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中國文革研究網

英國醫生洪若詩演講：我在新中國十五年(原載《參考消息》1974.11.18、19日)

英國著名醫生洪若詩在香港發表演講：《我在新中國十五年》

【本刊訊】香港《文匯報》十一月七日刊登英國著名醫生洪若詩在港大醫學會等單位演講會上作的題為《我在新中國十五年》的演講，摘要如下：

首先請原諒我不能用你們的語言講話，因為我不大懂普通話（以上他是用普通話講的，因而引起全場笑聲）。今次我經港訪華有兩個目的：首先是希望到北京去探望我很久不見的同志們，其次，正如大會的主席先生說的那樣，去了解一下新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況。

很久以前我到過這里，當我剛開始行醫時，我在假期中曾在船上工作。這艘船來中國時，第一個停泊的港口就是香港。正是在香港，我開始認識中國，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中國產生了感情。回顧我在一九三六年最初接觸的中國（我是在一九六九年離開中國的），與我明天將要回到的中國對比起來，差別是巨大的。一九三六年我見到的中國被稱為“東亞病夫”，那是一個很貼切的名稱，因為那時中國到處都是窮困、疾病、腐敗，特別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外國的軍艦停泊在中國的內河中，外國軍隊在街上昂首闊步，城市被分成這個那個租界，到處是武裝警察，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家園里竟完全沒有權利。每天早晨，尸體隨地可見，這些人都是晚上因饑寒交迫而死的，到處都是妓女、乞丐，貧富的強烈對比是我從未見過的。當我離開中國時，我很幼稚，我覺得中國很需要來一個革命。其實我不知道當時已經有很多中國人在這樣想并且在積極進行革命了，而且已經有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導，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就。這就是我在一九三六年所看到的中國。

明天我要回到的中國是一個已經解決了很多問題的國家，這些問題不但多世紀來困擾著中國，也困擾著世界其他國家。例如，中國已經解決了人民食糧的問題，當然中國不是一個富有的國家，我不想給人們覺得中國是一個富有的、沒有問題和困難的國家這樣一個印象，中國還面對著很多問題，很多困難，還是一個比較貧窮和發展中的國家，但是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糧食、沒有人受饑餓的威脅，沒有人光著身體沒有衣服穿，沒有人缺乏居住的地方，沒有人失業，所有兒童都可以進學，消除文盲。但是一九三六年我見到的中國，百分之九十的人沒有機會入學而成了文盲。

舊中國的經濟問題要比現在很多國家的經濟問題更為嚴重。我以前有一個年老的中國教師，他一輩子是教外國人學中文的，當時我能講的中文不多，因為他并不是最好的老師，但我從他那里學到很多關于舊中國的東西。他曾對我說，以前他的薪金是在星期五晚上發的，錢是用一個大袋裝滿交給他的，這并不表示他的薪酬很高，其實他是很窮的，只不過當時的紙幣不值錢。他收到薪金后便馬上跳上腳踏車，盡快把錢拿去買東西，因為他知道，如果他把錢留到星期一，紙幣的價值便會下跌百分之五到十。舊中國的通貨膨脹就是這樣厲害。

中國現在完全沒有漲風，它的經濟是全世界最穩定的。我在新中國十五年之久，必需品的價格沒有上漲一分錢。有些是有變動的，不過是下降了。如手表、腳踏車、收音機、暖水壺等，價錢比以前更便宜了，更普遍了。

中國是一個沒有負債的國家，人民沒有負債，他們不用象我們那樣以分期付款的方法，永遠付不完。中國國家也沒有負債，既沒有內債、也沒有對世界任何國家負債，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說自己是沒有外債內債的。

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改進，我說中國是比較窮的，但值得注意的，她是向富的方向發展。中國是越來越好，每天每個方面都是越來越好。

我不準備花更多時間談中國的成就了，因為更值得我們去了解的是中國偉大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成功的秘訣是什么？其實這里沒有什么秘訣。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每一方面的成就都是因為有了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的領導而取得的，這就是成功的先決條件和基礎。但更為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我認為每個國家總有一天會達到，可能有些易些，有些難些。然而這不是最困難的一部分，最難的還是緊接著奪取政權以后，怎樣把這個國家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正是中國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作，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一項誰也不能預料在什么時候才能完成的工作，是今年呢？明年呢？十年呢？還是五十年呢？根據我在中國十五年，特別是最后的三年，即文化大革命時的經驗，我完全相信，中國一定能達到它的目的——建成共產主義。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個自私將成為歷史的社會，每一個人不只在經濟上得到解放，而且在思想上、理想上、社會上都得到解放的社會必然來臨，盡管這會是一個漫長的路程。

我今天準備跟大家談的，是一些有關醫療方面的問題。從醫療制度，可以反映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醫療服務影響到每一個人，從生到死，醫療服務不可缺少。看中國的醫療制度，我們可以了解社會主義制度。最重要的，也是我首先要談的是“群眾路線”。群眾路線并不是由中國發明的，它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并不是由政客、天才、帝王將相所創造的，而是由廣大的人民群眾創造的。既然如此，那社會主義國家的干部對群眾的態度應該是怎樣的呢？

