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誤國與俄羅斯的悲哀——蘇聯解體十年后的思考

 江   程    浩

　　1991年12 月21日，在這個年份的最后十天，世界發生了一件令許多人都始料不及的大事，由列寧創建，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蘇聯解體了。曾經 一度稱霸全球的強大的蘇聯帝國，就象是一座高高壘起的積木，只是經人輕輕一點就在突然間轟然倒塌了。乍看起來，這仿佛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議的事情呀，并未過經戰亂，自身又是如此地強大，怎么會一下子就解體了呢？我們再來看看當年蘇聯解體儀式上的最后情景：

　　“戈爾巴喬夫用整整12分鐘讀完了他那份《告蘇聯同胞書》。讀到最后，他的眼睛濕潤，嗓子嘶啞，心里就像被無數只手劇烈撕扯著，幾乎讀不下去了。19時20分，按事先安排的程序，戈爾巴喬夫要把決定世界末日的“核按鈕”——一只裝有發射原蘇聯2.7萬枚核彈頭密碼的黑色公事包交給獨聯體武裝力量臨時總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再由沙波什尼科夫轉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欣。

　　還是在實況轉播的電視攝像機前，戈爾巴喬夫下意識地摸了一下西裝口袋，但很不巧，竟然忘了帶簽字筆。他一時有些茫然。美國CNN電視廣播公司總經理湯姆·約翰遜先生及時為戈爾巴喬夫救了駕，他眼疾手快，從自己口袋里馬上摸出一支圓珠筆，迅速遞給了這位幾秒鐘后就要成為平民的總統。

　　戈爾巴喬夫說了聲“謝謝！”，當即用這根圓珠筆在放棄他任總司令之職同時把核武器控制權交給葉利欣的政令上快速簽上了他的名字。

　　就在戈爾巴喬夫交出核按鈕的一瞬間，聚集在電視機前的人都仿佛感到聽見了一聲巨響，并且都知道這是那座矗立了74年的紅色帝國大廈在突然間徹底倒塌了，從此后被分裂為15塊碎片。”

　　這是一個中國學者對當時情景細致入微的描寫。蘇聯的解體對當時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點兒猝不及防。尤其對于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性的大國來說，一時間竟茫然不知所措。誰也不知道分裂后的前蘇聯各國將會如何發展？對世界格局會產生什么影響。

　　現在十年過去了，作為前蘇聯合法繼承者的俄羅斯是個什么狀況呢？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70%的國土面積和70%的經濟基礎，60%的人口，大約70%多一點的國家資源。1991年時前蘇聯的國內生產總值大約為3萬多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60%多一點，居世界第二位。那時蘇聯是一個國力強大，科技發達，人民自信，在全世界都有自己利益的令人生畏的國家。現在的蘇聯繼承者俄羅斯是個什么樣子？據統計，蘇聯解體十年后的2001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大約為3000億美元，是1991年蘇聯的十分之一。外貿進出口總額大約為800億美元，只相當中國的五分之一。黃金和外匯儲備200億美元，只相當于中國的十分之一。這是一個什么概念？這就是說，俄羅斯已經從一個強大的國家變為一個在經濟上無關緊要的世界二三流國家了。這個結局對于那位在前不久喪失了愛妻，現正凄慘地經營著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前蘇聯總統，和正在現任俄羅斯總統——他的得意門生普京的照顧下安享晚年的前俄羅斯總統葉利欣二人來說會是他們的本意嗎？肯定不會是的。但他們怎么會一個人僅僅用了六年時間就把一個好端端的強大的蘇聯，帶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另一個人用了十年時間就把一個繼承了前蘇聯70%資產的俄羅斯帶到如此破敗的地步了呢？這難道對中國、對世界的所有政治家，沒有一點教訓可言嗎？

　　一、書生氣十足的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是個什么樣的人？他是怎樣一步步從前蘇聯南部邊疆的一小地方爬到了蘇聯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上的？下面是戈爾巴喬夫個人簡歷：戈爾巴喬夫1931年出生于蘇聯南部邊疆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俄羅斯族。1952年加入蘇聯共產黨，蘇聯國立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和斯塔夫羅波爾農學院畢業，1955年任斯塔夫羅波爾市團市委第一書記，共青團邊疆區區委某部部長，第二書記，第一書記，1962年起任斯塔夫羅波爾地區農莊農場生產管理局黨的負責人。1966年9月當選為斯塔夫羅波爾市黨委第一書記，1968年起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委第一書記，1971年起為蘇共中央委員。蘇共“二十二大”、“二十四大”、“二十五大”、“二十六大”代表。1978年奉調進入蘇共中央，并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1979年當選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80年10月被選為政治局委員。1985年3月接替剛剛去逝的契爾年科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

　　從戈爾巴喬夫的政治仕途來看，可謂是一帆風順。除了在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的位子上呆的時間稍長一點以外，幾乎是每隔兩三年就是一個新起點。戈爾巴喬夫的書倒是讀了不少，有著全蘇聯最有名望的名牌大學法學學歷和農學院的技術學歷。但是通觀他在就任蘇共總書記之前的整個政治經歷，可以說基本沒有碰到過什么艱難困苦，他的整個工作經歷中同樣也幾乎沒有什么顯著的政績。他充其量只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

