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核武橫空出世與臺灣

中國崛起之路之三
戚 嘉 林
(國際關系學博士)

近代軍事科技發展始于西方白人強權，在西方列強的眼中，是很難容忍非白人非基督文明擁有核武器。故自二戰迄今六十年，日人完全臣服于美，不但其本土仍有美軍駐扎，且外交與國防政策均以美國馬首是瞻，但美國仍堅不允日本擁有核武。及至二十一世紀初，美國甚至因無法容忍伊斯蘭文明的伊拉克擁有核武，不惜假造情報，以其可能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為由入侵，使伊拉克人家亡國破。伊人軍民死傷數十萬，許多美麗城市頓成斷垣殘壁，且內部陷于不同宗教族群派系的內戰，月月年年死人，美國駐伊拉克巴格達的大使館，宛如國中之國，宛如伊國的太上政府。試問伊拉克人何罪？罪在只是想要發展核武，就遭此民族橫禍，百年不得翻身。因此，吾人可以想見，在上世紀的冷戰年代，美、蘇豈能坐視中國擁有核武？更何況中國還有因內戰留下的臺灣政權，該政權敵視出賣內地，六十年不改其志。故中國建立保衛自己民族核武力量的過程，可說較伊拉克處境還驚險，因為伊拉克沒有一個因內戰遺留同文同種的敵對分離政權。

1945年8月10日，日本照會中、美、英、蘇四國，接受波茨坦公告。四國于11日覆允。14日，天皇敕令，保證實行波茨坦公告規定的條件。15日，蔣介石向國人廣播，以圣經「要愛敵人」為由，對日本要「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即所謂的「以德報怨」。

當時，蔣介石嫡系部隊主力在偏處西南，于接收不利。蔣介石乃以統帥名義，令共軍「駐防待命」，不準「擅自行動」，另并于同（15）日致電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要日軍向國府的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受降。岡村寧次積極配合。1948年7月，國府軍事法庭開始展開對岡村寧次的審判，出席的司法部、外交部、軍法局等各機關代表，全部主張將九一八事件元兇及侵華死硬派的岡村寧次處以死刑。案經呈報蔣介石，1949年1月26日，軍事法院宣判岡村寧次無罪。三天后，岡村寧次在蔣介石愛將湯恩伯的護送下，與另外的259名戰犯，一起搭船返日；2月4日，岡村寧次返抵日本橫濱美國海軍基地碼頭，麥克阿瑟元帥派副參謀長維洛比少將向他傳話「可提出任何愿望」。岡村寧次告以其愿望是「盼在長江之線，希望美國派遣二個師到華南，阻止共軍南下」（渠愿望居然與米高揚于去年底銜史大林之命來華，要求毛澤東勿南下長江，南北分治，俾中國南北分裂之意圖不謀而合）。翌日，維洛比少將傳達稱「是希望能聽取你的所有建言，但唯獨此項派遣美軍無法辦到」。

1949年7月，國府曹士澄將軍奉命，攜成立日本軍事顧問團前往臺灣助戰的計劃案，赴日本面見岡村寧次。岡村寧次毫不猶豫地表明贊成。曹士澄旋于7月13日飛往臺灣臺南，呈報蔣介石。奉蔣之進一步詳細指示，曹士澄于7月底再度赴日，將蔣介石親筆信函交岡村寧次，隨即展開工作，以富田直亮少將為團長，假名「白鴻亮」，又因共產黨尚紅，故以白對之，因而稱為「白團」。

同（1949）年11月1日，首批白團三名成員，富田直亮少將、杉田敏三上校（中文名字鄭敏三）及荒武國光上尉（中文名字林光）等三人，偽裝聯軍總部（GHO、即美軍總部）情報員身分，搭機經香港抵臺灣，3日在臺北草山（后改名陽明山）由彭孟緝偕同晉見蔣介石。富田以荒武為副官，旋于17日赴重慶再會蔣介石，為指揮川南作戰，親赴前線。惟因前線國府軍隊叛變，束手無策，乃于28日返臺。蔣介石亦于12月10日棄守大陸飛臺；斯時，美國駐日的麥帥司令部亦悉此事，曾經展開調查，但因增強臺灣國府軍力，與美國最高方針一致，乃不了了之，視而不見。1951年5月2日，美國在臺正式成立「軍事顧問團」，首任團長蔡斯（W. C. Chase）聽聞白團事，初曾提出異議，后亦不了了之。

