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是帶有戰略性的經濟建設，其意圖是要確立優先發展重工業，盡快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的工業方針，并探索加快經濟增長的手段。大躍進既是一次經濟加速運動，也是中國工業化的試驗。它集中體現了中國百年來工業國的夢想在實現了民族獨立后變為切實可行的行動及縮短這一過程的心境。多種力量的合成促進了它的興起。

一、 一場避免不了的合理的經濟運動

擺脫蘇聯模式，提出了如何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問題。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預示了中國開始了在經濟建設上不同于蘇聯模式和擺脫蘇聯控制的努力方向。蘇聯是一個大國，自然資源豐厚，國土面積世界第一，經濟實力世界第二，又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蘇聯試圖通過意識形態的同一，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納入其戰略意圖，要中國用更多的農產品和輕工業產品換取重工業產品，這不能不使中國想到蘇聯要求衛星國所走的道路。斯大林和赫魯曉夫都曾作過這方面的嘗試。中國則想獲取蘇聯更多的援助實現工業化。對國家利益和世界秩序的不同構想使兩個大國存在著深刻地裂痕。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和對蘇聯經濟體制弊端的揭露，促使中國實施適合國情道路的第一次探索。
強烈的復興愿望是新中國自下而上的加快發展的心理呼聲。新中國成立時完全失去了經濟實力的支撐，在世界強國之林中已成為實際意義上的“小國”。中國從國土面積世界第三和政治形象上說也是個大國，但準確地說是心理大國。她有歷史的優越感，帶著秦漢唐帝國的自豪和近代的恥辱情結更具有加倍的復興心理。這種既大又小的心理與現實所激活的矛盾構成了新中國特有的內在性格。毛澤東曾憂慮地表達了這種心理：
“我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共計105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現在，我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毛澤東傳》下第1361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同上P809）
中國的強大，從真正意義上實現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并且縮短這一過程，是擺在新中國領導面前的重大挑戰。
在對高度集權的蘇聯模式改革過程中，各級黨政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形成了地方促中央的局面。在對蘇聯經濟體制進行檢查時，中央也對自己的經濟體制和經濟建設反思。毛澤東已對高度集權表示不滿并對受蘇聯影響形成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建設方針開始質疑。1956年上半年毛澤東開始對中國經濟建設作理論上的探索，與中央34個部委座談，寫成了《論十大關系》，并在以后的講話、批語中又表達了許多經濟思想和經濟策略。毛澤東既是偉大的思想家，又是一國的最高領導，和其他思想家不一樣，他可以按照他的思想領導一場思想實驗。一場在新的經濟理論指導下的經濟建設已是呼之欲出了。
《論十大關系》講話后，中央開始了對經濟體制的第一次改革，重點是把中央集中的權力下放給地方，以此克服蘇聯模式的僵化和由此產生的官僚體制，解決中央與地方的兩個積極性。這一措施的效果是地方獲得了一定的經濟支配權和決策權，打開了經濟運行的封閉狀態使競爭進入了經濟生活。各地加大投入，客觀上形成了躍進態勢。加之合作社實現了對農村的組織，改變了幾千年小農經濟的生產、生活習慣，使得組織人力、財力取得了行政和理論上的合法性，這樣，群眾和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建設積極性得到空前釋放。比如：1956年春農村掀起了農田水利建設至1958年達到一億人。另外，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奠定了大躍進的物質基礎，同時也給了信念上的動力。一系列的巨大成就提升了精神的力量。
從經濟現狀看，這一時期原材料長期緊張，特別是鋼材供不應求引起了鋼材市場混亂：脫銷、漲價，從事實上提出了投資的重點方向。
中國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最大瓶頸是資金稀缺。如何實現工業化過程中的積累呢？蘇聯社會主義時期，斯大林于1927年3月1日談到蘇聯工業化的積累政策時說：“英國整整用了200年靠掠奪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德國從戰敗的法國勒索了50億法郎。俄國沙皇所走的道路……是舉借外債和簽訂犧牲工人農民利益的奴役性的條約的道路。我們有自己的道路，這就是靠自己積累的道路。”蘇聯的工業化也沒有按照這個過于理想的圖式施工，相反是農業的巨大破壞輕工業的犧牲。應當提到的是蘇聯并非不清楚這點，它采取了補救措施，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而衛星國，甚至要中國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用這些原料換取蘇聯的機器和設備。很清楚蘇聯想通過意識形態的同一把中國等納入支撐蘇聯經濟發展的軌道，實現社會主義陣營政治經濟的一體化。中國與蘇聯分道揚鑣過去夸大了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其實經濟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沖突是更深刻地原因。
通過群眾的奉獻精神和精神轉化為物質力量，解決工業化的積累，也可能是大躍進的另一個原因。這時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發生了一件大事。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開了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通過了《和平宣言》，倡導在經濟科學技術上與資本主義展開和平競爭，由此社會主義陣營中開始了“趕超”比賽。這無疑是黨內高層普遍接受“大躍進”的有力因素。這樣長達兩年的冒進與反冒進之爭就成了大躍進的導火線。
           
二、理論、政策、策略之爭

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后，經濟生活中的三個問題就凸現出來。最大的特點是供不應求；最大的瓶頸是資金稀缺；最大的問題是發展。中國的經濟建設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展開的。同時，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是新的課題。雖說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領域已有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但蘇聯、東歐的經濟弊端已日益暴露，基本國情差異也很大。當時毛澤東已決心開辟中國式的道路，國內的經驗并不多，既是有的也沒有形成共識。這就導致了對經濟建設方針、經濟建設理論的爭論。其核心是：農輕重的次序、計劃的協調性、按比例與綜合平衡、經濟建設中的群眾路線與速度、是堅持開辟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還是按照蘇聯的意圖，進入所謂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經濟分工體系。
早在1950年就出現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觀點，主張首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一些必要的國防工業，再其次發展重工業。有人甚至提出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完全依靠蘇聯。毛澤東批評了這種觀點，堅持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周恩來支持毛澤東，他說：“毛主席說過，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站起來了，但要完全獨立，就要實現國家工業化，否則還要依靠人家。工業不發展，甚至已獨立了還有可能變成人家的附庸……蘇聯搞重工業、國防工業，我們搞輕工業，這樣行不行呢？若是一個小國，是可以的。但我們是一個近六億人口的大國，地下資源很豐富，如果不努力建設工業，特別是建設重工業，那就不敢設想了。”（《毛澤東與中國工業化》王駿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6月 P42）這條“技術技能蓄積的發展”（闞存一語）道路被后來直到今天的事實證實了：毛澤東的選擇高屋建瓴、遠見卓識、完全正確，用二十多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路，不僅大大縮短了中國工業和科技與西方的差距，而且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改變了世界格局，形成了大三角，打開了開放的大門。這種戰略決策奠定的基礎，夯實的發展平臺在今天尤為可貴。然而，由于XXX多少放棄了這條路線，在某些重大領域再次重搞“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買船”，在“科技無國界”的幻覺下，推行“市場換技術”，靠合資汽車、房地產（土地熱）、城市擴張、“世界加工廠”為“人家”打工等，單純追求含有泡沫GDP增長，正如闞存一所說：“但其后的發展卻脫離了民族的知識和技術建設，雄鷹折翼，經過20年的GDP高速增長，成為落后國家。” 如果再不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那就不敢設想了。”