　　戈氏雖說在政績上沒有什么值得眩耀的地方，可是他與其他任何醉心于權力的人一樣，對蘇共中央總書記這個令人羨慕的職位可以說是向往以久了。戈爾巴喬夫任總書記時的秘書博爾金在他所著的《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這樣描述道：在戈氏一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后，“立即迫不及待地搬進了黨中央辦公大樓主樓第五層被稱為6號的辦公室，一點兒時間也沒耽擱。就如同過去俄國沙皇迷戀王位王權和王冠一樣，這個新辦公室也一直吸引著他，幾乎在一夜之間勤務人員就把一切都收拾好了，把樓梯上的長地毯也換了，把地板也磨光了。會客室里還有一些事沒做完，但戈爾巴喬夫已經等不及了，開始在他的新辦公室里接待來訪者。”從博爾金的描述當中我們看到的仿佛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年輕人，突然間得到了上級領導的高度信任，并交給了一項足以體現信任的十分重要 工作一樣，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完成這項工作來體現自己的才干。戈爾巴喬夫一上任就突擊提拔了一大批他認為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物，其中有后來成為他政治上死敵的葉利欣、有后來被他冷落了的利加喬夫，有“改革外長，和平外長”之稱的謝瓦爾德那澤，有把蘇聯人的思想導向災難的主管黨的思想和宣傳工作 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

　　最能體現戈爾巴喬夫個性的還是他的那本被戲稱為二十世紀“最臭”理論的叫做《改革與新思維》的書。本來“改革”這個詞匯在俄語中有多種表述方法：而戈氏卻用了一個“改建，改造”這樣的詞匯。在俄文詞典里對這個詞匯的解釋是“推薦倒重建”。有人據此說戈氏從一開始就居心要把蘇聯這座大廈推倒重建，他想建立一個他自己理想中的國家。這種說法現在看來肯定存有幾分怨氣，但戈氏確實想用蘇聯這樣一個大國，用蘇聯全國人民的利益為自己做一次有意思的改革實驗，而且他想從這個國家最敏感、也是最致命的政治體制上動手。
戈爾巴喬夫與全蘇聯大多數人一樣，他也看到了國家的弊端所在，但他卻象一個不太成熟的年輕人，迫不及待的要把他的想法在這本書的標題上明顯地表達出來。為了表達他思想的開放性，作為蘇聯這樣的大國領導人，他竟把這本書交給了一家美國出版商去出版。也就是說在那個冷戰正酣的世界上，作為一個大國的領導人，一開始就把自己的思想毫無保留地呈現在世人的面前，這種行為是何等的幼稚！我不知是聽到哪一位哲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最能隱瞞自己思想的人是最聰明人”。平常人估且如此，何況一個蘇共中央的總書記？

　　戈爾巴喬夫顯然也看到了蘇聯國家在經濟上的困境，1986年在蘇聯黨的“二十七大”上他主持制定了《蘇聯1986年至1990年及200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基本方針》；1987年他又制定了《關于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和《企業法》。他的基本思路是給企業放權，使企業實現“三自一全”就是完全自主經營。這種思路作為一個有著莫斯科大學學位的戈爾巴喬夫來說并不算高明，因為這種改革的方法在中國已經實行好幾年了。到1988年末，蘇聯總的經濟形勢并沒有好轉，而且更加失調，1986——1988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僅為2.8%，低于號稱“停滯時代”的1981——1985年。

　　經濟改革受挫以后，戈氏片面地把經濟改革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歸結于現行政治體制，1988年6月召開的蘇共十九次代表會議標志著把改革的重點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他一開始就在整個蘇聯大力推行“民主化”與“公開性”。試圖以此來吸引群眾參加到這場改革中來。戈爾巴喬夫以一個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身分，卻是以一種蘇聯普通平民的心態和語言，把蘇聯原有的政治體制稱為“官僚專制制度”和“極權主義制度”。他在各種公開的場合猛烈評擊蘇聯的政治體制。使得蘇共和蘇聯國家在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形象受到嚴重損害。戈氏在政治領域推進改革比在經濟領域仿佛顯得更有信心，膽量也更大一些。

　　他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與公開性的推行，造成蘇聯社會的極度混亂，一些加盟共和國的民主派開始與蘇共爭奪權力。1989年波羅的海三國共產黨公開與蘇共分裂。共和國的權力落到了民主分子的手上。整個蘇聯社會嚴重動蕩。經濟形勢更加惡化。1989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增長率下降到2。4%，日常必需品供應更加緊張。軍隊也開始出現不穩的現象，蘇聯的改革進程開始失控。書生氣十足的戈爾巴喬夫在堅定地打碎了蘇聯舊的政治體制以后，卻并沒有給蘇聯國家開出更具體的建立新體制的藥方。他經常深深地陶醉在自己發動的這場聲勢浩大、波及蘇聯全國各個領域的改革所造成的巨大影響之中，還是他的那位政治秘書博爾金在《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這樣描述道：“他經常呆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大聲朗讀西方各類報紙對他的改革的贊揚文章，有時長達數小時，但對蘇聯國內出現的混亂和大量問題充耳不聞”。這就是他的政治秘書筆下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也是戈氏用自己行為對自己的政治風格作了最好的注解。

　　隨后不久，那個由他一手提拔起來又被他親手打下去，一度被稱為“最勇敢”的改革家的葉利欣，就在戈氏的眼皮底下用戈氏極力提倡的公開選舉的方法奪取了蘇聯最重要也是最大加盟共和國——俄羅斯聯邦的最高領導權。然后葉氏又以俄羅斯總統身份，在全俄境內頒布了一系列與蘇聯法令相抵觸的新法令，并把俄羅斯全境的控制權牢之牢地抓在手里。

　　改革和國家的失控并沒有使戈氏有所清醒，他所讀的那么多的書也沒有在這個國家多難時刻為這位國家領導人帶來一點智慧的作用。情急之中，他竟天真地想到了“總統”這個稱呼的實用性。他認為“總書記”這個職務并不適合領導一個國家，只有“總統”才是名正言順的國家領導人應有的稱呼。他試圖以“總統”這個職務來實現他對整個蘇聯國家的重新控制。于是在1990年他又“跌跌闖闖”地爬上了“蘇聯總統”這個位子。誰知道，1990年6月，蘇聯的幾個主要加盟共和國先后頒布了主權宣言。蘇聯的解體已經初露端倪。