總計在1949年底至1969初的二十年間，蔣介石先后引進83名前侵華日軍將校來臺，協助訓練國府軍隊。這些前日軍將校在臺全都改用中國姓名，以掩蔽其真實身份，全案以「極機密」方式進行。當年，曾參與白團訓練演習作業講評的國府高級將校，包括陳誠、蔣緯國、彭孟緝上將、羅友倫上將、孫立人將軍還曾于1951年3月設宴款待白團全體團員〔注1〕。

本案蔣介石為了內戰及反攻大陸，奪取政權，于千萬中國人血跡未干的1949年，就不惜聘請甫才侵華元兇的前日軍將校為顧問，此一違背民族大義的行徑，天理不容。蔣介石治臺期間，白色恐怖殺人如麻，無人敢逆其鋒。渠自夸文治武功無數，全臺誰敢不唱合歌頌蔣公英明。在如此威懾聲勢下，蔣介石至死不敢披露「白團」一事，因其見不得人。

國共內戰，蔣氏父子退遷臺灣。蔣宋美齡、美軍將領陳納德、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中情局CIA）局長杜勒斯（Allen W. Dulles）等倡議組成「西方企業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簡稱西方公司）」，該公司直屬CIA內的「政策協調處（OPC）」，于1952年2月在美國匹茲堡市正式注冊成立，臺灣方面的負責人是當時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副秘書長的蔣經國，美方負責人是美國海軍通信中心主任克萊恩（Ray S. Cline），渠后來升任CIA臺北站站長及CIA副局長〔注2〕。

1953年7月15日，臺灣國府出動飛機、坦克、軍艦、傘兵等約共一萬余人突襲內地福建東山島。此役前臺主角雖是臺灣金門防衛司令胡璉，但實際策劃者是「西方公司」干員美軍中校漢彌頓，連突襲地點東山島也是漢彌頓選定的。惟東山島之役失敗后，「西方公司」也于1955年初關閉，業務由美國海軍后勤通訊中心（NACC）接管〔注3〕。

「西方公司」除了策劃、訓練、裝備游擊隊對中國大陸沿岸突襲外，也從事搜集大陸情報〔注4〕。斯時，最高當局（蔣介石）指派蔣經國出面與美國中情局Mr. Bill Dougan簽約，以「西方公司」為掩護，成立空軍第三十四中隊與第三十五中隊，專替美國搜集中國大陸的情報〔注5〕。前者主要是從事低空電子偵察，代號為「黑蝙蝠中隊」，服役期間1953-1974。后者主要是從事高空攝影偵察，代號為「黑貓中隊」，服役期間1962-1974〔注6〕，是美方訓練國府飛行員駕駛U2高空偵察機，偵攝內地制造核武及導彈（洲際飛彈）的情報，提供美方。當時國防部長俞大維就以臺灣方面需要的是中共在大陸沿海軍事動態及其戰略意圖，這些不必靠U2偵測，更何況U2完全是美國中情局一手策劃，其所獲情報也不會與臺北分享為由，強烈反對。CIA臺北站站長克萊恩乃轉向蔣經國洽辦，案呈蔣介石核準〔注7〕。及后U2首次返航，當美國特務克萊恩見到所攝照片，形容自己是「欣喜若狂」〔注8〕。克萊恩「欣喜若狂」的反面意義，就是蔣氏父子出賣自己民族的悲歌。對「黑貓中隊」執行任務死亡的外省飛行員而言，他們可說是蔣氏父子出賣自己民族下，那個時代犧牲的「冤魂」。

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的韓戰期間，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與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及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先后多次威脅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注9〕。

