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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維爾·馬克斯韋爾訪華文章：《中國怎樣解決了糧食問題》（待續）

　　
　　【本刊訊】香港《大公報》十二月十七——十八日以《中國怎樣解決了糧食問題》為題，譯載內維爾·馬克斯韋爾發表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的一篇訪華文章，摘轉如下：
　　
　　在中國北部山西省的崎嶇山頂，有一座小小的“山神”廟，這個古廟的“壽命”不久將結束了。自從解放后，這座古廟便一直空置著；最近，就是建筑古廟者的后代，進行開山辟地，把梯田推上山脊，它曾經一度成為開山用具的儲藏室；但是，在一個星期之內，它就要在一聲爆炸中，隨著半壁山脊、泥土、巖石一起滾下山谷了。
　　
　　“砰然”一聲，不僅這座古舊的廟被炸掉，五年前費了很大力量才用石墻圍起來的平地，也要炸掉。這個村莊現在使用的壓路機，正在把這個山頭壓平，在山谷中填起新的平地。填起的土地約有十二畝左右，使這個村莊的耕地面積增加了百分之十。在這個山區里，這是一幅相當大的平地，并且也適于他們使用新拖拉機。
　　
　　人口不過三百的村民通力合作進行了這樣周密的偉大工程，這個村莊該是特別突出的了。但是這個地區，到處都在進行類似的工程。就在這里，正在完成近一百畝新墾田的鋪表土的工程。他們經過艱苦的勞動，開墾了這塊平地；他們炸開巖石，為一條河炸出一條長達三百米的支流，并且在河流兩岸筑起一條二公里的弓形石壩，截住河水，在山谷下開辟了這些新田地。
　　
　　中國農村給人一種追趕前進的深刻印象。秋收剛過，社員們便又回到建設工地上來了。建設工作的規模，從小村莊開辟新梯田到數萬人參加的控制大河流工程。這些工程，將有助于他們明年取得更大的收成。
　　
　　中國人以大量的人力來彌補機器的不足。他們把大量人工部署到工地上——這是蜂群式的工作方法。中國人說：“螞蟻啃骨頭”，就是群眾對頑強事物的回答。人手多，事情就好辦了，那些看來幾乎是人類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能完成，高山頑石也得低頭。目前在西方可能仍然強烈否定這種蜂群式的協作。但是經過一次社會大混亂之后或者粉碎了舊社會，有時候就需要采取各方面大協作的工作方式。
　　
　　中國人不僅在山區開荒。我從廣州郊區一個公社的革委會主任提供的數字中注意到，這個公社一年來開墾荒地三百畝。這個公社是我在一年前參觀過的。雖然面積增加的比率不過百分之二，但是這個公社就在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珠江三角洲數十年來已經是深耕細作的地方。
　　
　　我問到新開墾的土地有什么成就。公社革委會主任把我帶到一叢小山丘的地方，這些地方去年還是荒地，但是現在已是一排排的梯田，有的已種上了橙、桔樹苗，有的已經挖好一個個洞，等待培土和種植樹苗。
　　
　　他們的計劃是果樹間種花生，而在較低的梯田種植稻谷。山腳的一塊小平地，我起先還以為是準備種稻的，但是后來知道，這塊地準備建個籃球場。這山丘本身就是一個多種作物的農場，公社當局已把這塊地方的發展和經營任務交給八十位年輕社員。這塊新開墾的土地的發展和經營將交給這批剛從學校出來的年輕社員們。他們將在這塊地方安家落戶。
　　
　　象這樣的工程，已推廣到全國各地，數量不大，卻是繼續不斷，而是迅速地增加耕地面積。但是，增加糧食生產的高度潛力，仍放在提高耕地的畝產量方面。從這方面所取得的成績看來，綠色革命仍生氣勃勃，同時也是切實的——最少在中國是如此。
　　
　　“農業土專家”，以一般的眼光看來，他們沒有受過很高的技術訓練。但他們受過科學方法訓練，熟悉植物生物學的基本知識，然后在種植實踐中逐步學習。
　　
　　鄉村一級的實驗小組，是三結合的結構。一組中必須有一位經驗豐富的農民，一位被推選出來的村領導人，以及一名知識青年。知識青年可能是從城市來到農村的男孩子或女孩子，也可能是本村中曾進過農學院的青年。
　　
　　這些實驗小組除尋找改良種子之外，還帶頭試驗多造收成、混合肥料，以及其他新技術。小麥移植法目前已在中國北部普遍應用，結果可使畝產量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同時也可節省田間種植時間，使其他谷物有充分時間在田間完全成熟。小麥移植法除了在移植時期需要大量人力之外，可讓人們有更多時間進行田間的準備工作。現在，當地的工場已制造出小麥移植機器，在田間試驗使用。
　　
　　這種革新的動力并不局限于實驗小組。看來革新動力已滲入中國的農村社會。擴大農村經濟基礎的副業，也是極力使生產增加和多種化的一個方面。為改善灌溉情況而增建的水壩、水塘和河道已成為養魚的新地方。目前，很多地方已采用“魚類交替繁殖法”——即在同一個池塘內飼養多種魚類。
　　
　　我被招待乘小艇在河道上參觀，去看一部由公社工廠制造的新吸泥泵抽出河道底的淤泥。淤泥是一種肥料。隨后我們轉入河道的有籬笆圍著的地方，那里一條條大魚翻騰跳躍，噗噗有聲，水花四濺，這是一個養魚池，人們拿著魚網，一網便撈獲一大批五種不同的魚。
　　
　　豬糞是有機肥料的一個基本來源，而有機肥料是中國農業的基礎。化學肥料也在廣泛應用，但供應仍不充足，公社社員目前的想法，似乎是將化肥作為有機肥料的一種補充，而絕不是代替品。很多人認為，完全改用化肥，為短期的谷物收成，而犧牲泥土的長期健康，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想法。
　　
　　憑著這樣的群眾基礎，多樣化和自發性的動力來增加生產，中國的糧食產量比人口增長得更快。現在，在機械化方面的進步，促進了糧食增產的速度，而家庭計劃早已在人口增長方面收到顯著效果。（待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2.24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訪華文章：《中國怎樣解決了糧食問題》（續完）

　　
　　中國能夠在農業產量方面，保持幾乎連續十二年的不斷增長。一九七二年的產量，比一九七一年的二億五千萬噸產量頂峰，下跌了百分之四；但是去年產量不僅補足而且超過了這個數額，創下了新紀錄。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取得的成就是更令人驚奇的。對貧窮的農業經濟來說，連年干旱就是饑荒，這是傳統的規律，但是，在這里，雖然發生了嚴重、廣泛的干旱，農作物不僅得到保存，收成甚至增加了。
　　
　　然而，所有這些成就都在這塊曾被稱為“饑荒之地”上取得了。饑荒的痛苦銘記人們心中，因而青年人絕不允許忘記過去：通常的最壞的食物都吃光了，人們只好吃樹葉、草，甚至樹皮；變賣所有家當（包括妻子兒女）；最后，便是逃荒、行乞，或者是搶劫；那些已注定要死亡的人對那些已奄奄一息的人進行仁慈的處死；食人肉充饑風行；最后死亡人數以十萬計，甚至以百萬計。
　　
　　如此深刻程度的饑荒，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是中國特有的一種病癥。這種病癥已經治愈了，首先由平均分配（在一九五○年代后期的兇年，中國有很多人吃不飽，但無人餓死）；其次由于生產增加。
　　
　　中國人跳出這個苦難深淵，主要是由于他們牢牢確信世界上沒有糧食問題，有的只是政治問題——這就是，人類如何組織它的社會，亦即是組織它的經濟。
　　
　　在中國的第一步就是平分土地。這也是使農民信任革命的承諾的必須走的一步。中國共產主義者的真正勝利，就是他們引進了農業合作化，而當時農民們對合作化的根本概念，幾乎完全是陌生的。
　　
　　毛澤東理解農民、相信農民，相信他們總會認識到他們的真正利益，因而對合作化道路所給予的機會就會作出響應。
　　
　　一九五○年代之后，中國已將農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輕工業直接為農業服務。在人民公社廣泛發展輕工業，吸收公社的勞動力，同時減輕田間工作的負擔。重工業雖然是重要環節，但是位居第三。
　　
　　保持整個龐大而又復雜的制度向前進展的主要動力是什么呢？當然，首先是由于構成中國更大的社會的無數個人民公社。
　　
　　毛澤東的一條最基本教導就是：生產中的每前進一步，都應該在農民收入的改善上反映出來。
　　
　　這樣，就是以直接的物質鼓勵為動力一一“從各盡所能到按勞取酬”。不過，并非僅僅如此。中國人已開始談論到他們發展農業的手段是“一場人民戰爭”。這句話是有提示性的。
　　
　　美國心理學家詹姆斯指出，人類需要相等于作戰的一種精神，看來中國人可能已經在他們對社會承擔的義務中找到了這種精神。他們主張人類有克服自然環境的創造性的優勢。
　　
　　中國的方法切合到什么程度了呢？當然，無可懷疑的是，對于全世界農民群眾來說，中國的農村可能象是千年來的夢想境地。中國人的經驗指出，農民依戀他們的土地是環境使然，農民關心的不是土地所有權而是生活。一旦他們相信這是前進的道路，他們便愿意合作。
　　
　　“合作化”的成功，將有希望解決農業的矛盾，使那些傳統地同小塊農田相聯系的精耕細作經營的農田，發展成大規模機械化的農場。
　　
　　這艘借以逃避日益高漲的饑饉惡浪的社會救生船——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稱之為毛澤東方舟——假如就是對世界農業國家的回答，那么，搭上這艘船的跳板在哪里呢？
　　
　　中國農村的發展，沒有一樣不是一九五○年代印度社會發展計劃所能預見的。但是在印度信用貸款和技術的利益，就好象滴在沙土上的雨水，全部被地主和富農吞沒了。如果增加生產的障礙不在于無知，而是受到傳統的農村特權階級勢力有目的地抵抗或者獨占這些利益，那么，即使對增產的研究或者設立許多農業機構，都是通不過這些障礙的。
　　
　　中國人首先是摧毀并夷平了這座社會權勢的金字塔，并在它的廢墟上建筑起他們的新社會。在中國人所走的道路之外，可能還有其他的道路，但是迄今還沒有發現。
　　
　　（續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2.25