　　本來在這個時候如果在蘇聯全國采取強制措施也許蘇聯還有一線期望。但可悲的是在這個時候這位蘇聯最高領導人還有閑心去海濱渡假，他仿佛還在盡情地享受著一個世界大國領導人在生活上無限的快樂。1991年8月19日，留在莫斯科的以付總統亞那耶夫為首的蘇共其他領導人采取了斷然措施。實行“緊急狀態”，控制了在黑海之濱渡假的戈爾巴喬夫。但令這些企圖最后挽救蘇聯免于崩潰的人們始料不及的是，經戈爾巴喬夫幾年的“改革”和對蘇聯及蘇共的猛烈評擊，蘇聯軍隊已經完全失去了對蘇聯黨和國家的信任，他們也認為沒有必要為挽救現存的這個國家去做任何事情。而且不知怎么的，政變仿佛從一開始就并不順利。政變中要控制的兩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葉利欣竟提前離開了莫斯科，去往遙遠的阿拉木圖“訪問”去了。 “緊急狀態”僅進行了三天就失敗了。

　　更為可笑的是，這個一路順風爬上蘇聯最高領導人位子的充滿學者氣味的戈爾巴喬夫，在被勇敢的葉利欣從休假地解救回來以后，竟還繼續天真地想從已經掌握了蘇聯國家命運的葉利欣的飯碗里去分一點殘羹，還在與葉利欣等原蘇聯境內新成立的“主權國家”的領導人不厭其煩地討論所謂“聯盟”問題。為了他的“聯盟”，他在葉利欣的要求下宣布了解散蘇共的命令，進而又宣布停止蘇共在蘇聯全境的活動，并責成蘇聯檢查部門對蘇共領導機關進行審查。進而又同意與葉利欣在非常時刻二人可以互相“代行職務”。戈爾巴喬夫所做的這一切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一心只想保住他的那個已經一錢不值的所謂“中央”不被取消。保住他的一錢不值的蘇聯總統的位子不被取消。他在這個時候甚至還在說他之所以在“9·18事件”中差一點失去權力是由于蘇共對他的背叛。可憐的戈爾巴喬夫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僅有的一點象征性的權力馬上就要被他的合作伙伴徹底取消了。
在1991這一年最后的一小段時間里，俄羅斯總統葉利欣、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三個人，背著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白俄羅斯一個叫“別洛韋日”的小鎮上簽署了《別洛韋日協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坐在戈爾巴喬夫屁股下面才一年多的“蘇聯總統”職位，隨著這份協議的簽署應聲稱消失了。在此之前的蘇聯就象一頂仍然勉強支撐著的單薄的帳篷，帳篷內是蘇聯帝國七十多年積攢下來的巨大財富。上述那幾個人正在帳篷內對這些財富進行最后的分配，而作為帳篷主人的戈爾巴喬夫卻只能站在帳篷的外面。隨著《別洛韋日協議》的簽定，蘇聯這頂巨大的帳篷輕輕地，悄無聲息地傾覆在地。

　　通過戈爾巴喬夫在整個蘇聯解體過程中的表現，讓人們看到，戈氏在思想上是一個多么輕浮簡單醉心于權力，而政治敏感性又是多么遲頓的人。象這樣一個毫無血性、毫無理智、毫無判斷力的書生真是蘇聯人民的悲哀。再以后就出現了本文開頭那極富戲劇性的一幕。

　　二、莽漢與書生兩種品質共存的葉利欣

　　葉利欣：1931年生于俄羅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達里茨克區的農村，俄羅斯族。1955年畢業于烏拉爾工學院建筑系。大學畢業后他被分配到烏拉爾重工業管道建筑公司工作。1959年任總工程師。1961年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建設局長。1968年起葉利欣先后擔任州建設部長和州委書記。1976年，44歲的葉利欣當上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并成為蘇共中央委員，他是當時蘇聯最年輕的地方領導之一。

　　葉利欣的個性在許多方面與戈爾巴喬夫有相似之處，首先他對國家的前途和發展有著強烈的責任感。他不是那種小富即安，穩妥求全的人。他與戈爾巴喬夫一樣也在地方上擔任了多年黨的領導職務，當然也看到了蘇聯國家在政治、經濟和外交等各個方面存在的種種困難。葉利欣與戈爾巴喬夫同樣也是一個有著極強的表現欲望和書生習氣的人。但與戈爾巴喬夫不同的是，葉利欣的性格急燥，敢做敢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甚至敢于破釜沉舟。這種書生與莽漢的雙重性格也造成他后來在治理俄羅斯國家的過程中在決策、用人、和治國方針上一再出現失誤。蘇共中央的前幾任總書記之所以沒有象戈爾巴喬夫那樣突擊提拔葉利欣，可能正是因為他們都看準了葉利欣充其量就只是一個州委書記的料子。可是歷史偏偏叫葉利欣碰上了與他有著某種相同性格的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1985年初，剛剛上任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石油工業重地秋明視察時，作為當地黨的最高領導人，葉利欣理所當然是全程陪同者，在這次考察過程中葉利欣的表現給戈爾巴喬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爾巴喬夫覺得在他即將開始的改革進程中，十分需要具有葉利欣這種思想和性格的人。于是1985年4月，就在戈爾巴喬夫剛剛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個月，葉利欣奉調進入莫斯科任蘇聯建設部長。他在這個位子上呆了不到5個月。1985年9月又被提拔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成為蘇聯政壇上一顆耀眼的新星。

