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工業公有制實踐的績效進行評估，需要先建立一個合理的指標體系。由于工業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可以羅列一堆，會帶來兩個問題：一是缺乏可比性。選擇指標不同，評價結果不同。方法不規范造成的歧見，往往為不同的言說目的提供論據。改革開放以來，不同論者對工業公有制績效的評價差異較大，原因大抵如此。避免歧見的唯一方法，是選擇重要的宏觀指標進行比較。二是缺乏準確性。評價指標過多，會使評價的焦點問題發生模糊，會稀釋問題本身。很多情況下，不同指標具有相互反證的作用，選擇過多的指標造成反證的幾率就大。避免失準的方法是選用簡潔的指標體系進行評價。
對工業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績效進行評價，主要是評價工業規模的增長速度。系統地評價一個經濟體工業發展的速度，主要有四項指標：一是工業占國民經濟比重要的增長速度。用產業結構變化的動態數據，可以看出公有制改造前后的變化。這個變化本身就是公有制績效的最直接說明。二是工業經濟存量增長的速度。這個數據進行公有制改造前后的縱向比較，也可以說明公有制的績效問題。三是公有制改造后的人均GDP增長速度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歷史上的發展速度進行橫向比較，由此得出公有制極小的評價。四是用人均壽命的增長速度評價公有制的績效問題。這四項指標涵蓋了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工業存量的絕對增長水平（橫向與縱向）、與增長壽命四個方面，已經能夠系統地描述工業增長的現實情況，可以滿足可比性與準確性的技術要求。
有了這樣的評價指標體系，就可以方便地處理不同的觀點。如果“不同”源于指標體系，則不需要討論結果，只對指標體系的科學性進行分析就可以。不科學、不簡潔的指標體系，無法給出準確結論。如果選擇了同樣的指標體系，則不同觀點的討論實際上就是對各自持有的指標數據進行核證與比較。這就可以避免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總是在方法與本體之間游離的現實。人文科學的科學性，是建立在公認分析方法基礎上的本體論。而且，人文科學發達與否，與這種方法論的普及性直接相關。可靠性強的方法成為社會共識，且為大多數學者共同運用的程度，是一個國家人文科學（包括政治、歷史、經濟）發達與否的標識。

