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自重的文人
——讀李凌關于毛主席贊賞美式民主的文章[1]
珍視自己的人格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本以為即使學不了朱自清寧可餓飯也不吃美國面粉舉動，但在自己研究的領域里實話實說，不為名利誘惑，不畏強權逼迫，不因朋黨徇私，老老實實做學問，還是可以做到的。讀了《香港傳真》2009年51期中國社科出版社副總編 李凌 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文人即使做到這點也很難。[2]
就在大家爭論是否存在普世的價值觀時，李凌赫然一個標題——毛主席曾經十分贊賞美國的民主和天賦人權的普世價值觀——幾乎可以讓非主流徹底啞口無言了。假如他們看到作者聲稱這“有根據，有大量史料為據。這是歷史，是毛澤東的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再讀了文中列舉的1944年夏季中共報刊一系列對美國民主的贊揚，以及毛澤東親口贊揚美國民主的那些話后，除了羞愧，還能說什么呢？
問題在于，作者完全沒有介紹1944年春夏期間中國和世界的歷史背景，沒有介紹中共、國民黨和同盟國當時的利益、態度，只是盡量多的羅列一些沒前沒后的言論，總讓人犯疑。中共和毛澤東為什么此前不說，此后也不說，單單在1944年夏天到1946年期間說了這么多贊揚美國民主的話，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把這個背景加進去， 李凌 先生的短就都漏了出來。
看看這個時期的歷史背景以及國共政治力量的消長過程，就知道毛澤東和中共當時這些話究竟是沖著什么說的了。
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宣揚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堅持一黨訓政體制。5月，擬定7月閃擊延安。被稱為“第三次反共浪潮”。隨著陰謀被揭露，到1944年初，國共開始接觸，出現緩和跡象。
2月4日 ，毛澤東致電董必武：“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和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 4月15日 ，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研究林伯渠赴渝談判一事時，毛澤東和任弼時更加確認下半年存在解決國共沖突的時機。并且認為：“也就是要當美國出來要求國共團結、實行對日反攻時，爭取國民黨承認我們提出的條件”。[3]
自國共合作抗戰始，始終是國民黨一黨訓政，共產黨并沒有合法地位。而且美國政府也從來沒有與共產黨進行過正式接觸。1944年，歐洲戰場形勢開始明朗，德國戰敗只是時間問題，日本問題的解決也可以預期了。中共必須考慮抗戰勝利后的地位和政治格局。如果抗戰結束時依然沒有取得合法地位，形勢會很困難。問題在于，國共合作抗戰已經7年，美國直接援華抗日已經3年，為什么到1944年4月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才覺得有機會探討這個問題呢？為什么中央會認為美國很快會希望并會極力促進國共合作呢？
很簡單，毛澤東和他的團隊有超人的智慧和遠見。
自1938年武漢會戰后，日本一直在大陸無大軍事行動。1944年1月，日軍大本營擬定“一號作戰綱要”，擬打通黃河以南直至湘桂、粵漢段并清除國軍空軍基地。日軍是否會發動這樣一次大的作戰行動，直至日軍在4月17日夜突破中牟防線前，無論蔣軍還是美軍都沒有看出來。
4月1日 ，一則不起眼的報道了蘇聯與日本駐蘇大使于 3月30日 簽署了日本將庫頁島石油和煤炭權益歸還蘇聯的消息。沒有人領悟出這則消息的意義，只有毛澤東。 4月5日 ，毛澤東在一封電報中指出：“近日，日將庫頁島權益還蘇，北和蘇聯，南抗美英，進攻中國（打通平漢甚至粵漢路），……因此日蔣沖突，今年必將更劇”。[4]日軍將大舉南進贏得戰略主動權，清除中央軍空軍基地，自然會出現削弱中央軍力量，引起美國的恐慌的結局。這就給中共重新調整與美國和國民黨關系的機會。“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毛澤東從一則沒人注意的消息領悟到的政治機遇，是中共在 4月15日 （離日軍開戰還有兩天）就認為美國可能促進蔣介石承認中共政治權利的基礎。
開始，談判議題還只是關于兩黨關系和共產黨軍隊編制大小問題。隨著中央軍在河南迅速潰敗，毛澤東立刻意識到新的機會來了。 5月16日 他致電正在談判的林伯渠，提出一個20條要求的新方案，其中包括：實行民主政治及言論、集會、結社和人身自由；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允許人民地方自治。也就是說，毛澤東意識到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國家政治前途問題的時候到了。
5月21日 毛澤東在中國六屆七中全會報告中說蔣介石三大軍事集團中，湯恩伯垮了，胡宗南部分軍隊已調河南，“如果胡宗南也和湯恩伯一樣，蔣介石的三個主力就塌掉兩個，中國政治局面集會起大的變化，國民黨與共產黨力量的對比也會起變化”。
5月26日 ，日軍發動湖南會戰， 6月18日 ，長沙失守，美國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已經失去信心。中國通過向美方表示友好，促成美國壓蔣改變中國政治格局的機會如期到來了。