　　擔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后，葉利欣竭力執行戈爾巴喬夫的戰略部署，在莫斯科大刀闊斧地推進改革路線，尤其是在提倡社會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政治腐敗上狠下了一番功夫。據統計，葉利欣到任的最初幾個月里，莫斯科的33個區委書記中，被他因各種罪名換掉了23個，葉利欣不僅在政治上進行前所未有的改革，在生活上同樣也是體察民情。他經常深入基層，微報私訪，查看城市食品供應情況，了解老百姓對腐敗現象的不滿。他不僅下令取消了在蘇聯存在了多年的高干特供商店，還叫他的妻子像普通市民一樣排隊買東西。一時間葉利欣在莫斯科名聲大振。

　　為了加快改革的進程，身為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葉利欣，利用莫斯科的新聞輿論工具大反特反官僚主義和腐敗特權，提出“批評無禁區，公開無界線”的口號，他甚至還在外國人面前公開指責黨內有人反對改革。把黨內的矛盾毫無顧忌地向外界公開。葉利欣的所做所為與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一樣贏得了蘇聯人民的喝彩。正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欣這兩個人，一個在蘇共中央，一個在莫斯科市委，他們大膽而超越常規的改革行為在蘇聯的政治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亂。蘇聯現存的政治機體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使人民的思想迷茫，信仰喪失，各種形形色色的思想和意識形態在蘇聯的土地上迅速漫延開來。

　　葉利欣的行為理所當然地在蘇共中央和莫斯科市委內部受到了強烈的譴責，甚至連“恩師”戈爾巴喬夫也感到有些吃驚，因為葉氏的行為已經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覺得在這場由他發起的改革浪潮中，葉利欣大有喧賓奪主之勢。于是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欣的沖突終于暴發了。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87年6月，在蘇共政治局內部討論戈爾巴喬夫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講話稿時，其他政治局委員對這份也許是戈爾巴喬夫花了些心血，而且非常滿意的文稿都表示原則同意，有的也只就個別細節提了一點意見。但這時心態良好的葉利欣卻對講話稿旁若無人地橫加指責，并提出了二十多條修改意見，這其中包括對蘇聯過去70 年歷史的基本評價和黨的現行改革政策的措施等原則性問題。在葉利欣的眼里，這分文稿幾乎就應該推倒重來。戈爾巴喬夫的臉終于掛不住了。在此之前，已經有人向戈氏提出過，說葉利欣是個危險的野心家，而且因他在工作上許多方面的過火行為，造成了他在中央和莫斯科市委內部也不得人心。于是在1987年底，葉利欣終于被免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去當了一個無關緊要的國家建委副主席，葉利欣遭到了他仕途上最沉重的打擊。

　　有意思的是戈爾巴喬夫反對的并不是葉利欣對待改革的思想和做法，他是討厭葉利欣過于張狂的性格和喧賓奪主的氣勢。因為在撤銷葉利欣職務的理由中并沒有提到他對待改革性質的認識上有什么不對之處，戈爾巴喬夫只是與葉利欣在對待改革的進度和莫斯科市委在改革中的領導權方面出現了分歧，葉利欣認為改革還要再快一些，再大膽一些，而且莫斯科市委在對改革的領導權上應有更大的獨立性。這好象讓人感覺到兩位第一書記是在改革果實的歸屬問題上發生了分歧。你看這是多么的有意思，改革才剛剛開始，而且是否成功還是個未知數，這兩個人就為日后改革成果的歸屬反目成仇。

　　可以說葉利欣就是在戈爾巴喬夫這片土壤中產生出來的一個人物，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也許葉利欣就在烏拉爾山以東的斯維爾德若夫斯克州那個遙遠的地方心安理得地當他的第一書記了，并且在他到莫斯科來之前，已經在那個位子上干了九年。真可以說是成也戈爾巴喬夫，敗也戈爾巴喬夫。葉利欣的下臺雖然表明他的仕途在蘇共中央內部已經走到了盡頭，但由于他在莫斯科兩年的工作經歷，在改革浪潮風起云涌的整個蘇聯人民的心目中卻建立了良好的印象，認為他就是一個改革家，是一個比戈爾巴喬夫更大膽更優秀的改革家。這也為他日后東山再起埋下了伏筆。

　　經過了撤職這次沉重的打擊，葉利欣的思想已經悄悄地發生了某些變化，改革是否成功，民主是否實行已經不在他的思考范圍之內了。于是，1990年葉利欣參加了由戈爾巴喬夫本人大力提倡的俄羅斯第一屆人代會選舉，并如愿以嘗地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不久又當選為第一任俄羅斯聯邦總統。這又是一個極有意思的事情，在由戈爾巴喬夫一手導演的全國性主權大分裂中，已經成了他政治上敵人的葉利欣，竟然出乎意料地奪取了蘇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的領導權。葉利欣已經完全擺脫了戈爾巴喬夫的控制，反而在許多方面可以控制戈氏的行為了。當葉利欣奪得了俄羅斯的領導權之后，共產黨員這個東西已成為他身上的一個累贅，于是葉利欣毅然退出了蘇共。

　　“8·19事件”以后，蘇聯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葉利欣看到時機已經成熟，他與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三人簽署了《別洛韋日協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無奈地宣布辭職，葉利欣順理成章地入主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成為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葉利欣終于在這一場混亂的，持續五年的改革鬧劇中獲得了自己豐厚的利益。

　　從葉利欣于1985年4月自斯維爾德若夫斯克州進入莫斯科，到1991年入主克里姆林宮的這五年多時間的經歷來看，起初葉利欣在對待改革的思想上與書生戈爾巴喬夫幾乎沒有什么區別，只是比戈氏更具有挑戰性和冒險性，其在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任上所做的一些事，幾乎就是戈爾巴喬夫思想的最佳實踐。只不過葉利欣做得更大膽，更直接一些而已。正是因為有了書生戈爾巴喬夫，首先讓蘇聯處于混亂之中，同時又有了莽漢式的書生葉利欣在混亂之中勇奪俄羅斯的領導權，這才造成了蘇聯的大分裂、大崩潰。縱觀前蘇聯的這場以改革為最美好出發點的鬧劇的整個過程，總讓人覺得，仿佛有一只無形的手在至始至終操縱著。這是一只看不見摸不著，但又確實存在的“上帝之手”。而劇中的兩個主要演員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欣在這只深深隱藏著的“上帝之手”的操縱下認真而出色地演繹了這場鬧劇的全過程。而且演繹得那么完美，那么環環相扣，幾乎缺少哪一環這場鬧劇都不可能取得這么完美的結局。這真是整個蘇聯國家的悲劇，是全體蘇聯人民的悲劇。