另一種觀點以陳云為代表。陳云五十年代的經濟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做好商業工作》《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這兩篇文章中。陳云認為：
1、 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這種平衡包含兩個意思，是個比較緊張的平衡，既是常常有些東西不夠，但是絕不能緊張到是平衡破裂；組織供需平衡。他擔心搞建設過多，過快，會使社會購買力提高，破壞緊張的平衡。
２、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超過了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
３、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財政赤字，物資供應就不平衡。
４、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應首先保證必需的生產和必需的消費，然后再進行必需的建設，有余再搞基本建設；
５、人民的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
6、農業制約著經濟建設規模。
7、要講究比例和協調。比例問題是薄一波提出的。如何做到信貸平衡，李先念有個說明：“只要在正常的范圍內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銀行透支，保持這個限度，大體就可以做到信貸平衡”。（決策第２８１頁）。
陳云等人沒有看到當時中國的問題首先是堅持工業化道路的發展，并抓住供不應求的機會大力發展經濟，而過多的強調了資金緊缺，把重點放在經濟和市場的穩定上，也無法實現發展速度。顯然是想通過控制投資和社會購買力的增長，實現供需平衡，只在結余的基礎上投資于發展，但基本不重視發展的速度。這種理論把平衡解釋為收支相低有結余，并把保護平衡當作經濟生活的核心，這就把平衡庸俗和絕對化了，在此基礎上因受控制而形成的人為的經濟秩序恰恰掩蓋了需求的矛盾。在五十年代商品緊缺的情況下有些地方居然還出現了商品“多”的現象就說明了這點。過度地強調平衡，而不敢講或制造供需的缺口，其結果是阻止了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延緩了經濟的增長。對消費和投資的過度限制，把兩者完全限制在預算編制內，人民消費沒有按生存的需求作為標準，基建投資也不按實際需求安排，最終是限制了生產，使商品長期供不應求，陷入了以產定消的循環。這個問題是十分突出的，主要采取一般不增加工資總額或只能小量增加；一般不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達到有計劃地控制社會購買力的目標，并把它定為國策。從1950年至1976年全國工資增長幅度很小，農產品的收購價也只小幅度增加。這項政策還造成了農業人口無法向城市轉入，城市就業緩慢。綜合平衡還堅持面面居到的方針，以求得協調其實是平行發展，使有限的資金過于分散。
從兩年的反冒進和周恩來多次會議上對各級地方領導包括中央各部委“用冷水洗洗”的講話中可看出地方和中央一些部委“總想把工業多搞一些的想法”與最高層決策者產生了難以消除的矛盾，集中體現為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的焦點上認識各不相同，反映出了放權后中央高層的一些人加大控制地方的心理和在農業的發展上發展工業的思想。這是鑒于蘇聯、東歐、特別是匈牙利事件。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使農業長期得不到發展，經過39年產量僅高于沙皇時代最高年產量，輕工業也受到影響。的確，這是個兩難選擇。中國國力受限，要想快速實現工業化，特別是建立重工業體系勢必犧牲消費，農業也應適當為工業讓路，而且代價會較大。但這又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及所處的國際環境、地緣政治的長期目標的內在要求。這種客觀性的要求反映出來既是主觀上優先發展重工業并由此產生的急切心態。從短期看就蒙上了悲劇色彩。當然這并非不要人民，或許是按馬克思“類”犧牲的思想，要求人民承擔當下的犧牲而更多的著眼于綜合國力提高。生活消費的提高與政權的鞏固聯系。人民對政權的擁護不僅在于福利，更在于政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顯然當時中央的一些高層對波匈事件更偏重經濟問題，而忽視了政治及政治體制。另外也許還受了蘇聯發展重工業，中國主要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蘇聯戰略的影響。反冒進有個重要特色，既放慢工業的發展速度。這種經濟政策，或許人民可以吃飽點穿好點，但是在1976年中國是建不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也不會成為世界第六工業大國。從現在看，中國工業體系主要完成于三個時期：三年恢復期（156個項目）；大躍進時期；1966----1976年。這對綜合國力的提高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這與其說是穩健，倒不如說是保守的經濟方針。它提供的是不斷地然而卻是緩慢的增長圖式。不可能有擴張的沖力。并且一旦收入減少，經濟就會下滑，也保證不了緩慢的增長，它缺乏有效的增長機制。就像只會管理好自己收支的企業得不到快速的發展，而那些敢于貸款投資的企業才能實現擴大的再生產。這種思想似乎不清楚凱恩斯《貨幣論》探討的中心問題是為什么經濟的運行總是如此不平穩--有時繁榮得亢進不止，有時則蕭條得遲滯不前，沒有多余的投資，便沒有擴張的沖力。按比例也是個模糊的概念。指責大躍進破壞了農輕重的比例是站不住腳的。二五期間農輕重的基建投資比重是１１.３，６.４，５４；而“六五期間”是５.１，６.９，３８.５，“七五期間”的１９８８年是３.０，７.４，４４.８。從中看到對農業的投資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且與重工業的比重比大躍進還大。這種保守方針在“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的思想指導下，在實際操作中就更加小心謹慎。實際上“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出現了低指標。在毛澤東的干預下都經過了向高的調整，既是最后確定的指標也有許多超任務完成。這種以“平衡”為中心，實現市場和經濟的穩定，避免天下大亂的經濟建設方針，或許是建立在一種缺乏政權和執政信心，低估了人民在創業時期的承受力的基礎上的。其實，新中國建立后，共產黨的政權和執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取得了全國人民公認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全國人民為經濟建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只要共產黨一心一意搞建設，與人民同甘共苦，不搞腐敗，不欺壓人民，即使在建設中犯了錯誤，人民是可以理解和諒解的，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很好的證明。
堅持應當首先保證必須的生產，其中主要部分應當保證最低限度的民生，建設規模超過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而且應該略有節余；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人民的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不要赤字，不要向銀行透支。這是保守傾向的經濟策略。它因過分強調當前利益而忽視基建投資，用犧牲動態的速度換取幾乎靜態的平衡秩序；它也不是完全的滿足消費，而是以生產確定消費，最終使中國經濟走向以消費定生產的路子；它因為在財政信貸上過于求平衡，忽視了適當的赤字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實踐這種經濟政策需要維持高度的中央集權，即使如此這種比例與綜合也很難實現。其實，這種經濟政策在改革前的經濟活動過程里只是在調整時才使用，改革后也就不適應了。
對此毛澤東完全有理由提出質疑和挑戰。他五十年代的經濟思想表現在許多著作和批示（批語）中，其中以《論十大關系》、《正處》為代表。
1、盡快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同上的202頁）                                 
