政府的權威，使人民大眾變得冷酷無情，他們習慣殺人不受懲罰，暴力法則取代了法律的威力。”
在動蕩的環境中，只有暴力才能安定社會，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競爭的結果，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團獲得勝利。
列寧：民主與專政
內戰基本結束的1919年12月，列寧發表了《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一文，討論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獲得總票數四分之一的布爾什維克勝利了,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聯合)并同它一起共獲得總票數四分之三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卻失敗了,怎么會發生這種怪事呢。”
通過分析立憲會議選舉的材料，列寧指出了布爾什維主義獲得勝利的三個條件:
“(1)得到無產階級絕大多數人的擁護；(2)得到近半數軍隊的擁護；(3)在決定性時機和決定性地點,即在兩個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區的各方面軍中的力量占壓倒的優勢。”
但這未能解釋另外3/4選票代表的國民動向。所以列寧進一步分析：
“半無產者和小資產者從來不會預先就表示擁護無產階級統治,不會懂得無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和任務,而只是根據自己以后的經驗才確信無產階級專政是必然的,正確的和合乎規律的。”
這與布朗基的觀點類似，布朗基認為階級社會和宗教的長期奴役使得大多數人不能認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他反對立即進行普選，而是等到人民在他們的“革命專政”條件下，經過長期的再教育以后再進行。
為此，列寧提出：
“無產階級為了要把大多數居民爭取過來,
第一,應當推翻資產階級,把國家政權奪到自己手里；
第二,應當徹底粉碎舊的國家機構,建立蘇維埃政權,這樣一舉而摧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中間的統治,威信和影響；
第三,應當用革命手段,靠剝奪剝削者來滿足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經濟需要,以徹底鏟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中間的影響。”
列寧的分析邏輯性極強，對缺乏歷史經驗而熱情澎湃的年輕人極具說服力。想必當初到蘇聯學習的早期中共黨員認真研讀過此書，所以他們相信：
“甚至當無產階級占人口少數時(或者說當覺悟的和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占人口少數時),它也能推翻資產階級,然后從人數眾多的半無產者和小資產者中把許多同盟者吸引過來”
“城市不可能和農村平等。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下,農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帶領農村，農村必然要跟城市走。問題僅僅在于,‘城市’階級中的哪個階級能夠帶領農村,能夠擔當這個任務,以及城市對農村的領導采取什么形式。”（列寧《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
這正是當初王明路線、立三路線的理論基礎。中國的實踐已經回答了這兩個判斷的可信度。
普列漢諾夫是列寧的“老師”，他把列寧帶進了歐洲著名的、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照顧、幫助過他，后來又成了列寧的論敵、政敵，孟什維克的領導人。普列漢諾夫既了解列寧，又沒有動機為其文過飾非，1918年4月，他在臨終前的《政治遺囑》中這樣評價列寧：
“列寧無疑是一個偉大的、非凡的人物。”
“要是我指責他不懂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在撒謊了；要是我說他死守教條，那也錯了。不，列寧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精通馬克思主義。”
“他十分聰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極強，不尚虛榮，不惟利是圖，”
“列寧的不講道德和殘酷無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無道德和殘酷無情，而是出于對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
在那時布爾什維克中有許多這樣為信念而奮斗的人。在內戰造成的饑荒時期，糧食人民委員瞿魯巴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他卻因饑餓而暈倒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
更重要的是，由黨代表無產階級實行專政時，為保證黨的廉潔和減少政治錯誤，黨內民主必不可少。列寧在西方僑居了十五年，有很高的民主素養，終列寧的一生,黨內可以：
1、在黨代表大會上作觀點不同的副報告。
2、在適當的場合提出自己的動議、議案,發表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可以按黨綱選舉黨代表。
3、將重大的分歧及疑而難定的問題交付全黨討論表決。
