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匈牙利事件的認識和思考

——駁《炎黃春秋》林蘊暉文的謬說

奚兆永

《炎黃春秋》第3期刊發了林蘊暉的文章《1956年匈牙利事件引發劉少奇的思考》，對《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有關匈牙利事件所做的科學論斷提出了批評，把1956年10月25日-11月4日十三天中發生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復辟事件說成是“人民反對政府的事件”，否定“國際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決定性作用”，并且通過宣揚所謂的“劉少奇的思考”否定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經過長時間集體討論所得出的正確觀點。這是《炎黃春秋》近來加強其反新中國、反毛澤東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事關大是大非，不可不予置評。

一、是“人民反對政府的事件”，還是“反革命復辟”？

《人民日報》在1956年12月29日曾發表過一篇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題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編輯部文章，其中對于匈牙利事件是這樣論述的：“帝國主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動，是帝國主義在侵朝戰爭以后對于社會主義陣營一次最嚴重的進攻。正如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臨時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決議所說，匈牙利事件是由內部和外部的幾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釋都是不正確的，而在這些原因中，國際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復辟陰謀被擊退以后以美國為首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操縱聯合國通過反對蘇聯和干涉匈牙利內政決議，一方面在整個西方世界煽起瘋狂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浪潮。”

“再論”是毛澤東親自提出要寫，親自定題和提出要點，親自組織討論和修改，親自定稿的一篇重要文章，發表以后曾在國內外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林文”出于反毛的目的，對“再論”的論斷妄加評論。文章在引用了“再論”的話以后寫道，“這段話說明的是，匈牙利事件的發生，起主要的決定性作用的是外因——國際帝國主義；其性質是‘反革命復辟’。”對“再論”的這一論斷，“林文”顯然是不贊成的?！傲治摹弊约旱慕Y論是這樣說的：“關于事件的性質，卡達爾認為，10月23日的運動是‘武裝起事’；10月31日-11月1日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臨時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基本上接受了卡達爾的觀點和立場，但對事件的性質則做了‘這是反革命’的單一結論?！?/p>

在這里，“林文”不僅反對“再論”的論斷，而且用卡達爾與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喬治烏·德治會談時講的話否定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臨時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對這一事件性質所做的結論。這究竟有沒有道理呢？我們知道，卡達爾與喬治烏·德治的會談是在1956年11月12日進行的，而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臨時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是1956年12月2日到5日舉行的，卡達爾的講話在前，而通過決議在后，而且，一個是個人的談話，一個是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按照道理，當然應該以后來用中央全會名義發表的正式決議為準，而“林文”卻反其道而行之，用先發表的卡達爾的談話來糾正后發表的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這樣做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需要指出的是，“林文”還引用了1989年匈黨中央全會的決議和“匈牙利問題專家”闞思靜的評論?！敖涍^33年之后，1989年2月10日-11日，匈黨中央全會再次就1956年事件做出決議，會議公報稱：‘中央委員會在討論中強調，1956年，由于領導在革新方面無能為力導致了政治爆炸。爆發了真正的起義，人民起義。在這個起義中，民主社會主義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圖復辟的力量，社會渣滓和聲名狼藉的分子從一開始就魚目混珠地混雜進來。道10月底，反革命的行動增多了。’”而闞思靜則進一步評論說，“這次的重新評價，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義’，后半期是‘反革命行動增多’。與過去結論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質，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保R思靜：《卡達爾與匈牙利》，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20頁；268-269頁）