　　事情發展至此，前蘇聯人民的悲劇仿佛還遠未結束。而那只諾隱諾現的“上帝之手”還在繼續操縱著前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

　　入主克里姆林宮以后，1992年1月，躊躇滿志的葉利欣的書生氣再一次強烈地暴露出來。他一心想把俄羅斯盡快建設成為象美國那樣的高度民主而又高度富強的國家，他在全俄羅斯推行由西方經濟學家教給他的靈丹妙藥“休克療法”的同時向國人保證：“咬緊牙捱過痛苦和艱難的過渡，在未來不算長的日子里要讓俄羅斯在政治上形成議會民主制為基礎的聯邦體制，在經濟上建立一個高度發達的自由市場體系，在軍事上仍然保持一個核大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帶著這些美好的幻想一頭扎進了西方的懷抱，并大膽地任用了一批在蘇聯國家改革浪潮中脫穎而出的具有西方思想意識的年輕人。可是諸如蓋達爾、丘拜、斯亞夫林斯基這批年輕的“經濟學家”從西方照搬過來的，醫治俄羅斯經濟的良方——“休克療法”，卻把本來已經千窗百孔的國家推向了更大的混亂，國家經濟急速下滑，人民迅速貧困化，而且西方國家原來答應給予的經濟援助卻并沒有兌現，同時，曾一度是葉氏死黨的俄羅斯議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和付總統魯茨科伊也因權利分配不均而與葉利欣鬧翻了。整個俄羅斯國內在“權力分配”這個炙手可熱問題的燒烤之下迅速陷入無休止的內部爭斗之中。當上了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欣在權力斗爭和經濟恢復這兩個問題的比較中，不得不把經濟恢復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事情發展到此，這個夾在東西方之間的偉大國家的改革進程已經完全走出了改革發起者預想的軌道，變成了既得利益者之間權力爭奪的另一場鬧劇，真是禍不單行！
接下來的是總統與議會之間無休止地爭吵；然后是曾經一度天下無敵的俄羅斯軍隊在小小的車臣平叛戰爭中慘遭敗績；然后是以民主派和改革家的形象贏得俄羅斯人民信任的葉利欣為了保住總統的位子粗暴踐踏民主，炮轟俄羅斯議會大廈，強行解散俄羅斯議會；然后是葉利欣在兩年之內五易總理，創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紀錄。葉利欣這個以倡導民主、自由和改革起家的民選總統，最終在維護自己的個人權力和利益的關鍵時刻把“民主”這個東西當成了擦屁股的手紙扔掉了。
在1999年的最后 一天，葉利欣敢做敢為的性格又讓世界大吃一驚，他突然宣布辭去總統職務，并宣布由剛剛當上總理不到三個月的前蘇聯KGB秘密警察、年僅45歲的普京任代總統。

　　普京：1952年出生在列寧格勒市（圣彼得堡），俄羅斯族。1975年從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畢業后被分配到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外情報局工作，長年在當時的民主德國從事對西方的情報工作。1990年蘇聯解體后，有著上校軍銜的普京回到了列寧格勒。1994年由他大學時代的老師——當時的圣彼得堡市市長索布恰克任命為該市第一付市長，1997年任俄總統辦公廳副主任兼總統辦公廳監察總局局長，1998年5月任總統辦公廳第一付主任，1998年7月任俄聯邦安全局局長，1999年3月起任俄政府第一付總理，即而接任總理。

　　普京的經歷、尤其是他在蘇聯秘密警察部門的工作經歷一直受到世界的廣泛關注。普京頭腦冷靜，處事精明強干，有一手不俗的柔道功夫。普京在蘇聯秘密警察部門受到的全面而嚴格的訓練以及在原東德那個東西方結合部多年的情報工作歷練，給他的思維方式和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清醒認識打下了極為堅實的基礎。也為他就任俄羅斯總統后的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國際政治方面的經驗。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統以來，經濟方面一改過去十年的頹勢，在連續兩年經濟回升的基礎上，2002年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績。在普京的身上，俄羅斯人民終于看到復興的希望。

　　三、上帝之手？

　　對于蘇聯解體的其他原因，學術界還有多種解釋，這些解釋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認為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因不能不在這里說清楚。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曾經說過，在蘇聯解體和俄羅斯經濟崩潰的整個過程中仿佛有一只無形的“上帝之手”在至始至終操縱著。這是一只什么樣的上帝之手呢？它是如何操縱前蘇聯和俄羅斯國家走向解體和崩潰的呢？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新的領導人上臺，這件事對于冷戰的另一方，尤其對于美國來說已經習以為常了，因為自冷戰開始以來，蘇聯這已經是第六次領導人更替。特別是最近兩年多，蘇聯國內哀樂之聲不斷，二十八個月內先后有三位總書記去世。而且每一次新的總書記上任，總會給西方世界帶來新的麻煩。因為他們要花掉很多時間和金錢去對這位新領導人進行研究，以便采取相應的對策來加強自己在對抗之中的地位。但這次他們發現情況有所不同了。首先，以強硬思想著稱的蘇共元老，老資格外交家葛羅米柯被撤換，代之以沒有外交經驗的來自格魯吉亞的謝瓦爾德那澤；其次，蘇聯單方面宣布停止核試驗五個月，并于1986年1月15日以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名義發表申明，建議蘇美雙方在15年內分三個階段全面銷毀核武器。就在這個申明中，戈爾巴喬夫還第一次公開提出了一個叫“新思維”的概念。