關于我國內戰，美國也是一再以核武介入。美國政府解密的文件顯示，國共內戰「一江山大陳島戰役」前的1954年9-11月間，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居然六次建議對中國大陸使用原子彈。1955年3月15日，國務卿杜勒斯表示美國正認真考慮在金門、馬祖使用原子彈，次日艾森豪總統更稱「可以使用原子彈，就好像你會使用子彈」。此話一出，立即遭到北大西洋公約各國的反對。所幸一個月后的4月23日，周恩來總理在萬隆表示愿以協商方式解決問題，旋于5月1日停火，從而結束這一次的美國核武訛詐〔注10〕。

1950年代，國府常年對中國大陸沿海炮擊或突擊。1958年中東有事，美軍五千人登陸黎巴嫩，國府自金門不斷炮擊福建沿海地區并實施偵察和空投宣傳品。為粉碎國府的軍事挑釁與企圖，中國大陸于1958年8月23日對金門發動「八二三炮戰」〔注11〕。艾森豪總統旋于9月4日批準明確討論對中國大陸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注12〕。斯時，蘇聯表示縱使美國以戰術核武器攻擊中國，蘇聯也無意介入，除非美國對中共實施戰略核打擊，赫魯雪夫還將此一意見，立即透過管道告知艾森豪〔注13〕。惟美國最終仍未對中國大陸使用核武。

1958年1月，美國在臺灣部署「屠牛士」（Matador）巡弋飛彈。1960年1月，更在臺灣臺南空軍基地貯存核彈〔注14〕。1961年9月，美軍太平洋第七艦隊舉行打擊中國的核戰演習，由臺灣美軍基地發射六枚「屠牛士」核導彈，準確射向中國大陸的預定目標。1962年，美國再次針對中國大陸舉行類似核戰演習〔注15〕。

1963年1月22日，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會議上，明言美國（與蘇聯談判禁止核試驗條約）之主要目的，就是制止或延宕中國的核能力進展，因為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中國，將危及美國在亞洲的地位。三個月后的4月29日，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提出一份打擊中國核計劃的方案，包括由臺灣國府滲透破壞或入侵、海上封鎖、由南韓入侵北韓以壓迫中國邊界、常規空中打擊核設施及以戰術核武器選擇性打擊中共目標等手段〔注16〕，以遏阻中國核武發展于嬰兒搖籃（baby in the cradle）的萌芽階段。

1963年11月11日，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詹森（Lyndon B. Johnson）就任總統，詹森政府內部繼續展開激烈辯論。1964年4月中旬，國務院官員Robert Johnson在其所撰極機密的報告中，也曾提出由美國發動非核武的空中攻擊、由國府發動空中攻擊、由潛伏在中國內的部隊發動地面攻擊、或由國府空降突擊隊襲擊中國大陸核武設施等四種方案。惟Johnson之分析亦坦承，由于美國情報不足，無法確認所有相關目標，故此舉也許僅能將中國取得核武速度延遲四、五年，但反而更強化北京發展核武的決心，甚至也可能引發中國的報復。后來，因美國國內外的情勢改變，詹森政府避免與中國直接發生軍事沖突，美國摧毀中國核武設施的計劃乃不了了之〔注17〕。

蔣宋美齡（蔣介石之妻）于1958年訪美，在電視新聞中有記者問，美國若以原子武器轟炸中國，中國人民將有何反應？蔣宋美齡駭人聽聞地答稱「將再歡迎美軍之動用原子武器」〔注18〕。