對于匈牙利黨中央1989年2月10-11日會議的決議，需要指出的是，其時正是東歐劇變的前夜，這次中央全會就是否實行多黨制、重新評價1956年事件并為納吉平反的向題，以格羅為代表的“穩健改革派”與波日高伊為代表的“激進改革派”展開了激烈斗爭。最后達成妥協：肯定1956年事件的性質為人民起義，肯定納吉是“杰出的國家領導人”，并通過了實行多黨制的決議。在實行多黨制的原則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作出讓步，憲法草案中去掉了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去掉了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代之“資產階級民主和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都可以實現”等等。我們知道，正是在1989年，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改為社會黨，由此導致黨的分裂和力量迅速萎縮?？梢哉f，這次中央全會正是匈牙利社會主義制度發生劇變的一個轉折點。1989年10月23日，匈牙利宣布國名更改為匈牙利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不復存在。1990年3月，在實行多黨制后的首次大選中，社會主義工人黨喪失了執政地位，淪為在野黨。匈牙利國家政權更迭，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顯然，以1989年2月中央全會決議的觀點作為評判匈牙利事件性質的根據，是完全不正確的。

至于“匈牙利問題專家”闞思靜以這次會議的決議為依據所做的進一步評價，就離事實更遠了。在匈牙利黨中央1989年2月全會的公報里還承認“企圖復辟的力量，社會渣滓和聲名狼藉的分子從一開始就魚目混珠地混雜進來”，而在闞思靜的評價里就連這個意思也沒有了。他強調的所謂“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質”，顯然比匈牙利黨的2月決議更加“突出了”；而所謂“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顯然也比2月決議更加“淡化了”！

我們今天評論“匈牙利事件”的性質，顯然不應該以33年后在改變了的形勢下匈牙利黨中央所通過的1989年2月決議為依據，而應該以事件發生時的歷史事實為依據。

年紀大一些的人，許多都看過有關匈牙利事件的紀錄片，在紀錄片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白色恐怖的情景。在街頭，許多人被槍殺、被打死，尸體被掛在路燈柱上，雙腳倒吊著，慘狀讓人目不忍睹。反革命分子甚至把在醫院里治療的邊防軍中尉斯特佛柯·約瑟夫從病床上拖到街上，猛擊他的頭部，將其活活打死，然后將雙腳倒吊起來示眾。（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新聞局編：《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勢力》，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頁插圖；《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的反革命陰謀》，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附錄之照片）據統計，在匈牙利事件中，匈牙利全國死亡人數達2700人。在首都布達佩斯死亡的有1945人，其中85%是該市的居民，其余來自其他各省。全國有近20000人受傷，其中61%住院治療，而在住院治療者中有8%死亡。（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新聞局編：《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勢力》，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頁）

事實上，早在匈牙利事件發生之前，反革命勢力就已經開始活動了。首先自然是制造輿論。這個工作應該說在1956年春天就已經開始。在這方面，自由歐洲電臺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其主要矛頭是指向他們所說的“外來統治”，旨在破壞匈蘇友誼和聯盟關系，而具體要求就是要蘇軍撤出匈牙利；在國內方面，則是鼓吹言論和新聞自由，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包括戰犯和法西斯分子），實現多黨制等。實際上，后來爆發10月23日的事件，其口號多來源于此。（雷尼·彼得編：《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經過和歷史教訓》，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頁）在這方面，裴多菲俱樂部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今70歲以上的人都知道，當時這個裴多菲俱樂部是匈牙利右派知識分子的大本營，他們積極配合自由歐洲電臺的宣傳并把這種宣傳變為行動。10月23日的示威游行就是他們決定舉行的，口號也是他們決定的。而根據對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案件的判決書，陰謀分子集團幾乎每天舉行秘密會議，有的甚至一天舉行幾次。1956年10月19日、20日和22日，按照納吉·伊姆雷的倡議，洛松齊·格佐、多納特·費倫茨、吉梅什·米克洛什在陰謀集團其他成員參與下著手起草他們所要組成的政府綱領。在10月23日上午，在洛松齊·格佐的住宅中舉行了秘密會議，會上擬定了未來政府的人員名單，納吉·伊坶雷自己擔任總理，陰謀集團成員瓜分了各部部長的職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新聞局編：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的反革命陰謀》，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3頁）與此同時，納吉·伊姆雷集團的副手洛松齊·格佐還在23日之前四五天主持過一個知識分子大會，他們不允許市委副書記發言，攻擊地方議會主席，甚至要將其絞死，會議的空氣越來越傾向于反革命，而洛松齊·格佐根本沒有想去遏止這種反革命氣焰。（同上，第36頁）納吉·伊姆雷的黨羽還從一個大學到另一個大學進行活動，為10月23日的示威游行進行鼓動。10月22日，在工業大學舉行的集會上，該校校長表示不贊成示威游行，而納吉·伊姆雷的黨羽西拉吉·約瑟夫兩次發言，進行煽動性的反蘇宣傳，致使該校決定參加23日的示威游行。因此，盡管參加示威游行的幾千名大學生和十多萬市民并不就是反革命，但是，他們是在納吉·伊姆雷的黨羽們的鼓動下參加到示威游行的隊伍中來的。