　　類似“新思維”的思想，對于美國人來說并不是第一次聽說，戈爾巴喬夫在他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后就多次提到過和平、和解、人道等與蘇聯前幾任總書記完全不同的詞匯，這確實令美國人大喜過望。戈爾巴喬夫還說要根據這些思想寫一本書。這事剛一傳出不久，美國就有了反應，美國有一家叫做“哈潑——羅”的出版公司立刻要求給予他獨家版權。并多次催促戈氏盡快完稿。過后我們看到，在這部定名為《改革與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的代表作中，除了“改革”二字以外，通篇充斥著人道、民主、自由、和平一類的字眼，而絕少那種咄咄逼人的火藥味。而且他公開對外界宣稱，他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這些政治觀點與美國的口味是多么相宜。這不能不使人回憶起1960年赫魯曉夫在聯合國大會上脫下自己的皮鞋，敲擊著講臺，點著美國人的鼻子說道：“社會主義正在取代資本主義，我們將埋葬你們。”那種惡夢般的語言。于是蘇美之間的關系一下子變得十分熱火起來。戈氏曾經得意地說：他的《改革與新思維》在美國出版以后，發行量達到了200萬冊的驚人數字。

　　1988年10月，戈爾巴喬夫應邀訪問美國，對于這次訪問，美國政府給予了極高的重視，戈爾巴喬夫在美期間的一切活動都充滿了和解、和平和信任。他在聯合國的講壇上作了充滿和平情調的講話，并單方面宣布載軍50萬。美國國內的輿論對戈爾巴喬夫的訪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連夫人賴莎也成了天使般的美人。自然，美國人也精心組織了一些活動讓戈爾巴喬夫看到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性，這些都給本身就具有某些西方民主思想基礎的戈爾巴喬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有意思的是美國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所作出的反應，他們從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相隔28年的兩個聯合國講話中分摘出一些精彩的段落，然后巧妙地編織在一起，并用一句相當含蓄的話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對比這兩者的演講內容，人們看到，戈爾巴喬夫完全無保留地埋葬了充斥赫魯曉夫時代的‘我們將埋葬你們’的論調。”就在戈爾巴喬夫登上聯合國講壇前夕，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仍在他的那本風糜美國政界的《1999年：不戰而勝》的書里這樣寫道：“如果我們不能與莫斯科進行竟爭，我們就將不戰而敗，竟爭是美蘇關系的核心，并將決定誰將在超級大國的爭斗中取勝。”美國從未想過要放棄與蘇聯的竟爭，但戈爾巴喬夫卻領著蘇聯帝國首先退縮了。

　　由于美國對戈爾巴喬夫在美訪問的過程和戈氏思想的刻意渲染，戈爾巴喬夫獲得了心理上最大的滿足。自美國回來之后，戈爾巴喬夫更堅定了他改革和對美和解的決心。并直接在蘇聯最敏感的政治體制上動開了大手腳。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民主化進程雖說也稱得上是大刀闊斧，但戈氏始終不肯放棄蘇共對蘇聯的領導權，這一點令美國有些無可奈何。

　　時間到了1989年9 月，改革已經使蘇聯陷入了分崩離析的境地，通過民主選舉，大量與蘇聯共產黨政見不同的民主分子奪取了蘇聯部分地方的領導權，與戈爾巴喬夫鬧翻了的民主斗士葉利欣也通過這種選舉得到了全蘇聯跨地區議員團主席的地位。這個時候，美國人看到了葉利欣的作用，他們認為葉利欣在不久的將來，肯定將成為戈爾巴喬夫最大的政治對手，并且還有可能取代戈爾巴喬夫成為執掌蘇聯江山的人物，再說葉利欣的一系列主張完全是以美國體制為藍本的，他甚至比戈爾巴喬夫更戈爾巴喬夫。因此，為了進一步抬高葉利欣以加強他在蘇聯國內政治斗爭中的地位，美國政府向葉氏發出了以私人身份訪美的邀請。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這個邀請竟很順利地獲得了蘇聯政府的同意，而且訪問時間長達9 天。從這里讓人感覺到，當時蘇聯政府的政治思路已經非常混亂了。

　　在美國的9天時間中，葉利欣可謂忙得不可開交。他廣泛接受美國各界的采訪，發表演講達15場之多，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還曲尊親自給予接見。葉氏在美期間更是對蘇聯的政治體制和70多年的歷史大放厥詞，葉氏的行為博得了美國人十二分的歡喜。這次訪問自然也為葉利欣在民主思想盛行的蘇聯國內增加了不少政治資本。

　　葉利欣回到國內不久的1990年1月，他就聯合了175名蘇聯共產黨員，在莫斯科出其不意地成立了蘇共民主綱領派，并在莫斯科發動20萬人舉行聲勢浩大的大游行。隊伍中甚至喊出了“打倒蘇共”的口號。事情至此，蘇共的分裂已經不可避免。在緊接著舉行的全俄羅斯議會選舉中，葉利欣以維護俄羅斯人民的利益和俄羅斯國家主權的觀點擊敗了站在全蘇聯立場上說話的蘇共推出的兩名候選人，當選為俄羅斯首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同時蘇聯兩個最大也是最重要 城市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市長職位也分別被民主派人士波波夫和索布恰克獲得。美國政府對于葉利欣的勝利迅速作出反應，美國國務卿貝克發講表話說：“葉利欣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 對于這個重要事態發展，我絲毫不想乏低它的重要意義。”美國的表態無異地給了葉利欣最有力的支持。