美籍中國工程師胡廉：三訪祖國（1973年）

香港《大公報》利載美籍中國工程師胡廉的一篇訪華觀感
　　
《三訪祖國》（一） 

　　
　　【本刊訊】香港《大公報》七月十日至十七日連載美國萬國電子計算公司美籍中國工程師胡廉的、篇訪華觀感，題為《三訪祖國》，摘要如下：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們第二次回祖國觀光；今年四月，我們又回國旅行了三十天。朋友們問我，為什么經常回國？我的看法如此：以前我們是“有國難投”，現在祖國已經在國際上站立起來，不論在外國住多么久，我們仍然是中國人。中國人回中國探親觀光是正常的事，何況現在交通方便，只需要兩日的行程，便可踏到祖國的土地上。
　　
　　三次回國，我都去過北京。這一次并去東北參觀重工業，旅途中經常與群眾、解放軍、文教人士閑談，并且提出許多問題。新環境對我的影響，卻以這一次最大。我于一九四七年來美留學，一九五八年第一次回國，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回國，每次都有十多年的距離，看到了很多大的改變，非常興奮。一九七三年回國與上次只隔一年的時間。我曾在廣東深圳小市鎮住過一天，參觀上海近郊不算有代表性的“長征”人民公社，看到真正鄉下農家生活。這次我不只是興奮，而且改變了我個人自由主義的觀點，我們祖國的建設大業，是以全民利益，提高廣大工農群眾生活水準為出發點，到處看到興建水利的大小工程。提高農業生產，這是基本問題。我們在都市住久了，看慣了洋樓汽車，生活在酒綠燈紅和爭名奪利的環境里，短期內看到簡單樸素和鄉土氣味的農家生活，覺得太辛苦，太單純，但是仔細想想，解放以前我們中國是一個既貧窮又落后的國家，一般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建國的基本問題，先要搞好農業。我們回憶解放以前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和今天的生活來比照，絕大多數人民是滿意的。何況我國農村朝向機械化、電氣化和科學化（化學施肥和除病蟲害）的途徑，將來生活上的便利和都市差不多。我認為在建設大業中，應放棄個人主義的觀點，新中國的前途光明遠大。
　　
　　夜過山海關
　　
　　從廣州北上，我們在北京留了六天，最近因為對外建交，接待人員實在太忙，我們對北京也很熟悉了，除了安排參觀以外，我們是可以自己照拂一切的。可是旅行社的同志，一定要送我們去火車站。臥車上客人很少，車廂設計很近代化。服務員告訴我們，這是大連機車廠的出品，車廂內壁是一種容易保持清潔的塑膠材料，燈光和顏色都很調和，很容易使人入睡。可是我們想看山海關的夜景，何況正值月圓的時候，我們小睡一下，服務員告訴我們快到山海關了，在朦朧的月色中無法看到“天下第一關”的真面目。今日的山海關，也和萬里長城，北京的前門，西安的鐘樓一樣，算是一種名勝古跡。如今關內關外，事同一體，這才有民族的安全感。想起東北，這一塊富庶的平原，曾經被日本軍閥侵占幾十年。三千萬同胞過著痛苦的亡國生活。
　　
　　記得在抗日戰爭初期，東北流亡同胞演出的一幕街頭劇，叫做《放下你的鞭子》中的插曲《松花江上》，那歌詞：“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哀怨之聲，也正是東北同胞，受鐵蹄踐踏，痛苦心情的寫照，而今祖國新建，不但日本軍閥，已被趕出國土，并且人人豐衣足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全民一致，真的是“今日非昨日，他鄉即故鄉”了。近代工業化的遠景從沈陽赴鞍山，要坐兩小時火車。我們知道鞍山是有名的“鋼都”，也是最美城市之一，夾道樹蔭，全城仿佛是一座大花園。鞍山鋼鐵公司本身就是一座大城，有十五萬鋼鐵工人，因為時間限制，我們只參觀了大高爐和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差不多全部自動化，眼見熊熊的烈火，把熔化了的鐵水，壓成無縫鋼管，最后鋼管一條一條滾出來，很少人操縱。
　　
　　“鞍鋼”是一系列的鋼鐵工廠，縱橫其中的鐵路線，就有三百多公里，站在大高爐上，就顯得它是巨人，我們就是這么的渺小。引導我們參觀的工程師，看起來與工人毫無區別，他是本溪鋼鐵學院畢業的學生。二十多年前，日本人投降后，把鋼水留在平爐中，眼看我們束手無策；國民黨接收東北時，也沒有恢復過生產，殘垣斷瓦，野草叢生，從鞍山遣送回國去的日本職工，曾用諷刺的口吻說，這里除了種高粱大豆以外，是沒有什么用場了。想不到二十多年的時間，鋼鐵生產比日本人占領時代，增加了幾十倍。
　　
　　以前大家都有一種錯覺，以為日本人在東北工業基礎是不錯的，看了實情，才知道他們在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下，設備陳舊落后，勞動條件極差，生產線不平衡，礦石生產能力，比煉鐵能力小。煉鋼能力比煉鐵能力小。軋鋼能力又比煉鋼能力小，看起來龐然大物，生產量并不大。解放以后，很快就把全部礦廠恢復起來，平衡生產線，又經過新建，再用師傅帶徒弟的方法，把一系列的工作干部培養起來。法國的鋼鐵專家和美國的國會議員，都來參觀過，對于我們中國能自己建立這樣偉大的企業，表示驚訝。在美國我們也參觀過芝加哥附近大湖鋼鐵工業，今日鞍鋼的生產技術，和世界上第一流現代聯合企業來比，并無遜色。
　　
　　“鋼都”幾十個單位，我們只參觀了典型的幾處，加以我們的知識有限，短期內很難全部了解。汽車載我們在市區內經過，只見往來的工人們，狀甚愉快，工人們進出鋼鐵區，談笑自若，我們聽說在日本占領時期，工人們進出，是要經過搜身的。
　　
　　在沈陽，我們參觀了“沈陽變壓器廠”，接待我們的主任工程師，對政府的領導，很有信心，他解釋給我們聽，以前俄國代為設計的供電設備機器，很笨重，需要成本大，現在經過自己技術人員改良，一樣的效果，省了很多的財力人力。沈陽重型機器廠，有一萬多工人，規模很大，革命委員會主任，是一位才三十歲的年輕人，曾經參加解放軍和當過電工，看起來就和普通工人一樣，如果不是經過介紹，我們真不知道，他是負這么大責任的，頭腦很清楚，講話有條理，主要生產是礦山設備，軋鋼機器，水壓機及各種重型機器設備。這個工廠，一九三七年創辦，原是日本住友財團的機器廠，一九四五年遭破壞，全部停工，國民黨接收時期，用作軍用倉庫，一九四九年著手恢復，一九五二年改建，操作過程很現代化。
　　
　　在北京時我們參觀有線電廠，制造電子計算機，已經出品象美國第三代“集成線路”的計算機，不過生產不多。在美國也是新工業。解放到現在，才二十多年，已經能自己全部制造計算機系統，的確出我們意料之外。
　　
　　我們在湖南長沙時，曾參觀建湘瓷器廠，生產家庭用的瓷器，有一八○○工人，技術行政人員只一○○人，除了原料由遠地運來，費用相當大以外，成本很低。湘繡是湖南特出的藝術工業，以前只是家庭婦女，三更半夜在青油燈底下，工作到頭暈眼花，賺到很少工資，現在國家開廠生產，工作條件好多了，工人生活都有保障。（一）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26

