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毛澤東與毛岸英想起的

朱永嘉

原文人民網：http://blog.people.com.cn/blog/c2/s291683,w1269168790181901

毛澤東與楊開慧有二個兒子，一個是毛岸英，一個是毛岸青，楊開慧犧牲后，他們兄弟二便流浪街頭。毛澤東在根據地既找不到他們，也無法撫養他們。從1930年起，他們兄弟倆還是由黨組織安排寄養在上海董健吾牧師家里。據馮雪峰的回憶，他在1936年自瓦窯堡到上海時，毛岸英兄弟倆就住在董健吾大老婆的家里，地址是在上海西芷路泥城橋一帶的二開間二樓的閘庫門房子內。那時這個地段屬于英租界。我自小便長大在那個地區，故知道那個時候那類房子那里很多。我家所在的里弄叫厚德里，便是這樣的弄堂房子。有的里弄規模大一點，有的小一點。馮雪峰1936年4月中旬從陜北瓦窯堡出發，經過西北軍的地段，在西安見到了董健吾，講起張學良曾對董健吾說，李杜將軍要到蘇聯去一次，說是去考察，實際上想把撤退到蘇聯境內的一部分東北軍重新組織起來，帶回國內。他想讓李將軍把三個孩子，即毛岸英兄弟倆和董健吾的一個兒子一起帶到蘇聯去，張學良給了董健吾十萬法郎的支票，作為帶他們出國的經費。他們倆到上海后，找到了李杜，地下黨還派了楊承芳與李杜同行。而毛岸英兄弟倆也確實是馮雪峰托楊承芳與李杜一起帶到蘇聯去的。他們是經由巴黎，在巴黎與莫斯科的中共組織聯系，最終毛岸英兄弟倆是由康生從巴黎帶往莫斯科的。他們兄弟倆在蘇聯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風順。我說這一段經歷是想說明他們倆是烈士的后代，自幼經歷過顛沛流離的生活，沒有家庭的愛護，故毛岸青神經功能不是很正常。

還有一個是毛岸英要求結婚的故事。毛岸英回國以后，在陜北，跟那時的勞模吳滿有去農村參加過勞動，以后參加黨的工作。1948年中央機關遷到西柏坡，毛岸英也在西柏坡，毛澤東忙于工作，所以父子倆很少見面。毛岸英相中了女朋友劉思齊。毛岸英與女朋友一起去見毛澤東，要求父親同意他們倆結婚，三個人談的很開心。在談話結束時，毛澤東問劉思齊幾歲了，那個月生的，劉思齊說還有一個月就過生日了，毛澤東說：“噢，還不滿十八周歲，你們著什么急啊！到了滿十八周歲后再結婚嘛，反正我都同意了。婚姻法規定，年滿十八周歲方可結婚，再等一等，好嗎？”思齊同意了，倆個人出去以后，毛岸英又回到了父親辦公室，對爸爸說：“我從來都是聽爸爸的，在延安時，有人介紹的那個人，你不同意，說我還年輕，不著急結婚，從那以后，我就沒有和她來往過。”毛澤東說：“我不同意對不對啊？實踐證明她怎么樣啊？形勢一變，她就逃回北平，還在報紙上罵我們。生在山溝里的人看到花花綠綠，有點羨慕，你是留過洋的人，也經不起考驗嗎？”岸英說：“我今年二十六歲了，我想結婚以后好好工作和學習，就不操這個心了。”毛澤東有點生氣地說：“你是不是想我現在就同意你們結婚呢？”岸英說：“是的。”毛站起來說：“你是毛澤東的兒子，你不遵守婚姻法，還能叫誰遵守婚姻法啊？婚姻法剛剛公布，就違犯它，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毛岸英轉身出門，就氣得暈倒在地。從這件事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自己孩子嚴格的要求。