2、 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報》社論《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舊的平衡一定要沖破，不平衡一定要出現，不平衡經過調節達到新的平衡。（同上第171頁）。堅持打破常規平衡和比例，以適當犧牲一些行業當前的利益換取中長期利益；
3、保證重點，不能百廢俱興，分散力量，1957年12月4日毛澤東關于二五計劃的指示：重點：煤、電、油等動力工業和冶金、化工等原料工業。機械工業發面發展農業機械，另一方面要以發展原子能、飛機和無線電及精密機械工業為重點。輕工業要跟農業走。“充分可靠”不是越少越好，應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充分可靠，更多的向重工業和基礎設施投資，毛澤東在《農業大有希望》的報告上的批示：糧食、鋼鐵、機械是三件最重要事。有了這三件，，別的也就會有了。三件中，糧食及其他產品又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們應十分注意農業問題。（同上第224--225頁）。在工業方面，必須首先抓緊鋼鐵工業和機械工業，因為這是實現我國工業化，農業機械化和加強國防力量的基礎。
4、強調發展速度，用空間換取時間，在運動的過程中逐步規范出秩序，。生產與基建在好省的基礎上盡可能越多越快越好，（同上第136頁）
5、不贊成蘇聯高度的集權模式，下放權力給地方，
6、1957年12月31日毛澤東經濟計劃工作指示：省市縣要搞規劃，培養工農知識分子；協作、聯省，逐步過度到經濟中心。如沈陽為中心的東北地區（同上第145頁）、1958年8月10日--13日毛澤東提出“應建立比較獨立的但是情況不同的工業體系”（同上第239頁）。
7、以一種波浪式的方式前進。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進。1957年不搞“馬鞍形”是不行的，“馬鞍形”將來還會有。（史記上下第346頁）。
8、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設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提出經濟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同上第196頁）。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9、毛澤東《一個教訓》不能顧了生產，忘了生活（同上第289頁）。
策略：
1、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用群眾的主觀熱情和奉獻精神彌補國力的不足；
2、自力更主，爭取外援為輔；
3、兩條腿走路；
4、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
5、統籌兼顧、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
6、1958年1月11日--22日南寧會議要年1月31日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從1958年起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鼓勵打破限制生產力發展的規章制度。經濟建設的領導方法、政治與業務、及技術革命問題。思想政治戰線的革命還會有的，但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技術革命上去（同上第159頁）。
7、1959年9月10日--29日視察武鋼時的講話：像武鋼這樣的大型企業，可以逐步地辦成綜合性的聯合企業。（同上第253--256頁）；
8、堅持“多快好省”的方針。
9、加大投資。
可以明顯看到毛澤東已在構建經濟建設的模式，他作了幾個努力。
一、內部運行模式。在（農、輕、重）產業之間，產業內部之間，通過對重點的多投資拉開差距，打破常規平衡和比例，造成供不應求的對產品的緊張狀態，制造經濟的新增長點。這就抓住了供不應求的機會，形成經濟內部的平衡與不平衡之間的自我調節的動態模式。
二、共同增長模式。通過放權使中央、地方、企業成為宏觀、中觀、微觀管理者，形成條條關系，并運用計劃、財政、稅收等經濟杠桿進行投資和分配。又在各地區建立以一個或幾個中心城市為依托的經濟大區，發展不同類型的獨立的工業體系，造成各地區間的商品流通格局實現競爭與協作。從而形成各個層次的利益驅動和調節機制。
三、互相促進模式。毛澤東已經看到經濟增長并非只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技術、文化的合力作用。在這里又特別強調技術革命的作用，要求黨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技術革命上。
四、主觀補償模式。強調充分發揮人的革命的能動性，變精神為物質力量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熊彼德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里認為資本主義運用利己動機使勞工勤于工作，而社會主義則能夠確保勞動大眾的忠誠或認同感，其結果是能使國民恪守新的集團性規則，社會名聲榮譽和社會評價等新的誘惑會驅使人們工作。走群眾路線的實質是讓群眾參與，做主人翁，自覺地以奉獻的精神工作。在物質奇缺的創業時期這是十分必要的，這樣做并不是否定物質刺激。而哪個時代也有這樣的客觀環境和思想基礎。毛澤東既把人看作物又把物看作精神，是一種通過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使物的潛力最大限度的發揮作用的精神。毛澤東在經濟思想上與陳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毛澤東不僅要站著或伸手，而且要跳起來吃蘋果，當然，有時不僅吃不到還會跌倒，但在作下一次努力的時候會重新選擇時間、地點和空間距離，因此吃蘋果的機會要多得多。陳云則是站著，最多伸手吃蘋果，雖然很穩，但要失去很多次吃蘋果的機會。
五、波浪式增長模式。經濟增長過程是高低相交的向上路線。在一個時期，經濟會獲得快速的增長，并由適應到不適應，在此過程問題逐步暴露由快速到平緩進入調整。這是符合經濟發展的歷史，為大躍進后的調整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總路線的基本點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在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并舉，大型工業和中小工業同時并舉；通過這些毛澤東在《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上的批示：沒有現代工業，哪有現代國防？1958年毛澤東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我們的領導工作的重心需要適時地從農業和農村工作方面轉移到工業建設方面來。這是一種積極的經濟政策，應當說它更加適合當時的中國國情。這一條政策包含著中國特有的心理，因此對經濟建設具有強烈的磁性以主線貫穿于1950年開始的經濟發展，在三年恢復期、“一五”、大躍進時期、和1966年--1976年十年建設時期都是主導的經濟政策，它的許多思想對1978年開始的改革發生了深刻地影響。

               三、沒有冒進的反冒進與反反冒進
   
按照超過國力就是冒了的觀點，1956年開始了反冒進。
反冒進對大躍進的興起也有直接的影響。1956年1月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講“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要小心謹慎”。提出了反冒進。同年11月10日在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估價時周說：“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陳云也在同月說“1953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1953年的還大一點”。
1953年，工業總產值450萬元，完成計劃的118%，比上年增長30.3%。鋼177萬噸，煤7000萬噸，發電量92億度，棉紗410.6萬件，分別完成計劃的109%、114%、101%、103%，比上年分別增長31%、6%、26%、13%。農業因春旱秋澇，總產值510億元，接近計劃指標，糧食3337億斤，只完成計劃的95%，比上年增長1.85，棉花2350萬擔，只完成84。5%，比上年下降9.9%全年財政收入222.9萬億元，支出220.1萬億元結余2.8萬億元。1953年的小冒指的是這年的六月底大概赤字21億元。
   1956年主要經濟指標：工業總產值703.6億元，比上年增長28.2%。主要工業產品，鋼447萬噸比上年增長56.8%；煤1.1億噸，比上年增長12.2%。農業總產值582.9億元，比上年增長4.9%，但只完成計劃的96%，其中糧食3855億斤，比上年增長4.8%；棉花2890萬擔，比上年下降4.8%。國家基本建設實際完成148億元，比上年增長59.1%。人民平均消費水平比上年提高4.3%。財政赤字18億元。
   陳云在解釋1956年的冒進時說：在財政和信貸方面多支出了近30個億。1、基建投資多用了15億元以上；2、工資多開支了6--7億元；3、農貸和其他貸款多支出了5億元。  
照這些看法，只要出現財政赤字，不管主要經濟指標完成再好都是冒進。這個觀點有些太絕對了。批評冒進批了兩年，這樣長的時間足以說明三大平衡不僅沒有被普遍接受還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因為從實際情況出發也不存在冒進。