【其一，工業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
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績效評價，核心指標就是工業經濟占國民經濟總量的比重。相對于穩定增長的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增長更活躍，也更加帶有發展績效的信息。
上世紀中國經濟100年的發展史，為公有制績效評價提供了一個真實范本。因為這段歷史，就是不同所有制實踐的歷史。對這段歷史進行細致解析，可以劃分出四個特征鮮明的階段：第一階段洋務運動。20世紀初，辛亥革命終結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作為一個經濟學現象，其意義是給出了傳統專制政治體制下私有制經濟發展的績效評價。由于洋務運動促成的經濟發展速度太過緩慢，與國家命運日益衰落的現實需求脫節，最終導致了自身統治的分崩離析。第二階段自由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辛亥革命起，到新中國建立之后的1956年為止。我們之所以將其稱為自由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是由于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中國社會已經放棄了全部尊嚴，以洋人為師，以洋風為榮。將國家復興的期望寄托于洋文化，于是開辦洋學堂、舉辦洋工廠。同時大批地派出留學生，為留學人員提供大展宏圖的機會的。這種簡單模仿的發展模式，從經濟學角度看，就是傳統體制漸趨崩潰，而現代體制沒有建立。相當于在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中，種植了幾株資本主義的禾苗。這等于是說——引進的資本主義脫離了原有的制度環境，生長在了一個沒有任何制度規范的新環境中。這顯然是一種比新自由主義目標模式更加自由的模式。而這個模式對于熟悉馬克思主義的人可能并不陌生，那就是早期資本主義模式，具有十足的原始意味。發展工業的過程，不但沒有形成明顯的經濟促進作用，倒是在“人地關系緊張”的舊經濟體系中，助長了兩極分化的勢頭。國民政府的所謂黃金十年，不是將中國帶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是制造出了嚴重的社會動蕩。此時紅軍的起義，與太平天國起義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社會不公的結果。所不同的，只在于太平天國是一種反對舊式農耕經濟造成的社會不平等的農民起義。而紅軍起義的矛頭，則除了封建主義，還有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后兩項成為一種社會性的政治訴求，就說明官僚資本已經成為社會普遍仇視的對象。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導致的結果，本質上就是對原始資本主義不能在中國立足的證明。許多論證將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獨立看待，認為兩者沒喲關系。比如臺灣人楊小凱，就將紅軍起義看作是打斷黃金十年發展的異化力量，而不將其看作本身就是發展模式的直接結果。這種簡單的認識論，不可能對經濟問題作出科學結論。第三階段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從1956年生產資料的公有化改造到1984年農村改革完成為止。這是一個單純的公有制實踐期。從1949年到1956年共產黨共產黨執政之初也實行私有制，經過七八年的觀察發現，民族資本的局限，使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規模在低水平上爬行的現實，與中國人普遍存在的、迫切的強國夢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種自然發展模式的績效，使共產黨從宏觀角度重新評價了“補課”資本主義的可能性。隨后轉入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是對民國政府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直接否定。社會主義運動的經濟學意義在于提供了在共和體制下，純粹的公有制發展模式的評價范本。公有制實踐是嵌入中國經濟史畫卷上的一個別致的圖案，它使得我們有機會通過比較不同發展模式的方式，來評價公有制的績效、品味公有制的價值、比較不同所有制的效率。第四階段就是改革開放時期，就是從1984年開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從經濟學角度看，這相當于提供了公有制與私有制混合發展的范本。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改革開放時期，公有制依然的主體經濟。這主要表現自這樣幾個方面：解散公社，不是公有制的終結，因為從本質上看，今天的農業經濟，其最重要都的特征是土地所有權的集體所有制。這個改革就是進行了生產組織的變革，而沒有進行公有制的變革。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公有制實踐的延續。在這個時期，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模式，限制了土地交易，使得農村沒有產生大面積的赤貧人口，依然維持著一個具有傳統色彩的社會結構，這實際上也是公有制的績效之一。對工業經濟而言，公有制的主體性表現為大型企業、資源性企業、涉及國家安全型企業，都依然保持著公有制的形式。最具有市場經濟特點的上市公司中，絕大多數依然是公有制企業。這大概是最能體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一個場所。
對公有制績效進行評價，實際上就是對第三階段經濟發展（下稱公有制實踐）的績效進行評價。歷史的延續性，為評價公有制實踐的績效提供了可靠的參照系。因為之前的純粹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相當于是同一國情條件下分別實踐了公有制與私有制。兩者所以能夠作為相互的參照系，理由有三：一是兩種所有制實踐的起點基本相同。從經濟發展的起點看，幾乎都是從零開始的。這里從零開始的涵義是說起點存量對終點存量的影響極為有限，而不是說兩者數量上相同或者同時為零。第二階段的發展起點是清末洋務運動建立的幾個工廠。這個存量與民國結束時代的工業經濟存量相比較幾乎為零；共產黨執政初期的工業經濟存量與1978年的工業經濟存量相比，也可以忽略不計。這兩個階段的可比性就在于——起點存量不構成終點存量的影響因素。起點與終點存量的不對稱性，說明起點對終點的影響可以忽略。從可比性的角度看，第三階段的起點相對值可能更低。不說國民黨撤退時有意識的破壞，單就資本家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就使得大批工廠搬遷臺灣與香港。因而民國政府留下的工業基礎，與79年代末可以制造飛機導彈、門齊全的工業相比較，比值更低。從這樣的意義上看，兩個階段的發展都可以認為是從零開始的。這種從零開始的說法，還可以具體化為生產能力、人力資源、資本積累等的差別。如果查閱歷史資料，這種差別用相對比例的觀點看也支持上述觀點。二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上種植工業文明。這兩種實踐，除所有制形式具有系統性之外，其它要素的區別微乎其微。因而兩種所有制的績效評價就具有了科學實驗的意義——將各種非系統性噪聲排除，觀察系統性誤差與單一影響因素的對應性。這樣的結論是科學基礎上得到的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結論。三是，經歷的時間相當。國民政府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從1921年到1949年共27年。共產黨的公有制從1956年到1984年，也是27年。
1956年之前，中國是一個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國家，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為27.3％。這個工業產值數的絕大部分，是由傳統手工業貢獻的，比如釘鞋、縫紉、五金、木匠、鐵匠等。這些手工業在以后的幾十年內徹底消亡，因而這個指標中統計的這些產值，基本不可能構成國家工業化的支撐條件，本質上是農業經濟的服務型產業。而那些對六七十年代工業總產值有影響的現代工業企業比如上海江浙一帶的紡織印染企業、江南造船廠、京張鐵路等，在上述數據中占比很小。有資料認為不足工業產值的20％。以此推算，當時國內的現代化工業，僅占國民經濟的6％左右。即使如此，建國之初還有大量的民族資本家逃離了大陸。
當時的中國，正處于人地關系的緊約束狀態，人口巨浪拍岸而來，農業經濟已經處于窮途末路。大多數中國人。過的是半年糧食半年糠的日子。發展工業的價值，就在于“師夷技”，辦工廠，解決人口就業的問題。但初起的微弱工業，由于自然發展的速度太慢，不能起到容納巨量人口就業的作用，無法成為整體經濟的核心與支柱，像是漂浮在農業經濟之上的一朵浮萍。沒有正面作用的同時。自由資本主義的原始屬性，卻表現的淋漓盡致。民國政府的倒塌，可以看作是新興工業加速了社會的兩極分化，致使其統治難以為繼。
從1956年開始的公有制經過近30年發展，工業占比已經超過農業，達到了43.3％的水平。1969～1970年是工業產值超越農業產值的年份，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因為這一年標志著中國基本進入了工業化時代。如果用6％作為起始數據，則公有制促成的工業化速度為年增長7.6％。這個結果，不管是用文革時代10％以上的統計數據，還是鄧小平指定的5.6％的統計數據，亦或是最近廣泛使用的7％以上的統計數據，都要比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工業化速度高。就是與后三十年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比較，這個數值也是很可觀的。也就是說，當時的工業經濟，不僅比國民政府的增長速度快，也不比改革開放速度慢。

