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周惠同志

田聰明(《百年潮》2005年第10期)

2004年11月18日上午11點剛過，接到周惠同志病危的電話，我即往北京醫院趕。一進病房就下意識地向監護儀器望去——心電圖的軌跡已呈現出平行直線。我已難以說出話來，便急匆匆走到他枕前，伸手從前額撫摸到臉頰，確認他已經走了，我泣不成聲。

冬去春來更逍遙

由于類風濕關節炎的疾患，周惠同志的最后十多年基本上是在輪椅上度過的。進入2004年則基本在床上躺著，只有精神好些時才能起來趴在移動的平板桌上坐一會兒。但他的頭腦一直很清醒，思維很敏捷，說話也很利索。我每次去看望，他總是聊個不夠。

2003年下半年，他多次同我說，他不想死但不怕死。有一次很認真地對我說：我們相處這么多年了，你說說對我的評價。我就根據這些年的接觸和對過去的一些了解，通過一件事一件事談了他的長處，也談了他的不足。他點了點頭。后來又幾次同我談及墓志銘，主要談及古人的墓志銘和后人對墓志銘的感受。再后來又幾次談到如果他自己給自己寫墓志銘該如何寫?去年上半年，有一次去看望他，他要來一張16開紙豎寫了四行字：“人世滄桑近百年，匆匆忙忙春去了，風吹雨打花落地，冬去春來更逍遙。”他一筆一畫地寫，我邊看邊琢磨。他手抖寫得比較慢，但每筆每畫都很認真。從這幾行字不僅可看出他流暢的書寫風格和字體特點，而且明顯感到他對自己一生概括的思想境界和文字表述韻味。他還一字一句地講了他的考慮。特別最后一句中，原來是“冬去春來也逍遙”，經過反復推敲后改為“冬去春來更逍遙”。他說這樣好像更積極些。一字之差真實反映了他的生死觀。

2004年7月23日上午我去看望，我們聊得時間比較長，而且基本上是聽他說。他聊得很認真，坐起來過兩三次。12點過了，家人兩次說吃飯吧，但他擺擺手后繼續說。先是聊圍繞臺海局勢有關的事。后是聊了有關“人生”的一些事。其中聊到他在“廬山會議”上沒有檢討，但到了第二年批得更厲害了，感到不“檢討”不行了。在一個晚上和老伴一起“到院里咬耳朵”，還是要顧忌“黨票”啊。特別談到一位與他一直要好的同志，在“廬山會議”前期一再要求他做的一件事，他雖然只做了不算太緊要的一點，但他對那個事是贊同的。“風向”轉了以后，這位同志一開始還想由他一人“扛”著，可后來大概是扛不住了，“把咱供出去了”。這件事一直沒有說也不想說，今天也給你說了，你知道就行了。人啊，很具體。他躺下后說：我們認識二十幾年了，不錯。稍歇會兒后說，你也該回去吃飯了。

過了兩天我出差了，又過了幾天周惠同志住院了。8月6日中午得知他住院，可當我趕到時已經上了呼吸機。此后的三個多月里，我有空就去看看，可只能用眼睛交流，只見到他的嘴在動，沒能再聽到他的聲音。每憶及此就想掉淚。

伴此“君”非伴虎

我是1980年正月初三上午開始與周惠同志直接接觸的。自那以來的25年里，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和他聊天、談心……從未間斷，無拘無束。由于他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近19年，所以我們談的更多的是工作以外的事，海闊天空，隨意道來。但所有這些都使我能夠更深刻地了解他一生未變的人格，理解同他共事中一些事的決策過程。老人走了，但我卻經常不覺老人已經不在世，多年同老人相處的情景，不斷地在腦海中反復浮現。老人求真務實，愛憎分明，寬厚待人的形象更加清晰逼真。

1979年農歷臘月27日下午，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寶音圖秘書長找我，說擬調我到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周惠同志身邊工作，側重文字方面。還說一過年，也就是1980年正月初五就要跟隨周惠同志到北京參加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我一時為這一很突然的問題而驚呆了，覺得“這不可能”，可又不知該怎么說。冷靜了一會兒自覺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一說我是記者，自由活動習慣了，做秘書不適合；二說我性情鋒芒畢露，好堅持自己認準的意見，做秘書不適宜；三說我屬總社管的干部，分社社長已回山東過年去了，正月初五肯定趕不上。那時，我對新聞業務剛剛開始“入門”，并已見到了些成果，特別是對新華社記者這個職業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加之“伴君如伴虎”的世俗觀念和現實生活中的一些現象，越想越覺得不能去。所以，對以上三點我反復向寶音圖作了陳述。可臘月29日中午，寶音圖下班順路到我家說：已同總社聯系上了，總社黨組已經同意，要我正月初三上午就與他一起去見周惠同志。這天下午，分社也將總社的通知轉告了我。