五年后的1963年9月，蔣經國訪問美國。蔣經國居然在好幾個場合都提出攻擊中國大陸核武設施的議題。他在與甘迺迪總統面晤的前一天，曾造訪美國特務機構CIA總部，還在該總部參加空襲中國大陸核武設施可能性的討論。隨后，在曾任中情局臺北站站長克萊恩與繼任者尼爾遜（William Nelson）的陪同下，拜訪國家安全助理彭岱（McGeorge Bundy），商討攻擊中國大陸，包括突襲大陸核武設施的可能行動計劃，并建議美國只需對突擊行動提供運輸與技術協助即可。雖然彭岱贊同此舉將削弱中國，但他也忠告此一計劃可能促使北京與莫斯科的重新結盟或引發重大沖突，故此事需更詳盡的研究。9月11日，蔣經國拜會甘迺迪總統，二人曾討論派遣突擊隊打擊大陸核設施乙事，惟甘迺迪疑慮計劃的可行性，并恐重蹈古巴豬羅灣事件（Bay of Pigs operation）的覆轍，盼計劃務必符合實際〔注19〕；1965年9月20日，蔣宋美齡于華府在國務卿魯斯克（David D. Rusk）為其舉行的晚宴上，提議使用傳統武器摧毀中國大陸的原子武器，以絕后患。魯斯克答以，美國如果那樣做，中國必傾全國之力報復，以美國一億九千萬的人口，是無法對付大陸上的六億人口〔注20〕。

回首蔣氏父子與蔣宋美齡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是家族及一小撮國府核心的利益遠高于民族的利益，無論是出賣外蒙古、「要愛敵人」的對日以德報怨、大肆釋放日本戰犯、敦聘手沾中國人民鮮血未干的前日軍將校為顧問、同意U2高空偵察機偵測內地國土，甚至后來主動策劃藉美國之手，摧毀中國大陸的核武設施，全都是出賣民族的駭人行徑，后者尤其喪心病狂，因其違背中國人民百年企盼強國的民族意志，蔣介石父子也自知見不得人，都是以「極機密」的方式進行。上述種種駭人事情，與戒嚴年代蔣介石強令國府軍隊官兵必讀之《總統蔣公嘉言錄》的仁義道德內容，反差有如云泥之別。

幸好，天佑中國。試想，以蔣介石父子出賣民族的一貫行徑，如果1950年后是由其統治內憂外患一窮二白的全中國，則不知將出賣民族出賣到何種地步。

冷戰的年代，對蘇聯而言，中國不能太弱，太弱則無以增強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力量，但中國也不能太強，尤其是不能容忍中國日益壯大。1950年代，中國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技術的神速進步，以十年不到的時間，一下子跨越半個世紀。就蘇聯而言，是不可能無限容忍中國的與日俱強，因此無論是什么理由，切斷技術援助的時間，遲早會來到。

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致函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稱，迫切希望在1958-1962年間，由中國和蘇聯兩國共同建設一座大功率的長波發報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程通訊的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即長波電臺），俾便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此一建議，事涉該電臺所有權是屬中國亦或是屬蘇聯的爭議，故中國無法接受蘇聯所提的協議草案。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蘇聯又續向中國提出建立「聯合潛艇艦隊」的問題。是年7月31日至8月4日，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特為此事造訪中國。毛澤東在與赫魯雪夫談及此事，斷然拒絕蘇聯建議〔注21〕。毛澤東以其無比英雄氣魄告稱「我們一萬年不建設海軍也沒有關系，你們去搞核潛艇艦隊，我們去打游擊戰」〔注22〕。「英國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多外國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待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赫魯雪夫同志最后再說一遍，我們再也不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注23〕。

很顯然，無論是「長波電臺」亦或「聯合艦隊」，都是蘇聯經心設計提出的要求，其要害處就是允許蘇聯海軍不經過交涉就能使用中國的港口〔注24〕，意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的建議。如果中國不拒絕，以中國如此弱勢國力，是請神容易送神難。此事，毛澤東錚錚鐵骨，堅持拒絕，雖然這意味著蘇聯不可能繼續容忍中國的與日俱強，斷絕援助的寒冬不久即將到來，然而寒冬總是會過去的。

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藉口當時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日內瓦談判關于禁止核武器試驗協議，恐西方獲悉蘇聯正在新技術援助中國，從而可能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所作的努力為由，將中斷若干重要援助項目，尤其是不再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注25〕。

