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抵制日貨中的自制與暴力

張鳴

原載：《綠葉》

    摘要：“五四”運動中最熱烈、持續最久的行動，就是抵制日貨。使用這種“弱者的武器”的前提，是民眾無法指望政府捍衛國家的主權，只好由自己出面。抵貨中的強制乃至暴力，在愛國道德的旗幟下沒有人質疑。但如果個人沒有犧牲的自愿，被他人強迫遵行，妨害了他們的自由并且造成身體和財產的傷害，這樣的強制是否像一貫認為的那樣天然合理？

    作為政治運動的五四，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抵制日貨。從某種意義上說，抵貨堪稱五四運動中最熱烈，也持續最久的行動，成規模的運動堅持了差不多有一年。而對于某些比較真誠的參與者而言，抵制日貨，甚至成了他們畢生的習慣，一些學校的抵貨團體，一直堅持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
    抵制日貨，很近似斯科特所謂“弱者的武器”，這種武器的使用，前提是運動的參加者對政府的失望，無法指望政府捍衛國家的主權，只好由民眾自己出面，在他們看來，學生、商人、工人農民甚至妓女都可以為救國做點什么，唯獨官員指望不上。但是，在各地抵貨運動中，掌權的軍閥及當地警察大多睜眼閉眼，對抵貨放任不管。人們真誠地相信，他們最危險的敵人日本之所以強大，主要是因為中國人買他們的商品，同時供給他們大米，如果中國人團結起來，一致抵制日貨，日本就會由強轉弱。
    運動的中堅是學生，學生抵貨的真誠是不容質疑的。在五四期間，各個城市幾乎都會出現成千上萬人參加的焚燒日貨大會，成堆的日貨，首先是學生們自家的日用品，衣帽、雨傘、牙具、臉盆到筆墨紙張，都會由學生主動拿出來興高采烈地燒毀踏爛。這是一場律己甚嚴、從我做起的運動，很多窮學生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囊中為之一空，此后洗臉都沒了盆，刷牙沒了牙粉。
    當然，對自己的苛刻，也意味著對他人的苛刻。抵制日貨，對于當時被日貨壓得喘息幾難的民族工商業而言，無疑是個福音，因此，抵制日貨運動，得到了工商界主流的熱烈響應。但不情愿的人，還是大量存在的，不僅經營日貨的商人暗中反抵制，就是一般市民也有不少人依舊遵循日常的生活邏輯，什么便宜好用買什么，沒有學生們這樣的覺悟。因此，抵制日貨，一方面是宣傳，一方面是強制，不惟抄查出來的日貨被查封燒毀，而且堅持買賣日貨的商人，大抵要被捉了戴高帽子游街，有時候，挨揍也是難免的。貪圖便宜買日貨，或者乘坐日本輪船的市民，會被當面譏為亡國奴，有時甚至衣服上會被惡作劇式地蓋上“亡國奴”的印記。有材料說，有的激進分子，還會在大街上攔住穿日本料子服裝的人，當場就給上一剪子。被學生認為是賣國無用的政府，在這種滿大街的暴力面前，大抵采取不干涉的態度，任憑日本公使一個勁地抗議。
    不過，這些強制，乃至暴力，基本上都是針對自己人的。各地的抵貨運動人士，都自覺地避免把查抄和封存鬧到日本人頭上去。在整個運動中，只有少數地方如福州，發生過因抵貨而生的學生與日本人的沖突，其它地方大體相安無事。五四那天游行的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打得正來勁的時候，出來一個日本人中江丑吉擋駕，學生們就罷手了，據說是擔心惹出外交糾紛。其實，在骨子里，整個五四運動，參加者是將運動定位在文明抗爭上的。義和團運動過去不到20年，殷鑒不遠，學生們依舊擔心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人把他們視為“拳匪”，因此，刻意在自己和義和團之間劃一條線，盡管對日本恨之入骨，但卻在沒有統一組織的情況下，各地都能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為，避免外交糾紛。上海參加運動的妓女們，還貼出文告，勸告學生一定要克制，即使日本人前來挑釁，也要盡力忍讓。好在，來自日本方面的主動挑釁，的確不多見。
    克制雖然克制，但隨著抵貨運動進行，仇日的情緒卻在高漲。因為運動需要動員，動員就得宣傳，演說也罷，演戲也好，無非是日本人如何欺負中國，以及朝鮮做了日本的殖民地，人民如何悲苦的內容。仇日的情緒一上來，民間就會自發流傳有關日本人的種種故事和流言，上海一度居然盛傳日本人在水里下毒，一時間，凡是看見日本人或者穿戴像日本人的人拿藥包帶瓶子上街，哪怕僅僅是打醬油，都會被人圍上，扭送警察局。鄉下人的恐慌更甚，見到路過的外鄉人，就當成日本人痛毆，甚至連上海護軍使的人都給冤成日本人打死了。有意思的是，這樣冤外國人下毒的謠傳，跟當年的義和團運動期間非常相似，只是當年的拳民所有外國人都冤，五四時期的人們只冤日本人。
    五四的抵貨運動，給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一個人為的喘息之機，趁機辦了不少工廠，這期間的國貨，生意大有好轉，一些著名的國貨品牌，因此站穩了腳跟。利用運動發財的人，當然不會放過機會，連珠寶店的戒指，刻上抵制日貨的字樣，也好賣了很多。上海賣冰激凌的，也有人會趁機打出愛國的招牌招徠，說是吃了他的冰激凌，就可以不做睡獅，早早醒來。短時間內，輸華日貨，也數量大減。日本人佐野袈裟美寫的《支那近百年史》也提到，在五四運動持續的一年里，日本對華貿易受到了很大損失，對華輸入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但運動期間無所不在的暴力和強制，對不服從者惡謚為“奸商”、“賣國賊”、“亡國奴”，對他們人身自由的限制，對他們財產的剝奪，也是觸目驚心。這種在高調的愛國道德旗幟下的暴力，從始至終都沒有人質疑，甚至在很多情況下，被當成革命行動加以贊揚。
    但是，必須承認，如果沒有這樣的強制，抵貨運動就不會有這樣的效果，甚至很可能半途流產。到底一般的國民有沒有義務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個人利益的犧牲？如果這種犧牲出自國民的自愿，當然沒有問題，值得稱頌，但如果個人沒有這個意愿，另一部分人以暴力和強制的方式強迫他們遵行，不僅妨害了他們的自由，而且造成身體和財產的傷害，這樣的強制，是否像我們一貫認為的那樣，天然合理？說實在的，到今天，這也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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