另一個重要事實是周恩來在對“二五”計劃建議草案第三次修改時刪除了在重要位置出現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語，之后一年多的時間里沒人再提這句話。多、快、好，是周恩來、薄一波提出的，李富春加了省。這句口號是沒有錯的。一個好的理論（口號）在執行人手里根據不同的素質發生變形，這種理論指導實踐的困惑是普遍的事實。
八屆二中全會反冒進達到了高潮。其原因很可能是各地從自身利益出發要求加大基建投入和建設速度，使得平衡發展的戰略受到挑戰。可以推斷中央一些部委及各地對反冒進表示了不滿，這促使毛澤東改變了對反冒進的看法。兩年的冒進與反冒進之爭也迫使他作出最終裁定。毛澤東講了七點意見，不贊成反冒進的繼續開展。這些講話與“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并不沖突。此時毛澤東已感到要統一從“一五”期間就存在的建設速度與工業化道路之爭，他要用“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指導經濟的發展。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時對反冒進進行了批評，他談的觀點得到了反冒進人的接受。爾后，毛澤東把反反冒進當作發動大躍進的手段，多次進行了批評。
                          
             四、大膽發動、積極推進、堅決糾正 

大躍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57年11月13日--1959年廬山會議前；第二階段：廬山會議后--1960年底。
大躍進加大了對鋼鐵、機器設備和基礎設施地投資，這些都是當時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通過這種突出重點的投資首先實現重要產業的高速增長，與其它產業造成適當差距，在打破舊的平衡后實現新的平衡，為拉動全局發展奠定基礎。這種戰略性的選擇具有很強的解決國情急需的針對性，也考慮到了國力的限制，不失為克服資金短缺的有效手段。毛澤東把1956年也看作一次大躍進，這也表明了他的務實態度。一個基本事實是大躍進的指標是逐步抬高又逐步壓縮下來，這是兩種經濟策略最終取得協調的結果。值得重視的是毛澤東在整個大躍進過程里都有不踏實的心理狀態，他在1958年8月30日說“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可見他一開始就把大躍進看作是一個實踐的過程，預先想到了問題和出錯及時糾正。他充當了在兩種意見中選擇和決策的角色。當大躍進進入高潮時他就比較謹慎，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問題，盡心糾正。
平衡戰略造成了兩個問題：低指標和平均主義，控制了應有的速度，阻止了一些產業應當拉開距離提前發展的內在要求。這被毛澤東和一些人所發現。圍繞指標和投資方向、比例的爭論，在邊干、邊學的氛圍下開始了大躍進。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新高潮》首次提出“躍進”一詞（同上第128頁）毛澤東稱贊此文用“躍進”一詞替代“冒進”。
1958年1月杭州會議，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地方工業產值要在5--10年內超過當地的農業產值，5--8年內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同上第152頁）。（同上第158頁）1958年2月3日，國家經委《關于1958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提出1958年的鋼產量為624.8萬噸。
1958年3月8日--26日成都會議：農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由10%提高到33%；糧食由3920億斤增加到4316億斤；鋼由625萬噸增加到700萬噸。把地方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從5--10年改為5--7年，要求7年內實現農業機械化。（同上第177頁）。
1958年4月1日--6日漢口會議：毛澤東再次批評穩妥是又不穩妥，又不可靠，會出大禍。同時強調，生產要務實，不要搞得不實在，報紙宣傳要實際、深入、細致、踏實，不要光宣傳指標，華而不實，整風掛帥，生產是當前中心。（同上第185頁）
1958年5月5日--23日八屆二中全會：農業總產值由754億元提高到793億元，糧食總產量4316億斤（不包括大豆）提高到4397億斤，棉花由4093萬擔提高到4463萬擔；工業總產值（包括手工業）由904億元提高到915億元；原煤產量由16737萬噸提高到18052萬噸，鋼由700萬噸提高到711萬噸。（同上第203頁）。會議正式通過“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進入高潮。
1958年6月22日冶金部：1959年鋼產量可超過3000萬噸（同上第220頁）。
1958年6月7日基建投資總額達230億元。（同上第222頁）
1958年8月17日--30日北戴河會議認為糧食已經過關，主要的任務是發展鋼鐵和基礎設施，盡快增加機械產品的產量。 1958年 鋼1070萬噸， 1959年 糧食 8000億斤--10000億斤， 鋼 2700萬噸--3000萬噸。要求二五期間，農業總產值每年增長30%左右，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53%。（同上第241頁）。
北戴河確定的指標是無法實現的，在實施中出現的不少問題，為毛澤東警覺地發現。事隔3個月后，毛澤東主持了第一次鄭州會議（同上第281頁）。主要解決人民公社化中農村存在的搞全民所有制，廢除商業，消滅商品生產的空想思想。起草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和《15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40條》兩個交武昌會議討論的文件初稿。毛澤東還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經濟理論問題，建議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并要求鋼、糧食、機器并舉，鐵路，電力先行。
1958年11月21日--27日武昌會議（陳云沒參加）（同上第287頁）。毛澤東提出“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降下來，從上到下的相信作假十分危險，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學真理也破了。這次會議初步對北戴河會議確定的1959年鋼指標由2700萬噸到3000萬噸壓到1800至2000萬噸。各部門的各項指標也相應降了下來。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同上第290頁），再次對指標作了大幅度下調。鋼1800--2000萬噸；生鐵由4000萬噸調到2900萬噸；原由由800萬噸調到420萬噸；基建投資由500億降為360億元。但糧食和棉花有所上調。1958年12月10日《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決議》；鋼2000萬噸；鐵2900萬噸；煤4.2億噸‘糧食10500億斤；棉花1億擔；財政收入620億元，基建投資360億元。
    1959年4月2日--4月5日八屆七中全會：（同上第345頁）（陳云沒參加）一、毛澤東根據各地農民的要求，決定把第二次鄭州會議關于“舊帳一般不算”的規定，改為“舊帳一般要算。舊帳既是指公社化和大煉鋼鐵中平調生產和農民的物資、勞力等。毛澤東說算帳是一個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同時他還作出生產小隊要有部分所有制的決策。二、將1959年鋼指標由2000萬噸下調到1800萬噸（內定為1650萬噸）；煤從4億噸下調3.8億噸；其他工農業指標除糧棉維持外一律下調；基建投資由360億減為260--280億元，限額以上項目由原來1500個減為1000個左右。三、強調講真話，批評了“一吹二壓三許愿”。此后毛澤東再次請陳云核實鋼的指標，在同年5月政治局會議上最后確定1959年鋼的指標為1300萬噸，鋼材900萬噸。（同上第358頁）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發出《黨內通訊》，寫給省、地、縣、社、隊、小隊6級干部。指出；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指標，只管現實可能性；密植要從實際和科學出發；糧食問題10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要講真話，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的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被認識，在某種程度上就有自由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同上第352頁）