問題還在于，從示威游行一開始就有各種反革命分子混進了游行隊伍，他們以群眾作掩護，進行各種反革命活動。這些反革命活動實際上在23日這天就已經充分暴露出來了。正是在這一天，他們首先干的事情之一，就是推倒布達佩斯道薩·捷耶爾吉大街上的斯大林銅像，然后再用錘子將其砸碎。這實際上是執行設在慕尼黑的自由歐洲電臺早在8月28日的節目中就已提出過的一句話：“7月18日（即匈牙利前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下臺和接替他的格羅上臺的日子——引者）以后發生了什么情況呢？格羅政權采取了什么決定和措施呢？他們有沒有把那個立在道薩·捷耶爾吉大街上丑陋的銅像拆下來熔毀掉呢？”（《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新聞局編：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的反革命陰謀》，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113-114頁）也是在這一天，他們的口號里有“打倒紅星”、“不要使用同志這個詞”，還有要求讓納吉·伊姆雷上臺等內容。他們還挖去匈牙利國旗上的國徽標志。他們圍攻和襲擊了《人民自由報》大樓、廣播電臺和電話局。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扔到大街上加以踐踏和燒毀。他們還從一些工廠盜竊了許多卡車，從10月23日起他們就盜竊臺孚汽車聯合企業的卡車，而在10月24日晚盜竊的卡車更達150輛之多，這些卡車被用來運輸反動武裝、武器和彈藥。在發生匈牙利事件期間，許多逃亡國外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還有什么舊時的官吏、軍官、律師、憲兵之類的，紛紛從國外回到匈牙利，這些“還鄉團”顯然是想奪回已經失去的天堂的。這些人有不少還通過所謂的“選舉”“選上”了所謂的“‘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其實是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下在呼喊聲中哄出來的）。總之，事實很清楚，匈牙利事件從一開始就具有反革命的性質，怎么能說只是10月31日-11月1日才是“反革命事件”呢？而且，反革命事件是11月4日蘇聯軍隊進入布達佩斯才平息的，“林文”說成是11月1日就結束了，這些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應該指出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性質，甚至從敵人的報刊也能夠得到證明?！缎傺览拐摺肥怯眯傺览脑谀侥岷诔霭娴淖鳛椤靶傺览y民通訊”的反革命報紙之一，它在一篇社論里說，“我們焚燒了十一年來專門捏造謠言的《人民自由報》。我們搗毀了黨委會。我們消滅了了臭名昭著的國家保安局（AVO）的一部分劊子手。我們到處拆毀紅星。我們粉碎了足以使我們想起十一年來可詛咒的一切東西。這些都是我們的革命的可以看得見的標志，可是同時也是革命的象征。”（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新聞局編：《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勢力》，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2頁）這些話可說是不打自招，活畫出了他們的反革命嘴臉。他們所謂的“革命”，以及一些人所說的“人民起義”，實際上不過是被推翻的階級進行的階級報復，不過是要復辟已被推翻的反動政權罷了。這哪里是什么“革命”或“人民起義”？這分明是地地道道的反人民的反革命復辟！