三個月后的9月15-28日，赫魯雪夫第一次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艾森豪舉行了三天會談，會后發表公報提出「大衛營精神」；9月30日至10月4日，赫魯雪夫最后一次訪問中國，第二天與毛澤東會面，正式告知，蘇聯為了維護「大衛營會談」的成果，不給西方帝國主義制造任何口實，故蘇聯正在考慮撤回在華的導彈與原子彈專家〔注26〕。1960年7月16日，蘇聯突然照會中國，將召回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和顧問，在緊接著的一個月內，蘇聯撤走在華工作的1,390名專家，撕毀相關協定。至8月23日，蘇聯將其在中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33名專家全部撤走，并帶走重要圖紙資料〔注27〕。

當時蘇聯專家分布在中國20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他們的突然離去，使中國一些重大的設計項目和科研項目中途停頓。當蘇聯撤走全部技術專家的消息傳到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時，毛澤東稱「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帳是很難還的」〔注28〕。

對于蘇聯毀約撤回所有專家一事，「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稱「我很清楚，這對于中國原子能事業，以至于中國歷史，將意味著什么。前面有道道難關，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軍萬馬都會擱淺。真是這樣的話，造成經濟損失且不說，中華民族的自立精神又一次受到莫大創傷。」〔注29〕。

斯時，中共采取自力更生的奮斗方式，持續甚至加強原子能工業的建設。一批頂尖的核武科學家如鄧稼先、周光召、王淦昌、彭桓武、王承書等不但自愿投入「兩彈」事業，甚至是抱著「以身許國」的宏愿投入，告別家庭，隱姓埋名，銷聲匿跡，爭分奪秒，獻身于中國核武事業〔注30〕。

1958-60年間，適逢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導致經濟災難，中共中央進行經濟調整。斯時，不乏論者認為研制國防尖端武器困難太大，中國工業基礎薄弱，又逢經濟形勢惡化，從而主張「兩彈」下馬，聶榮臻則力主繼續上馬。案經激烈爭論，最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贊成繼續攻關〔注31〕。此一決策極其重要，災難畢竟遲早總會過去的，但「兩彈」工程一旦下馬，熱情受挫，信心受挫，影響難以估算；在確定「兩彈」攻關后，1963年9月聶榮臻指示，由于中國空軍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彈難起作用，故中國發展核武器，最后著重的是要搞戰略導彈用的核彈頭〔注32〕；至此，全國大力協作，斯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國防尖端武器的重要，各相關單位都予支持，周恩來總理并在財力上大力支援「兩彈」事業〔注33〕。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

1966年10月27日，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

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成功。

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1971年5月31日，第一艘核潛艇首航。

隨著「兩彈」與導彈的成功，中國的國防工業又更上層樓。1965年時，過去許多靠進口的新型金屬材料，已經能自己生產，共研制成新型金屬材料6,800多個品種。高溫合金，可滿足制造米格-21飛機的需要。電子、儀器儀表中的精密合金70多個品種中，已有55種可滿足需要。……在重水、高能推進劑、特種合成橡膠、塑料、樹脂、特種感光材料、稀有氣體、超純物質、超純試劑等方面，已可滿足導彈、原子彈、航空及無線電工業等方面近期發展所需的90%。新型無機非金屬材料方面，已研制成玻璃鋼、玻璃纖維、特種水泥及膠凝材料、人工合成晶體、特種陶瓷、耐高溫涂層、石墨、石棉等材料，共2,000余項。這些材料具有耐高溫、耐腐蝕、耐磨損、耐輻射以及各種優異的光學、電學、磁學性能，初步滿足了研制國防尖端技術的需要。雖然上述12,000多種新材料中，有些性能還不夠穩定，有些還不能工業化生產。但這些成就是值得自豪，使中國軍事和民用工業的發展，上了一個新臺階〔注34〕。

然而就在形勢一片大好之際，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事后聶榮臻回憶起「文革」，曾沉重地說道，十年動亂，廣大知識份子，尤其是那些科研骨干和領導干部遭受迫害，科研秩序被打亂，設備遭到破壞，科研計劃被迫中斷（或延緩），使中國同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已經縮小的差距又擴大了，實在令人痛心〔注35〕。另一方面，即使是處于「文革」的動亂下，中國仍然能取得兩彈、人造衛星與核潛艇等國防武備成就之原因，劉華清認為首先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葉劍英等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持、當時國際環境緊張的壓力、及科技人員為將中國建設成現代化強國使命感所做的無私奉獻。〔注36〕

