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續(xù)辨　　

余畫洋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近日讀《井田制度有無之研究》（上海華通書局，1930年），書中匯集了1919年底、1920年初胡適和胡漢民、廖仲愷等人討論井田制的來往書信。仔細尋究雙方的分析與論證，論辯的一方胡適以歷史演進的觀點揭明了井田論的演變線索，即漢代井田論的原型出自于《孟子》，但孟子之論井田“很不清楚，很不完全”；論辯的另一方胡漢民認為“古代井田制度，除了《孟子》再沒有可靠的書”，但他相信孟子的說法是有歷史根據(jù)的。綜合雙方的意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為了研究井田制度（不論它是歷史上的事實或者僅僅是儒者頭腦中的觀念），還必須認真剖析《孟子》原文，探討其本義究竟是什么。　　

滕國當時的大小，據(jù)《孟子.滕文公上》說，“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不是今天的里）”，也就是說面積將近2,500平方里，如果按照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也不是今天的畝）”的井地設想，約合22,500百畝。又《孟子.梁惠王上》記孟子勸勉齊宣王的話“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則那時一百畝土地在勤力耕種的情況下一般能養(yǎng)活八口人。如果滕國土地的一半用來種田，大概能承擔90,000人的口糧。假如糧食自給有余，滕國的人口應比90,000還要少，當然是很小的國家了。　　

《孟子》里有兩段話，借他傳述的周文王治國的政策，寄托了孟子自己的政治理想。《梁惠王下》中說：“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盡心上》中說：“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豬），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yǎng)其老。”說是文王之政，實際上反映的是孟子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和他的政治主張。“仕者”就是官僚，“仕者世祿”就是官僚的貴族化，保證官僚的后代不失其祿。對于農業(yè)勞動者，“制其田里”，每家規(guī)定“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使農民免于饑寒。孟子設計的井田的基本內容即“耕者九一”，具體來說，就是“鄉(xiāng)田同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yǎng)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井，本來可能指的是農田的溝渠，字形來自溝渠的形狀，字音近于徑、經，因為溝渠之旁可以行走。“鄉(xiāng)田同井”是說一鄉(xiāng)之中，農田的溝渠是公用的。（溝渠里的水可用于灌溉，所以可用來取水澆灌的水井也叫井。陷阱和水井都是在地上挖掘形成，所以陷阱也叫井。）溝渠在田野里縱橫交錯，所以孟子以井字來形象地說明他“分田制祿”的設想：“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井字就成了孟子想象中的土地劃分方法的代稱。一平方里九百畝土地按井字均分為九塊，正中間的一塊作為公田。“經界”就是九塊田之間的分界，分界確定之后，以一井的九分之一即一百畝為單位，農民（“野人”）的家庭收入，貴族和官僚（“君子”）的谷祿，都一目了然。因此，孟子設計井田方案的本意是為了解決統(tǒng)治集團和農業(yè)勞動者之間的矛盾，以及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公，是指統(tǒng)治集團；私，是指農業(yè)勞動者。“九一而助”的助，就是“八家皆私百畝，同養(yǎng)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一個養(yǎng)字，一個敢字，可見等級尊卑。“九一而助”之外，還有“余夫二十五畝”的安排。余夫，很可能是指“安伙子”。　　

這些是在鄉(xiāng)野的做法；在城里，則是“國中什一使自賦”，不用井地之制，一律按田地收獲量的十分之一交租，不另外助養(yǎng)公田了。此外，“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用圭田的收入來安頓為貴族、官僚祭祀活動服務的人員的生活。朱熹《孟子集注》解釋說：“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魏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而齊宣王公元前319～301年在位，孟子應該是在魏惠王去世后不久離開魏國到的齊國，所以《公孫丑下》才說他是“千里而見王”。公元前312年，“孟子去齊”，這以后到過宋、薛等國。孟子在宋國的時候，還是太子的滕文公出使楚國，往返途經宋國時與孟子相見。滕文公的父親滕定公死后，文公叫然友去鄒國問孟子怎樣辦喪事。（孟子曾經“為卿于齊，出吊于滕”，那時死的估計是滕文公的祖父，或許是在那時孟子初次見到滕文公。）《梁惠王下》記有“鄒與魯閧（打仗）”之事，鄒國的政治又很腐敗，孟子想必不得寧居。滕文公即位后，孟子離鄉(xiāng)到了滕國，希望在那里實行他的政治理想。這時多半已經在公元前310年（孟子62歲）以后了。　　

孟子在滕國這個小國的政治實踐恐怕是徹底失敗了。不但《滕文公上》沒有提到行井地之政的效果，在《梁惠王下》中的三段“滕文公問曰”也表現(xiàn)了在滕國危急存亡之秋孟子的束手無策。他大概是怏怏然告別了失望的滕文公。空談仁義終究有什么用呢？孟子最后一次干求君主，應是在魯國。他安慰自己“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從此絕意于政治，“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孟子所處的時代，地主官僚制與農奴制（以及奴隸制的殘余）正在進行著生死較量。《離婁下》中孟子建議齊宣王對于臣下“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田祿里居）”，可見那時齊國還是農奴制，官僚要靠農奴的勞動來奉養(yǎng)。國家控制了土地，也就控制了附著于土地的農奴。孟子設計的井地制度，似乎是想折衷地主官僚制和農奴制，一方面滿足農業(yè)勞動者對土地的要求，使農奴上升為自由農民，“皆私百畝”；另一方面確保舊貴族和新官僚的經濟權利，“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這種兩頭討好的井田幻想，最終化為了泡影。　　

《告子下》中，孟子稱道“舜發(fā)于畎畝之中”等前人事跡，看來他是出身于平民。他勉勵自己：“待文王而后興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表現(xiàn)了平民的志氣。孟子比較熟悉農村的生活，他的經濟思想本質上是一種富農的思想。“關市譏（稽查）而不征，澤梁無禁”，“余夫二十五畝”，不征收工商稅，允許捕魚打獵，還鼓勵安伙子，等等，造成農民發(fā)家致富的條件。　　

孟子分田到戶的富農思想影響了此后兩千多年的人們。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還規(guī)定“每家農戶要種幾株桑樹，養(yǎng)點蠶，織點布，喂五只母雞，養(yǎng)兩口母豬（《中國近代簡史》，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組 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在二十世紀初，孫中山甚至稱贊井田制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經濟制度。其實這種幻想很可能從來就沒有實現(xiàn)過。　　

（初稿寫于2008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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