【其二，經濟總量增長速度】——
用經濟總量指標對比民國資本主義時期，顯得毫無意義。因為人均gdp變化趨勢表示，整個民國經濟前期增長緩慢，后期由于經濟發展不能支撐社會穩定的局面，招致了大幅度的下降結果。為說明公有制績效的價值，這里選擇了近300年來中美、中英人均GDP增長的數據進行比較（附圖一、附圖二）。考慮西方經濟學有一個重要的潛涵義，就是證明公有制沒有價值。若選擇西方經濟學提供的數據能夠證明公有制的績效，可靠性就會大增。因為西方經濟學的邏輯。總是在不經意間露出幾個疑問，順藤摸瓜，就會找到另外的答案。
圖1、圖2給出的結論是——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人均GDP增長的斜率陡然轉變。而且這是在人口急劇增長的情況下表現的劇烈變化。這個變化的斜率表達了經濟規模增長與民眾經濟活動增長的綜合水平。近300年中，資本主義國家除了19世紀30年代有一個輕微的斜率變化，其經濟發展過程基本處于自然平穩的進步中，這是私有經濟發展速度的典型形式。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上世紀50年代之前的250年間，中國人均收入一直維持不增長甚至明顯下降的狀態。公有制建立的50年代，這個增長規律被有效打破。出現了增長斜率由負向正的劇烈轉變。斜率陡然轉變的形態最有效率地說明了公有制改造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與國際上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增長進行比較，也可以得出上述結論——英國19世紀的100年間增長了2.5倍，美國60年增長3.5倍，日本1951年到1975年25年增長了5倍。