與毛岸英相關的第三件事，是毛岸英去朝鮮參加抗美援朝的事。毛澤東在省立湖南第一師范的同學周世釗在1954年相見時。曾談到毛岸英在抗美援朝中犧牲的問題，那時周世釗小心地問：“毛岸英同志也到了朝鮮，但他剛剛出國不久，就在朝鮮戰場上犧牲了，是不是和彭老總的責任有關？如果你不派毛岸英同志到朝鮮戰場上，我看他是不會犧牲的。”毛澤東想了想說：“不能這樣說，岸英的犧牲責任完全在美帝國主義身上，岸英是為保衛中國人民，朝鮮人民的利益，為保衛我們祖國的安全而出國作戰的。他是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而犧牲的。彭老總是沒有責任的，不能去責怪他。當時，我聽到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上不幸犧牲的消息后，我的內心是很難過的。因為我很喜歡岸英這個孩子，岸英犧牲以后，當時有人提出要把他的尸體運回國來安葬，我沒有同意。我說岸英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為抗美援朝，為保家衛國而犧牲的，就把他的尸體安葬在朝鮮的國土上，讓他顯示中朝人民的友誼，讓中朝人民的友誼萬古長青，不必把他的尸體運回國來安葬。當然，你說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鮮戰場上，他就不會犧牲。這是可能的，也是不錯的。但是，我是黨中央的主席，在那種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我是極力主張發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后來得到黨中央的贊成，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定。這個決定得到了中國人民、朝鮮人民、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很快就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運動。我作為黨中央的主席，作為一個領導人，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又能派誰的兒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樣，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戰場，光派別人的兒子去上前線打仗。這還算個什么領導人呢？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個年輕人，他從蘇聯留學回國后，到農村進行勞動鍛煉，但他沒有正式上過戰場。青年人就是要到艱苦的環境中去鍛煉，要在戰斗中成長。基于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鮮戰場去的。”

從毛岸英出生后經歷苦難的流浪生活，從毛澤東后來對毛岸英的嚴格要求，在婚姻問題上嚴格的態度，派他去朝鮮戰場上所講的理由，確確實實如一個革命家對待自己親人應有的態度，至今讀來仍讓人感動。從毛岸英這一視角看，他也確實不愧為毛澤東的兒子，能去農村勞動鍛煉，能上戰場經受戰爭生死的考驗，最終犧牲自己的生命。去年溫家寶總理去朝鮮訪問時，還親自祭掃毛岸英在朝鮮的墓土。前幾年毛岸青去世時，胡錦濤主席親自為他送行，有人問我，你怎么看待這件事？我說：只有毛岸英和毛岸青他們去世后才能享有這樣高的禮遇規格，這是倡導真正革命家的家庭傳統。他們沒有因為毛澤東崇高的地位和威望，享受任何特權；毛岸英在戰爭考驗中，不惜犧牲，獻出自己最珍貴的生命；毛岸青一輩子從事的是文字翻譯工作，甘愿平平凡凡地做一輩子普通勞動者，沒有當官做老爺。雖然時間已過去五十多年了，它仍然是我們為人的一個標尺。這里，作為一個革命者有一個如何正確對待自己子女的問題，作為革命家的子女，便有一個如何對待自己父母終身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如何對待父母的教誨和繼承他們光榮的革命傳統。作為老一代革命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弟，值得拿這個標尺來量一下自己的言行，是不是這樣想的，這樣說的，這樣做的，炫耀身上的珠光寶氣能否取代這一切呢？毛澤東歷來反對打天下坐天下那種陳腐的封建觀念。他曾反復強調，我們的權力從哪兒來的，是人民給的，換一句話說，我們手中的國家權力，不僅是靠槍桿子奪來的，也是靠人民對我們執政的認可。如果我們的所作所為得不到大多數人民的認可，那么我們的執政便喪失了合法性，遲早會垮臺。