4、領袖、領導層可以和最高領袖爭論并可以批駁他,向他提建議。
5、討論和批評黨的錯誤。甚至在激烈戰爭時期也要“創辦報刊、爭論專頁等來更經常、更廣泛地批評黨的錯誤和開展黨內各種批評”。(《列寧全集》第39卷,第288頁。)
6、在黨代表大會和黨中央未作出最后決定時，可以否定最高領袖的提案。
7、寬容那些曾經激烈反對過自己的同志,并與之親密合作共事。
8、在可能發生決策重大失誤時,下級黨組織可以通過不信任中央的表決。
9、在黨代表大會上及各種會議上遞條子、提問題、提出質詢、批評領袖。
10、普通黨員也可以在規定的形式范圍內和領袖辯論,維護自己的觀點。
11、由黨代表大會選出的專門委員會檢查黨中央委員的財務收支,并向大會報告審查結果。
12、可以而且必須監察、檢查黨的最高機關與高層領袖。中央及地方監察委員會,與同級黨委委員會平行；中監委要監督中央的決策、決定；同時對總書記到各中央委員,都有質詢權,檢查文件權。（見尹彥《列寧時期黨內民主是如何被破壞的》）
1922年，臨終前的列寧開始擔心黨中央的官僚化，并認真地思考應對之策，他在幾天內接連三次留下遺囑，建議增加幾十個人基層工人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在1922年12月26日的遺囑中，他詳細地展開了這個構想：
“我是這樣設想的：幾十個工人參加中央委員會，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檢查、改善和改造我們的機關。起初由工農檢察院行使這一職能，但它實際上不能勝任，只是成了這些中央委員的‘附屬品’，或者在一定條件下成了他們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人，應當主要不是來自那些做過長期蘇維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農民也包括在內的），因為在這些工人中間已經形成了某些正應該加以克服的傳統和成見。
工人中央委員會主要應當是這樣的工人，他們的崗位低于五年來被我們提拔為蘇維埃職員的那一層人，他們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沒有成為直接或間接剝削者的農民。我想，這種工人出席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會議，出席政治局的一切會議，閱讀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文件，能夠成為忠誠擁護蘇維埃制度的骨干，他們第一，能使中央委員會本身具有穩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進機構。”
注意，被列寧寄予期望的人是“他們的崗位低于五年來被我們提拔為蘇維埃職員的那一層人，他們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沒有成為直接或間接剝削者的農民”，換而言之，是沒有被官僚機構污染的本色基層勞動者。而列寧希望他們有權“出席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會議，出席政治局的一切會議，閱讀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文件”。期望冀此能“第一，能使中央委員會本身具有穩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的改進機構。”
顯然，精通馬克思思想的列寧對官僚機構高度不信任，對官僚機構內不可避免的權勢爭斗高度警惕。
可見，雖然列寧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為此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但他的目標卻是一個沒有剝削與被剝削的、由廣大國民自己擁有的民主社會。在列寧看來，專政與暴力只是改造社會的手段，絕非目標。他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不能不”“立刻開始消亡”的國家。
理想與現實
然而，1918年1月15日，距《國家與革命》出版后僅幾個月，布爾什維克政府頒布法令建立了常備軍--紅軍。二月革命以來布爾什維克最積極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嚴禁，“紅軍締造者”托洛茨基直言不諱：
“紅軍的組織原則與沙皇軍隊的組織原則是非常相似的”。
事實上蘇聯紅軍一度成為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雖然該法令許諾“在不久的將來實行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直到蘇聯瓦解，這個“不久的將來”也沒來到。
1917年，布爾什維克政府成立了秘密警察的機構“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ВЧК)）。它擁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歷史證明，這類機構也不是非常狀態下的應急機構，1922年2月6日，經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契卡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后來來被克格勃所取代，直到蘇聯瓦解。