香港《大公報》刊載美籍中國工程師胡廉的一篇訪華觀感
　　
《三訪祖國》（二）

　　
　　在杭州時，我們曾兩次參觀西湖織錦廠，杭州織錦一向有名，因為出口需要大，現正在擴建廠房，生產過程很近代化，是用卡片打孔的方法，指導機器織成各種花紋的錦緞，這種方法，五十年前便已采用，是和用電子計算機，卡片打孔的方法，指導機器操作的理論一樣。以上便是我們這一次在祖國參觀工業的大致情形，連以前兩次參觀的許多工廠，對我國工業生產的概況，總算有些了解。短短的二十年，由一窮二白，除了原始的農業生產以外，差不多完全靠進口，和帝國主義在中國設廠，剝削平價勞力，現在什么都可以自己制造，連很難制造的計算機原件——集成電路和很精確的電子測驗儀器，都能自己制造。
　　
　　現在我國工業建設，最艱苦的時期已過去。以后工業化的道路，算是平坦了，尤其是近兩年來，和許多國家建交以后，增進技術交流，比完全靠自力更生，是要快速的。
　　
　　大學教育之目的
　　
　　一九七二年，我們在廣州參觀了中山大學。今年我們在長沙參觀了湖南大學，在北京參觀了清華大學，在沈陽參觀了遼寧大學。去清華大學，并承錢偉長先生和革委會的幾位同志及電子工程系的教師接待。我們參觀了學校辦的工廠，可以生產電子計算機用的“集成線路”原件，和精密的電子測驗儀器。清華是工科大學，共分十一系，現有學生五千人，將來招收一萬二千人，現正研究和進行教育改革，大學暫定三年制，理論與實踐一致，手腦并用，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我們知道解放以前的大學，是培養特權階級，尤其是教會大學，學生知道很少中國文化歷史，差不多全部英語教學，培養洋行買辦大班，變成帝國主義文化經濟侵略的工具。
　　
　　現在入大學，學習專門技能，為人民服務，培養社會主義建設干部，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

　　不帶槍的軍人

　　我們中國有句古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解放以前，記得年輕時在鄉下，就怕軍人，當兵的人受貪官污吏的指使，催糧、捉人，只要披上了那件老虎皮，可以到處欺侮老百姓，軍人本身，他們的長官，也不尊重他們的人格，隨意打罵他們，尤其是在對日戰爭時期，新兵都是捉來的，象囚犯一樣，晚上睡覺，用繩子把他們捆起來。
　　
　　至于生活的困苦，更不必說，所以戰無不敗。只要有機會，便逃跑了。以前在家鄉時，講起捉逃兵便心寒，捉到了打得死去活來，那些可怕的情景，實在不敢忘記。
　　
　　解放后，我們每次回國，不論是在中水拱北，或深圳邊防檢查站，踏入祖國大門，第一位見到的，便是解放軍，他們除了很仔細的檢查人口證件以外，態度和善，毫無耀武揚威的氣勢，尤其是今年，我們進出入祖國幾次了，我們很隨便和他們談天，在一起照像。現在國家對解放軍，十分重視，要政治水準高，品質優秀，才能加入解放軍。現在年輕人都希望加入解放軍，這與資本主義社會，青年人逃兵役的情形恰相反。
　　
　　現在國內人民，見到兵都很親熱，他們做工人的工作，農忙的時候，兵都去幫忙，解放軍除了本身品質優秀以外，訓練和紀律都很嚴格。
　　
　　在沈陽時，我們在賓館和解放軍一起玩臺球，有機會和管理娛樂室的一位老人談天，他不是東北人，他幼時從渤海那邊到東北來謀生，到過東北許多地方，沈陽也不過是他的第二故鄉，他見過張大帥的奉軍，俄軍，日本關東軍，和國民黨從南方調來的滇軍和青年軍，他就沒有看見過有紀律的軍隊。
　　
　　解放軍在紀律上抓住了人民的心理，平時解放軍都很少帶槍，如今，這些“不帶槍的軍人”是我們自己的親人了！
　　
　　寧靜的上海灘
　　
　　由沈陽乘飛機赴上海，要停留津、濟南和南京，起程的那天下午，因為沿天津海岸的風浪很大，恐怕降落有困難，要改在第二天早上起飛。在祖國旅行，安全第一，從來沒有聽到飛機失事，第二天太陽初升時，從沈陽起程。
　　
　　上午九時抵天津，十二時停濟南午餐，下午三時抵南京，五時抵上海。我們除了參觀上海工業展覽會和少年宮以外，和其他三位由美國來的僑胞，去真茹參觀不算有代表性的“長征”人民公社，這里有現代化的排水灌溉站，控制蘇州河的水位。有附屬工廠，領導是一位女同志，解放前做傭工，不識字，現在已受完初中教育，仍說道地的上海話，能作會計，修理機器，開汽車。就國內農民來說，算是不容易的，一般來說，江南農民生活水準，比北方高。晚上去外灘，黃浦公園對面，國際海員俱樂部，看徐家匯紅小兵表演，觀眾除開我們幾位美國華僑，和智利旅行團以外，都是全世界各地來上海的海員。
　　
　　解放以前，上海是洋人的天下，黃浦江中，停泊著外國兵艦，水兵海員到處醉酒鬧事，外灘的高樓大廳。盡是外國洋行，如英國匯豐銀行，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猶太公會……。現在除中國銀行仍在原址以外，其余的都用作國營機構的辦公室，外國海員，我國供給他們正當娛樂，要服從我國法規，不許醉酒鬧事。黃浦江邊，一片寧靜，往來的都是穿著樸素的勞動人民，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夜生活，已完全消失了。白天過外白渡橋，去參觀上海大廈，從大廈最高層，可眺望上海全市，面對黃浦江，除了幾艘北歐商船以外，沒有殖民地租界時代，停在江心，對中國人民示威的軍艦，沒有由洋兵駕駛，載著花枝招展的女人，橫沖直闖的吉普車。往來的人，都很安詳自在。
　　
　　在廣州看出口商品交易會
　　
　　我三次回國，都在廣州參觀出口商品交易會，規模一年比一年大，象去年和今年，這種大規模的展覽會，至少要看一星期，才有點頭緒。可是每次我都只看了一天，便離開廣州北上了。每次也只能懸記片斷的寫下一點來，而今千頭萬緒，究不知應從何處開始。翻開中國近代史，一百三十多年前，林則徐在廣東禁鴉片，上清廷的奏章曾說：“鴉片之為害，禍國病民……十年之后，不但無可用之兵，且無可籌之餉，亡國滅種，實堪慮于目前……。”
　　
　　以后鴉片戰敗，知道英國船堅炮利，曾國藩、李鴻章和他的幕僚，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接受西方物質文明，請求堅甲利兵，以圖中興，這一項運動，經過甲午戰爭的考驗，才知道我國落后，不只在堅甲利兵，而在政治教育落后，乃有戊戌政變，康梁的維新運動，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和政局的演變，又使人感到政治運動的失望，遂有五四運動，提倡文化和社會復興。新青年派的兩大目標：“民主政治和科學”，可以說是近五十年間，救亡圖存的總路線。
　　
　　直到最近二十年，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才把工業建設的藍圖，見之于事實。每次參觀，我都只注意在自己職業有關方面，今年我很想全面性的參觀。我一進入展覽會的門口，五花八門，不知從那里看起。我們為著好奇，朝向幾位穿著少數民族服裝的少女那邊走去。原來她們是四川小涼山雷波縣彝族，現在北京民族學院讀書，向我們講解小涼山發電站。雷波是在川康交界處邊遠地區，解放以前彝民仍然過著原始奴隸社會生活，如今在拔海二千公尺建有一百二十六座水力發電站，并且可以灌溉農田，彝民使用新式農具種地，自己辦工廠，有學校醫院，有公共汽車。抗戰時我曾由川滇東路，經宜賓赴昆明，很接近那些地方，那時候看到荒涼和窮苦的現象，和今天相比，真有天壤之別。
　　
　　（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27