圖1：中美人均收入變化趨勢比較

 
圖2： 中英人均收入變化趨勢比較
圖1、圖2均摘自伍曉唐等譯《世界經濟千年史》
從19世紀中到20世紀中的一百年，資本主義經歷了號稱最成功的三個黃金發展期，其增長的結果也只是幾倍。而公有制年均增長7％以上（2007年經濟統計年鑒摘要），這個速度意味著經濟存量每過10年翻一番，27年接近增長七倍。這已經超過了任何資本主義國家60～100年的增長。從圖上看，公有制促成的經濟增長過程，幾乎是一條完美的指數曲線。比較300年來不同所有制國家經濟增長的趨勢，公有制具有無與倫比的發展效率。300年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基本沒有什么超自然的發展奇跡（單個國家的奇跡除外）。19世紀初有比較明顯的斜率改變，這是技術現代化以及規模化生產普及造成的結果。這種改變促成的增長無法與公有制造成的增長相提并論。
圖1、2中斜率的改變，是直接的績效標識。公有制作為一種制度，對經濟發展效率的促進作用，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大大地超過西方國家吹噓的產業革命。圖中一個鮮明的現實是，從19世紀中葉中國經濟開始下降，而資本主義開始上升。大多數歷史學家將這種關系看作是完全不相干的兩件事，仔細分析歷史可以發現——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時點與鴉片戰爭的時點十分吻合？這就存在疑問——這種此消彼長，是不是一種簡單的財富轉移過程，而不是西方經濟學描述的工業革命結果？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就是清帝國的衰落導致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繁榮本質上就是一種掠奪導致的財富轉移。所謂的工業革命也就是搶來了一些錢，可以不計成本地進行企業發規模擴張導致的結果。

【其三，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
這個指標是發展效率的橫向比較指標。最近經濟學界有一個數據引用比較多，大約是78年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不足百分之一，而目前為百分之五。這個數據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胡鞍鋼《中國如何通過全面開放提高國際競爭力》一文中，引用世界銀行是購買力平價數據，認為七八年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的5％。而2003年的比重是12.5％。前者數據差了四倍，后者僅僅2倍多。
這一數據的差異說明了78年數據與今天的數據具有不可比性。其原因有二：一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經濟活動統計對象不同。計劃經濟時代由于政府對流通領域的嚴密控制，使得一個商品從工廠到消費之間經歷的環節很少，且加價幅度較小，所以累計為經濟活動程度的數據較小。而GDP統計時代，經濟增長的數據中容納了浩如煙海的小商販、個體戶搞活經濟的增量。再者政府信用支撐的經濟，許多時候不統計為經濟增長數據。一定幾十年的工資水平，獲得了最佳效益的經濟發展。比如一個縣花費很少的資金就可以建設紅旗渠，在今天建設同樣規模的工程，大約需要數百億資金，這是一個省未必能夠完成的項目。還有經歷較長時間后，數據由于貨幣價值不同，統計數據的可比性不高。二是統計方法不同。計劃經濟時代的統計與目前世界通行的方法不同。兩種方法統計的結果有較大差距。
為消除這兩類因素的影響，我個人主張用糧食產量、第一產業比重、國民收入三個數據折換不同時期的GDP數據。考慮糧食產量年度波動較大，這里用五年平均值表示。1974～1978年糧食產量年平均為2，8672萬噸，農業經濟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28.1％。結合2003~2007年數據，可以估算出1978年國民收入的折換值是 60821億元，經濟總量相當于今天的24.2％。也就是說，用今天的統計方法以及幣值統計1978年的國民經濟總值，要比當時的統計值高了16.7倍。60821億元的數值與日本相當，這與用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結果一致。這叢一個方面說明，前三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奇跡國家幾乎相等，差別主要表現為人均水平的不同。說明公有制工業經濟的發展速度不容置疑。

【其四，平均壽命】——
經濟發展與人均壽命的關系比較密切，可以將這一指標看作是人民生活質量、醫療條件、文化發展、勞役程度、社會保障改善的綜合指標，可看作是經濟發展的效用指標。1949年平均壽命35歲，78年為68歲，今天72歲。這就是說，綜合平衡下來人的生存質量在78年已經達到了今天的90％以上。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蘇聯解體前后的人均壽命變化，大約就是公有制與私有制條件下人的生存狀態的直接對比。

以上數據未注明出處的，都是從互聯網查的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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