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彭明《五四運動史》
五四愛國運動(從五月四日運動的爆發到六月三十八日巴黎和約的拒簽)，以“六三”為界，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二階段被人通常稱為“六三”運動。所謂“六三”運動是指由 六月三日 北京學生遭逮捕而觸發的，全國響應、支援的運動，而以 六月五日 上海三罷斗爭的實現為標志的。五四愛國運動發展到它的第二階段，呈現出以下的特點：
一， 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了上海；
二， 運動的主力，由學生變為工人。
（編者注：事實上，五四運動雖然是由學生發起，但真正迫使北洋政府改變態度的，是第二階段六三運動。）
上海工人非常集中，他們也沒有任何喪失私有財產的顧慮。因此，當罷市消息傳來的時候，許多工廠的工人并沒有被學生動員和哀求，便自動罷工了。 六月五日上午 ，日本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的工人首先罷工；接著日華紗廠、上海紗廠的工人相繼罷工。同一天內，實行罷工的還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工人及碼頭工人；滬寧、杭南兩路部分工人也開始了罷工。
在學生們的要求和廣大店員的支持下，各商號迫于形勢，也不得不在五日上午陸續罷市了。“至十二時各租各界大小商底已無一開門，所余者僅外人所設之洋行耳。”這一罷市的范圍，是極其廣泛的。各個娛樂場所均停止售票，理發店外也貼上了“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請君不必光顧”的標語。
罷市的同時，不但大中學生堅持罷課，而且全上海的高等小學，以至國民小學，亦一律罷課。學生們出動在街頭，組織游行、演說和維持秩序。
綜合以上情況，就是說，從 六月五日 開始上海的三罷斗爭實現了。
五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在寧波路卡爾登西飯店舉行聯席會議，成立了上海商、學、工、報各界聯合會(實際上，工界代表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北京、天津等處的學生代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由上海學聯合長何葆仁任臨時主席。
在會議上，討論了運動的目標問題。有人提出三條：一，懲辦國賊；二，爭取人民自由；三，釋放被捕學生。有人提出五項：一，力阻和約簽字；二，取消中日密約；三，懲辦賣國賊；四，取消逮捕學生命令；五，爭取人民自由。討論的結果，會議認為目標應集中在懲辦賣國賊上，并表示此目標不過即不應該開市。
從 六月六日 總工人罷工不斷擴大。六日，華商電車公司、法商電車公司、求新機器廠、銳利機器廠、英商樣生鐵廠等各處工人罷工。七日，滬寧杭南鐵路總機廣、英商別發印書房、興發榮機器造船廣、信通織布廠、閘北手工業等工人罷工。八日，日商內外棉各廣(除前述之第三、四、五廠外還有七、八、九廠)、同濟學校工廣、華界自來水廠等處工人罷工。九日，英商職松公司老船塢、瑞焰機器造船廠、江南船塢、各輪船公司、日商紗廠碼頭、叉袋角日本紗廠、上海電器公司、英美煙草公司及附屬印劇廠、油東美孚和亞細亞兩火泊棧等各處工人、水表及全市司機、清潔工人，實行罷工。
六月十日 ，上海工人的罷工進入最高潮。在這一天，滬寧、滬杭鐵路工人全體罷工了，輪船水手罷工擴大了(不僅水手、生火工人全體登岸，連船主啟用之管事、廚司、西崽等也紛紛離輪)，各馬車行的工人也罷工了。這就是說，上海市外市內，海上陸上，交通均已斷絕了。同一天內，上海電話公司的接線生和工人，也參加了罷工。此外電燈工人、卷煙工人、火柴工人、榨油工人、外商洋行的中國職工都相繼罷工。
在此期間，學界、商界繼續罷課、罷市。六月十一日，三罷仍在堅持。直到曹、章、陸等賣國賊被罷免的消息證實后，各界才定于 六月十日 勝利開市。
店員是商界愛國運動的骨干。還在三罷以前，店員即積極投入運動。例如“南市等處街道路口，概高揭白色竹布橫聯，……此種白竹布橫聯或旗幟，皆由商界行號伙友學徒，從每日點心、月規等費，積省錢文，購買書懸，以盡熱心愛國之本志。”
罷市開始后，店員積極堅持。他們和帝國主義、封建軍閥進行了英勇的斗各并對勒令開市的反動軍警進行怒斥，雖被拘捕，“而被拘者均欣然自至捕房，并不畏懼，……。”
店員們還向軟弱、動搖的資本家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例如，先施、永安百貸公司資方和帝國主義分子相勾結，本擬于 六月七日 復市，結果“由于兩公司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職工回來供職”，而復市不成。又如，“某某等號經理，迫令伙友開排門數扇，照常營業，稍補損失。各伙以情愿在閉市期內扣除薪水，貼除伙食等詞答復。該經理后令學徒將門緊閉，向外一笑而去。”再如，某店店員曾破指血書“學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開”十二個大字，貼于門前，表示堅持罷市的決心。