1959年7月2日--8月1日廬山會議（八屆八中全會）（同上第375頁）前期：一、與會人認為大躍進中的主要問題是對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抓得很不夠。毛澤東說一些指標定得那么高，每天處于被動地位。講了多年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講綜合平衡。今后七個月主要是講綜合平衡。二、他首次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認為”先市場，后基建“是對的。三、7月5日毛澤東批示李先念等關于糧食工作的報告說；1、多種糧食，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要恢復私人菜園，酌留自留地。2、農民要恢復糠菜半年糧，有稀有干，糧菜混吃，要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余歸己。四、7月10日毛澤東講話：北戴河會議的錯誤簡單說，就是三千萬噸鋼，基本建設一千九百項，糧食增產一倍，辦公社刮共產風。從具體來說，確實有些得不償失，總的來講，不能說得不償失。會議再次調整了1959年指標：鋼1200萬噸；原煤3.35億噸；糧食由10500億斤調為5500億斤，棉花由1億噸調為4620億噸。五、毛澤東提出了“大農業”綜合發展的思想：“所謂農者，指的是農林牧副魚五業綜合平衡。”（毛澤東傳第967頁 中央文獻出版社）廬山會議后期，彭德懷一封信使糾左翻轉為糾右，繼續糾左的機會喪失了，1960年又開始了第二階段的大躍進。正是這一次新的躍進導致了大躍進在某些方面嚴重的后果。（薄一波《回顧》第900頁）
                    

                   五、 大躍進的成績
  
      1957年主要經濟指標：工農業總產值1388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784億元，比上年703.6億元增長11.43%，農業總產值604億元，比上年582.9億元增長3.6%，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鋼535萬噸，比上年447萬噸增長19.69%；煤13100萬噸，比上年11000萬噸增長19.1%；發電量193億度比上年166億度增長16.27%；糧食19505萬噸，比上年19275萬噸增長1.19%；棉花164萬噸比上年144萬噸增長13.89%；基本建設總額143.32億元，比上年148億元下降了0.03個百分點；財政總收入310.2億萬，結余6億元。
1958年的主要經濟指標：按1957年不變價格計算，工農業總產值1640億元，比上年增長32.2%。重工業在工農總產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26.6%提高到36%。農業的比重由上年的43.3%下降到33.5%。工農業產品產量：鋼800萬噸（不包括300萬噸不能用的土鋼），比上年增長49.5%；原煤2.7億噸，比上年增長1倍多；原油226萬噸，比上年增長54.8%；糧食2億噸，比上年增長2.5%；棉花196.9萬噸，比上年增長20%；油料477萬噸，比上年增長13.7%。基本建設投資總額269億元，比上年增長88%。社會商品零售總額548億元，比上年增長15.6%。進出口貿易總額128.8億元，比上年增長23.3%。國家財政總收入387.6億元，總支出409.4億元，赤字21.8億元。
1959年主要經濟指標：工農業總產值1959億元，比上年增長19.5%。其中，重工業的比重由上年的36%提高到44.6%；農業的比重由上年的33.3%下降到24.2%。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糧食，17000萬噸，比上年下降15%；棉花，170.9萬噸，比上年下降13.2%；油料，410.4萬噸，比上年14%；鋼，1387萬噸，比上年增長73.3%；原煤，36900萬噸，比上年增長36.7%；原油373萬噸，比上年增長65%。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38億元，比上年增長16.4%。進出口貿易總額149.3億元，比上年增長15.7%。基本建設投資總額349.72億元，比上年增長30%。財政收入487.1億元，總支出552.9億元，赤字65.8億元。
    1960年主要經濟指標：工農業總產值2094億元，比上年增長5.4%。鋼1866萬噸，比上年增長34.5%；原煤3.97億噸，比上年增長7.6%；原油520萬噸，比上年增長39.4%。糧食產量據1961年核實數，為2870億斤，比1957年的3900億斤下降了26.4%，與1951年2874億斤的水平相仿。棉花106.3萬噸，比上年下降37.8%。基本建設投資總額388.69億元，比上年增長11.1%。國家財政總收入572.3億元，總支出654.1億元，赤字81.8億元。
主要重工業產品產量：
一、礦山設備，1957年5.29萬噸，1958年9.56萬噸，1959年22.98萬噸，1960年25.19萬噸。                                          
二、發電設備：1957年19.8萬千瓦；1958年110.0萬千瓦；1959年243.3萬千瓦；1960年338.8萬千瓦。
三、金屬切削機床：1957年2.8萬臺；1958年8萬臺；1959年11。55萬臺；1960年15.35萬臺。
四、鐵路機車：1957年167臺；1958年342臺；1959年532臺；1960年804臺。
五、鐵路客車：1957年454輛；1958年970輛；1959年422輛，1960年818輛。
六、鐵路貨車：1957年0.73萬輛；1958年1.10萬輛；1959年2.01萬輛；1960年2.61萬輛。（同上第301頁）
七、天然氣；1957年0.7億立方米；1958年1.1億立方米；1959年2.9億立方米；1960年10.4億立方米。
八、原油1957年146萬噸；1958年226萬噸；1959年373萬噸，1960年520萬噸。
九、發電量：1957年193億度，1958年275億度，1959年423億度，1960年594億度。（同上第298頁）。
主要輕工業產品產量：
        紗         布        呢絨     縫紉機  自行車   手表        原鹽
1957年84.4萬噸，；50.5億米  1817萬米  27.8萬架 80.6萬輛  0.04萬只  828萬噸
1958年126.2萬噸，64.6億米，2674萬米  64.0萬架 117.2萬輛 1.7萬只   1040萬噸
1959年153.1萬噸，75.7億米  3385萬米  65.1萬架 133.2萬輛 8.4萬只   1106萬噸
1960年109.3萬噸  54.5億米；3646萬米；88.0萬架 176.5萬輛 50.5萬只  1287萬噸
投產大中型項目：“二五”時期 581個
新增固定資產：“二五”時期 861.82億元
應當看到大躍進的第一階段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特別是1958年工農業指標全面增長。1959年的問題主要是糧食和棉花分別比上年下降15%、13.2%。（同上第381頁））但油料比上年增長了14%。1960年糧食和棉花又比上年分別下降了26.4%、37.8%。大躍進在工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鋼鐵工業、機械設備、能源工業等獲得了比較均衡地發展，大大增強了國家的現代工業實力，很好地奠定了中長期發展的基礎，為中國工業化的第二個重要建設時期。
大躍進還使教育與科學技術第一次與生產緊密結合，發展迅猛，知識分子煥發出巨大的熱情。1958年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技術革命進軍》提出了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為中心的口號，這顯示了毛澤東要以技術和文化支撐起大躍進的進程意圖。大躍進提倡發動群眾大搞技術革新與依靠專家并不矛盾。相反在大躍進興起的“三結合”技術革新小組倒與西方的管理思想相似。1958年10月北京地區的1萬多名科學工作者經過三個月的努力研究出了2152項科學成果，其中超過世界水平的有66項，達到世界水平的有167項。群眾性的技術革新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沈陽第一機床廠建立“土設計院”，采取工人、技術人員、領導干部三結合的辦法大搞技術革命，使機床的產量比上年翻了一番。1960年3月31日全國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現場會在重慶召開，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作了《開展以“五化”為中心的全面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的報告。該市從1959年12月至1960年3月共實現手工操作半機械化30317項，機械化14718項，單機半自動化7301臺，自動化2537臺，自動生產線803條，聯動化577項，全市廠礦企業機械化程度也從1959年11月的32.2%提高到57.1%。
科學技術隊伍也得到極大的充實。1959年全國科學技術人員大約達到164.8萬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75.6萬人，農業技術人員18.9萬人，科學研究人員5.5萬人，衛生技術人員81萬人，高等及中等專業學校教學人員16萬人，高級知識分子共計約12.1萬人，高等及中等專業學校在校生共計約有147萬人。另外，根據38個省轄市的調查表明，1959年共有職工科學技術業余大學475所，在校學生達到10.5萬人。1958年后還建立了612所高等學校，辦起了兩萬多所農業中學，教師6萬多人，在校學生219萬人。