香港《大公報》刊載美籍中國工工程師胡廉的一篇訪華觀感
　　
《三訪祖國》（完）

　　
　　接著參觀湖北省羅田縣山區建設展覽，由兩位來自羅田山區的女孩子向我們講解。位于大別山主峰南麓的羅田縣，有四十五萬人口，四十九個公社，四十萬畝耕地。解放前，這里荒山有一百三十多萬畝，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較多，糧食平均每畝只二百斤。解放后，全縣人民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堅定的走社會主義道路。一九六四年以來，全縣人民開展“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針對全縣百分之八十面積是山區的特點，實行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認真貫徹實行“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山區面貌，顯著改觀，從照片和展覽上看，真的是：“昔日荒山禿嶺，今日郁郁蔥蔥”。
　　
　　大家都知道，我國是地大物博，解放以前豐富的資源，無法開發，一走到地質資源和礦冶部門，看見我國自己煉成的鎢鋼，抽出了細絲，是近代電子工業一種很重要的材料，全世界蘊藏鎢礦最豐富的地方，便是我國江西省大庚西華山，以前工業落后的中國，是無法煉成鎢鋼的，只有把礦砂運到西方國家去，在我眼前，就親眼看見了，我們自己煉成的鎢鋼和用絲制成的電子管。機械部門，差不多各種很精密的機器都可以制造，云南出產的雙鐘座標車床，用電子計算機控制的切割機，汕頭出品的精密電子測驗儀器，和醫藥器材設備。其他由上海出產的海鷗牌照相機，北京牌手表，總之近代化工業各種機器和用品，都可以自己制造，不只是大城市有工廠，小城市、農村也有工廠，至于紡織工業，各種花紋的毛、絨、布，絲綢衣料，更是琳瑯滿目，并且都是出口的。以后去參觀重型機器設備，和大卡車，建筑用的工作機車，在國內旅行，乘上自己國家出品的公共汽車和火車，就別有滋味在心頭。至于食品加工和輕工業及手工藝品，在世界市場，我國算是很特出的。我們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在美國幾十年，看過許多工商業展覽，但看到了完全自己國產的展覽會，就為眼前新的機械，新的技術所迷惘了。一百年來，工業化的美夢，都在我們的眼前實現了。短短的二十多年，由落后的農業殖民地社會，自力更生，變成工業化的國家，實在不容易，實在使人興奮，何況現在對外建交，擴大貿易，與先進工業國家技術交流，在工業生產競賽上，趕上先進國家，這日子是不遠的。
　　
　　家不在臺北
　　
　　離開香港時，泛美航空公司因為旅客太多，要我們改乘中華航空公司的飛機，經臺北、東京回美，開始我們有點猶疑，因為我已幾次回國，恐怕在臺北機場，找我們麻煩。但是想一想，臺灣是我們中國領土，大家都是中國人，回國探親，是人之常情，停臺北也只是過境，在機場停一小時。下午四時，我們終于由香港起程了。我們從天空俯瞰臺灣海峽，除了幾艘軍艦以外，風平浪靜，下機后，我們在候機室休息。
　　
　　和一位從美國南部來曾回祖國探親的華僑談天，如果我們家在臺北的話，真希望停幾天。講起臺灣，自甲午戰爭后，被日本人占領，百年來臺灣同胞，過著痛苦的亡國生活，好容易等到抗日戰爭勝利，臺灣同胞以為可以重見天日了，可是國民黨接收，只是搶洋房、汽車和下女，貪官污吏，仍然是利用流氓特務，壓迫自己同胞，所以釀成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起義，反壓迫反帝國主義的斗爭，曾震撼國民黨集團的黑暗統治，以后國民黨全部退到臺灣。在美國人支持下，二十多年來，除了對外宣傳殖民地式的經濟成長以外，依然是政治黑暗，崇拜洋人，壓害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有權有勢的人都把子女送到美國，經常派人來美國拉攏留美學人，用美援招待回國觀光。對在美國的僑領，則以利誘，予以商業上的便利，請他們回臺灣，除了一些低級趣味式的應酬，還有什么可以值得向自己同胞夸耀的。可是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恢復以后，接著美國總統訪華，中日建交，中美外交聯絡處成立，連歐洲最獨裁、與臺灣關系最深的西班牙，都與我們中國建交了，這是大勢所趨，歷史潮流不可抗拒，也正是我們祖國統一的最好時機。
　　
　　從鴉片戰爭到現在，一百多年來，我們國家遭蹂躪，變成次殖民地，經過幾十年軍閥混戰，以及八年對日抗戰，真的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不過短短的二十年，民族受壓迫，人民受痛苦的日子，都一去不復還了，國內社會的進步，工農業的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論是在海外的華僑和以前被請回臺灣講學的教授，和由臺灣來美的學生，以及其他美國各階層人士，從我們中國觀光回來以后，多贊美祖國社會制度的優越，和工農業科學進步的神速。現在中華民族真正永遠的在世界上站立起來了，我們有源遠流長，五千年文化的傳統。我們愛好和平，希望我們自己同胞和全世界人民都和平幸福的生活，現在是祖國統一的時候了！
　　
　　（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28