沒有這些堅決而積極的廣大店員，商界罷市的堅持是不可想象的。
上海工人階級在三罷斗爭中的罷工人數，尚無精確的統計，鄧中夏以《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中估計，“大概有六七萬人”。根據上海工人約有五十萬之眾（產業工人二十萬)，及三罷的全市性規模來看，六七萬人，只是就產業工人而講，如果把手工業工人、市政工人和店員計算在內，實際人數當會大大超過“六七萬人”。
由于工人階級身受三重壓迫和集中的特點，他們在運動中表現得特別英勇和頑強，和資產階級具有迥然不同的態度，所起的作用也是學生不能相比的。
第一，工人們在罷工斗爭中，表現了高度的自覺的愛國主義精神。
還在“六三”以前，工人們即積極的自動的投入到愛國運動中，特別是在抵制日貨運動中，工人們有著杰出的表現。例如“某印刷所工人宣言，不愿以日本紙加之機器，如主任有所強迫，寧全體罷工。”再如，浦東沿浦一帶碼頭工人“全體一致表決，凡遇日本船只抵埠，不為起貨；并分發傳單勸導各碼頭勞動界切實進行。各碼頭繼續實行者日多，……。”又如，虹口吳淞路一帶，“黃包車夫，齊結團體。凡遇某國人雇坐車輛，概不拖拉，以表愛國熱忱一致之意。”連資產階級的報紙對這種現象也不得不稱道說：“此等苦力窮民，亦知大義，殊屬可敬。”
六月四日 ，學生們動員罷市的時候，他們并沒有動員工人罷工，更沒有像向商店主那樣的“沿街跪求”。 六月五日 的上海各界聯合會認實際上并沒有工人代表也沒有什么工界代表參加。甚至有些部門的工人，如電車工人、電話局接線生、外國人的傭工等開始罷工的時候，一些學生代表還曾經進行過勸阻。
因此，工人們的罷工是自己搞起來的，“從事鼓動的人并不是學生，而是出現于工人之中。”許多工人在罷工時，都一再聲明行動出于自愿，他們說“我們都是窮人，但我們絕對不要我們的國家變成朝鮮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慘不忍睹的。我們當前所進行的運動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為驚人的運動。這是一個全民的運動，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壓制得了的。”
關于工人罷工出于自動，從許多老工人的回憶中也可以得到證實。例如朱寶庭在回億當時海員罷工的情況時說；“這次海員參加五四運動，是中國海員工人的第一次罷工，罷工海船達數十只，工人有五千余，罷工時間四晝夜。在罷工過程中，雖組織較差，但工友的情緒高漲，精神不屈，始終出于自動自愿，實開中國海員運動的光明新紀元。”
工人們罷工后，展開各種愛國活動，發文告，散傳單，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他們在罷工期間，不但得不到工資，而且為了推動運動的發展，捐獻出自己的血汗錢。例如求新機器廠“前日(六日)午后諸工人游行街市，表示熱忱。且見街上懸掛白旗橫額，風雨飄搖，易于損壞，未能垂諸久遠，特捐集巨資，在機廠街口建造鐵木牌樓一座，高六丈，寬五丈，上題四大字曰‘毋忘國恥’，每字三尺，……。”
第二，工人們在罷工斗爭中表現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堅決性和徹底性。
工人們的罷工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阻撓和破壞。工人們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例如日商紗廠的一萬五千人曾以革命的暴力對付反革命的暴力，打破日本資本家的生產秩序，突破租界巡捕的干擾“將牢固加鎖之門戶破壞”，形成聲勢浩大的大罷工。再如日本資本家開辦的興發榮機器造船廠工人在決定罷工后，并表示“自后誓不入某國人工廠作工。”
工人們的斗爭還受到英美等帝國主義的阻撓和破壞。當這些西方侵略者開辦的工廠內發生罷工時，他們“竭力勸留”、“一再勸渝”、“再三挽勸”，井“令工頭四出勸導”。但這些卑鄙的企圖，在工人們的堅決斗爭下，皆成泡影。當帝國主義分子在市上進行破壞活動也受到了工人們的有力回擊。試看這樣一條記錄：“昨日(七日)下午五時許，有西捕借乘電車公司修理電線之有梯汽車，雇中國苦力在虹口收取各家所懸表示布旗，為一般勞動界將該汽車毀壞。” 六月十日 ，滬東工人計劃舉行萬人大示威，井表示“不管租界當局怎樣看法，他們一定要行經租界。”帝國主義的武裝警察、萬國商團等，雖然“攜帶機關槍迅速地準時到達續事地點”，但是，“游行的人仍然化整為零，分頭游行，……。”
對于封建軍閥政府，工人們也表現了誓不兩立的態度。他們要求“格政府之心，救滅亡之禍”對于賣國賊，不僅要求“斥退”’而且要求“永不起用”。
