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些的惡意中傷，而普通有良心的作者往往需要花很多口水而又收效不大。我認為批駁他們的污蔑言論只需要兩個論點就可以讓他們體無完膚。
一、毛澤東時代的“吃不飽”是任何人都無法跨越的特定科技發展階段的必然現象
既然右派們說毛澤東時代“吃不飽”，那我們也姑且認為毛澤東時代“吃不飽”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吃不飽”呢？
解放前，我國的糧食，具體地說水稻產量一般只有300~400斤，而且只有種植一季的習慣和水平。解放后，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通過精耕細作和單季改雙季以及“稻-稻-麥”“兩季三熟”等措施，糧食產量有了長足的提高，但增幅始終有限，單產達到800斤都很不容易，那時糧食產量“跨黃河”、“跨綱要”是最常見的口號，這說明當時我國的糧食生產是受到品種等農業科技水平的嚴重制約的。
那么，毛澤東時代對農業科技發展的重視程度如何呢？據我了解，毛澤東時代對農業科技發展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現在。這可以從幾個方面得到證明：一是毛主席幾乎到過全國所有高等農業院校和農業科學院，并為這些單位題寫了校名、做出了許多重要指示看出；二是毛主席親自學習《土壤學》等農業科學，并提出了以“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為內容的“農業八字憲法”，作為最高領導人，對農業科學重視到親自帶頭學習并作出具體科學指示的程度，這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三是國家大力扶持農業科技創新，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就是國家有關部門在頂住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壓力下給予立項支持的；四是我國的農業院校大多是1958年從其他大學院或系獨立出來或從頭組建的。五是我國農村人民公社都建立有農技推廣站、植保站，擁有最龐大的農業科技推廣普及隊伍。以上所有這些事實難道還不能說明黨和政府對農業科學的重視嗎？
既然如此，那么我國的農業科技發展情況又如何呢？
科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任何違反科學發展規律的主觀臆斷都是唯心主義的，是站不住腳的。最簡單明白不過的道理是，正如不能要求在牛頓時代就造出航天飛機、巡航導彈一樣，農業科學的發展也是按其自身的規律一步一步向前發展的。
決定糧食產量最主要的農業技術是種子和化肥，在這里我只說說種子問題。品種改良與其他科學研究不同，它是受生長周期制約的，生長周期決定育種周期。育種工作者知道，即便是水稻常規育種，從雜交開始直到推廣應用，一個育種周期至少需要8年，這樣一來，一個育種工作者即使從1949年10月1日開始育種，到毛主席去世時，也只能有三次改良品種的機會。當然，科學研究并不需要這樣呆板，實事上，育種工作是由許多專家先后或同時進行的，因此整個看來，我國的品種改良工作是年年推進的，我國的糧食產量也是逐年提高的。
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是，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是在毛主席去世前（75年左右）育成的，由于后期推廣需要進行幾年的區試和解決制種等技術問題，所以真正大面積推廣就正好到了“分田到戶”的時候?！胺痔锏綉簟焙螅覈募Z食產量獲得大豐收，這是事實，也是右派們證明“農村改革成功”和“一包就靈”的最“有力證據”。然而，農業科學發展的歷程證明，所謂“成功”和“一包就靈”完全是右派們欺世盜名的無恥謊言。
“分田到戶”后的所謂“成功”完全是兩方面原因促成的：一是毛澤東時代打下的農業科技基礎正好到了大幅突破提高和全面推廣階段，這主要表現為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和與雜交稻齊頭并進的常規稻以及各種農牧優良品種的全面推廣應用；二是尼克松訪華后，毛主席主張從美國引進了30多套化肥生產設備，良種和化肥的推廣使用才是“分田到戶”后糧食豐收的真正原因。在此還要說明的是，在流行“一包就靈”的同時，報刊上曾出現不少對當時國家領導人的不實溢美之詞，如什么“要吃糧，找趙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等等。趙紫陽、萬里果真有那么大的神通嗎？應該說，對趙紫陽、萬里的這些溢美之詞也并非空隙來風，說來還是有一些根據的，這個根據無非是趙紫陽、萬里他們領導的地區糧食生產搞得好唄。那么他們領導的地區的糧食生產為什么搞得好呢？這無非還是依靠農業科技或者說就是依靠良種。