記得文革期間，江青曾在軍委會議上做過一次講話，講話的題目是《為人民立新功》，這個講話是毛澤東審改后正式發表的，講話的主題便是我們革命的老一輩如何對待自己子女的問題。其中講了左師公觸龍說趙太后，以長安君為質于齊。讓齊國出兵救趙，以敗圍趙的秦軍。這個故事，在《戰國策》和《史記》都有記載。當時左師公與太后之間有這樣一段對話：“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于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史記•趙世家》）這個故事的主題是講王公貴族與世家的子弟，不能只靠父祖輩的恩蔭生活，要靠自己努力建功立業才能謀到自己的前程。江青奉毛之命在軍委講這番話，還是有針對性的。當時第一批上街破四舊的紅衛兵，大都是軍政高干子弟。首先發起紅衛兵組織的清華大學附中，也是高干子弟集中的地方。他們上街，因為有父母的背景，其中有的人由于一時革命的激情，也敢于胡作非為，打死人的事情往往由此而來。上海紅衛兵打人的事，始于上紅總部，司令部的司令便是上海警備區廖政國司令的兒子，張春橋的女兒也在那兒任政委，那兒也發生打人的事，張春橋便責問過女兒，她回答說，她沒有打人，張便要她退出上紅總部，她能聽爸爸的話，此后，她一輩子勤勤懇懇地做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對人們有益的普通勞動者，這正是她最值得我尊敬的地方。還有南洋模范中學的紅衛兵，比較大膽妄為，那也是干部子弟比較集中的學校。他們便曾在宛平路華東局機關打傷過鐵路工人。那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思想，也是產生于干部子弟，是他們特權思想的反映。現在當然不可能公開張揚這種反動口號了，但在人事工作的實踐上，通過各種社會關系的網絡，還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反映出這種見不得陽光的反動思潮的實際表現。又如上海漕溪路事件。那是山東來的七、八個紅衛兵，其中有兩個是師級干部子弟，六個團級干部子弟。他們到居委會去找黑六類，居委會提供了一戶資本家家屬的住址，他們便把這個老太太活活用皮鞭打死了，打死之后還用開水去燙，慘不忍睹。事件發生在1966年11月間，那時上海還是市委陳丕顯、曹荻秋執政，他們還派寫作組的人去調查處理，是王知常、吳立昌去整理的材料，這件事最終還是不了了之。還有，如北京聯動這樣的紅衛兵組織任意抓人、打人的事件。之所以產生這類荒唐的悲劇，還是我們干部隊伍及其子弟身上居功自傲和特權思想作祟的結果。當年的這些干部子弟出身的紅衛兵，如今都六十左右了，其中有多少人如今憑借父祖的恩澤而身居要位了，當然也有不少人經過風浪鍛煉成為新的一代杰出領導人。現在是他們的下一代如何踏入社會的問題了。人們習慣性稱呼他們為紅三代。