軍隊的科學技術同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戰斗實力提高了。一大批科學研究機構成立，第一個導彈試驗訓練基地，第一所導彈專業學校，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第一支地地導彈部隊相繼建立。軍隊還于
1960年--1961年新建了五所工程學院，實現了防化裝備的基本國產化。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防工業委員會也陸續成立。
同時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簽訂了《中國科學院和德國科學院科學合作協議》《中國科學院和保加利亞科學院科學合作協議》《中國科學院和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科學院科學合作協議》，另外，蘇聯又在技術上援助建設和擴建了47個工業企業。在交通、水利、信息、能源、電力等方面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第一部國產東風牌轎車，第一臺電氣機車，第一臺內燃電動機車、第一架電子數字計算機、“躍進”號萬噸輪下水、我國自行設計、自行建造的第一艘萬噸級遠洋貨輪“東風”號下水、黃河劉家峽水利工程大壩截流、海河攔河大壩合攏、黃河三門峽截流全部結束、重慶大橋通車鄭州黃河大橋建成。1958年首條電氣化鐵路在寶成線北端開始工程建設，3年間完成了從寶雞到鳳州這一段占寶成鐵路全程1/7路程的電氣化改造工程。1959年9月發現大慶油田，1960年開始大慶油田會戰。
在醫療衛生方面1959年以除四害、講衛生、消滅主要疾病為中心的群眾衛生運動大大降低了許多流行病和季節性傳染病的發病率。至年低共治療血吸蟲病人總數490萬人。全國正規病床已達到57萬余張，比1958年增長約30%，社辦醫院、診療所達20萬所以上全國高等醫約院校在校生以達9萬余人，比1958年增長20%，中級衛生學校在校生達15萬人，專業研究機構比1958年增加86.3%。
農業上1958年共擴大灌溉面積4.8億畝。1960年插秧機誕生，這是一項群眾運動的成果，有兩千多種插秧機大約有450萬部將有70%左右（即3.5億畝）的水稻田使用插秧機，全國可節省出3億多個勞動日。大躍進前期在農業方面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從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全國水利工程建設按照工程應有的受益面積計算，可擴大灌溉面積3.5億畝，可改善灌溉面積1.4億畝。治理了低洼易澇耕地2億多畝，改造貧瘠耕地1億多畝。植樹造林2.9億畝，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積16萬平方公里，積肥3100億擔，全國糧食播種面積比1957年預計增加8000萬畝。①鋼的產量達到1108萬噸，合格鋼800萬噸，分別比1957年的520萬噸增長157.5%、53.85%。大躍進在其它許多方面也取得了進步。開展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是有依據的。武漢長江大橋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專家放棄了世界上當時慣用的“壓氣沉箱法”，改用“大型圓柱鉆孔法”，并用極簡陋
的設備制造了44噸震動力的打樁機，克服了無數困難，于1957年9月建成，并節余了20%的資金。“東風號”巨輪開建于1960年1月，于1960年4月23日下水，只用了88天，而船臺周期49天。它的各項指標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當時造船速度最快的日本建造一艘萬噸巨輪的船臺周期最短也需要3個月。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技術合作組”、“諸葛亮會”等展開技術攻關，國產電羅經就是成果之一。巨輪下水時還用上了一位老工人的科研成果--“無聲下水”操作法。
1958年1月王震率10萬轉業官兵“邊開荒，邊生產，邊建設，邊積累，邊擴大”，開始了北大荒的艱苦創業。僅1958年就修了20多座水庫、100多座橋梁，鋪設了195公里的鐵路。1959年糧食總產量達5億多公斤，比1957年增長142%；生產總植達2億多元。現在北大荒已是北大倉，為全國最大的商品糧基地，共開荒4000萬畝，耕地3000萬畝，田間機械化程度在90%以上。
參加學習的文盲人數6000萬人，1957年脫盲728.8萬人，1958年1000萬人，1959年2600萬人。（中南海實錄 科技卷第62頁）                      
              
               六、大躍進得失探討

大躍進最大地失誤在農業方面：糧食、棉花等連續兩年下降。但農業減產的原因是什麼呢？
大躍進并沒有放松農業。毛澤東多次把糧食與鋼并提。從統計資料看1957年--1962年全國的機耕面積由263.6萬公頃提高到828.4萬公頃，灌溉面積由2733.9萬公頃提高到3054.5萬公頃，其中機電灌溉由120.2萬公頃提高到606.5萬公頃，機電灌溉面積占灌溉面積比重由4.4%提高到19.9%。農村小型水電站由544個提高到7436個，發電能力由2萬千瓦提高到25.2萬千瓦。化肥用量由37.3萬噸提高到63萬噸。（《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的183頁）農用化肥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的產量分別是15.1萬噸，19.4萬噸，26.6萬噸，40.5萬噸；化學農藥的產量分別是6.5萬噸，8.6萬噸，13.7萬噸，16.2萬噸。拖拉機分別是1958年0.10萬臺，1959年0.29萬臺1960年1.16萬臺。（同上的300頁--301頁）。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投入：1953年13.07億元，1954年15.79億元，1955年17.01億元，1956年29.14億元，1957年24.57億元，分別占財政支出的5.9%，6.4%，6.3%，9.5%，8.1%，而1958年43.28億元，1959年58.24億元，1960年90.52億元，分別占財政支出的10.6%，10.5%，13.8%；用于農村基建撥款1958年30.2億元，1959年29.91億元，1960年45.43億元，而1957年只有10.93億元。（同上第669頁）。
農業減產的原因來自三個方面。自然災害。中國農業長期脆弱，靠天吃飯，很不穩定，處于波動狀態。1953年糧食3337億斤，雖比上年增長1.8%，但只完成計劃的95%，棉花2350萬擔，只完成計劃的84.5%，比上年下降9.9%；1954年糧食3390億斤，只完成計劃的94.2%，棉花2130萬擔，比上年減產220萬擔，完成計劃的77.5%；1956年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4.9%，但只完成計劃的96%，棉花2890萬擔，比上年下降4.8%。1960年中國有9億畝農田受到不同程度的災害，占總耕地面積一半以上。其中有3億畝到4億畝農田受到重災。（同上第595頁）這可能是主要的。農村勞動力大量離開農業生產，1958年有幾千萬人（一說6000萬，一說9000萬人）大煉鋼鐵，但這年農業并沒減產，農田水利建設1959年、1960年據統計約7000萬人左右，到1960年8月后壓縮到1000萬人。農業工作中的“共產風”和瞎指揮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對農業生產技術造成了一定地破壞。從靠天吃飯的農業基礎看，59年、60年農業減產是一個定局，但大躍進加深了減產的幅度。
大躍進之后出現了糧食饑荒，非正常死亡2000多萬人。這當然與大躍進有直接的因果，但并非完全的責任。三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對當時脆弱的農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究竟影響農作物下降了幾個百分點在與災年對比后不難計算出來。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于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達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匯編》第35頁），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16300萬，也超過了上年。 本年春荒人口高達21800萬，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最大損失，莫過于使糧食大幅度減產，造成農村嚴重缺糧。 全國糧食因災減產情況，據統計，“由于一些地區連續三年受旱，三年全國共減產糧食61 1.5億公斤”，“其中1959年受災最嚴重，約損失糧食378億公斤，其中以旱災為主造成的損失約為260億公斤”（《災情報告》第67、6頁）。
   專家通常認為，旱災損失占總災害損失之比一般為50-60%（王勁峰主編：《中國自然災害影響評估方法研究》，中國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按照1959年旱災占全部災害損失比例68.8%計算，我們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災害減產的糧食數量（A ）為 611.5億公斤÷68.8%＝888.8億公斤。