巴尼特的訪華文章：訪華歸來有所思：那邊也有麻煩事（1973年 ）
《紐約時報》刊載巴尼特的訪華文章：《訪華歸來有所思：那邊也有麻煩事》（未完 ）

　　
　　【本刊訊】美國《紐約時報雜志》四月八日刊載布魯金斯學會會員阿·多克·巴尼特的一篇訪華文章，題目為《訪華歸來有所思：那邊也有麻煩事》，摘登如下：
　　
　　美國人在觀察中國時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才干，能使他們筆下描繪的中國適合于他們自己當時的心境和主見。僅在不久以前，美國對中國占絕對優勢的看法幾乎完全是否定的。中國或則被視為一個行將橫掃亞洲的侵略大國，或則被視為是一個內部混亂、搖搖欲墜的跛足巨人。今天，鐘擺很清楚地向相反的方向作了大幅度擺動。很多美國人現在由于對一切中國事物都懷有欽佩之情，把中國看成好象是一個幾乎完美無缺的國家，對內蔚然而為模范“新中國”，對外則一躍而躋于超級大國之林。
　　
　　事實上，中國的“現實”和其他多數國家一樣，從來不是一幅簡單的絕對化圖景，而是許多錯綜復雜事物的交織。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間，我參加了日益擴大的朝覲中國的美國人流，企圖突破這堵使我們隔絕的無知之墻。我從中國歸來對發展中的中國所形成的形象比其他一些新近訪問者所形成的形象要復雜些。
　　
　　我生長在上海，童年和十幾歲的時候，就養成了對中國和中國人深厚的敬意。二次世界大戰后，我回到這個國家到處旅行，在幾個大城市里居住過，研究了農村情況，并且，作為一個記者，還報道了四十年代后期中國社會崩解的情況；在共產黨取得勝利的前夕，我乘飛機到北京（那時還叫北平），目睹共產黨接收這個城市，并在此后半年里觀察他們怎樣建立新政權。這以后的二十年中，我繼續不斷研究和報道有關中國的社會和政治。
　　
　　我參加了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代表團重到中國。這是一個從事兩國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民間組織。我們到了中國的八個主要城市，多種類型的公社，以及各級教育機構。我們受到傳統中國式的上賓禮遇，儼然以王侯之尊旅行于普羅的中國。但在預定計劃以外的時間，我們也能自由而廣泛地、在無陪同的情況下作漫游。我們和北京的官員，和省級和下面各級的政治領導，以及主管人民外交的機構中的人員進行了多次討論。我們使未來雙方交流奠定基礎的工作取得了扎實的進展。
　　
　　一個人在短期旅行中所得到的絕大部分事實和印象總是有關于這個社會是什么樣子，人民怎樣生活，經濟情況怎樣，以及“基層”機構如何組織，如何運行等等。主要令我驚奇的是，我對中國的第一個印象是：多少事，恍如二十三年前的往跡，依稀可認。我時常敏銳地感到重大的變化。在旅行中，我越來越多地看到這些變化的形跡。但是，如前所述，總是產生一種強烈的與過去相聯系的延續感。給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感到似乎我們所遇見的各階層的中國人，其今天的所作所為，和其他時代和在其他地方的一般中國人的所作所為一樣。雖然經過了二十多年的革命，但很多舊的思想方法和行為作風——有些值得尊重，有的并非如此——很顯然被繼承下來了。今天我們見到的中國人，大多仍然表現出長期以來受到外國人（包括我在內）尊敬的那種斯文、有禮，著重私人關系，以及行之有素的求實作風。中國人和往常一樣，給人的印象是能干、自重和勤勞。他們仍然表現出根深蒂固的傳統癖性，諸如從地位和等級方面考慮問題，強調禮儀，服從領導，恪守正統，以及安于自己應盡的社會職能。——任憑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多年來任何努力改變其中很多作風，都無濟于事。
　　
　　一種令人追憶過去的感覺時來心底，這是因為：盡管中國政權在經濟上取得了種種成就——其中很多是了不起的——但我在城市或農村所看到的明顯的、戲劇性的現代化跡象，比我想象中的要少。目之所及，中國的大地風光一如往昔。社會組織的改變（它帶來農村生活多方面的革命化）和逐步深入農村的現代技術，的確使農村面貌有所變更，但是還沒有“改造了”農村。新建立的工廠如春筍涌生，蔚為壯觀，但就我過去所熟悉的城市中心區來說，其改變的情況比我想象的差得多。因為中國工業發展的產物，又大量重新用于進一步發展工業，因此，現代化的成果才剛剛開始及于社會。
　　
　　工業是進步最快的一個部門，這是顯而易見的。人們不僅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主要工業中心上海、沈陽和鞍山等地，看到新的大、中、小型的工廠，而且在以前只有很少或根本沒有現代化工業的城鎮，甚至在各處主要鐵路沿線兩旁的農村集聚點，也能看到新建的工廠。今天，這些工廠都在開工，這在過去，即六十年代中某些時期，卻并不是這樣的。
　　
　　人們所看到的情況證實了西方經濟學家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估計似乎是恰當的。這些估計指明，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工業平均每年增產百分之十以上（當然其中有多次起伏）。到一九七一年，中國的總產量大約是一九五二年的五倍。主要重工業部門的增長甚至還更快些。但是我們很少看到興建大型工廠的跡象。雖然，從近來很可靠的生產估計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文化革命以后建造了一些新的重要工廠；但是今日中國大部分的產品恐怕還是出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建設時期以及文化革命前不久建立的工廠。人們揣測，文化革命以來的工業增產，大多還是由于較充分利用了已有的工廠。
　　
　　有理由相信，中國人現在是關心技術落后問題的。他們經常更新舊設備，并進行一些改進；我們在大工廠里見到的基本機器設備都是很多年以前進口的。中國也許正在進入到這樣一個時期，即為了取得和加速工業增長，它將受到強大的壓力。不僅要求增加自己對擴大工廠的投資，而且還要增加外國技術的進口——包括新的全套外國設備。在同我們舉行的幾次座談中，中國決心從國外進口最新技術這一點很突出，這和文化革命期間一味強調“自己干”，形成鮮明對照。
　　
　　盡管如此，自力更生繼續是中國的一個重要主題，而它所產生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政權不僅竭力鼓勵大、中型工業生產，也鼓勵在社會最基層的——在農村是公社和大隊一級，在城市是街道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一級——小規模生產和加工。我們參觀了一些這樣的小工廠，很多看上去是經濟實用的。它們利用當地的勞力和原料，主要為本地市場生產。雖然它們一般用的技術很簡單，對促進經濟發展也能起到相當的作用。很多工廠的效率較差，有些和較大的工廠相比，可以說是浪費。（它們被認為是適合的，其部分理由是它們擴大了就業人數，利用了廢置的資源，以及減輕了運輸系統的緊張）
　　
　　總之，中國經濟給我的印象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同幾乎無比艱巨的問題進行斗爭中，不斷取得進步。
　　
　　但這種進步比較慢，其部分原因由于中國國土大，人口多，以及它的基本問題難于處理，它的傳統影響十分強大。在過去二十年間，它的國民經濟總產值增長速度很不平衡，但大體平均每年增產百分之四或稍強。它的最大成就在于它擴大了生產基礎，緩慢地建立起了國家力量的筋骨。改變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的工作則剛剛開始。
　　
　　我們見到的一位中國高級領導人告訴我們：“你們到過其他亞洲國家。你知道，我們說我們是發展中的國家，這是真話。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呢！”過去幾年，我曾把這些話看做是故意謙虛，目的是要引出別人的一番恭維。現在我認為這是講求現實的人所作的精確表態，這些人雖然為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他們知道，中國要成為完全現代化的社會，還必須做到些什么。對此，他們是不存幻想的。（未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7.26

《紐約時報》雜志刊載巴尼特的訪華文章：《訪華歸來有所思：那邊也有麻煩事》（完） 

　　
　　在中國的主要城市中，大量的建筑現在都顯出一副破敗的模樣。除了大部分建在郊區的新工廠以外，最值得注意的新建筑要算工人住宅區了。其中不少雖然式樣簡單，卻很漂亮，多半是建立在郊區工廠附近。因此，中國城市的巨大發展是向郊區或近郊區擴展的，而城市中心則改變不大。
　　
　　目前中國城市的街道比過去干凈多了，很多路旁都種植了許多新樹，更是錦上添花。但是空氣污染成了一個嚴重問題，而普遍的簡樸氣氛則突出地表現在缺乏現代化城市交通設備。城市里最基本的、壓倒一切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機動車輛由于稀少，特別顯著；比之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城市里的汽車少得多了，也比今日亞洲其他大城市里的汽車少得多。原因很清楚，就是當政者決心節約；腿力比汽油或電力要便宜得多啊。同樣也出于節約的目的，一般用于取暖和照明的耗能量也減少了。到處看不到明亮的燈光，燈泡也節省使用，因此一到夜晚，城市就顯得暗淡陰沉。從中國中部到整個南方，絕大部分的建筑——包括以前有暖氣設備的——現在都沒有暖氣，因此人們在城市里也必須和在農村一樣，穿上棉衣。
　　
　　盡管經濟上樸素，但是城市絲毫沒有被貧困所籠罩。中國最大的目標（也是最驚人的成就）之一就是消滅極端貧困，和提高社會最底層人民的生活，使之達到過得去的水平。這至少在我們所訪問的地區是這樣的。我們所到之處（包括城市、郊區和農村），從未看到那種過去常見的折磨人的窮困現象，悲慘的乞丐或敝陋的城市貧民窟，（雖然有些作家把過去的情況過分夸大了）。現在看到的一般中國人是相當健康的，溫飽的。
　　
　　然而，如果要對這些成就給予正確的評價，就應該承認，保證人人可有的這個低生活水平，確乎還是很低的——實際上是簡陋的——而之所以能取得這個成就部分是由于降低了很多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城里的富豪已經被消滅。
　　
　　中國政權所做的，是給全國人民提供了能維持生活的最低水平（至少在大躍進以后的災荒、困難時期結束后的十年中，做到了這點）。它之所以能做到這點，是因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對基本糧食和棉布（包括做成的棉布衣服）實行了定量分配，并維持了低而穩定的價格，它實際上對房租采取了津貼辦法，使房租極低，甚至只是象征性的。它大力推廣了教育和基本保健事業而將二者收費很低。然而，除此以外，其他消費品價格，和服務性行業收費，雖然一直十分穩定，大部分都是高得驚人。
　　
　　訪問中國的人要對中國農村地區得出一個哪怕是印象式的鑒定，也是很困難的。然而，我同樣體會到一種與過去相聯系的延續感。古老的農舍，農民在田間一如往昔用手勞動——這一切使我感覺到那種自古以來人與自然間的根深蒂固的諧趣，仍然繼續著。然而，很快就能發現那里確是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人們到處看到為修建新水渠、水溝、池塘和水庫而進行的大量工作。這種努力——這在中國有其古老傳統——在促進農業穩定和增長方面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電氣化在農村也大大發展了，新的電線已深入到農村。它的一個主要成果就是灌溉中大量應用了電力水泵，農村遍地是小水泵站。農村電氣化也促進了農村小型工業的逐步發展。其他的變化是：土地經過修整并擴大了；男女在地里集體勞動，而不是單個或三、五成群；山旁和路邊新種植了大量幼樹（供取材、防止水土流失和遮蔭之用）。
　　
　　在我們所訪問的公社里，新引用的種子和一些新的耕作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程度上有助于提高農業生產力。這一方面的“投入”，自從中國在六十年代初期決定優先發展農業以來，是顯然增加了，雖然速度較慢。然而也很清楚，中國農業還需要走很長一段路，才能得到戲劇性的“改造”。農業機械化工作只剛開始。
　　
　　在象中國這樣的國家里，顯然有理論上的和潛在的有利條件來興辦集體農業。農業集體組織可以有較多的公共積累，用以添置現代農業設備，可以更有效地進行規劃，更合理地使用土地，更全面地利用勞力和其他資源。人民公社很可能在中國農村取得了同政府在城市實行各項政策所取得的某些一樣的效果：維持一種農村生活的最低水平，減少農村的貧困情況，消滅懸殊的工資差別，以及增強農民在遇到災荒時的安全感。
　　
　　為減少物質獎勵付出了何等代價，是難以判斷的。幾乎肯定的是付出了代價的，可能是相當高的代價。正因如此，某些中國領導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經主張從當時已經后退了的集體化再后退大得多的一步。但是，或者由于公社的優越性，或者與它無關，總之，公社從那時起曾使全國農業生產得到了緩慢但是穩步的增長。據西方經濟學家估計，自從中國共產黨政權建立以來，農業增長率總是略高于全國人口增長率（百分之二）——這在中國可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啊！
　　
　　中國這個國家（美國正在和它恢復邦交）是一個十分自豪的國家，它全靠自己白手起家，決心以自己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穩步地走向對世界事務起主要作用的地位，但是它同時又是一個同巨大困難斗爭著并面臨許多動蕩不定因素的國家。在中、美兩國之間重新建立正常化關系是一個歷史任務，這對建立國際關系中適當的平衡和亞洲和平都是必不可少的。已經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樂觀的。然而，為了建立一種有意義的、持久的、日益友好的關系，我們不僅應該懷著善意，而且還必須以一種現實主義的精神去對待中國，勿抱幻想，勿存幻象。（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7.27