6月20日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飛抵重慶， 6月23日 ，《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歡迎華萊士先生》，稱贊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表示四大自由在中共區域已經“見諸實施”。抨擊國民黨“鉗制輿論，統制思想”，要求“立即廢除獨裁、實行民主”，希望華萊士“幫助中國人民促進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這篇社論幾乎是直白地表達了中共贊揚美國民主的目的：美國是偉大的民主國家，中共區域里已經實現了美國的民主。而國民黨堅持獨裁，因此美國應該“幫助中國人民促進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給蔣介石獨裁政權以壓力。這個意思與9天后發表的，也就是李凌引述的《解放日報》慶祝美國獨立日社論中“美國的民主已經有了它的同伴……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仍是華盛頓、杰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一段的意思也是一樣的。李凌先生引述的中國南方局《新華日報》社論，以及謝偉思同毛澤東的談話內容，意思和目的都很接近，而且也都是發生在1944年6、7、8這3個月。
對促成美國對蔣施壓是共產黨自4月中央書記處會議后的既定方針。這可以從一系列文件中看出來。 6月5日 ，林彪、董必武等致延安電中說：“我們估計，蔣目前雖極困難，但絕無解決問題誠意……具體解決問題，要在英美主力將要在遠東戰場行動時”。 7月19日 ，毛澤東在一份內部指示電中指出：國共談判仍無進展，實際上仍不承認我黨的合法地位……根本調整國共關系，要待蔣更困難及美方施以更大壓力時才有希望。[5] 這些判斷是4月判斷的繼續：隨著中央軍繼續潰敗，美國對中國戰場局勢更加著急。如果工作做好了，美國完全可能把注意力投向中共，并要求蔣介石與中共合作。而且蔣軍潰敗越厲害，美國對蔣壓力越大。
了解了此前國共之間政治、軍事格局，了解了這一年雙方實力的消長，了解了突發戰局給中共提供的機會，了解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此前的判斷和既定的策略，就知道這幾個月共產黨和毛澤東為什么把所有溢美之詞都用來描繪美國式的民主了。如果不能在此前此后中共其他文件中，在毛澤東此前此后其他著作和談話中找到對美國政體類似的評論，單憑這個時期的這些資料就說“贊賞美國的民主和天賦人權的普世價值觀”“是毛澤東的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顯得十分輕率和不嚴謹。
對 李凌 先生來講，用輕率和不嚴謹來概括就有些不合適。因為這些事情發生時他已經是西南聯大學生，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改革開放后又長期做社科類編輯工作。說不了解歷史背景，閱歷淺做事馬虎，缺少邏輯判斷能力，就很難成立。
中共這個時期贊美美國政治制度的意圖，從此后的效果也可以看出。
長沙失陷后，7月7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提出由史迪威指揮所有在華美軍及中國軍隊，包括中共軍隊。這等于美國默認中共是一支合法的政治和軍事力量。7月22日，在美方敦促下，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在組長D-包瑞德帶領下進駐延安。而中共則把美軍觀察組的進入看作“是我們在國際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要爭取美方“作戰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軍事合作的基礎，隨后文化合作，隨后政治與經濟合作就有可能實現”。[6]這種判斷和安排顯然是4月中央書記處會議判斷和工作目標的部分實現。毛澤東甚至在 7月26日 歡迎美軍聯絡組會上向美方提出：是否能在延安建立美國領事館。[7] 而這在3個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8月果然“蔣更困難”了。 8月7日 ，衡陽失守，方先覺率4個師長集體投降。湯恩伯河南潰敗，引出中共關于民主政治的要求。而衡陽失敗，毛澤東在 8月17日 在董必武請示電上寫下了日后改變國共關系，也改變了中國歷史的幾句批示：“應與張、左商各黨派聯合政府……以上請周考慮擬復”。[8] 張、左即民盟主席張瀾和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左舜生。 8月18日 ，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在復電中明確說：“請考慮目前由我黨向全國提議并向國民黨要求提前召集各黨派及各界團體代表會議，改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開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聯合政府，這個戰后以非暴力方式讓中國實現民主政治的預案出來了。這個設想只能是各種可能中的一個，是最困難的一個，但也是對中國前途最有利的一個。
要實現這個設想，首先必須讓蔣介石承認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一個黨派的所謂合法地位，就是有參選執政機會的地位。而實現這一點，在當時沒有美國給予蔣介石以足夠的壓力是不可能的。因此，取得美國的好感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9月15日 ，中共正式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聯合政府的要求。 9月18日 ，羅斯福致電蔣再次以不客氣態度要求史迪威指揮中國全部軍隊。一個要蔣介石交政權，一個要蔣介石交軍權。丘吉爾還在下院說風涼話：“美國雖以過分之援助給予中國，該大國仍遭受嚴重之軍事潰敗”。[9]蔣介石不干了，對屬僚說：“今日吾茍一動搖，即要做英美之汪精衛”。脖子一硬，史迪威走了。美方軍權沒抓到，但中共還是得了實惠：赫爾利來華，直接與中共接觸，國共關系國際化了。