左師公問趙太后，趙國，三代以前趙君之子侄，繼位封侯的還有沒有啊，趙太后說沒有了。可見在戰國年間，王公貴族通過世襲要維持三代也很困難了。秦以后，漢代有門蔭制度，官僚家庭的子弟可以通過恩蔭，在皇帝身邊做郎官，就是在宮廷門廊站崗放哨，君王出行時，在馬前鞍后充當前呼后擁的角色，一旦時局變化，那就難了。唐代的韋應物，在安史之亂之前就是在唐玄宗身邊充當這樣的角色，安史之亂之后，便一落千丈落魄不羈了，最終還是自己讀書奮斗重新站起來的，當了刺史，成了詩人。靠父祖輩的門蔭是最不可靠的東西，即使你們抱成團，恐怕也很難。因為一個人的能力是無法依靠血緣關系來繼承的，然而人們總是幻想這這個與其父母相關的社會關系網絡是讓子女可以依靠的一條向上爬的捷徑。記得若干年前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委組織部人事勞務局、監察局聯合為招錄公務員，發了一個文件，這份紅頭文件的名字很坦率《關于考錄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子女的補充規定》，這文件明確提出，“高校在讀的副科以及領導干部子女可列為這次招考對象”最終，55名對象中，錄取了22人。這種情況在各地公務員招考中屢見不鮮，人們嬉稱其為“官二代”，當然這還比不上紅三代那樣“光輝”耀眼。鄧小平同志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話是對的，富裕總有先后，但這決不是說讓自己的子女先富起來。如果那樣的話，不僅坑了自己的子孫，而且敗壞黨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望，也敗壞自己先輩的名聲，千世萬代被后人指著脊梁骨挨罵。現在有一些企事業單位，往往成為家族企業，成為世襲的壟斷企業。這當然是一種倒退的歷史現象。所以每當提拔年輕干部時，人們往往提到他們的家庭和社會背景。這樣的干部在位以后往往缺乏公信力，人們抱著懷疑的眼光來觀察他們的一言一行。中國古代，隋唐以后的科舉考試制度本來就是為了打破世襲的門第制度，讓大家有一條稍微公平的起跑線。在官員任選上，還有各種回避。如朱元璋在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便規定父伯兄弟任兩京朝堂上官的，其子侄皆對品改調，其子侄不能在同一個系統任職，在內外所有的衙門官吏中，發現有父子、兄弟、叔侄關系的皆對品改調其他衙門。那時還沒有讓自己的老婆擔任辦公廳主任的現象。科場考官，若有子弟應試的，應回避。無論殿試和會試都必須回避。在地方官的任職上，本地人不得在本地為官，明清二代地方官回避本籍的制度還是被嚴格執行的。我翻過一下上海的地方志，明清二代在上海任知縣的沒有一個是上海本地人。辛亥革命以后，這個制度被打破了一些。49年建國以后，我們都是本地人做本地官了。這個辦法不好，它助長了地方主義的抬頭，甚至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狀況。干部及其家族的任職不能在一個地方和部門呆得太久，要挪動，要有回避。如果國家的企事業，其任職被若干家族所壟斷，這種變相的世襲化之危害很大，如果不果斷地加以制止，上行下效的結果，勢必在今后會愈演愈烈。國家的壟斷企業，成為某些家族謀利的工具，那就會危害國家的社會基礎。如果不設制度加以限制，那么這些企事業的性質，想必慢慢會發生變化。此外，在村鎮以及政權的組成上，家族勢力影響的抬頭，其性質也屬于同一類問題。對付這類問題，我們必須防微杜漸，早抓狠抓，建立制度，嚴格查處，才能鞏固和穩定我們國家的社會基礎。要懂得政府機關，如果失去民眾對它的公信力，那勢必逐漸失去它存在的合法性，瓦解它存在的社會基礎，一旦有什么風吹草動，其后果往往難以設想。