第三，工人們向資產階級的妥協性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商界的罷市是經過學生和店員對店主的內外壓力而實現的。工界的罷工也是經過工人們和資本家的堅決斗爭而實現的。例如，鋼鐵行業萬余工人在 六月八日 開會，“群情憤激，主張罷工，眾心堅決，不可遏止。”資本家們企圖“設法開導”，阻止這一罷工并提出“靜候三日”，進行欺騙。但是工人們并沒有接受這一“開導”’也沒有“靜候三日”，而是在次日(九日)立即實現了罷工。
對于買辦資本家破壞罷工的企圖，工人們更是堅決地進行了斗爭。 六月十日 ，海員工人和各輪船公司買辦在四明公所開會討論停駛問題。三北公司的大買辦虞洽卿，認為“航務緊要，今已裝貸者照常開出。”虞的話尚未說完，即遭到群眾的怒斥“誰人說開駛者? 打！打！”結果，“經各買辦竭力勸慰，暗今虞君從后門而出(長衫己扯壞)，場內始行肅靜。”最后在海員工人的堅持斗爭下，不得不做出“一律停開”的決定。
六月九日 ，上海總商會發出通電要求各商店于十日開市。這一破壞活動，受到工人們的嚴厲斥責。工人們在 六月十日 指出：“乃近聞北京派來奸細，運動開市，假令成為事實，置我工界于不顧。工界同人現己公同決議，即今商界答應開市，工界同胞決不因此終止，誓當再接再厲，繼續罷工。”
當資本家對阻止罷工無能為力的時，還企圖通過學生來影響工人。例如，滬寧鐵路工人大罷工的時候，路局的資本家便和學生聯合會聯系，請求協助結果，“學聯派來代表面晤工人”。學聯代表雖然秉承資本家的意旨，“善于辭今”，但卻遭到工人們的抗議，一個工人向學聯代表嚴厲斥責道：“諸位學生是愛國的，你們想一想，難道我們工人就不是愛國了嗎?諸位學生宣告罷課已經這么久，你們現在還要求我們推遲我們罷工的日期嗎？”
第四，工人階級獨立地登上了政治舞臺，并且在運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階級的罷工斗免職不是資產階級的指使也不是學生們的請求，而是自己獨立地發動起來的。一個運動的目睹者曾經比較公正地指出：“對于工人來說，這些年輕的學生不論要他們來發動一次罷工，或是把罷工的舉動停止下來，他們的影響總不會過大的。這些工人一般都具有他們自己單純而強烈的意見，很難用勸告、威脅或其他方法，使其改變過來的。”
關于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作用。淞滬護軍使盧永樣和滬海道尹沈寶呂在 六月八日 給北京政府的急電中，曾驚恐地說：“此次滬上風潮始由學生罷課，繼由商人罷市，近且將有勞動工人同盟罷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圖，將成大亂……上海為東南第一商埠，全國視線所及，內地商埠無不視上海為轉移。”全國視線以上海為轉移，這一點，反動派并沒有講錯。正是上海三罷斗爭的實現推動了全國許多地區三罷的實現，特別是上海的工人斗爭影響到全國許多地區工人斗爭的開展，以至處在北京附近的天津也有幾十萬勞動者在醞釀罷工。這些事實迫使北京政府感到了統治的極不穩固，因此才不得不對人民做出讓步，罷免了曹、章、陸等賣國賊。
對于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作用，學生們在開始時是認識不清的，以至他們對某些工人的罷工還進行“勸阻”。但是，隨著運動的開展，事實教育了他們，使他們愈來愈感到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偉大作用。當六月十二日上海人民宣告勝利開市時，學生們不得不打出了“感謝工界”的旗幟，上海學聯在告同胞書中也不得不承認“學生罷課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對待日益嚴厲。乃商界罷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學生釋，而工界罷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陸去。”
工人階級在上海三罷斗爭中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并在運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必須指出，這時在工人中仍然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統一組織，當時出現的一些所謂工界團體如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中華工黨、中華工界聯合會等仍然是屬于資產階級性質的，它們在工人中并沒有什么大的影響。
當然，這種狀況是不會持續很久的。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迫切地要求兩者結合起來。中國工人階級的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組織會很快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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