李凌 先生在文中說：“有人為毛澤東辯護，說他在抗戰時期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只是為爭取美援的一時策略。”并認為假如毛澤東真是這樣，“在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本問題上，自食其言，出爾反爾……誠信何在？何以對人民？何以對世界？何以對歷史？”
作者這里用了很多文人常用的花招：先含糊地說有人說了什么意見，由于不具體指明，因此“有人”的“辯護”內容就可以由李凌自己來定。接著，通過假定毛澤東建立的政治經濟體制上已經“自食其言，出爾反爾”，暗示毛澤東當時完全是為了欺騙全國人民。
作者顯然回避了以下事實（而且是他引述的事實）。
無論是 1944年6月23日 還是 7月4日 的《解放日報》社論，都明確說出這樣的意思：美國的民主是偉大的民主，美國這種民主已經在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被踐行。社論中沒有一句說抗日根據地還沒有達到美國的民主標準，準備在以后按美國政治制度來辦。已經實現，何來食言？
尤其要注意到，社論描繪的美國民主，是這個制度“代表美國要求自由的多數人民而與美國當時的保皇黨——大地主、大商人、職業宗教家的集團相對立……完成了政治上經濟上的民主任務”。也就是說，中共敘述的美國民主是“人民民主”，與其說是按美國資產階級專政的實際面貌描繪的，到不如說是中共主張并最終實現的人民民主專政描繪的。如果告訴美國人美國政治體制是與地主、資本家“相對立”的，美國人都笑了。你可以說胡喬木對美國描繪得不準確，但不能說毛澤東食言了。因為共產黨最終建立的民主就是社論描繪的那種民主：“要求自由的多數人民”與剝削階級“相對立”的人民民主。究竟胡喬木是否有主觀故意之嫌，就不知道了。 李 先生沒有咀嚼清楚這段社論的意思就指責毛澤東，是否也有主觀故意之嫌，也沒人知道。
通過把美國拉進來，使國共關系國際化，是使共產黨從“匪”變為一個被國際承認，與中國各黨派地位平等，蔣介石不得不面對的合法政黨的關鍵環節。從這個角度講，毛澤東和共產黨在1944年4月籌劃的這個行動有一定的策略性。但是中共和毛澤東從這個時候開始，一直到1946年和談破裂內戰爆發，從來沒有把通過對蔣施壓（后期主要寄希望于國統區群眾）實現和平民主建國作為一個幌子，而是一個政治解決的選項。這個期間無論蔣介石怎么變，但中國和平建國的主張一直沒有變，大旗始終不倒。
9月1日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張聞天說：“對于蔣來說，究竟變還是不變，現在是日本人打他，美國人壓他，這種情況下有可能變一點，如何變，組織聯合政府的可能不是完全沒有，但是徹底的變蔣介石就要垮臺”[10]毛澤東說蔣介石“變而不倒與先變后倒均有可能”。[11] 10月25日 毛澤東在一次報告中說：“現在的口號是改組政府，改組統帥部。這個口號不是改良主義的，而是革命性的”。[12] 以打促談，兩手準備，成為這兩年共產黨對蔣介石的基本方針。此后，走了史迪威，來了赫爾利。雖經赫爾利兩次居中協調改組政府事宜終告破裂，但從此中共與國民黨兩家政治、軍事勢力進行談判，美國“居中”調停的局面持續了兩年。從抗戰中談到抗戰后，從改組談判到重慶談判，直至蔣介石徹底放棄聯合政府的民主思路，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才結束。從這個角度看，1944年4月共產黨的決定不是個幌子，而是多種政治選項中的一種。
借“有人”之“口”，暗示毛澤東對全國老百姓耍政治陰謀，不符合歷史事實。
任何一句話都有特定語境，都是特定條件下生成以表達特定的意思。一句話是這樣，一段話，一個黨一個時期對某方面的表態也是這樣。如果抽去歷史背景，不引述此前此后有關言論，簡單羅列出來，甚至誤判這些話的邏輯表述，就不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如果這些話還出自一個親歷者，一個年逾花甲，常年做這方面研究的文人，就顯得不自重了。
[1] 本文主要參考了鄧野先生《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一書內容。
[2] 見《香港傳真》2009-51《毛主席曾經十分贊賞美國的民主和天賦人權的普世價值觀》李凌
[3]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 1946年4月15日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4]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第505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5] 《毛澤東年譜》中卷，第530頁。
[6] 《南方局黨史資料-統一戰線工作》，第118、119頁。
[7] 《毛澤東年譜》中卷第531頁。
[8] 《毛澤東年譜》中卷第536頁。
[9] 《大公報》 1944年10月30日 。
[10] 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傳記組編《張聞天年譜》下卷第71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11] 《毛澤東年譜》中卷第541頁。