二、說帝國主義“起主要的決定的作用”“不全面”嗎？

“再論”援引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臨時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決議說，“匈牙利事件是由內部和外部的幾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釋都是不正確的，而在這些原因中，國際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薄傲治摹闭f，“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說其依據是‘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臨時中央委員會會議決議’，我們在與原決議相比較以后，可以發現上述對事件發生原因的表述，是不全面的?！?/p>

“再論”明明是說“匈牙利事件是由內部和外部的幾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釋都是不正確的”，又怎么說是“不全面”的呢？至于“再論”說“在這些原因中，國際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這一說法來自《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臨時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決議》，這一點從“林文”的大段引證看也不存在任何引用不當的問題，又何錯之有？在“林文”作者看來，這“國際帝國主義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是放在決議“四個原因”中作為“最后”一個原因說的，應該是最不重要的一個原因，不應該也不可能“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在我看來，“林文”作者這樣看問題，未免太機械，太形而上學了。很多時候，放在最后講，并不是因為它不重要，而恰恰是因為它特別重要。其實，人們講話或寫文章的次序，可以按照時間的順序（由前到后），也可以按照空間的順序（由近到遠），也可以按照事物的邏輯順序（由表及里，或者是由抽象到具體），當然也可以按照重要程度順序（由重到輕，或者由輕到重），但是，決不可機械地認為第一就一定是第一位的，就是最重要的，最后就是最末位的，就是最不重要的。英語里由一個短語，也可以說是一句“名言”，叫做last but not least，意思就是“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

這里了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講《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共講了十二點，其第十二點即最后一點是講“劃清兩種界限”。他說，“首先，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是延安還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劃清這種界限。例如，他們反對官僚主義，就把延安說得好似‘一無是處’，而沒有吧延安的官僚主義和西安的官僚主義比較一下，區別一下。這就從根本上犯了錯誤。其次，在革命的隊伍中，要劃清正確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還要弄清它們中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績究竟是三分還是七分嗎？說少了不行，說多了也不行。……我們看問題一定不要忘記劃清這兩種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績和缺點的界限。記著這兩條界限，事情就好辦，否則就會吧事情的性質弄混淆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4頁）顯然，毛澤東在十二點即最后一點講的這格問題絕不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聯系到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臨時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決議中最后講的原因是不是一個不重要的原因呢？顯然也不是。這一點，由決議所作的論斷已經充分說明，它說“國際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既然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還能不重要嗎？

當然，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還是要看當時的歷史事實。

國際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歐亞出現一大批人民民主國家當然是心有不甘的。但是，他們對于這些國家又沒有辦法。二戰以后美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政治代表人物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曾經哀嘆：“同蘇聯專制政權奴役下的人們取得聯系，已經成為最困難任務之一。蘇聯共產黨的鐵幕非常嚴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戰爭或和平》，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227-228頁）于是，他不得不去研究共產黨的做法。他發現，共產黨很善于宣傳，而且在組織和技術上也很高明。這給了他很大的啟發。他說，“應用蘇聯共產黨所用的方法，情況不可能不是這樣。它是以夸大的宣傳獲得勝利的；因此當共產黨開始掌握政權時，他們往往受到歡迎，被看成是解放者，為人們帶來新的希望?！保ㄍ希?26頁）因此，杜勒斯認為，“如果美國要把任何理想、消息和善良愿望的信息帶給被奴役的人民，就必須發展特殊的技術。”他說，“我們知道，蘇聯共產黨在組織和技術上都有了發展。它有訓練煽動人員的學校，也有廣播網；它在自由世界的報章、廣播和電影上，都有公開和秘密低視力；它有經過訓練的偵探和間諜。而在我們一方面前夜很少有門路把理想或消息送到鐵幕后面去，或了解那里的情況?！彼姓J，“在過去五年間，我們耗費了許多億美元準備一場可能發生的用炸彈、飛機和大炮的戰爭；但是我們在思想戰爭中所花費的錢卻很少。我們正在界限一場思想戰爭，而且正遭受到用軍事力量無法挽救的失敗。”（同上，第228頁）這就是杜勒斯的“和平演變”策略或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思維方式。