對這一調動我確實很不情愿，但組織已經決定了，我想說的話只好咽到肚子里。初三上午9點多，寶音圖領我去了周惠同志的家里。當時正好有位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副主席和他在辦公室里說話。周惠同志只問了我哪里人?什么學校畢業?什么時間入黨等。然后說跟他去中央開會，并叫來機要秘書交代和我做些攜帶材料的準備。對給他做秘書的事卻只字未提。所以，包括五中全會期間，不論直接間接，一有機會我還總是強調那些不適宜做秘書的理由，可他仍未有半點表露。

在會后返回呼和浩特的火車上，周惠同志讓警衛員把我叫到他的包廂里。只見小桌板上擺著一瓶半斤裝茅臺酒、一小盤豬頭肉、兩個小酒杯、兩雙筷子。坐下后周惠同志說，睡前喝點酒能減少小便的次數，咱們一起喝吧。周惠同志能喝點酒，我當時也可以喝點，便邊喝邊聊。大概喝了三四杯，老人便很鄭重地說：小田，調你來幫我工作，思路差不多。至于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嘛!原來湖南省委秘書長同我常講些不同意見，我們也常爭論，可我們關系很好。我頓時又說不出話來了，特別是對自以為鋒芒畢露，愛講不同意見這一條最不適合做秘書的理由，說到家了，我還好說什么呢?與此同時，一種崇敬感油然而生——親身感受到了這位老人當年在“廬山會議”上講真話、報實情的高尚品格。由此也使我講話更放開了。聊著聊著，我就冒出了幾句話：周書記，那我對您就沒有不可說的話，但我們記者有條規矩，就是事實講錯了我負責，而認識上有錯是允許的；如果我的錯誤認識被您采納了就應該是您負責，而不是我負責。他沒有任何猶豫，一邊喝一邊點頭，并非常輕松地說了聲“那當然”。這時我凝視著他的一舉一動，想像著“廬山會議”上不顧個人安危而捍衛黨的原則，反映真實情況和人民群眾呼聲的情景，心里想：“伴此君非伴虎，可能是近良師益友。”

靠實踐統一認識

在十一屆五中全會期間，我是華北組整理簡報的內蒙古工作人員，周惠同志的文件和生活由另一位同志管。可他有空就叫我去他的房間閑聊。當時我沒有任何“包袱”，所以不論全國的事還是內蒙古的事，只要我知道的，問我什么就說什么，有話茬也說些我不適合做秘書的意思。在返回呼和浩特的火車上說我“思路差不多”的結論，大概也就是這么得出來的。我后來開玩笑說，我反復強調的不適合做秘書的理由大概是周惠同志認為“最適合”的條件。

確實，周惠同志聽意見，首先看真話還是假話，然后才論是對話還是錯話，而且是只論對錯，不計較態度、方式。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中灘公社1978年冬就悄悄搞“口糧田”、“責任田”(集體)的改革。公社書記馬崇發有點膽識，硬抗住了1979年春天那場批判農村“資本主義復辟”的“倒春寒”，取得了當年出乎預料的好效果：“口糧田”單產成倍地超過“責任田”。所以，1980年不僅中灘公社由“口糧田”、“責任田”發展到了“大包干”，而且縣委書記還要在全縣推廣。這是自治區首府城市的一個郊縣，所以，一時間引來好多說法。這年4月份，周惠同志到這個公社調查，隨同調查的一位領導干部就有不同的看法。當公社書記、縣委書記談到他們的做法時，這位領導很激動地說，這不真是“資本主義復辟”了嗎?而公社書記和縣委書記則用充分的事實和理由加以闡述。周惠同志越聽越高興，笑著說他們討論得很熱鬧，鼓勵他們繼續講。但周惠同志的觀點是很清楚的，正如耀邦同志所說，他是全國搞“包產到戶”最早的三個省(區)委書記之一。周惠同志所以高興就是覺得他們都講的是真心話。最后還說討論得好，當然也很明確地表示可以試驗，特別強調看看如何搞才能使老百姓吃飽肚子。

內蒙古東部的呼倫貝爾盟、哲里木盟和昭烏達盟1969年至1979年曾劃歸東三盟管轄。東三盟的農村改革明顯比西部晚一些。1982年春天，周惠同志到呼倫貝爾盟阿榮旗調查，聽說音河公社和平大隊黨支部書記蓋廣義同志堅決反對“包產到戶”，周惠同志堅持要去看看。蓋廣義面對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毫不掩飾地說：隊里有人說要“包產到戶”，俺就說要將隊里欠信用社的貸款也一并包到戶。這下他們就不敢包了。然后他還很得意地說：俺讓你包?!周惠同志聽得直笑。到離開時周惠同志也沒有批評蓋廣義，只是深情地對他說，現在這個搞法我們已搞了二十多年，老百姓吃不飽肚子，欠的貸款卻越來越多，總得想個辦法呀!“包產到戶”也可算一個辦法吧?