1969年3月，中蘇在珍寶島發生三次武裝沖突。及后，蘇聯軍方強硬派準備動用其在遠東區的中程彈道導彈，對中國的軍事政治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同年8月20日，蘇聯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在華盛頓緊急約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博士，向他通報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并征求美方意見。次日一早，季辛吉至白宮面報尼克森總統。尼克森與其高級幕僚緊急磋商后，認為：

一、西方國家最大威脅來自蘇聯，一個強大中國存，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

二、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必招致中國的全面報復，到時核污染會直接威脅駐亞洲25萬美軍的安危。

三、最可怕的是，一旦讓蘇聯打開潘多拉的盒子，整個世界就會跪倒在北極熊的面前。到那時，美國也會舉起白旗。因為「我們能夠毀滅世界，可是他們敢于毀滅世界」。

因此，應設法將蘇聯意圖立即通知中國。但中美兩國外交上已中斷多年，故技巧地于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則消息，標題為《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此消息立即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勃列日涅夫氣得發瘋。毛澤東獲悉后，乃發動「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全國進入臨戰態勢，大批工廠向內地三線轉移〔注37〕。

「文化大革命」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而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使中國免于蘇聯的外科手術式核打擊。1969年中國面臨蘇聯的核武攻擊，毛澤東下令各地總動員，開始工程浩大的「深挖洞」，以臨戰的決心遏阻蘇聯的進攻。一時間，風聲鶴唳，依中共老帥的研判，蘇聯可能利用10月1日國慶時攻擊。故周恩來等大伙意見傾向于取消往年形成群眾集會的慣例。惟毛澤東認為「國慶節不搞集會，豈不讓人笑我們有點怕嘛，我還是要上天安門」，「他們讓我們緊張，我們可不可以也放他兩顆，嚇唬嚇唬他們嘛」，「不要早，也不要晚，過節前幾天我看就挺合適」〔注38〕。

9月23日和29日，中國先后進行了當量為2至2.5萬噸的地下原子彈裂變爆炸和轟炸機空投的當量約300萬噸的氫彈熱核爆炸〔注39〕。但中共一反常態，全無報導，悄無聲息。10月1日，天安門廣場仍旗幟如林，人潮如涌，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人仍登上城樓。全世界對此無不感到驚訝與疑惑〔注40〕。蘇聯也不例外，且蘇聯分析中國最近進行的兩次核試驗，不是為了獲取某項成果，而是臨戰前的一種檢測手段。此外，蘇聯當局也了解中國的導彈基地已經進入臨戰狀態，幾乎全國總動員的在挖洞備戰，及中國堅決的反擊決心，何況不可能在戰爭一開始就剝奪中國的反擊能力。于是10月20日，中蘇邊界談判在北京舉行，由珍寶島事件引發的緊張對峙局勢開始緩和。二十世紀中國的最后一次核危機隨之結束〔注41〕。

中國國防尖端的核武事業，歷經美、蘇「外科手術突襲」的威脅與臺灣的出賣，前后整整十年，最后是以全國進入臨戰狀態，堅決反擊的民族意志，方渡過驚濤駭浪，接著1970年發射首顆人造衛星，擁有從1845年鴉片戰爭以來的基本自衛能力，這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偉大的里程碑。