至于列寧指望用“識字的工人”來取代的官僚，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既壽且昌。事實上，十月革命后，代表底層公眾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不但沒有強化，反而逐漸衰弱；而職業官僚集團的專制卻日趨強化。他們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政治參與、企業管理與資源分配等方面，全面排擠壓制工人群眾；在思想理論方面，它千方百計改造“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讓官僚集團“代表”無產階級，對社會（包括無產階級自己）實施專政，并堂而皇之地論證這個專制應當長期強化。
從1923年10月開始，托洛茨基在給黨中央一系列公開信中批評黨的機關“官僚化”、“特權化”和“脫離群眾”，認為“黨的官僚主義幾乎到處橫行，有使黨陷入絕境的危險”，“老近衛軍”有僵化的危險。
再過十余年，連到蘇聯旅游的法國左翼作家羅曼·羅蘭也看出了問題，1935他在《莫斯科日記》中認為蘇聯已經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
“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面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于艱難斗爭的狀況之中。”
羅曼·羅蘭斷言：
“這個黨今后還會繼續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讓構成民族脊梁的精英們與民族脫離開來，此乃不智之舉。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沒有理由要讓民族精英們把榮譽、財富與金錢的優勢都搜為己有”。
布爾什維克的奮斗目標是消滅國家、消滅官僚體系，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里一再強調官員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為人民服務,隨時可以由選民撤換。然而，正是在蘇聯滋生出或許是全球最龐大，最不受制約的官僚體系。這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這官僚體系是如何滋生、壯大的？
“消滅國家”還是“官僚專政”？
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一切工作由全體會議選舉的中央局領導；那時還沒有后來權勢熏天的書記處和總書記。俄語中的書記（секретарь）意為秘書、文書、記錄員。當時為黨中央承擔此項工作的是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其具體工作包括擔負通訊任務；負責來往文件；黨的財務,分發黨費；為來訪同志辦理假護照,尋找住處等純事務性工作。
1918年3月俄共七大后,黨中央建立了唯一的直屬機構--書記處。除了秘書事務外，它還兼管組織工作。1919年3月，俄共八大根據季諾維也夫的建議,設立了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一分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頁。)
十月革命前后，中央全會幾乎三五天就舉行一次,一直到1922年,俄共實行了地地道道的集體領導。后來中央委員會變成每月開兩次，再后來變成每兩月開一次，而政治局成了黨的、因此也就是蘇維埃政府和共產國際的實際主宰機構。不僅決定緊急問題,而且決定一切問題,只不過把決定通知中央委員而已。
那時的中央委員會有19名成員，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各由5位中央委員組成，且有的委員同時兼任多個局的工作。如斯大林，同時為這三個局的成員，并兼管組織局，還擔任書記處的總書記。敏銳的列寧這時已經嗅出了“寡頭政治”的味道：
“我們黨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由大會選舉出的十九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而且在莫斯科組織日常工作的則是更小的集體,即由中央全會選出的所謂‘組織局’和‘政治局’、各由五名中央委員組成。這樣一來,就成為最地道的‘寡頭政治’了,我們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列寧選集》第三版,第4卷,第157頁。)
然而，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里，黨中央大多數領導人熱衷于著述和演說，托洛茨基甚至還有心情研究文學。很少有人重視組織局、書記處的“事務性工作”。于是勤勉而精力充沛的斯大林控制了黨和國家機關人事權。臨終前的列寧意識到“斯大林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幾經猶豫后才建議將其換掉，但病危的列寧已無能為力。等到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等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他們已是砧板上的魚肉了。
控制了組織局、書記處，斯大林事實上控制了黨內的人事權。利用組織局、書記處的干部任命權，斯大林專心于人事問題的研究,他收集許多人事資料及檔案，并且把他們分門別類的歸置於自己所建立的名單上，因而獲得了“同志檔案柜”的昵稱。在耐心、巧妙而持之以恒的人事安排之后，斯大林控制了各省、軍隊與保安機關，進而控制了中央委員會，清洗了大多數老布爾什維克。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中的98人和1966名黨代表中的1108人被槍斃,或者關進了集中營。