趙紫陽進中央以前曾在廣東任省委書記。廣東的一位農業專家曾經跟我說：“‘要吃糧，找趙紫陽’，其實趙紫陽找的是黃耀祥。”黃耀祥何許人也？黃耀祥是廣東省農科院水稻究所的首席科學家，同時也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水稻育種專家之一，至今已90多歲，仍然健在。社會上大都知道袁隆平名氣最大，是“雜交水稻之父”，殊不知黃耀祥比袁隆平成名更早，在育種界被稱為“水稻矮化育種之父”。60年代，我國水稻由高桿變矮桿被稱為“綠色革命”，黃老先生就是“綠色革命”的代表人物。在這里還必須提到廣東的兩個農民兄弟，因為是他們在一次臺風過后，在稻田里發現了水稻矮桿種質資源，他們倆也因此被稱為農民育種家。黃耀祥正是利用矮桿種質資源，大膽創新，提出了矮化育種和株型育種等理論并成功地培育出了一大批優良品種，為我國華南地區的糧食生產，特別是為廣東的糧食生產做出了重大貢獻。黃耀祥的成功以及對糧食增產作出的貢獻，除了做為農業科技工作者的自身努力外，更是毛主席的農業科技政策和群眾路線的勝利，因此，所謂“要吃糧，找趙紫陽”、實際上是一種偷天換日的說法。同樣“要吃米，找萬里”的說法與“要吃糧，找趙紫陽”具有同樣的性質。
既然趙紫陽、萬里可以利用育種成果搞好糧食生產，其他省不同樣也可以利用這些成果奪取農業豐收嗎？不可以。因為在當時，并不是每個省的育種專家的育種成果都有黃耀祥的成果那樣突出，而農作物良種都是有地域性的，即在特定地區的生態環境條件選育的良種，一般只能在該地區推廣，所以黃耀祥的育種成果一般只能在廣東推廣，因此，趙紫陽也只有在廣東當書記才能“贏得”那樣的贊譽。
二、“平均主義”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科學、最人道的分配政策和必然選擇
“平均主義”不僅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丑事，而且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科學、最人道的分配政策和必然選擇。
國人常常引為自豪的是，中國是一個泱泱大國，這種“大”不僅體現在幅員上，而且也體現在人口上，但中國人口之真正巨大，主要是解放后發展起來的。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人口數量曾經也只有2000多萬，剛解放時中國也還只有“四萬萬同胞”。中國一向有著“多子多福”的思想傳統，而且從未實行過“計劃生育”，在幾千年的世代繁衍過程中，為什么人口增長如此緩慢呢？這除了醫療衛生水平的影響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到糧食總量的制約，而有限的糧食總量能否發揮應有效率又主要取決于糧食分配狀況。
中國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里，生產資料向少數人集中，地主階級占去了大量土地，而廣大農民則只能成為地主階級的雇傭勞動力，成為地主階級剝削的對象。幾千年來，“朱門灑肉臭，路有凍死骨”是中國社會最真實的寫照。中國的幅員如此遼闊，但養活的人口卻如此之少，可見中國封建社會生產生活資料（財富）的集中程度和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之殘酷是何等嚴重。因此，中國幾千年來的朝代更替或農民起義都是以“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作為旗幟或利益訴求。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其中最根本的大原因是共產黨的主張完全滿足了廣大人民的利益訴求，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解放后，毛主席和中央政府，為貫徹黨的根本宗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過土改、互助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廣大農民真正成為了生產資料的主人，特別是通過實行被右派們稱之為“平均主義”的“按勞分配”制度，從根本上保障了人民的生存權。可是右派們不顧事實，以“餓死多少多少人”為理由，惡毒攻擊所謂“平均主義”。那好，假如按照右派們的主張，在當時條件下“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情況又當如何？