　　蘇聯的改革發展到此，反應遲頓的戈爾巴喬夫這才發覺事情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在1991年6月20日召開的俄羅斯共產黨代表會議上不得不承認：“對于隱藏在我們體制內部的民族分裂主義力量及其能力估計不足，它們同平民主義分子聯合起來，造成 一觸即發的局勢，那些準備肢解蘇聯，把他活活地切開扯斷多年來建立的國民經濟聯系的人并不明白，這一切會不可避免地削弱俄羅斯本身，這種行為是對俄羅斯、對俄羅斯人民的犯罪。”戈爾巴喬夫對蘇聯面臨解體非常痛苦，因為這也意味著他將同時失去權力。美國人同樣看到了這一點，而且也清楚地揣摩出戈爾巴喬夫的心態。

　　1991年7月，在蘇聯國內以政府總理帕夫若夫、國防部長亞左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內務部長普戈等人為首的蘇共內部被稱為保守派的人物，醞釀發動一系列的強制手段來挽救蘇聯，并準備直接對戈爾巴喬夫動手，葉利欣是緊隨戈爾巴喬夫之后第二個要搞掉的人。這一動向自然也沒逃過美國人的眼睛。他們及時地把一消息透露給了蘇聯新任外長別斯梅爾特內赫，為了穩妥起見，美國國務卿貝克又通過美駐蘇聯大使直接向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欣二人作了通報，并在很多方面作出了應對準備。美國人當然知道，在這個時候保住了戈爾巴喬夫，也就是保住了葉利欣，就等于維持住了蘇聯的現狀，同時也就可以保證蘇聯繼續朝著崩潰的道路走下去。一個月以后，由上面說到的那幾個人為首發動的“8·19”政變只進行了三天，就因部隊倒戈而歸于失敗 。葉利欣在政變開始時“恰好”不在莫斯科，他遠在離莫斯科幾千公里的阿拉木圖“訪問”。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人沒能抓住葉利欣。在政變開始以后葉利欣又“及時”地趕回了莫斯科，他在平定政變的過程中表現十分的英勇，幾乎毫無顧忌，并成功地贏得了蘇聯軍隊的支持。這些事怎么就湊得這么巧？

　　政變很快失敗了 ，葉利欣成功了。戈爾巴喬夫的總統位子是暫時保住了，但蘇聯卻按照美國人的預想在這以后不久就解體了。蘇聯解體了，蘇聯共產黨也被命令解散了，但發生在那個新成立的叫俄羅斯的仍然很強大的國度里的倒霉事卻還沒有結束。

　　1991年剛過，葉利欣已經在俄羅斯總統的位子上座穩了。這時人們發現總統身邊總有一個年輕的面孔，他臉色白皙，身寬體胖，舉止溫文爾雅。象個剛剛畢業的研究生。他就是被人們稱作給俄羅斯帶來災難的“休克療法”的極力倡導者——年僅35歲的蓋達爾。當時他任俄羅斯第一付總理，事實上在行使總理職權。取得了俄羅斯總統的權力之后，葉利欣立即按照西方的要求，不顧國內的強烈反對，在蓋達爾的指導下全面推進“休克療法”。

　　1992年一開始，葉利欣在國內把“休克療法”的事布置下去以后，就帶著一份長長的帳單踏上了遍訪歐美日各資本主義大國的征程。1 月30日會見英國首相梅杰、2月1日與美國總統老布什會唔、2月4日會見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2月6日會見法國總統密特朗、2月7日會見德國總理科爾、2月26日會見日本首相宮澤喜一。葉利欣與這些資本主義巨頭見面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錢。俄羅斯經濟基礎雖然依然龐大，但經過戈爾巴喬夫幾年的折騰，已經生產不出什么東西來了，國內經濟狀況十分危機。但是這些精于算計的資本主義頭頭們似乎早就統一了口經，一至要求要等看到了俄羅斯市場經濟見了“成效”以后才能給錢，這就是說，俄羅斯國內正在實行的“休克療法”要堅定地推行下去。

　　答應給的錢沒有要來，訪問沒有收到預想的效果，俄國內的經濟狀況卻在“休克療法”的治療下一落千丈：1992年下半年，俄羅斯全國的國民收入下降20%；工農業總產值分別下降19%和10%；通貨膨脹尤如脫韁的野馬，高達2200%。到年底，盧布與美元的比價狂跌到500：1；國家預算赤字上升到6419億盧布。而且國內社會秩序極度混亂。隨后開始的俄羅斯總統與議會之間在領導權上展開的爭奪以及人民對總統的不信任和俄羅斯國內各分離主義勢力的迅速擴大，使葉利欣完全放棄了對經濟的注意力。在蘇聯國家剛剛崩潰不久，俄羅斯又遭受了經濟上的徹底崩潰。就在這個時候，葉利欣在西方各大國領導人的眼中突然變得不重要了，不僅經濟問題沒人管，連平定國內的車臣叛匪也被西方視為不人道的行為而受到強烈譴責。并揚言要給予制裁。葉利欣并沒有如愿地成為資本主義大國世界的主要成員之一，此時的他正在為保全自己總統的位子和自己的生命而竭盡全力。

　　事情發展至此，這個曾經擁有世界最廣大土地面積，有著令人生畏的強大軍事力量和經濟及科技實力、有著不屈不撓艱韌不拔性格的人民，這個曾經使西方資本主義頭頭們寢食不安、大傷腦筋的強大對手，終于在短短十年內垮下去，喪失了與西方列強竟爭的能力。尼克松的“1999年，不戰而勝”的預言提前實現了。

　　在前蘇聯和俄羅斯國內發生的這場由書生戈爾巴喬夫發起的，以民主和改革為最初也是最良好目的的二十世紀最大的內亂，終于在毀滅了一個世界性的強大國家以后走到了結束的邊緣。回想起這個讓大多數人無法理解的內亂的全過程，留給人們的深思和教訓太多了。