于是斯大林成了絕對權威，他在黨和政府內的地位，甚至超過了沙皇在羅曼諾夫王朝中的地位。列寧時期的黨內民主蕩然無存，理想主義和理論探索讓位于忠誠與服從。
在1919年3月的八大黨綱上,還強調干部必須由基層選舉，而非上級任命：
“蘇維埃國家要實現廣泛的、無處可與之比擬的地方和區域自治,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機關是由上級任命的”,(《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一分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2頁。)
俄共十大更明確了“排斥一切委任制度”。但在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制定了Номенклату'ра，這個單詞在俄漢詞典里譯作“上級任命的工作人員”，討論俄羅斯問題的專業論文里往往將其譯為“官僚等級名錄制”。它包含三類官職等級名錄的表格。
第一號官職等級名錄中大約有3500個最重要的領導職位，其中包括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各局首長，托拉斯、辛迪加的領導人，大工業企業領導人等；
第二號官職等級名錄，包括各部、局的副職以及其他相當職務；
第三號官職等級名錄，則是地方上的領導干部。
蘇聯的官僚體制由此建立，它事實上承擔了這個全能政府的幾乎全部職能。而自發革命時期建立的蘇維埃，只剩下形式上、禮儀性的職能。
一些學者由此出發，將蘇聯官僚體系的形成、壯大歸咎于斯大林的個人獨裁。
然而試問，當時的布爾什維克能否不設置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之類的機構？在社會矛盾激化，黨派之爭你死我活的背景下，黨內高層不進行適當的分工，不組織有效的機構，根本不可能應付局面。
在那種激烈的政治斗爭中，只有委任制能使中央控制全黨去實現既定目標；而實施普選制，在意見紛紜的環境中只能形成一個分散而軟弱的黨。蘇聯瓦解后，研究斯大林的人往往抨擊蘇共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這片土地上的第一個“官職等級表”是彼得大帝于1722 年頒布的，它把文武官員分為 14級。根據每個官員的知識水平，才能高低、貢獻大小來選拔和任用各級官員。多數學者對此卻做出了正面的評價，他們強調，正是這一制度使“兒時的豬倌雅古任斯基當上了總檢察長，賣過肉餅做過馬夫的緬什科夫成了陸軍元帥。”這是彼得克服封建貴族的阻力，建立現代國家的必要措施。正如拉伊夫指出的：
“新的“官僚政治”開始有它自己的語言，如‘國家的需要’、‘國家利益’等等，盡管所指的實際上是君主個人的利益。”（拉伊夫《獨裁下的嬗變與危機--俄羅斯帝國二百年剖析》）
進一步思考，如果沒有斯大林為人痛恨的“大清洗”，也沒有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蘇聯的精英階層會是什么狀態？是“大清洗”造成的政治恐怖，使精英階層的成員不敢放肆地以權謀私，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制度給官員們以明顯的利益激勵，使社會上潛在的精英分子們甘冒政治風險也要爭取當官。于是斯大林有了一個指揮自如，令行禁止的官僚隊伍。
官僚政治的理論奠基者韓非曾指出，控制官僚隊伍的關鍵是誘之以厚利，禁之以重罰：
“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乃無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也。”（《韓非子·奸劫弒臣》）
那些賞不可使、罰不可禁的理想主義者，在官僚政治的價值體系下，顯然是“政治素質低下”之人。
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以來，斯大林的劣跡已經廣為人知。但有多少人意識到：在斯大林開始接管權力的時候，俄羅斯處于內戰中，社會動蕩、經濟凋敝，當他離開人世時，蘇聯是僅次于美國的超級大國。在“恐怖”的斯大林時代，俄羅斯完成了工業化，抗擊了法西斯德國，當時除隔著英吉利海峽的英國以外，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被法西斯德國征服。
而完成這一切，斯大林依靠的正是這個官僚體系。
觀察整個20世紀，它最鮮明的特色是工商文明在全球的高速擴張。工商文明毫不留情地吞噬著它遇到的一切其它文明，每個社會都被迫作出回應。積極改造自己，接受工商文明的，就有可能成為新的強權，它一方面會遇到老強權的遏制，但另一方面會劫掠、征服尚未轉型，或轉型不成功的社會。對此，中國人有痛切的體驗。
斯大林的官僚體系，正是俄羅斯適應工商文明的應激反應。為理解這一點，我們只需思考這樣的問題：當時的俄羅斯各種思潮泛濫、政黨林立，為什么是布爾什維克取得了勝利？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內潛在領袖群星閃耀，為什么是斯大林取得了勝利？道理很簡單，無論斯大林本人是否意識到，客觀上，他的追求，他的舉措，乃至他的性格，在當時的備選者中是最適于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而布爾什維克黨期望的“消滅國家”，在當時根本就不現實。于是現實主義的斯大林戰勝了耽于理想的老布爾什維克們。
蘇聯政體的本質是官僚政治，只有直面這個現實，才可能解釋蘇聯的成功與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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