亨特談紅色中國與美國（1970年）
《亨特談紅色中國與美國》（上）
　　
原載香港《七十年代》雙周刊

　　
　　【本刊訊】香港《七十年代》雙周刊七月十日刊登一篇題為《亨特談紅色中國與美國》的專訪，摘要如下：
　　
　　尼爾·亨特是一名澳大利亞的作家，曾于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九六五——一九六七年）在上海外語學院教授英文。后來，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他在美國講授有關中國問題。他曾經寫了三部有關中國的書：《觀察中國》、《上海雜志》和《為人民服務》。他旅游的范圍比大多數的記者更為廣泛，曾經到過北京、天津、鄭州、南京、蘇州、杭州及廣州，此外還攀登過著名的華山。下面是他對中國和美國的看法。
　　
　　問：在上海外語學院中，他們教授多少種語言？
　　
　　答：外國教師在學院中教授六種語言。英文最普遍。俄文幾乎是最不普遍的。
　　
　　中國學生熱情、愉快、精神飽滿
　　
　　問：你認為你的學生怎樣？
　　
　　答：這些學生是極好的。在我的一生中從沒有遇過比他們更好的學生。
　　
　　問：在那方面呢？
　　
　　答：主要是熱情。對功課及對生活。他們喜愛生活。他們是愉快的人。他們是勤學的，但并不太過用功。他們做每件事都是精神飽滿：運動、娛樂、學習。
　　
　　問：有些議論認為由于這種古板的教育制度，學生們都是一成不變的……
　　
　　答：每一個我曾經到過的國家都有一種古板的教育制度。中國并不比其他國家壞，而且我認為她比某些國家更好。我們的學生并不老是一個樣的：他們有不同的興趣、嗜好和看法。他們用多種的答案來回答問題。我們之間最通常的談話是關于政治的。我們對許多題目進行了大量的討論：越南戰爭、中國、過去、未來，等等。
　　
　　問：譬如，你有沒有發現任何學生擁護自由主義或者……
　　
　　答：沒有，因為在中國自由主義是一個壞的名詞。它被認為是缺乏紀律律軟弱的、無聊的……自由主義是一種奢侈——它是非常有害的。
　　
　　問：當你正在學院教書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這一點是怎樣影響到你的工作呢？
　　
　　答：教學停止了。學院仍然開放。學生寫大字報及標語。我們留在家中。有時他們會邀請我們到學校，有時我的學生又會來探訪我們。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制止修正主義
　　
　　問：你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答：有許多目的。主要是制止修正主義。當我在中國時，我并不信有修正主義。但當我離開后，我閱讀過我的學生送給我的許多材料。我讀得很小心，而且發現我們學校的管理方法是有真實的東西要受到批評的，教育制度有許多錯誤的東西。主要還不是它一成不變而是它的側重點錯了，它太過空論了。許多學科與真正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是毫無關系的，它是一種比勞動的生活更為舒服的教育。學生們走出去同工人、農民一起工作并沒有受到鼓勵，反而鼓勵他們要獲得全部考試合格，找尋一份高聲譽的職業。除了中國之外，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的。中國正在竭力制止這種現象。
　　
　　問：你有沒有看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使用武斗呢？
　　
　　答：有。我偶然看到有些人戴著高帽，在街道上游行，有許多工廠的管理人被人戴上一頂高帽，武斗通常只是限于有些人給他們一擊或者僅是侮辱他們。然而；我從未看見人們生氣起來而相互毆打，或者有大批人舉行暴動。我從未看見過警察用棍打人，然而，在美國，你每個月都看到這種情景。你是不能防止它的——美國的暴力。
　　
　　問：你的學生支持文化大革命嗎？
　　
　　答：他們支持。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8.07