蓋廣義是個老黨員、老農村干部，人很好，很熱愛集體。周惠同志與盟旗領導說，不能責怪這些基層干部，我們搞了這么多年的“一大二公”，影響根深蒂固，這說明思想解放的任務還很重，最終還要靠實踐來統一人們的認識。多年后周惠同志還常提到這位老蓋，并說他是好人，稱贊他敢講真話。

我在周惠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六年。不論是任自治區黨委政研室副主任、秘書長，還是副書記，沒有向他說過一句假話。我剛到周惠身邊工作時，他能吃、能喝、能睡，也很健談，但畢竟已62歲，加之坎坷經歷，頭發少而全白，牙齒也很不好。出于責任，也出于尊敬和同情，總想盡可能為這位長我25歲的老人多分擔點具體事務。在他身邊工作的三年里，每次為他起草講話，聽他講，我也講，一遍一遍地修改后送他；報送他處理的一般文件我也都是先認真看，送到他手里時不僅講清是什么事，也講我的意見；有些事我主動找他講，有些事他找我交代或詢問……。這期間不同意見是常有的。記得我到他那里工作不久，內蒙古一個縣不是候選人的同志當選了縣長。這在當時確算得上是一條“新聞”了，所以人們議論紛紛。我對這個縣的書記和縣長候選人及當選縣長都比較熟，我怎么認識就怎么說。周惠同志在一次常委會上說：“對這個問題我和小田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這個話傳出后，不少要好的同志提醒我說：“沒有你這么當秘書的。”可他們不知道的是，周惠同志這話是用贊賞的口氣說的。

敢為人先不覺先

在內蒙古很多人都記得周惠同志的一句名言，叫“從大青山出發”。大青山是《敕勒川》里提到的陰山的一個支脈，呼和浩特市就在大青山腳下。1981年中央就西藏問題向全國發了一個文件，周惠同志認為其中一些做法不適宜內蒙古，所以，當有同志提出如何在內蒙古實行的時候，他就脫口而出說，內蒙古的事要從大青山出發。從此，人們常用這句話來說明周惠同志凡事從實際出發，講究實效的作風。

周惠同志是1978年7月到內蒙古工作的，當時中央任命他為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在從北京赴任途中就下火車開始深入農村牧區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中他很快發現牧區和畜牧業在內蒙古不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工作指導上也同農村和農業有很大的不同：牧民基本是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牲畜對牧民不僅是生產資料，也是生活資料。同年10月周惠同志任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后，區黨委就決定從第二年開始大幅度調整牧民自留畜政策，每戶牧民可牧養的自留畜數量，包括小畜大畜都放寬了許多。這在全國幾大牧區是第一家。過了兩年，牧民的自留畜發展很快，在牲畜總頭數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各種說法又多起來了，不少人擔心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當周惠同志弄清楚牧區牲畜總頭數增長后，他卻很欣慰地說，只要整個畜牧業發展了就好說。

1980年下半年中央下文允許“三靠隊”(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實行“包產到戶”。周惠同志就向中央領導講，我們內蒙古可否說是“三靠省”?這位領導同志只笑了笑，這下他心里更踏實了。所以，到1981年底，全區農村土地“大包干”已呈“席卷之勢”。可牧區怎么辦?而且不只牲畜還有草場呢?周惠同志繼續進行深入調查，特別注意到內蒙古牧區大多三年一黑災(旱災)，五年一白災(雪災)；近半數牲畜循著夏飽、秋肥、冬瘦、春死的圈子轉；畜群大多需夏營地、冬營地(需儲草和棚圈)等。他逐步從這些實際中形成了兩點認識：一是自留畜發展以后集體畜要實行承包，不然就會成了“后娘的孩子”；二是牲畜承包以后草場吃“大鍋飯”不行，也得實行承包，而且有利于輪牧定居相結合。這就是內蒙古首先實行，后在全國牧區推行的草畜“雙承包”責任制。