美國帝國主義的政治代表人物不僅這樣說，而且也正是這樣做的。在這方面，首先出現的是“美國之音”。接著，在1950年3月，在希臘境內出現了一個新的轉播站?！斑€有一個叫做自由歐洲民族委員會的私人組織，這個組織成立于1949年6月，得到了美國國務院的衷心贊助，對于來自中歐的主要政治流亡分子，給予援助和庇護。為了使他們同國內朋友保持聯系，和使他們的同胞內心所燃起的自由火焰不知熄滅，這個組織正在建立自己的廣播機構，稱為‘自由歐洲’?！保ㄍ希?89頁）很清楚，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很壞作用的自由歐洲電臺是得到美國國務院的“衷心贊助”建立起來的一個宣傳機構。

正是這個自由歐洲電臺直接指導和參與了匈牙利事件。在10月29日的節目里，這個電臺公開歇斯底里地吼叫：“自由戰士們，不要放下武器，……不要給這個布達佩斯政府一塊煤、一滴汽油。……要以宣布總罷工給予英勇的自由戰士以必要的支持和援助。”而在同一天的特別消息中則說，“蘇軍立即全部撤出匈牙利領土；放棄華沙條約；立即完全解散國家保安局。應該把新的警察或治安力量及軍隊的指揮權交給一個未在以前任何一屆內閣或共產黨中央機構任過職的部長。完全赦免所有參加起義的自由戰士。應在派出代表基礎上由各種愛國者集團組成政府的多數。召開通過自由秘密選舉產生的立憲議會，以建立新政府，提出執政綱領?！碑敃r，大部分反革命集團和政黨都把這一方針看成是權威性的。有人很快就把自由歐洲電臺的要求作為自己的意見在10月30日的《匈牙利獨立報》公布了，所用的題目是《我們也不承認現政府》，而文中更明確地說，“我們連聯合政府也不承認?！迸c此同時，美國政府里也有人認為進展太快了也不好。美國駐布達佩斯臨時代辦給前去拜訪的納吉·伊姆雷以指示，提出請他至少對西方表示出一點不信任。至少在蘇軍撤離國家之前。……在當時情況下，我們對納吉·伊姆雷不要過快取消共產主義的要求是完全正確的。問題是我們給他出的這個主意過遲了。原來，納吉·伊姆雷已經在11月1日向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宣布“匈牙利政府立即廢棄華沙條約，同時聲明匈牙利中立，向聯合國求援，……”了。（雷尼·彼得：《1956年協議了時間的經過和歷史教訓》，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65頁）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在知道這一消息后立即祝賀匈牙利宣布中立和納吉·伊姆雷聲稱匈牙利想要退出華約。同時他強調，應高度警惕地關注匈牙利事件。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則在其回憶錄中說，“匈牙利目前的問題是，暴動者缺乏強有力的領袖人物；納吉·伊姆雷將垮臺，起義者將要求他引渡。假如匈牙利人民以天主教的熱情給以支持的話，明曾蒂紅衣主教可以當領袖。”（同上，第65-66頁）果然，在匈牙利事件期間回到匈牙利的紅衣大主教明曾蒂的住處一下子就熱鬧起來，找他的人很多。不過11月4日以卡達爾為首的工農政府的建立和蘇軍進入布達佩斯，粉碎了艾森豪威爾的美夢，也粉碎了那個紅衣主教的美夢。匈牙利事件最終以革命人民的勝利和反動勢力的失敗而告結束。