我在這里還是回到文章的開頭，要如毛澤東那樣嚴格管教自己的子侄，盡管毛澤東喜歡毛岸英這個兒子，在兒子結婚的問題上，嚴守婚姻法，一步不讓，他討厭生長在山溝溝里看到大城市的花花綠綠就羨慕的人，不贊同那些形勢一變，便往外跑，還在敵人報紙上罵娘的人，這些話還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俗話說金窩銀窩不似家里的草窩，許多朋友到了美國，就羨慕那里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干起罵娘的勾當，實在讓人惡心，子不嫌母丑嘛！我們不少人到了外面的世界，就把抗美援朝那段歷史給忘了，拿美國的尺子來量家里的一切，對什么都不滿意。認為什么都是美國的好，只有橫向比較，忘了自己的國情，有的人已變成道道地地的美國人了，站在美國一邊，說中國的壞話。如果美國對外政策停留在維護其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而中國則始終保留其獨立性，不做美國附庸的話，它的對華政策只能是對華遏制的政策，當然隨著時間的變化，兩國的關系，也會有不同程度的演化，其表現的形式也會有所不同。從根本上講，美國想遏制中國，是幾十年來一以貫之的。五十年代初，通過軍事手段，在朝鮮戰爭中威脅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大家打了一個平手。此后，美國繼續在政治上孤立中國，但這個政策也維持不了很久，經濟上對中國實施封鎖，也收效甚微，無法阻止中國前進的步伐。到了七十年代，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有變化，中國對美的政策也有松動，美國要打中國牌對付蘇聯，中國要打美國牌對付蘇聯，美國希望中國成為它的附庸，但美國沒有達到這個目的。蘇聯解體，中國雖然有自己的困難，但還在繼續前進，美國自己經濟出了問題，拖累了全世界，卻要嫁禍于人，卻要中國來給它背黑鍋，分擔本來是他們的責任，這怎么行呢？中美之間若即若離的對峙，恐怕在相當一段時期很難改變，在這個問題上，必須丟掉任何中美之間會有蜜月的幻想，必須更加堅定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至于，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說到底是軟硬兩手，軟的是一上臺向華示好，親自來中國訪問，大造所謂二G主導世界的輿論，給中國帶高帽子，給中國壓擔子，中國沒有鉆這個圈套，于是來硬的一手，政治上接見達賴，軍事上給臺灣武器裝備，侵犯中國的核心利益，經濟上搞貿易摩擦，逼中國人民幣升值，看來也難以得逞。他們自己卻是口是心非，嘴上講強勢美元，實際上是支持弱勢美元，最終還嫁禍于別人，結果這顆苦果，還得美國人民自己嚐。至于中國既不想稱霸，也不愿做別人的附庸，只是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發展經濟，平等地與各國人民和平相處。過去斯大林那根指揮棒對我們不起作用，現在換一根指揮棒恐怕也很難起作用。至于美國所以會那樣做，當然有它自身利益上的打量。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美國為自己利益打量，中國為什么不能維護自身的利益呢？當然它還有一手就是搞心理戰，谷歌事件，實際上打的是心理戰，目的是想從思想上打破中國的防線，恐怕也很難達到目的。心理戰的另一條戰線則是以所謂人權問題，刁難中國，這一點我們許多人警惕性還不高。最近美國不是有人叫嚷拿下中國嘛，我看美國人要用其它什么辦法拿下中國，都不可能，有一個辦法，或許可能奏效，那就是攻心戰，對中國人民進行心理戰，給中國人民灌輸他們那一套所謂普世的價值觀念，拿軟刀子割頭，你們思想亂了，個人主義泛濫了，窩里斗多了，人心散了，那就會給海外反華勢力以可乘之機。這就是孫子兵法上講的攻心為上，不戰而屈敵之兵。因此在心戰上我們也應該不僅要有防線，而且要積極應戰，在思想觀念上要有取勝之道，所以我們的朋友要牢牢記住決不能在思想上做他們的應聲蟲。我們應該想想毛讓毛岸英去朝鮮戰場，經受戰爭和生死的考驗，并犧牲在朝鮮的往事。要用這樣的精神，認真思考一下，自身的問題。現在我們的高干子弟有多少在中西部地區最貧困和艱苦的農村工作啊？有多少人在最艱苦的崗位，與工農大眾同甘苦？恐怕在香港和海外花天酒地的人可不少，別人羨慕，我卻鄙視這種現象。要懂得脫離人民大眾的榮華富貴，最終都是過眼煙云，從個人來講，要警惕各種各樣的糖衣炮彈。現在工農大眾那么多人仍然想念毛澤東，那是因為毛澤東一輩子能以身作則地與他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也有些人如辛子陵、高華之流那么仇恨毛澤東，因為有毛澤東的光輝在，永遠是他們改變中國黨和社會性質的障礙。也有一些人如謝韜之流，急于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唯其如此，他們才能更加放手地實施杜勒斯和平演變的計劃，有共產黨的名稱，有社會主義的標記，人們還能循名責實驅除那些不健康的腐敗因子。海外反華勢力那么竭力地煽動反毛的情緒，吹捧那些所謂共產黨的反對派民主人士，因為毛是他們顛覆中國最大的障礙，他們在毛身上潑那么多污水，反證他們自己身上的污泥濁水和險惡用心。而那些所謂的反對派民主人士，也正是他們寄予顛覆中國希望的過河小卒。對于那些人的種種言論，無論如何我們得留一個心眼。思想政治上的斗爭，光靠堵是消極防御，那是不能取勝的，對內應該是采積極疏導與對外采戰略進攻相結合。在思想戰線上針鋒相對的斗爭，一點也松不得。為了一致對外，便決不能讓他們的錯誤思潮在我們知識分子中泛濫成災。當然中美兩國人民之間還是會世世代代永遠友好相處的，要反對的僅僅是那股非常頑固的只有極少數人搞的反華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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