對中小型國家而言，無核武尚可。一則因中小型國家的綜合國力，無力自制大規模現代武器與核武，其國力在世界政治的份額，只能對世界政治「隨波逐流」，無力影響世界。再者，尤其是中小型國家的綜合國力，不會對世界超強有所威脅；然而，中國則不然，中國是一人口13億、領土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型文明古國。對世界超強的美、蘇而言，中國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種威脅，一種潛在的威脅，其遼闊領土更是美、蘇垂涎顛覆裂解的對象。后者乘我抗戰八年危極之際，迫蔣介石同意外蒙公投獨立。前者于韓戰甫一爆發的兩天后，即介入我國內戰，以其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使臺灣迄今仍與中土分離。因此，若中國無與時俱進的常規武力與核武威懾，進無以完成統一大業，退不足以保障現有領土不遭顛覆裂解。故追隨當代前沿武備，尤其是大力加速建立與美國「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核武、海空軍與太空力量，是保證不再遭美國以武力介入內戰，是保證中國完成統一大業護國佑民天命的必要條件。◆【全文完】

〔注1〕中村佑悅著，楊鴻儒譯，白團-臺灣軍日本軍將校（白團），凱侖出版社，1996年。

〔注2〕周軍，「西方公司與『海空突擊隊』」，傳記文學，48（6）：98-99.

〔注3〕同注2，pp.98-106.

〔注4〕同注2，pp.106.

〔注5〕陳嘉寧等，「黑蝙蝠14位英靈 昨自大陸迎回」，《聯合報》，2001年12月5日，第8版。

〔注6〕李明賢，「黑貓黑蝙蝠比一比」，《聯合報》，2007年12月23日，第A5版。

〔注7〕林博文，「俞大維追懷往事故友」，《中國時報》，1990年4月1日，第27版。

〔注8〕克萊恩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2月，p.137.

〔注9〕彭繼超，《中國核武試驗紀實》，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pp.24-25.

〔注10〕劉屏，「冷戰期間美兩度考慮在臺海動用原子彈」，《中國時報》，2002年4月15日，第2版。

〔注11〕鄧禮峰，《建國后軍事行動全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pp.226-227.

〔注12〕同注9，p.25.

〔注13〕俞雨霖，「美中對抗蘇聯不介入 兩岸危機美順勢休兵」，《中國時報》，2002年4月15日，第2版。

〔注14〕中央社／華盛頓訊，「解密文件證實美曾在臺部署核武」，《中央日報》，1999年10月21日，中央日報，第9版。

〔注15〕梁東元，《中國飛天大傳》，湖北：湖北長江出版集團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pp.62-63.

〔注16〕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T. Richelson,“W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3）:67-68.

〔注17〕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T. Richelson,“W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3）:54-57:80-81:88:96-97.

〔注18〕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臺北：遠流出版社，2007年2月版，p.235.

〔注19〕同注17，pp.72-73.

〔注20〕傅建中，「美國務院外交關系文件揭露-『火炬五號』反攻大陸計劃」，《中國時報》，1998年8月23日，第14版

〔注21〕同注9，pp.80-82.

〔注22〕大陸新聞中心臺北報導，「赫魯雪夫曾建議中共在臺成立遠東共和國 毛澤東拒絕」，《中國時報》，1999年5月29日，第14版.

〔注23〕《聶榮臻傳》編寫組，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12月，p.486.pp.580-581.

〔注24〕同注23，p.581.

〔注25〕同注24，p.581.

〔注26〕梁東元，《中國飛天大傳》，湖北：湖北長江出版集團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pp.60-61.

〔注27〕彭繼超，《中國核武試驗紀實》，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pp.84-85.

〔注28〕《聶榮臻傳》編寫組，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12月，p.583.

〔注29〕同注9，p.98.

〔注30〕同注9，pp.101-121.

〔注31〕同注24，pp.590-592.

〔注32〕同注24，p.597.

〔注33〕同注24，pp.601-602.

〔注34〕同注24，p.601.

〔注35〕同注15，p.160.〔注36〕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8月，P321。

〔注37〕「蘇聯對中國核打擊箭在弦上 尼克松拯救了中國（1）（2）」，http://news.china.com/zh-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124/12080626.html Access:2006/4/17

〔注38〕同注15，p.160.

〔注39〕「蘇聯對中國核打擊箭在弦上 尼克松拯救了中國（2）」 http://news.china.com/zh-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124/12080626-1.html Access:2006/4/17

〔注40〕同注15，p.145.

〔注41〕同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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