到了1982年秋，自治區黨委研究室的同志匯報說，呼倫貝爾盟陳巴爾虎旗、昭烏達盟巴林右旗等地一些嘎查(生產大隊，牧區是嘎查核算)，自留畜已經或將近超過集體牲畜，而且自留畜的繁殖母畜比例和牲畜膘情等普遍比集體畜好。有的嘎查因此將集體牲畜作價歸了戶，牧民大多很贊成。所以，許多基層干部想推行這一做法，問行不行?我當時是研究室副主任，就如實向周惠同志作了匯報。周惠同志詳細問了情況后說，牲畜總頭數發展了，說明自留畜政策和“草畜雙承包”政策是正確的。如果作價歸戶能使牲畜數量增加，質量提高，就可以試。這個問題還沒有來得及經自治區黨委和政府討論，可周惠同志的意見就傳開了，牧區的牲畜作價歸戶很快大范圍推開了。這當時無疑會在各方面引起不同反應，有的“綱”還上得很高。這些意見也反映到了中央領導那里。1983年初夏，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到內蒙古視察，我當時任自治區黨委常委、秘書長，分管區黨委研究室的工作，就決定由我向鄧力群同志匯報牧區“草畜雙承包”和牲畜作價歸戶等問題。我用統計數據匯報了周惠同志所問過的那幾個問題，如牲畜數量增加了，質量提高了，牧民收入增加了，集體牲畜變成了錢，也沒受損失等。鄧力群同志聽后說，那就證明你們搞對了。這也是后來在全國牧區推廣的做法。

周惠同志由于堅持求真務實，心中有數，所以他敢為人先不覺先，面對風險不畏險。

親情、友情都在真

周惠同志十分尊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很重親情、感情。周惠同志在弟兄中排行老七，他三哥惠浴宇1982年以前任江蘇省省長，人們都稱他“惠老”。中央每次召開有省委書記、省長參加的會，周惠同志的業余時間就基本上交給他三哥了，不是一起去看熟人，就是兄弟倆一起聊。惠老退下來后到內蒙古去過一趟，周惠同志沒讓惠老住賓館而是住在他的家里，并且是把他老伴的臥室騰出來給惠老住。對此，我當時很受感動。1980年6月，周惠同志率黨的工作者代表團出訪羅馬尼亞，提前一周全團在北京萬壽路中聯部招待所集中。一天晚上，他和一些熟人一起吃飯，喝了點酒，回來就睡了。可11點多來了一個長途電話，我不得不把他叫醒。

大概是晚上吃飯時與熟人聊到了往事，又喝了一些酒，接完電話后老人的話多了起來。我一邊給他茶杯里倒水，一邊聽他講。周惠同志先是說我們過去黨內斗爭中的一些教訓，記得主要談到了小平、陳云、彭德懷、黃克誠等老同志受到的不公正對待。當談到陳云、黃克誠等因講真話多次挨批無法工作，撥亂反正后可以工作了，可他們的身體卻不行了。這時他掉淚了，而且泣不成聲。我也跟著掉淚，從中受教育、被感動。他再一次泣不成聲是談到他的孩子，那是在“文革”中，他被關起來了，四個孩子相繼下鄉插隊，經過再三交涉才允許他們見一面。他說他當時給孩子們講了三層意思：一是你們的爸爸、媽媽都不是反革命；二是不論走到哪里，相信老百姓能生活你們就能生活；三是任何情況下都不必尋短見。這個時候我也泣不成聲了……。我們都只穿著背心褲衩，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兩點多鐘。

我參加工作后父母一直跟我一起生活。我父親50年代開始就患有肺病。1981年6月下旬，我隨周惠同志參加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全會結束后的7月2日上午，中央在懷仁堂召開省委書記會，專門講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實行離退休制度和成千百萬培養選拔中青年干部的問題。陳云同志講文件，小平同志講話，耀邦同志主持會議。這時接到家里電話，說我父親病重，周惠同志得知后一定要我快回去。我3日趕到家，送父親住院，18日就去世了。父親受了很多苦，剛剛生活好一點卻去世了，我和母親及全家都悲痛極了。當天周惠同志就到我家里，含著淚安慰我媽媽，安慰我們全家。這么大的“官”為一個老農民去世來看望，我們全家，特別我媽媽非常感動。后來，包括到北京以后，周惠同志幾次到我家，和我媽媽聊天。我媽媽是個一字不識的老農，可兩位老人好像很能聊得來。周惠同志還說我媽媽是個“農民政治家”。大概也是這個原因，周惠同志對我曾有過一個評價：“知道老呀、小呀!”