　　四、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欣，他們是否明白自己做錯了什么？

　　（一）、書生戈爾巴喬夫？說實在的，也許他自己對“民主”那個東西并沒有一個完整清晰的認識。

　　蘇聯崩潰已經10年了，在這10 年時間內，從廣大前蘇聯人民，到戈爾巴喬夫本人，對前蘇聯的崩潰都抱有一種后悔和挽惜的心情，在10 年前的那次由改革引起的大動亂中，前蘇聯人民雖然得到了民主和自由，但卻失去了幸福的生活和國家的尊嚴。而戈爾巴喬夫本人是裝了一腦子的西方民主思想投入改革的，是抱著對現行體制十分憎惡的心情來進行改革的。他把自己的身份放到了一個普通的蘇聯公民的位置上，而完全忘記了自己是蘇聯這樣一個大國的主要領導人。他一開始就急于打破現行的體制，而完全沒有為新體制的建立做出任何準備。他在蘇聯人民還沒有明白陌生的西方民主是什么的時候，就天真地大力推進這種思想。他崇拜美國，但卻不知道美國人是怎么算計他的。說實在的，也許他自己對民主那個東西也并沒有一個完整清晰的認識。尤其在實踐上更是一巧不通。戈爾巴喬夫年輕氣盛，而且讀過很多的書，說起話來理論一套一套的，做起事來也似乎有些魄力，在平常他確實能夠迷惑一大批祟拜理論的人。但往往這些空洞的理論在險惡的政治實踐中是最無能，最有害的。

　　1998年，戈爾巴喬夫在他寫的一本叫做《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的書中提到：“最近幾年我不止一次的受到批評，說我的改革應該從經濟開始，而把政治的韁繩拽緊。象中國那樣。”同樣是在他為那本書的2002年中國版寫的序言中說：“在我與中國的鄧小平先生的談話中，他尖銳地批評了對經典著作的各種教條主義說教，他強調指出：不存在對中國和蘇聯同樣適用的什么現成的模式。”這就是他對為什么沒有采取中國模式進行改革的最好解釋。鄧小平的話說得是多么好，但戈爾巴喬夫卻并不是用它來啟發自己，而是用來為自己改革的失敗開脫。看來他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沒有得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二）、有莽漢性格的書生葉利欣？一個對陰險狡詐的西方世界毫無了解的人，在治理俄羅斯這樣一個大國的初次嘗試中就一敗涂地了。

　　葉利欣起初給予蘇聯人民的印象就是一個具有強烈民主思想的改革家，他在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兩年時間里的所作所為也是他這種形象的最好實證。正因為如此，蘇聯和后來的俄羅斯人民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也才有他在1990年俄羅斯首次全民選舉的勝利。但是當他得到了俄羅斯總統的權力以后，當他把俄羅斯經濟搞得一團糟以后，當他在俄羅斯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以后，他考慮的已經不是民主，不是全體俄羅斯人民的利益了，而是如何保住他的總統位子。為此他可以不擇手段地踐踏民主，炮轟民主的象征——俄羅斯議會大廈。他可以為了選擇一個他滿意的接班人而不惜在兩年時間內連續五次更換總理。這樣的人說是欺世盜名可以，說是在搞政治投機也可以。

　　葉利欣對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盲目崇拜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一當上俄羅斯總統以后，就迫不急待地投入了西方懷抱。以為只要自己認同了西方世界，別人也自然會認同自己。憑著從前蘇聯手中接收過來的強大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葉利欣堅信，不久的將來自己肯定也會象美、英、法、德、日等西方大國首腦人物一樣威風八面。于是他毫不猶豫地用那些資本主義大佬們教給他的“休克療法”來整頓俄羅斯經濟，認為這就是一付改造社會主義經濟的萬試不敗的靈丹妙藥。只是在一年以后，他就猛然發現，俄羅斯經濟在“休克療法”中徹底休克了。西方世界答應的經濟援助并沒有兌現，融入西方的大門依然緊閉著。只是俄羅斯已經從一個世界性的大國變為一個被經濟崩潰，人民貧困嚴重困擾的國家，自己也從一個改革英雄變成一個快要被俄羅斯人民拋棄的頹勢總統了。這樣一個在共產黨的溫暖窩里成長起來的人，一個對陰險狡詐的西方世界毫無了解的人，在治理俄羅斯這樣一個大國的初次嘗試中就一敗涂地了。葉利欣被資本主義世界的頭頭們徹底地涮了一把。

初稿于二00二年五月修改于六月

后記

　　到今年底止，前蘇聯已經消亡十三年了。其繼承者俄羅斯國內經濟，除了石油工業因價格因素顯得一枝獨秀以外，其他方面仍然看不到復蘇的跡象。有專家估計，俄羅斯要恢復到前蘇聯的國力水平，至少還要等上二十年。二十年！這是一個多么漫長而又令人心焦的等待！在俄羅斯這個問題成堆的國家里，二十年內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發生的。

　　今年8月22日是中國改革之父鄧小平公誕辰100周年紀念日，在這個令人懷念的日子里，中國《光明日報》記者許小峰對本文的主要對象之一戈爾巴喬夫進行了專訪。在訪問中，戈氏終于在十三年之后首次承認了自己在前蘇聯的改革進程中犯了嚴重錯誤。他說：“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里，我想通過我們慘痛的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他還說：“我們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使蘇聯社會大開放。在殘酷的國際競爭下，國內工業受到致命打擊。極少數人一夜暴富，斂財數額之巨僅次于美國的大亨，而赤貧的人數卻遠遠超過了蘇聯時期。這方面，中國處理得很好。中國沿海省份和地區發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對發展較慢，中國領導人現在號召開發西部和東北地區完全正確。”他的這番話被輿論界稱為“遲到的醒悟”。

（2004年9月24日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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