亨特談紅色中國與美國（下）
　　
原載香港《七十年代》雙周刊

　　
　　中國自紅軍以來就有民主傳統
　　
　　問：你是否認為中國方式的民主是一種原始的民主？我是指文化大革命及所有的辯論？
　　
　　答：在共產主義中國，那里有一種非常鞏固的民主原則，而且是自紅軍以來就有的……你也知道他們有一種民主的傳統。他們有時比其他時候有更大的民主。毛主席說，民主本身不是目的，它是為了一個目的的，這個目的就是要改進人民的生活。六六年與六七年間有一段時期，紅衛兵有很大的自由，在某些意義上，比美國學生有更大的自由，這是由于政府支持他們對官僚政治進行攻擊。在美國，政府是反對這些攻擊的，它派出警察來反對學生。
　　
　　問：文化大革命有沒有損害到黨的形象和動搖人民對他們的領導的信心呢？對中國人來說，重建他們的黨、他們的經濟、他們的形象會否是困難的呢？
　　
　　答：再次如許多事物一樣，在這里面是有些道理的。黨受到了很大的震動。但是黨扮演的角色并沒有成為嚴重的問題。人們并沒有說，“黨不應該領導這個國家”。這不過是一條路線斗爭另一條路線，我想人們現在是明白這點的。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非常有利于創造力和生產力的，特別是分散的傾向。知識分子在工人之中勞動的傾向，在農村建立工業的傾向，在城市設立小工廠，而不是大型的、蘇聯及美國式的工廠，整個趨勢都是傾向于分散工業。這些對中國來說是重要的，因為其他國家正反其道而行，他們都擠到城市中去。許多西方國家正在變得吃不消了。
　　
　　問：你是指生態學和污穢？
　　
　　答：生態學只是一個方面，目前在美國，你可以看到的。空氣是黃色，而水是不能夠飲的。你不可以在河流中游泳。湖澤是死的——在這些湖澤中沒有生命。
　　
　　美國當前局勢同中國五四運動時期很相似
　　
　　問：你曾經在美國講學。在美國的種族活動、青年人的反抗與中國的比較起來又怎樣呢？
　　
　　答：它還未達到同紅衛兵運動一樣的程度，但是它正在發展得很快。這些分歧就如我所提到的一樣，是暴力的問題。
　　
　　在美國，如果學生們聚在一起反對戰爭或者抗議軍訓或者抗議對黑豹黨人的謀殺，這樣，很快就有警察進行鎮壓。當我在中國時，事情并不是這樣的。警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沒有插手，所以學生們不受拘束地進行抨擊。在美國的局勢與一九一九年的（中國）五四運動——一個學生運動的早期階段——更為相似。但是我認為在美國是存在著一個真正革命的因素。在十年前，或者甚至在五年前，你是不會想到這點的。可是這個政府是這樣的愚蠢、這樣的害怕，因此它投下了太多的士兵，而每個人都發覺有些事情實在是錯誤的。
　　
　　問：你發覺在美國對你的看法的歡迎表現得怎樣？
　　
　　答：經常是良好的。
　　
　　問：在美國，你有沒有發現麥卡錫主義或者對中國的恐懼的跡象呢？
　　
　　答：在那里有對中國的恐懼。你無需花很多工夫就會發現這種情況。然而，它是一種這樣的恐懼：假如你站起來發表一個演說，并且說我看到這些，我看到那些，它并不是一個這樣壞的地方。他們將會相信你的。反應很好，我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五的反應是親中國的。他們要知道某些他們沒有想像過的事物，知道這兒有一個社會，它或許有些事情會對我們有教育的。他們被美國的難題所包圍，而且他們問及有關中國的問題并不是真的關于中國的，它們是關于美國的。在那里有沒有兩代之間的隔閡？那些孩子們有沒有吸毒？那些孩子是愛借故生事的嗎？這些其實不是有關中國的問題。它們其實是關于你們（美國）自己的社會的問題。所以這些人是憂心的……
　　
　　問：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和友好的可能性怎樣呢？
　　
　　答：對于兩國人民之間的關系，我是樂觀的。
　　
　　我認為在一段相當的時間內，這兩國政府將不會變得友好。但是我認為他們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就會建立外交關系。加拿大正在設法要承認中國，如果加拿大準備而且這樣做，美國將會在七十年代中跟上來。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8.08

美國教授瓦西里·利昂蒂夫：訪問中國的印象和感想（1973年）
《訪問中國的印象和感想》（待續）
　　
作者:美國教授瓦西里·利昂蒂夫

　　
　　【本刊訊】香港《大公報》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二日譯載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瓦西里·利昂蒂夫一九七二年九月隨美國經濟學協會代表團來我國訪問后撰寫的訪華觀感，題為《訪問中國的印象和感想》，摘要如下：
　　
　　訪華后的一個結論
　　
　　社會主義在中國行得通，這是我此次訪問中國回美后得到的結論。這個結論是經由我從所訪五個大城市觀察到充滿人群的街道上表現出來的生氣蓬勃精神后作出的，是從參觀公社、工廠、學校和在火車上看到的無數田野美麗景象后作出的。種種現象顯示，中國七億——可能是七億五千萬，甚至是八億人民，過著相當好的、有目的、有組織的生活，他們是在一個平均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和至少在目前呈現出的一個和平而和諧的社會中過日子。
　　
　　上述的情形，同我經過香港時看到的當地情況，呈現一個強烈的對照，差別大到幾乎使人難以相信的程度。香港看起來似乎擁有巨大財富和豐富的貨物，但包不住它的極端貧窮和苦海無邊的實情。
　　
　　在火車上所見
　　
　　從香港乘火車去廣州，旅程分成兩個地段：首先，火車從香港開到邊境；過邊境后，換乘火車到廣州。整個旅程所見的大地輪廓，基本上是一樣的：一座座的山，愈到遠處愈大；一條條的大小河道、渠道、湖沼和池塘。地面上，蔬菜種類繁多，可以利用的地方都開辟成田畦了。但是一看到地面上的人，兩個地段呈現的是怎樣大不相同的景象啊！在前一段，沿路的村落宛如人們在印度或波多黎各看到的那種典型的破落的農舍，或者同作者家鄉作一個對比，好像美國南部的貧窮落后地區。看，流經一簇簇屋舍的小河涌。簡直是沒有蓋的水溝，河邊布滿各色各樣的垃圾和廢物；屋舍的后院，甚至在村路上，也是一堆堆的垃圾。可是在經過后一段時，看到的是成群的鵝和鴨子在池塘里游泳，河邊和農舍的后院，收拾整齊，看不到垃圾的蹤跡。
　　
　　再乘火車前進，由廣州到北京，由北京到南京、杭州最后到上海，在這長逾一千英里的路程上，農村、小鎮和城市一一呈現在人們的眼前。但見田野上長著玉米、稻子，灌溉渠道、湖沼和池塘到處可見。人們在使勁地工作，他們在犁地，在割稻，在除草，在打場；男女小孩子在放牛，在放養一群群的鵝鴨，在看豬；捕魚的人在河面上撒網；一隊隊工人在鋪設路軌；各種車子在搬運石頭、磚頭、蘆粟、甘蔗和其他農產品。到處有人們在砌墻，在挖河溝，在造橋，婦女們在河邊洗衣或在后院做各種工作。無論什么地方，看不到閑著的人。中國的農業生產技術一般是老式的。有的地方可以看到在利用馬達泵水。木制農具仍在各種場合上被使用著。
　　
　　在人民公社所見
　　
　　在參觀人民公社時，人們當然看得到運貨汽車、拖拉機、收割機、打谷機和使用化學肥料。這些東西正在迅速地應用在農業生產上，但顯然還沒有足夠的數量來改變農耕的性質，來同古老的傳統耕作方法作一次決戰。雖然看到許多農村都有了電燈，雖然在廣州的工業展覽館里陳列著電影放映機和醫院的手術設備，但是在許多農村里，使用電力諒必還是一個例外，而不是一定有的東西。
　　
　　在參觀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的熱鬧街道后，更加堅定了我從參觀農村時得到的認為中國人在過著忙碌的有目的的生活的印象。街道上到處是自行車（一如美國街道上充塞著汽車），有大型商店也有小型商店，有餐館也有供應食物和飲料的小攤，它們都顧客如云。我并且看到服裝整潔和笑聲不絕的一群年輕女生在砌造一座低低的墻頭，她們有的在拌和泥灰，有的在削去舊磚上的石灰，有的熟練地如同專業泥工那種敏捷的手法在使用泥刀砌磚——這種勞動在美國學童中間是少有的。我還看到一群肩上掛著背包，手牽著手，雖然音調未盡和諧但是熱情地唱著革命歌曲的兒童，在馬路的另一邊列隊行進。在運動場的一角，我看到十多歲的兒童們在打籃球。
　　
　　新中國，最能顯出平等精神的乃是人們的服裝。不論男女老幼，不論在辦公室、工廠和田頭。人們穿的往往是清潔的、顏色不外是藍、白或灰色。在街上還可以看到一些回國觀光的華僑，他們到處都有，人數多到使人驚異，身上穿著刻意打扮的各色服裝，女的圍上寬闊的腰帶，一路上笑容滿面，使看到的人也禁不住想分享他們那份歡笑。更加令人驚異的，乃是人們在今日中國的街道上，看不到在亞、非、拉美一些不發達地區常見的那種衣服破爛、面帶病容的人。
　　
　　在北京一食品商店所見
　　
　　我們在北京曾經參觀一家食品商店，那邊的食物供應情況可以同紐約的大食品公司相比，甚至還要好一些。
　　
　　這家商店分設乳品、雜品、肉類、魚類、家禽類、水果、蔬菜等專柜。放在貨柜里的蔬菜達十七種，雞蛋按品質分成三級，鴨蛋也是這樣。顧客買家禽時可以隨便挑選，并且可以在十分鐘后帶著已經削好、拔光了毛的家禽回家。在這家公司，買東西用不到排成長隊。這對于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里看慣排隊買物情形的旅客們，心里都發生驚異的感覺，此外我還看到售貨員對待顧客并沒有敵對的表現。
　　
　　城鄉之間差別正在縮小
　　
　　由于中國汽車制造工業規模還不夠大，所以各省正在發展自己的汽車生產。但是強調地方自給的政策，會不會促進一些具備土地肥沃、氣候良好條件的地區，同沒有這些條件地區之間，在生活水平上面的不平衡狀態的永久化呢？我認為答案是的確存在著不平衡狀態的，但另一個的確情況是，強調地方自給乃是促進地方努力和發揚地方創造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
　　
　　從長期發展看問題，中國城鄉之間的差別，一方面由于目前還集中在大城市的工業，正在一步步地向農業地區發展，這會縮短城市物質生活同農村物質生活之間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采取其他措施，促使這個距離能夠較快地縮短。
　　
　　在這些措施中，首先要提到農業稅。在中國，農產品是由政府統購統銷的，農業稅的絕對數字長期以來凍結在一定水平上，但是農業生產量在逐年穩定地增長著。這樣一來，如用百分比來表示農業稅稅率，實際上是占公社農產品總額百分之十二，降低到百分之六了。同時，中國政府收購農產品所出的價格也在提高，而在國內向消費者出售這些農業品的價格則是穩定不變，一出一進之間的差額，是由政府從財政總收入項下撥款補償的。至于政府財政的總收入，除了農業稅之外，還有從提高工業品價格而得來的實際上含有購物稅意義的款項，還有從國營生產性企業所提供的利潤而得來的款項。這種實際上等于從購物稅得來的款項，是普遍地出在消費者的身上。由于中國人民的收入比美國平均得多，中國的上述類乎征收購物稅的措施，雖然在形式上同美國政府設計的貨物增值稅有其相似之處，但不象后者那樣會產生在經濟制度上后退的反應。此外，中國把奢侈品的價格比必需品要提高得多，例如從外國進口的手表，售價相當于進口價格的百分之四百。（待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2.15