此外，在匈牙利事件期間，國際帝國主義還對反革命勢力提供了物質的支援。反革命分子的武器彈藥除了一部分是從軍火彈藥庫搶劫來的外，也有不少是由國際帝國主義提供的。凱奇凱什·費倫茨，一個布達佩斯居民，曾經在一所小學目擊了一批外國武器送給反革命分子指揮部的情形。他說，“1956 年11月4日下午，武裝反革命分子當著我們的面，在普拉特爾街小學的地下室里，打開許多木頭箱子，上面寫著德文，并有紅十字標志。他們說，這是那天貨車送來的。這些有紅十字的木箱——大約是50×50公分——被金屬板隔成幾部分。一邊裝著檸檬、桔子、巧克力和其他食物，另一邊是手榴彈?！倍M洛·拉納什，吉爾醫院的看門人，在證詞里說，“反革命叛亂期間，我一直在醫院里。1956年10月27-28日，一輛西德汽車開到醫院的大門前。車子里有三個西德人，他們抬進來一個受了傷的匈牙利人。我好幾次親眼看見在這些運送傷兵都帶有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牌照的汽車里，以及撤離的人的身上，攜帶各種不同的武器。我驗明上述那輛西德汽車時，我發現在車子里前后放著六支槍?！保ㄐ傺览藗児埠蛧块L會議新聞局：《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著的反革命陰謀》，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頁）

這些事實都可以說明，匈牙利事件實際上是美帝國主義導演的，而自由歐洲電臺則充當了前線總指揮，納吉·伊姆雷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的一個傀儡而已。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臨時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決議里說“國際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是完全正確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一文引用決議的說法也是完全正確的，而“林文”批評其“不全面”則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三、關于所謂“匈牙利事件引發的劉少奇的思考”

本來，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于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里已經講得十分清楚。但是，“林文”卻從另外的角度來論述“匈牙利事件引發劉少奇的思考”。文章說，“劉少奇對匈牙利事件情況的了解，是10月23日到31日在莫斯科直接從蘇共中央得知的。在當時，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匈牙利事件的性質，看成是反革命事件，在認識上是一致的?！边€說，“中共中央對匈牙利事件的討論，是1956年1956年11月10-15日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劉少奇在會上作關于目前的時局問題的報告。它對匈牙利事件發生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六點，略）然后寫道：“三個遠因，三個近因。”文章強調，“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在這個報告中沒有提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原因?！?/p>

其實，八屆二中全會并不是專們討論匈牙利事件的一次會議，劉少奇的報告也不是專就匈牙利事件發表看法的。按照《劉少奇年譜》的說法，這次中央全會“著重討論了國際局勢和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問題。劉少奇在會上作關于目前時局問題的報告，報告了他不久前訪問蘇聯，就波匈事件等問題同蘇共領導人會談的情況。指出，我們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不能片面強調 發展重工業，要重視農業和輕工業，要關心人民生活；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干部炸彈官僚主義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頁）顯然，這里并不是全面總結匈牙利事件的方方面面，而是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特別是結合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從中吸取教訓。劉少奇沒有提帝國主義這個因素，顯然也不是否認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否認國際帝國主義在匈牙利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實際上，從12月2日起，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要討論與波匈事件密切相關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劉少奇參加了每一次會議的討論，但是他并沒有反對文章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的觀點，相反，他還曾在會上發言說，“修正主義者現在大講‘社會主義民主’，其實他們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有把馬克思主義當做教條主義加以反對的。要把這個問題說透。”（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頁）

需要指出的是，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里，對于敵對勢力對匈牙利事件的作用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并且對此專門作了理論上的闡述。文章寫道：