周惠口述：李銳“夜闖美廬”與廬山會議的急轉直下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95592352

●張杰

人物介紹：周惠，1918年生于江蘇省灌南縣，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1年初，調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常委、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務副書記等。1959年，在著名的“廬山會議”上被卷入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旋渦。1977年復出任交通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8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1987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復出以后，周惠有兩件事比較知名：一是他在擔任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時，一就職就立即要求包產到戶，當時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則大手一揮，果斷地說：“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話被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標題，成為當年推動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句名言。現在談及當年的農村改革，人們只知道有萬里，不知道有周惠，對他其實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周惠曾對采訪他的作家權延赤說，其實廬山會議上被揪出的“反黨集團”，不應該叫“彭、黃、張、周”，而應該叫“彭、黃、張、周、周”，因為他在廬山會議上受到的打擊是很重的，后來治黨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廬山會議反對左傾錯誤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曾經啟動過一項黨史資料搶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員采訪那些經歷過黨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以只征集、存檔，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為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歷。“周惠與廬山會議”也是“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對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談話，涉及到廬山會議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銳。

問：廬山會議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揪出里通外國的“反黨集團”終，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周惠：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里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歷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

問：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問：為什么？李銳不也是廬山會議的受害者嗎？再說他職務也不高，當時連中央委員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當時職務也不高，但影響卻很大，很多中央委員也不見得有他那么大的影響力。因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時間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選他當“通訊秘書”，也就是說，他可以直接給主席寫信反映情況，這在封建時代，相當于“密折專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廬山上，李銳很活躍，也捅了不少婁子。

問：都捅了哪些婁子呢？

周惠：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后，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面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志來說，相當于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里去發牢騷，后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么，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們發完牢騷，從黃老那里出來，剛好碰見羅瑞卿同志。羅當時擔任公安部長，一向自稱毛主席的“大警衛員”，負責黨內安全工作，深夜見到我們幾個剛剛挨批的人從彭總、黃老那里出來，自然產生警覺。后來這件事就被捅到會議上，大家都在追問我們那天晚上說了些什么？

問：如實說出來，也沒有什么，還不許人發牢騷？

周惠：李銳就在這個問題上，自作聰明，捅了第一個大婁子。幾天以后，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后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后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于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么要撒謊？是不是心里有鬼？還隱瞞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陰謀？由于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于再也說不清楚了。我當時就意識到：糟了，反黨集團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么陰謀，但我們并沒有陰謀。

彭總、黃老、小舟的命運，也可以說是受了李銳的連累。

問：李銳也應該算是好意吧，這樣的后果他可能也沒有料到。他還捅了什么婁子？

周惠：再一個就是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后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

問：李銳的這段敘述，我在他的書里也看到過，他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護。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發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說自己年輕不懂事，上了別人的當，主席當時就原諒他了。

問：那李銳為什么會發生一個急劇的轉變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里）；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彭總說受了主席的批評心情很沉重，看來這封信確實干擾了主席，大家今后說話要謹慎，有些話就不要在再跟別人說了。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么，也許只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問：周老，恕我直言，您當時也處于受審查的地位，李銳“夜闖美廬”這樣的絕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當時哪里知道啊！只是對李銳的急轉彎感到不理解。這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后，有一段時間氣氛比較寬容，小舟告訴我的。

問：周小舟和您的處境相似，受到的處分甚至更嚴厲，他也不應該知道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點，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書出身，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不是李銳那樣的“通訊秘書”，他和主席身邊的人關系很好，和田家英的關系尤其好，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廣州（周小舟已調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順便看望小舟的時候告訴他的。田家英是一個好人，也非常有才華，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把主席身邊的事跟外人講，這是做秘書的大忌。主席后來跟他分手，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李銳的這種作為，小舟至死也沒有原諒李銳，他說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李銳居然是一個趙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脫黨投靠蔣介石，深受蔣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隨汪精衛做了漢奸，待到日本敗相已現，他又和軍統暗中聯系，是現代史上著名的反復無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憶起他談及此事時痛心疾首的樣子。

問：那您看應該如何概括李銳在廬山回憶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里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于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當然，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銳，當時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總、黃老、張聞天同志都認了錯，都做了檢討，他們都頂不住壓力，何況李銳？

問：李銳既然檢舉有功，那為什么有遭到那么嚴厲的處罰呢？

周惠：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復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幾年后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整個廬山會議，政治上受打擊最大的，應該算是彭總、張聞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應該要算李銳了。

問：為什么呢？

周惠：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沒想到卻栽了這樣一個大跟頭，整個人一生都發生了變化，心理落差還能不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