    這三年因旱災糧食年均損失率（因旱災糧食減產量占當年糧食總產量的比重）為611. 5億公斤÷（1700＋1435＋1475）億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國1949-1969年因旱災糧食損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圍。按照另一種全國不完全統計的因旱災糧食損失量計算，這三年年均損失平均117.7億公斤。 相當1949-1959年平均33.97億公斤的3.46倍（中國國際減災十年委員會辦公室編：《災害管理文庫》第一卷《當代中國的自然災害》第705、576頁，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9年版）。

　　事實上，因為各地受災程度不同，糧食的減產情況也不同，災害集中和持續的地區， 缺糧情況比一般地區嚴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組1962年9月3日給周恩來的報告中說，谷城、光化、襄陽三縣被調查的13個遭受旱災的大隊，特別嚴重的，群眾根本分不到口糧；嚴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 17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糧程度和缺糧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 1960年糧食減產最多，這年形成的缺糧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達21800萬。集中地區、集中年份的災害打擊，使其力度比數字所能反映出的更為嚴重。“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糧食大幅度減產，無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另外上層對糧食減產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采取急救措施）。出口大幅度增加。當時出口產品主要以農作物為主，1958年、1959年、1960年三年出口糧食分別為2883000.4公噸、4157000.5公噸、2720000.4公噸，1961年仍出口糧食1355000公噸，進口糧食5809000.7公噸②。特別是1959年的出口量（主要是稻米和豆類）達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平均水平的兩倍，而進口量卻降到六年中的最低水平，與此類似，1959年棉紗和棉布的出口量分別是1957年水平的兩倍和將近兩倍。（劍橋第403頁）把其他產品包括進來，出口總額按人民幣計算1958年、1959年、1960年分別為67億元、78億元、63億元，分別比1957年的54.5億元增長22.94%，43.3%，15.59%，其絕對值分別是12.5億元，23.5億元，8.5億元。（中國統計年鑒1989第633頁）當時10億元人民幣按陳云地統計可為市場提供：1000萬頭豬，2億只雞、鴨，2億斤蛋類和幾萬噸魚。（同上第353頁）出口中歸還蘇聯的債務占了很大部分。按價格計算，對蘇聯的出口量在1957年和1959年之間上升了50%，在1959年占中國出口量的60%。。（劍橋第403頁）。統購統銷過程中也曾引起兩次糧食危機，長期從農民手中多征糧食導致農民的儲備糧減少，豐收地區由于進一步抽“血”余糧也不多。在此情況下農民依靠自己是無法渡過饑荒的。
大躍進后1961年、1962年工業總產值分別比上年下降38.25%、16.6%。大躍進的時間過長。大躍進分為兩個階段。如在第一階段尾聲就開始調整情況就好了。廬山會議后仍在強調高速度，投資重點仍在鋼鐵等產業，就使得供需缺口過大，產業發展懸殊過大，出現了財力和結構的危機。按照廬山會議前期糾左的進度和程度看，毛澤東已有明顯地降低速度，減少投資，適當改變投資方向的意圖，但因彭德懷的一封信改變了這種歷史的契機，使本來可能早點的逐步平緩地調整至到1961年才開始，這樣在時間上就晚了，調整處于被動的局面，加之過猛，使得調整也有些失誤。1960年7月蘇聯突然撤走全部1390名在華專家，終止派遣專家900名，停止供應設備和關鍵部件。當時蘇聯專家分布在250多個重要的企業和部門，他們帶走了所有的圖紙、計劃和資料。這一舉動中斷了整個計劃環節，打亂了計劃盤子，造成大批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在建項目陷于停滯狀態，其破壞程度非常巨大。周恩來對三年困難時期的有個總結：連續兩年的自然災害，還債高峰，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如再加上大躍進后期的損失和中央沒有及時調整進出口政策這兩條就比較全面了。（同上第533頁）
還需討論的是中國工業化的積累策略。西方工業化經過了漫長的掠奪性原始積累。英國的圈地運動和對殖民地的開拓是個典型，但它畢竟是社會的進步，沒有這個過程和犧牲或許就沒有今日西方的文明。從整個西方工業化積累過程看，有些特別值得注意的方面。如必然犧牲農業，很難實現各行業的協調，存在著驚人的浪費等。這里不能沒有錯誤，我們將會有缺點。但是我們建設的大廈是如此巨大，以致使這些錯誤這些缺點歸根結底沒有重大意義。③
五十年代蘇聯給予中國大量援助，幫助中國實現了一個大的跨越，然而，蘇聯只給了中國3億美圓的貸款，抗美援朝的戰爭費用也要中國連本帶息歸還。鑒于蘇聯的情況和弊端，中國也只有選擇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道路。這段時間，毛澤東還有兩個重要的經濟思想。反對蘇聯式的中央高度集權及經濟協作，要求處理好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積極性。據此，中央在1958年先后下發了《關于召開地區性的協作會議的決定》《關于中央各商業部門所屬工廠的下放問題的規定》《關于實行企業利潤留成制度的幾項規定》《關于加強協作區工作的決定》《關于企業、事業單位和技術力量下放的規定》。據不完全統計中央8個工業部門下放企業823個④。下放企業管理權的目的是挖掘企業的生產潛力，使其盈虧與地方的財政收入直接掛鉤，調動地方的主動性。它是推動大躍進的一個關鍵力量。此過程中在宏觀上失去了共公政策的控制，導致了盲目無序的地方競爭狀態。這些地方管理者的素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場經濟運動質量的優劣。這對邊干邊學、邊學邊干的創業者來說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挑戰和風險，存在著失敗、損失的變數，我們不應當用今天的眼光指責創業者的歷史。何況大躍進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是某個人或某個集團唯意志所能為之，而是一場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包含了濃烈政治色彩的經濟運動。應當從更高的層次和中長期利益來評價大躍進的效益得失。自由市場理論最終導致了西方1929年的經濟大危機，資本主義體制也差點崩潰，但至今也無否定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價值和貢獻。另一關鍵是從大躍進的得失中毛澤東開始了新的理論創建。這符合他的實踐觀和矛盾觀。從大躍進他的活動看，他是按發動、糾正、總結來實施的，這也符合新事物產生、發展的規律。這也表明他早已預見大躍進會出現錯誤，他是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的探索者來發動和領導這場運動的。
對低指標的反動。低指標是低速度的經濟增長圖樣，這實際上落后于國情和客觀需要的。低指標沒有看到供不應求所帶來的客觀上的中長期巨大的投資空間，不能有效的利用兩者的缺口實現動態的增長。它把平衡當作經濟運行的中心內容，從穩定出發，而不是從發展出發，假設了協調比例這些理想的預測，這樣的結果是高度的集權和資金的分散，很可能使經濟運動成為中央各部委和最高決策圈的表上預算，抑制了經濟的活力，一旦放權這種平衡就變成事實上的不可能。從另一角度看大躍進也是被低指標逼出來的。當然它也一度走向極端，脫離了實際，但由于發動者有即時糾正的明確意圖所以能夠及時回歸。因此大躍進就有了一種，低指標向上，過高指標向下的達到適合的高指標的結合過程。大躍進的政策在工業上取得了很大成功。農業的下降從上文的分析看有更復雜的原因，不能說只有大躍進的影響。
大躍進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認識，對此，毛澤東進行了理論概括。
    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談了三點意見：一、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我國社會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二、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要大發展。三、建議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