[12] 《毛澤東年譜》中卷第553頁。
附文：
毛澤東稱贊美國的民主和天賦人權
2010-2-21 炎黃春秋 作者：李凌
看了這個題目，有人可能提出疑問：“你這個提法有根據嗎？”回答：“有根據，有大量史料為據。這是歷史，是毛澤東的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請先看胡喬木于1944年7月4日為《解放日報》寫的題為《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日》的社論：
今天是美國國慶日。1776年7月4日，美國人民在華盛頓、杰斐遜等民主主義偉大先驅的領導下，宣布了民族的獨立。美國的獨立是處于這樣的歷史條件：它不但代表美國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國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國要求自由的多數人民而與美國當時的保皇黨——大地主、大商人、職業宗教家的集團相對立，這樣，領導獨立戰爭的華盛頓就不但完成了民族任務，同時也完成了政治上經濟上的民主任務，而被選舉為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國的第一個大總統了，同樣，杰斐遜總統，不但是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時也是消滅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輸入奴隸和限制奴隸法案的起草者。這個事實，就說明了美國獨立運動的豐富歷史內容，也就說明了美國為什么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而且直到今天，也與社會主義的蘇聯成為民主世界的雙璧。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這些社會主義的偉大思想家和行動家，對于美國的戰斗民主主義及其在世界史上的進步作用，從來都是給予最高度評價的。美國的戰斗民主主義有其光榮的歷史傳統，美國的獨立不是唾手可得，是在八年的對外戰爭與更長期的對內斗爭中完成的。列寧說，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戰爭”之一；正因如此，美國的民主派領袖杰斐遜和杰克遜，美國民主黨的這兩個創造者，在他們的斗爭中甚至被他們的政敵指為“共產主義者”和“赤化分子”。美國窮木工的兒子林肯，他所領導的黑奴解放戰爭被馬克思稱為“開始了勞動階級興起的新時期”，而在實際上，他與馬克思所領導的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和歐洲共產主義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國的共產主義者擔任他的軍官，這樣，他就更有理由被當時的反動派指為“共產主義者”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這些頑固分子竟然暗殺了他……
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他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杰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
7月4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
打到日本帝國主義！ [ 2 ]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毛澤東8月底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戰后和平和建國問題。路透社記者干貝爾向毛提出問題：
干貝爾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并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3 ] 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4 ]
以上史料說明：當時身為毛政治秘書的胡喬木寫的社論完全符合當時毛的思想，是對毛的思想的闡發。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華日報》也發表了多篇文章，贊頌美國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該報發表的社論《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1944年7月4日，該報又發表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這篇社論的內容與《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完全相同。可見這是黨中央、毛發的統稿。
1945年4月13日，該報又發表社論《紀念杰斐遜先生》，該文贊揚這位《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權利法案》的倡導者，“以對人民的無比的信心與堅決的態度，在這新世界的新國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社論指出，“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公正勢力所侵犯和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從18世紀以來，應該早已經是全人類共知公認的常識”。“可是在今天還有人想用丑惡卑劣的方法來牽制人民的自由，剝奪人民的權利”。那么，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重大，也就格外覺得杰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