三十歲以上的人大概都看過很多老電影，其中就有展露那些米老板囤積居奇、哄抬米價的場面，我想大家一定記憶猶新。如果實行右派的主張，我想情況一定比電影里更加嚴重，一定會出現真正餓尸遍野的慘狀。這個道理其實簡單得好有一比：幾個人吃尚嫌不夠的一塊蛋糕，如果其中一人吃掉一半甚至更多，那么其余的人的命運會怎樣呢？毫無疑問，只能是餓死。道理既然如此簡單，右派們為什么還會如此仇恨“平均主義”呢？這就只能從他們反動的階級本質和丑惡的道德品質上尋找原因了。
右派們把毛主席看作“十惡不赦的惡人”，而在廣大人民眼里，毛主席則是真正愛民如子、大慈大悲的活菩薩。毛主席始終關心人民的生存權利，把人看成是“第一個最可寶貴的”，為了讓人民吃飽肚子，毛主席不僅實行了“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發出了“大辦農業”、“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等號召，而且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大搞農田基本建設，通過興修水利，開荒造田、圍湖造田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增加糧食生產，保證人民生活需要，與此同時，還通過發放各種證、券，計劃定量供應生活資料，不僅保證了分配的公平合理性，更重要的是防止了因分配不公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特別是毛主席關心人民生活的具體細節更是使每個老百姓無不為之動容。譬如毛主席象父母關心子女一樣關心人民的生活，對人民群眾的一日三餐都做了的周到安排,“忙時吃干，閑時吃稀……”至今依稀回響在耳邊，毛主席為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真可謂用心良苦，請問歷史上有這樣的皇帝嗎?國外有這樣的總統嗎?
為了讓老百姓吃飽肚子,毛主席號召“開荒造田”、“圍湖造田”實屬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但這些舉措不僅得不到右派的理解，甚至還成為了右派們攻擊毛主席“不懂”科學，“破壞”生態環境的“口實”。那么，在“懂”科學和“重視”生態環境的改革開放年代，生態環境與過去相比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這個問題恐怕不用多說了吧！
在毛澤東時代，不僅毛主席本人關心民生，重視農業科學和農業生產，包括周總理在內的其他國家領導人也都十分重視民生，千方百計地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出于某種政治目的需要，周總理一向被右派們奉為“道德楷?！?，但據大學時代的一位老師說，周總理也曾干過“有違”君子風范的事情：周總理曾經在東南亞某個國家參觀一個農場時，抓起一把谷子后觀看之后，手掌心粘了兩粒谷子，周總理有意沒有抹去這兩粒谷子，而是“偷偷”用手帕包了回來，這就是后來在我國農村稻田里長出的“珍珠矮”。周總理為何要置自己的君子風范于“不顧”而在友好訪問的時候“偷偷”夾帶稻種呢？答案只有一個：為了人民吃飽肚子。
以上種種事實說明，在毛澤東時代，由于科技發展階段的制約，在糧食產量難以迅速增長條件下，為保證人民吃飽肚子，黨和政府做出了艱苦努力，實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主張，采取了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在短短二十幾年時間里，不僅基本解決了幾億人的吃飯問題，而且使我國的人口數量由在四萬萬的基礎上增長一倍，人均壽命從1949年前的30多歲增加到60多歲，與此同時，打破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一個與比利時相當的工業規模變成了世界第六大工業體，成功發射了兩彈一星，全面發展了軍事、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公共事業，支援了第三世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正義事業，與一百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試問，人類歷史上有過這樣的奇跡嗎？
毛主席時代的一切實際措施，都站到了為人民的至高點，可是右派門偏偏還要從人性道德上詆毀毛主席，可見這些右派們是何等的惡毒，又何等的愚蠢，何等的可笑，難怪自己現在連自己是那里出來的都已經忘記的一干二凈；
歷史進程中我們愛毛主席[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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