“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復辟陰謀被擊退以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操縱聯合國通過反對蘇聯和干涉匈牙利內政的決議，一方面在整個西方世界煽起瘋狂的反對共主義的浪潮。美帝國主義盡管利用英法侵埃戰爭的失敗，竭力企圖奪取英法在中東北非的利益，但是還是聲明保證同英法消除‘誤會’，取得‘更密切、更親密的諒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對共主義、反對亞非人民和反對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統一戰線。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國主義國家應該團結起來——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會會議上所說‘在世界歷史的這一緊要關頭，必須有一套生活和行動的哲學’的主要含義。杜勒斯多少帶著醉意地斷言：‘蘇聯共產黨結構正處于惡化狀態（？），而統治者的權力正在崩潰（？），面對著這種形勢，自由國家必須保持道義的壓力，這種壓力有助于破壞蘇聯—中國共產主義體系，有助于保持軍事實力和決心。’他號召北大西洋公約國家‘搞垮以軍國主義（？）和無神論觀念為基礎的蘇聯強有力的專制政治（？）’，并且認為，‘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在現在看來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們從來認為敵人是我們最好的教師?，F在杜勒斯又在給我們上課了。他盡可以污蔑我們一千次，詛咒我們一萬次，這毫無什么新奇之處。但是他從‘哲學’上要求帝國主義世界把對于共產主義的矛盾放在其他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為了‘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破壞’和‘搞垮’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體系，這對于他們雖然肯定是徒勞的，對于我們卻給了十分有益的教訓。盡管我們一貫主張而且繼續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應該和平共處，實行和平競賽，帝國主義者還是時時刻刻都想消滅我們。因此，我們無論什么時候也不能忘記敵人同我們之間的嚴重斗爭，這就是世界范圍內的階級斗爭。
      “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帝國主義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之間，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等等）。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沖突。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共產黨內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等等）。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于階級利害的根本沖突，而是由于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于對敵斗爭的總的利益。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復雜的。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利害根本沖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反之，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這種現象在
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傊粋€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敵我之間的矛盾等量齊觀，或者互相混淆，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否認階級斗爭、不分敵我的人，決不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是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在開始談到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之前，我們認為必須首先解決這個根本立場問題。否則，我們就必然會迷失方向，就不可能對于國際現象作出正確的解釋?！氨M管我們一貫主張而且繼續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應該和平共處，實行和平競賽，帝國主義者還是時時刻刻都想消滅我們。因此，我們無論什么時候也不能忘記敵人同我們之間的嚴重斗爭，這就是世界圍內的階級斗爭?！保ā?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

我們大段地引證“再論”的論述，是為了說明，從匈牙利事件中吸取歷史教訓，當然應該從不同方面去進行分析，但是卻萬萬不可忘掉分清敵我這個根本立場問題。人們也許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匈牙利前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的錯誤，或許匈牙利事件就可以避免。在這方面，許多人喜歡把匈牙利事件歸之于拉科西個人，把拉科西說成是“斯大林分子”，好像一切問題都是他造成的。其實，拉科西對于匈牙利的革命事業是一位有功之臣。拉科西是匈牙利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1910年就參加了匈牙利社會民主黨，1918年參與了匈牙利共產黨的創建，并且參加了1918年10月30日的匈牙利革命和1919年3月22日建立的匈牙利蘇維埃政府，他曾擔任副商業人民委員和生產人民委員委員（部長）。雖然這個革命政權只存在了133天，但是，列寧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在1919年5月27日寫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說，“匈牙利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不過兩個多月，但從組織程度方面說，匈牙利的無產階級看來已經超過了我們?！保ā读袑庍x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4頁）匈牙利蘇維埃政權失敗后，他流亡國外，后曾在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并于1921年任書記。1924年回國參與匈牙利共產黨的重建，1925年被霍爾蒂政府逮捕，判無期徒刑。他在獄中度過了15年，后經蘇聯政府干預被釋放，僑居蘇聯。1945年回到匈牙利，擔任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1948年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并成立匈牙利勞動黨，他繼續擔任總書記和第一書記。蘇共20大以后，在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的粗暴干預下，他于1956年7月辭去這一職務。拉科西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這一點，甚至連杜勒斯也不得不承認。杜勒斯在講冷戰“五年來的總結”時說，“共產黨最驚人的成就是，它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全部政權。1945 年11月4日的選舉，表明共產黨是一個極小的少數?！∞r黨’在議會中取得了大多數。但共產黨的少數卻借驚人的共產黨手段取得了統治權?！保ǘ爬账梗骸稇馉幓蚝推健罚澜缰R出版社1959年版，第129頁）雖然杜勒斯講這樣的話是不懷好意的，但是，匈牙利共產黨從不利的情況下開始最后終于掌握了全部政權卻是事實。實際上，在蘇共20大之前，拉科西在人民群眾中也是很有威信的。有一首歌叫《拉科西頌》，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歌舞團赴匈牙利等國訪問時曾作為節目之一在匈牙利演出過；如果拉科西名聲很不好，是不可能選此節目的。總政歌舞團回國后到福建前線進行慰問演出，在對廈門大學師生進行演出時也演出了這首很有氣勢的合唱曲；如果這首歌在匈牙利演出時不受歡迎的話，估計他們也是不會在中國再演的。當然，拉科西也不是沒有錯誤和缺點，但是蘇共領導人對其進行粗暴的處置卻是不應該的。至于把他稱為“斯大林分子”而加以排斥，也是完全錯誤的?！霸僬摗痹谡劦竭@一問題時說，“蘇聯共產黨的這樣一個糾正錯誤的斗爭，當然不會從西方資產階級和右翼社會民主黨方面得到支持。他們為了乘機抹煞斯大林的正確方面，抹煞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在過去時期的巨大成就，為了乘機在共產主義隊伍中制造混亂和分裂，硬把對于斯大林錯誤的糾正叫作所謂反對‘斯大林主義’，叫作所謂‘反斯大林分子’對于‘斯大林分子’的斗爭。他們的惡意本來是顯而易見的。不幸，在某些共產主義者中間，也在那里傳播著類似的說法。我們以為，共產主義者采取這種說法是極端有害的?！?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某些人把拉科西作為“斯大林分子”來反，顯然是極其錯誤的。