    1958年11月21日--27日武昌會議。毛澤東講了五點意見：一、強調要“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二、指出人民公社有兩種可能性，要麼亡，要麼不亡。三、批評弄虛作假的浮夸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符合實際。四、強調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了。五、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我們要保護它，是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武昌）：一、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二、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堅持按勞分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三、批評浮夸風，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1959年2月27日--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同上第330頁）一、農村人民公社必須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否認生產隊所有制，不可避免地引起農民不滿。二、堅持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傾向。三、重申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是社會主義時期不可違反的經濟法則，揭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四、提出究竟什麼叫按比例發展，在生產關系的改進方面，既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進得過遠了點。主動承擔了責任。
    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是在1958年，以黨提出總路線為理論標志。在這之前關于社會主義理論的經典探討是毛澤東的《正處》和《論十大關系》。但這兩篇著作都還沒有對社會主義的政治性質和經濟性質作出理論上的回答。當時對剛到來的社會主義，黨內包括毛澤東還缺乏認識，又由于受了蘇聯教條主義和理論的一些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思想還比較混亂。大躍進前的低指標和之中的“共產風”等都是這方面的具體反映。毛澤東通過發動大躍進的目標之一也是要在實踐上作出理論的解決。
1、 明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階段，這個階段不是共產主義，只是它的過渡，這個階段存在著商品經濟，不同層次的所有制，但以全民和集體為主。毛澤東糾正了他前期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看法，把人民公社限定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上，允許自留地的存在。
2、這個階段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即遵守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大力發展生產力和商品經濟，按勞分配，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防止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趨向；
3、充分利用“一窮二白”造成的客觀需求和心理需求引發的供不應求的發展機會，通過加大投資，走外延和內延相結合的擴張，實現高速增長。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更注重外延擴張，他已經看到了缺口是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有效手段和投資是經濟發動的動力的定律，堅持實事求是，經濟工作要越做越符合客觀規律，提倡調查研究，避免高指標、浮夸風；
4、尊重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的內在作用，在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學破了的前提下，即尊重技術專家，又走群眾技術革新的路子，關于群眾技術革新，更多的在于群眾間的自發和互相地交流，具有中國風味“三個臭皮匠抵一個諸葛亮”和日本提倡員工的技術革新異曲同工，對專家不迷信。因為專家在一定時候會保守和固步自封。缺乏創造力。群眾在生產第一線更熟悉機器和生產過程，因而潛伏了技術革新的概率。范式理論，團隊精神開發個人資源。
5、強調群眾的參與，培養奉獻和認同感。毛澤東敏銳地發覺了生硬的制度對人性壓抑的一面會限制人的創造性和積極性，這與西方當代的管理理論對資本主義機器的批判是相似的。毛澤東擔心把工人變為機器和工廠的奴仆，要求制度應與思想和生產熱情結合。不是不要制度，而是不要防礙生產力充分發揮的制度，從一個角度看毛澤東是靠制度起家的。
6、把高速度和按比例綜合平衡納入統一的增長模式。
7、確定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毛澤東這段時間的理論總結和《正處》《論十大關系》構成了對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宏觀、中觀理論框架。這與西方在60、70年代發展成熟的經濟增長合理模式有驚人的一致性，既都把經濟增長看作是一個工具價值合理性與倫理（思想）價值合理性互動的過程。
這種理論變為實際的第一個成果就是毛澤東親自組織調查后主持制定的《農業六十條》。在毛澤東的要求下，中央在1961年又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條例：《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科研一十四條》《高教60條》《文藝8條》等。
大躍進的得失還應當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大躍進是在社會主義總路線指引下的經濟建設，實質是開創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是剛確立了進入社會主義制度的新經濟之路，政治之路，文化之路，科學技術之路，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之路。在當時，主要是解決如何實現和建設社會主義。經過新民主主義過渡期，轉入社會主義后，對實現工業化有兩個初步的認識成果。一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工農業同時并舉；二是速度和質量。這就是大躍進的主題。隨著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興起還引發了第一次對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新思考。大躍進具有開拓性、實踐性、創新性，在認識論上就決定了它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過程。正如毛澤東說“要認識事物的規律，必須進行實踐，……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并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毛澤東傳》P10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大躍進中的錯誤和局部的失敗是難免的，。這是成績中的錯誤，是勝利中的失敗。大躍進所付代價也是難免的，這是成功中的代價。很顯然，由于沒有一個較為系統的成熟的經濟建設理論和現成的經驗，毛澤東一開始就把大躍進當作一次探索過程，而并非把它當作真理。相反大躍進成為“摸著石頭過河”，邊干邊學，邊學邊干的實踐。面對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毛澤東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關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一、二、三章。“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現在有一種偏向，好象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行共產主義是有步驟的。”在9日這天，毛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寫了〈〈關于讀書的建議〉〉的信，提議都讀兩本書：〈〈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一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讀這類書最有興趣。”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澤東再次對大躍進作了具體說明：“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里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從基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的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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