這篇文章不只是從制度方面來論證民主，而且從普世價值觀方面來申明“人有天賦的人權”，“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就更加珍貴了。
更值得指出的是：1946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美國國慶》，該文大力譴責美帝國主義支援蔣政府打內戰，干涉中國內政。社論強烈要求美國撤出駐華美軍。但即使在這個時候，這篇文章一開頭就肯定美國的《獨立宣言》指出的“天賦人權”，“平等、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肯定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的林肯。社論號召美國人民和民主力量發揚《獨立宣言》的精神，改變美國現行的政策。并且堅定相信，在美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聲援下，中國人民一定能克服各種困難，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的國家。
有意思的是，毛不只是通過《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媒體發出爭取民主自由的聲音，而且親自出馬，多次和美國人赫爾利、謝偉思討論民主。
1944年夏，日本敗局一定，美國政府希望戰后的中國，仍由蔣政府統治，但要他進行一些民主改革。美國總統派前國防部長赫爾利少將于9月來華。在重慶市，赫爾利向中共領導人董必武等表示訪問延安的意愿，并于11月到延安，和毛澤東等多次商談。赫爾利曾提出一個關于國共合作的草案，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不滿意，經過反復磋商，由毛澤東修改、補充定稿，由赫爾利代表美國總統簽字，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簽字。該協定有五條，其中第一、二、四、五幾條主旨為國共和抗日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合作，組成聯合國民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共同努力，以迅速打敗日本侵略者。
這五點協定由赫爾利帶回重慶后，為蔣政府否決，未能實施，中共曾因此譴責赫爾利不守信義。雖然如此，這個協定的第三條，充分反映出毛主席當時對未來民主的新中國的政治制度的理念。原文如下：
聯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則。聯合國民政府應實行用以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并確立正義、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請求平反冤抑的權利、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聯合國民政府亦應實行用以有效實現下列兩項權利：即免除威脅的自由和免除貧困的自由之各項政策。[ 5 ]
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時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兼任蔣介石參謀長的美國將軍史迪威要求華萊士向蔣介石交涉，蔣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當時號稱“中國通”的美駐華大使館二秘謝偉思為“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組長為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延安住了近三個月，多次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交談。
在交談中，毛澤東表示中共堅持國共合作和反對分裂的立場，同時，也談到對美國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
謝偉思說：“把我們軍隊當作一支政治宣傳部隊來使用是不允許的，我們沒有像共產黨政治部那樣一類教育軍隊和指導這類工作的機構。”
毛澤東說：“即使你們的美國士兵不作積極宣傳，但只要他們出現并同中國人接觸，就會產生好的影響。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歡迎他們在中國。國民黨卻不是這樣，它需要把他們加以隔離，不讓他們知道事情的真相。現在你們究竟有多少美國觀察員在前線？我們樂于讓你們的人到處走走。國民黨卻當心大量美國人在中國的影響，他們害怕美國人登陸僅次與他們害怕蘇聯參戰。”
“從相反的另一方面來看，有美國人在場也是好的。如果美國人分布得很廣泛，他們對國民黨就會產生一種約束作用，國民黨要制造麻煩就更加困難。昆明是一例子，那個地方已經變成自由主義思想和學生自由活動的中心了，因為在這么多美國人的眼皮底下，國民黨是不敢逮捕學生和把學生投入集中營的。拿這一點同西安相比，西安美國人非常少，特務就橫行無阻。”