《訪問中國的印象和感想》（完）
　　
作者:美國教授瓦西里·利昂蒂夫

　　
　　假期·退休年齡
　　
　　我在中國參觀時，替我擔任翻譯的是一女一男，都是北京外語學校的，都結了婚，但尚未生育子女。他們的對象都有工作崗位，一個是飛機工廠的技術員，一個在小學里當教師，工作地點都在離他們學校很遠的郊區。他們平時住在學校宿舍里，但一到輪休的日子，兩對夫婦都回到市內自己家里住。北京的職工住宅，一般是每年繳納房租人民幣二十四元。
　　
　　中國嚴格執行普遍的每星期工作六天。為了照顧有法律上最接近的親屬住在外地的人們，額外規定給予十四天的有薪探親假。旅程不包括在十四天假期之內，旅費由所屬單位給付。
　　
　　中國規定女性五十五歲、男性六十歲，是他們退休的年齡——即可以不工作但并不是必須離開職位。所以規定較低的退休年齡限度，我想是由于中國傳統的工作方式一般地需要花去很大體力的緣故。參加工業勞動的工人，在退休后可以領取原工資百分之七十的年金。在我參觀過的一個農業公社里，年老失去勞力的社員，生活是由他的孩子們供養的；要是沒有子女，那末由公社負起養老責任：讓他住在原來的家里，由另外的社員們輪流供應他吃飯。在中國，老人們是獲得尊敬的，上述的養老辦法，是合乎人道的，同時也是行得通的。公社不但使老有所養，還在老人們去世時，給他們安排合適的喪葬。傳統的大家庭，今天在中國已經在消逝，而改由較小的家庭建成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
　　
　　我在訪問一家醫院時，注意到前來照顧他的，既有他的妻子，還有他的女兒。
　　
　　推廣較新的技術
　　
　　在上海工業展覽館展出的各種十分現代化的工業設備，顯出中國已經把先進的技術用于發展工農業方面。但在人們詢問中國有什么東西可供出口時，中國提出的貨物單，把絲綢、豬鬃、手工藝品和一些礦產品放在最前面。
　　
　　看來，中國正把她的重點放在用進步的管理方法，并逐步推廣較新的但經過試驗的生產技術，來取得較高的勞動生產效率。這些生產技術包括更廣泛地在農業上施用化學肥料、電動抽水機和拖拉機，包括在鐵路交通上用內燃機車代替蒸汽火車頭。中國在以前是以經常發生饑荒著稱于世的，但近年來已經不再發生了。這當然要歸功于在農業上施用進步的生產方法，但更其重要的應該提出在農業生產上有了全面的合理的計劃這一點。中國專家說：“我們估計到在五年中，要有兩個豐收年，兩個歉收年，一個失收年；這是我們預期到的，也是我們準備應付的。”換句話說，中國農業設計專家籌劃的是積存充分的儲備糧，來維持糧食的供應。中國古代皇帝也有類似的計劃，但是它是為上層階級服務的，而現在則是保證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穩定的糧食供應。
　　
　　讓人民能過好日子
　　
　　國家不論貧富，它的政府總是說要讓人民能過好日子。這一點，中國政府看來做得很成功。它不但向人民作了這樣的保證，而且正在實踐這項保證。中國政府已能使它的數以億計的人民，在一個基本上平均的社會制度里，獲得基本需要方面的滿足。
　　
　　今日世界的許多國家，包括先進的和正在發展中的，可以拿出它們具有較高的全國人民平均收入率和生產增長率而引以自豪。實際上，這些數字里面幾乎全部都隱藏著國內長期存在著的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其中在多數國家內，窮人占絕大多數；另一些國家，例如美國，窮人看起來僅占少數，實際上則是一大群。如果不是按照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的數字，而是按照占人口中百分之五或十的最窮的一群人的每年平均收入來排列名次，中國無疑地可以排在距離最高點不遠的位置上面。
　　
　　至少就目前而論，社會主義中國的一項杰出成就表現在已經有效地維持住這樣的一種社會和經濟秩序，即在這個國度里，人民每年的平均收入雖然還很低，但是赤貧的人實際上已經絕了跡。而且，即使人民的勞動報酬在物質上看來還不高，有勞動力的中國人，不論男女，卻都能夠全部就業參加生產。還可以看到，中國人在完成他們的工作任務上面，表現出勤勞和愉快的精神。
　　
　　中國的計劃留有余地
　　
　　計劃要留有余地。中國的計劃制訂者就是這樣地做的。他們能夠把答應做到的事情付諸實現，其所以能夠如此，是由于他們與多數的政客們不同，他們作出的許愿，不超過他們能夠實際上做到的程度。
　　
　　這樣地達到的平衡，自然包含著不穩定的因素。在一個集體事業中，盡管參加者在事實上可以看到預期中的成果已經出現時還會有人自由行動的。針對這一現象，需要進行不間斷的宣傳運動，告訴人們要替公眾多做好事，鼓動人們對工作的熱忱。中國經濟體系之所以能夠做得成功，還存在著更為重要的原因，這就是他們自己不斷地鼓足干勁，以求作出的諾言能夠兌現。
　　
　　維持物價穩定的問題
　　
　　北京的經濟專家們對于已經達到的平衡的敏感性質，是有充分的認識的。當我們提出中國的多數物價——除了若干季節性波動之外，為什么能夠年復一年地維持穩定的問題時，他們承認嚴格執行的精神是一個防震器，它能使物價系統失去本身包含著的波動力，并且需要采取措施以減少物價由于供求關系而發生的矛盾；他們認為如果任由物價無規律地上下波動，是會使得消費者感到驚擾而莫知適從的。
　　
　　中國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后，她的經濟計劃制訂者相信中國已經具有滿足全體人民在物質上的基本需要的能力；他們目前所作的許諾，不超過上述的范圍。中國經濟計劃制訂者的期望，已經合理而良好地實現了。由于有著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工人的竭誠努力，在生產上互相配合，導致經濟計劃的實現，把允許的諾言變成了事實。“‘我為此行而高興”
　　
　　在我快要離開中國的前夕，我曾經步出自己在上海所住的旅館，作一次散步。時間是在晚上，馬路上已少行人，當我轉人行人道的時候，看到路面上有一個廢紙團。如果是在英國的劍橋或美國的紐約的話，我是不會注意到這團東西的。可是由于中國的街道清潔到如同網球場一樣，我看到這團紙了，也讓它留在原處了。但有一個人在路邊樹影下出現，正好同我朝著相反的方向走來，當他看到這個紙團時，他把它揀起來，把它放在白天里由做街道清潔的人掃集在一起的干葉堆里。這個人在維護環境清潔上作出自己的貢獻，其動機是為了集體的利益。他顯然是有意地要這樣做的，因為其他的中國人也在這樣地做，因為中國的街道是沒有瑕疵的清潔。
　　
　　我的心頓時舒暢起來了，是替中國高興，也為我此行而高興。
　　
　　（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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