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革開放前經濟建設與高粱先生商榷

烏有之鄉上登載了高粱先生講座《改革開放前二十九年的經濟建設和一些思考》，感覺作者的思考基本上是錯誤的。特撰此文，以與商榷?！　?/p>

首先，以新中國的具體情況政治經濟基本上不分家，談經濟必須結合政治，反之亦然。新中國歷次政治風波基本上可以認為是經濟發展道路之爭，而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又可以認為是基本正確的政治路線保駕護航的結果。政治風波不過是政治路線推行時遭遇反抗的表現而已?！　?/p>

新中國建設的投入只能是人的勞動剩余，而不是資本--這點完全是逼出來的，因為蔣匪逃跑時什么也沒剩，再加上國際環境的敵視。（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所謂資本不過是流動的剩余價值而已。）這就要求在政治上充分尊重勞動者，經濟上保證一定積累的同時公平分配勞動剩余（這還是政治），生活上限制消費。因此根本就沒有什么重工業優先和犧牲農業的問題--實際上高粱先生也說到了農業取得的成績。至于發展輕工業，除了消費受限以外，輕工業的生產設備、原料能源怎么解決？從國外購買嗎？實際上，直到七、八十年代，新中國的重化工業才有一定的原料能源產出，能勉強開始支持輕工業?！　?/p>

至于當時中國少量的所謂民族資本，一則是少，二則是通過“三反”“五反”，新中國對這些資本逐利的本性有了充分認識，只能放棄這種依靠--因為新中國根本承受不起這種浪費，在當時環境下，坐等這些資本完成原始積累，就是等死。　　

由于生產力低下，剛開始的勞動剩余較少，集中使用顯然更有效率，計劃經濟的優勢就凸顯出來了。然而弊端也出現了，即官僚機構擁有了剩余的處置權。這種情況如果發展下去，計劃體制的僵化（即片面追求完成指標，對新事物缺乏應對）將不可避免，同時特權泛濫，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地位將下降，最終導致勞動者的積極性下降，勞動者的有效勞動下降，勞動剩余減少，計劃體制無以為繼，勞動者對政權的認同下降--這就是蘇聯發生的情形，所以被叫做修正主義。　　

新中國一系列的政治風波大都是與計劃體制的這個弊端有關。當年“三反”“五反”運動后，計劃體制初步建立起來了，官僚機構的力量通過反右擴大化和大躍進浮夸得到了初步展示。雖然反右本質上是無產階級應對其他社會階級挑戰的舉措，然而發展為擴大化卻是官僚機構的功勞。同理大躍進發展到浮夸也是指標層層分解，結果層層加碼的結果。如果說反右擴大化還只是政治層面的問題，大躍進浮夸風就已經落實在經濟層面了。　　

總結這些情況理論上的成果就是中蘇論戰的中共九評，實踐上則開始四清，具體微觀成果包括鞍鋼憲法等。其主旨即要求在政治上鞏固勞動者的地位，要求勞動者全面監督和參與經濟和社會事務。然而在“四清”運動中，官僚機構再次發揮出強大的力量，把運動方向引向所謂“地富反壞右”，于是全面打到官僚機構的文革就不可避免了?！　?/p>

文革的情況不贅述，最初兩年的混亂反映了兩派斗爭的激烈。很多所謂文革史家不遺余力地描寫造反派如何“兇殘”，刻意淡化造反派的對手，好像造反派在與空氣斗爭。卻忘了如果對手很弱，怎么可能混亂如此之久，更不用說坦克大炮都拿出來了，負責的人哪去了呢？實際上這兩年不過再次展示了官僚機構的強大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發展出了反資產階級法權理論，認為官僚機構對剩余的處置權私有后，即發展成官僚階層對勞動者的剝削。已經從理論上昭示了后文革時期經濟形態的演變?！　?/p>

總之，新中國取得的建設成果無論怎樣褒揚都是不過分的，然而應當看到的是，沒有這些政治運動，新中國如何可能僅用了25年時間就走過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歷程，并初步完成國家的工業化?！　?/p>

在整個歷史時期說限制消費其實也是相對的，由于上述政治運動宗旨都是落實勞動者的政治經濟權利，所以新中國勞動者對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參與程度是當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最高的。也意味作勞動者分享勞動剩余程度也是最高的。具體體現在一方面由于人口的爆發性增長，而人均所得也是不斷增長的。另一方面則是勞動者的很多收入不是以貨幣形式而是以票證形式體現的，伴隨著票證增長，實物供應的數量和種類都在增長，這也是事實?！　?/p>

高粱先生的論述大都是工業方面的，而農業較少。實際上新中國在農業上取得的成績并不比工業少，至少人口大增長后，保證了人民的溫飽，以及城市工業等其他產業人口的增加，而且從現實來看，改革開放才是在犧牲農業。新中國農業發展的訣竅就在高粱先生提到的八字憲法。恰恰是農業集體體制，保證了八字憲法中的大多數因素，這其中包括遍布全國的水利灌溉系統。而社隊企業的興起本身就是合作化農業應有之義，這也是解決農村人口向城市無序流動的發展方向。按社會主義規則，這些社隊企業本來應納入國家管理，只不過這時歷史出現了拐點，很多這類企業最后演變成了假冒偽劣的淵藪，成為劣幣驅逐良幣的典型。　　

說到改革開放的動力問題，首先應該是新中國勞動者根據自身經歷（上述對勞動者的保護）對政權有較高認同，較易受到來自高層的蒙蔽；其次是計劃體制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原始積累沒那么重要了，本來應該有一個調整，應當削減積累率，增加勞動者分享程度，重建社會技術和生產力等級提升后相適應的新的計劃體制。然而出于某種考慮，高層一方面誘導人民消費，另一方面又沒有做好調整的準備。出于對勞動者本能的不信任，調整政策的出發點終于演變到了維護官僚機構和精英階層的利益上，勞動者和官僚機構合作共治的局面被打破，掠奪開始了。至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過是消解抵抗，取消勞動者組織和工農聯盟的舉措而已。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為了消解抵抗，文革后開始了秘而不宣的所謂“清理三種人”運動，受到牽連人員遠超新中國歷次政治運動受牽連人數總和?！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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