在這方面，還有人把匈牙利事件歸之于拉科西的照搬蘇聯和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應該說這個問題被人為地夸大了。蘇聯畢竟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類共同的道路，它當然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而且，當時的蘇聯對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國家總的來說也是友好的，蘇匈之間的關系本來并不緊張，只是由于蘇共20大以后自由歐洲電臺的反動宣傳，使一些人對蘇聯抱有反感，要求蘇聯撤軍。但是即使如此，根據吳冷西在《十年論戰》一書中的記述，10月27日，當蘇聯軍隊基本上控制了布達佩斯，匈牙利的群眾與蘇軍的關系是比較融洽的，他們互相開玩笑，小孩爬到蘇軍坦克上玩。人們在紀錄片上也看過這樣的鏡頭。這說明，匈牙利的勞動群眾是擁護蘇軍平息叛亂的。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有些重要因素卻不是匈牙利黨自己可以決定的，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反革命勢力是匈牙利黨指揮不了的，階級斗爭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轉引自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頁）

事實也正是這樣。不管你工作做得好還是不好，帝國主義總是要要對社會主義國家搞顛覆活動的。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聯系今天的情況，國際帝國主義對于我國的發展強大總是看作是“威脅”，他們對各種分裂勢力，包括“臺獨”、“藏獨”和“疆獨”都一概給以支持，難道是因為我們做錯了嗎？當然不是。我們要發展自己的經濟有什么錯？我們要實現國家的統一有什么錯？我們解放西藏的農奴有什么錯？但是，他們就是要反對，要搗亂，要破壞。這些事件其實也和匈牙利事件一樣，如果不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去看，不首先分清敵我，不解決根本立場問題，那是很難說得清楚的。而恰恰是在這個根本立場問題上，“林文”借助于所謂的“劉少奇的思考”提出了極其錯誤的觀點，完全背離了毛澤東主持下由包括劉少奇等政治局常委自始至終參加討論和寫作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林文”這樣做，不僅是對過去歷史的歪曲，也是對當前現實的誤導，其危害極大；我們之所以要對該文進行批駁，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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