謝偉思及時地詳盡地把毛澤東的這類談話內容向美國當局報告，并同意毛澤東提出的意見，建議美國支援中國抗日的武器，也應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給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由于這些報告和建議，在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麥卡錫主義橫行時，謝偉思受到迫害）。
后來有人把謝偉思的報告翻譯成中文，其中關于毛主席談美國民主的部分，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的《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發表。
抗日時期中共與美國關系的歷史已成為中外學者們研究的熱門課題。曾經和謝偉思、鮑大可、奧克森伯格等“中國通”以及史迪威后人有密切交往的金先宏先生寫了一本題為《影響白宮對華決策的“中國通”——一個前外交官的采訪手記》的書，于2003年1月在時事出版社出版。書中有關毛澤東與謝偉思談話部分，引用了胡喬木于1944年7月4日為《解放日報》寫的社論中的名句：“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杰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
作者金先宏先生據此說明：“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對美國的期望及對中美合作的憧憬不僅是形勢的需要，也是長期的戰略思考。”同樣，我們也可以說，《解放日報》、《新華日報》所發表的贊頌美國的民主和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價值觀的大量文章，其實也是對毛澤東當時的思想的宣傳和闡發。這種宣傳對大后方如昆明、成都、重慶各地的民主運動起過巨大的指導和推動作用。
有人說: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只是為爭取美援“一時策略”。這種“為尊者諱”的論調是十分荒謬的。如果是打仗，兵不厭詐，聲東擊西，設置疑陣，以迷惑敵人，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殲之，這是可以的，無可非議的。因此而打了勝仗的部隊還應得到表揚。但應只限于戰時對付敵人，而不應在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本問題上，自食前言，出爾反爾，并因此造成大災大難，作為一個大政治家，誠信何在？何以對人民？何以對世界？何以對歷史？
粉碎四人幫以后，在討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稿時，1980年6月，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 6 ] 同年8月，鄧小平又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來但是沒有做好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7 ]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在平反冤假錯案方面，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主要由于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我國社會今天仍存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貪污腐敗日益嚴重等重大問題。在抗戰期間，毛澤東曾大力倡導民主自由，但他在全國執政以后，就違反了自己正確的東西，現在我們應該重申天賦人權，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觀，并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政治體制民主改革，把我國建成為一個高度民主的民富國強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
註： 1．本文作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總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審，現已離休。
2．摘自《胡喬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133頁。
3．四大自由指美國總統羅斯福（1882—1945）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
4．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頁。
5．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91頁。
6．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頁。
7．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第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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