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觀點去分析群眾意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樣制訂的政策，再讓人民群眾實踐檢驗。中國共產黨貫徹群眾路線有很多的成就。讓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中國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面對著龐大嚴重的醫療問題，其中一個便是醫生的缺乏，當時大約有三萬個西醫，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解放時，他們之中有一些人認為社會主義會對他們不利，跑了去臺灣、香港、舊金山、倫敦、紐約、澳洲等地，當然亦有一些留下來，包括一些有高級醫術的醫生，但他們都在大城市里，并且收費有時很貴，我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是嗜財如命，但中國人民是如此的窮，連飯錢也不夠，所以根本付不起醫藥費，況且，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居住在農村里，那里除了個別教會醫院外，根本沒有醫療人員。當然有一些中醫，但一方面人數不多，二來他們所收的醫藥費又不是窮人可以付得起的，于是，五億人就生活在一個醫療的真空里。解放后，走群眾路線，這問題很快就逐步解決了。毛主席說：“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那里人口占全國大部分，而農業是中國的經濟基礎，所采用的方法，是依靠廣大農民。具體地來說，訓練農民作為醫生。我可以就這方面談談自己的經驗，雖然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片面和不完整的，但也值得拿來談一談。我當時在一間北京的現代化的城市醫院工作，那是一個醫治外科和兒科的專科醫院。有一天，醫院號召組織一個流動醫療隊到農村去服務，很快，報名的人已超過需求的人數，醫療隊什么人都有。他們在中國北方的一個農村，工作了一整年。他們有一項任務，便是訓練赤腳醫生。在十一月的一天，那時的天氣比香港寒冷得多。第一批三十二個青年男女社員從各生產大隊涌來，我們將一間僅可防風的簡陋的屋子作醫學院，大家一同度過四個月。春天來了，他們再回到生產隊從事耕作。……四個月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我們給他們一些基本的醫療知識，這些跟我在英國教書時給低班學生的授課一樣。那一批學生，從前只念過幾本書，當我比較兩批學生的學習進度時，我不禁要問為什么那些農民竟然學得比醫科學生快得多呢？我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我不相信從整個種族與種族來看有智力上的差距，或是單單由于中國人是比較勤奮。原因主要還是他們被選出來的方法，他們是由各人民公社根據他們的政治水平作主要準繩而選出來的，政治水平不是指他們是否能夠背熟馬列或毛主席的著作，或他們的頭街或領有勛章的多少，而是他日常的行為表現，是為集體，為社會主義，為祖國，還是為私利？是勤奮、積極、有進取心，還是相反？政治水平高，又加上自愿報名，便由群眾推舉去接受赤腳醫生訓練。他們之希望訓練成為赤腳醫生，不是希望脫離耕作，不是為一份舒服的整潔的工作，而是為人民服務，是這樣，才會被群眾推舉選拔出來。當然也要考慮其他的條件，例如學歷，但這不是決定性的。那些年輕的醫生被選出來，他們是承擔一個重大的使命，他們有決心，誠懇，努力不懈的學習，進度快是很容易理解的；加上師生之間也沒有隔膜，我們一起工作，吃一樣的食物，穿一樣的衣服，沒有什么隔膜，學習也搞得更好。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把各種因素融匯貫通而加以分析，而不是把各種因素硬崩崩分割開來。在西方，有種種的階層分界，在醫療，有醫學預科、醫科畢業生、深造生、大學畢業生、研究院士等等。中國不相信這一套，中國基本是采取綜合的教學法。例如有一位病人患上咳嗽，我們便一塊兒診斷病情，又例如去殺一頭豬或雞，學習肺部的動作；把肺吹氣，學肺部組織，各種肺部的疾病和醫療方法。故他們所學的都是有用的，生動的和可以實踐的。過了四個月，他們便回農村。農民健康有問題，便去看這些赤腳醫生。通常的毛病，赤腳醫生都能處理，如果他們不能處理，赤腳醫生可以這樣對人說：“我不但可以打電話到就近的鄉村，亦可以打電話到流動醫療隊征求意見，討論病情，如果需要的話亦可以把病人送到醫院去，亦可以把醫生叫來，醫生時刻和我們在一起。”

每個星期，醫療隊會到各村去，和那些受訓的赤腳醫生一起看病，傳授知識，這樣，在整整一個夏天和秋天這些赤腳醫生不斷地從實踐中學習。第二年的冬天，他們又會接受第二階段的訓練。盡管他們得不到什么徽章、名譽、學位，事實上在中國不會有什么人會得到什么學位的。中國人正在建設社會主義，他們是不會把人分成什么博士、碩士、學士之類（笑聲）的，是要把人們團結起來，就好象在人民軍隊里面一樣，當然中國的軍隊是很強大的，但是他們是不必要有什么上校、中校，三劃四劃之類的東西（笑聲）。他們有工作的分配，那位負責班的指揮工作的是班長同志，那位負責團指揮的，是團長同志，負責師指揮的，是師長同志，假如是個士兵，他就是位士兵同志。同樣的這些赤腳醫生不要什么名堂，什么學位，亦不要金錢，他們一切醫療服務都是不收費的，那是對人民的一種服務。他們和其他農民一樣，依然在田里工作，所不同的是他們學了另一種技能，可以無私地為人民服務。建設社會主義，保護著該區人民的健康。

這項政策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今天已經有大約一百萬的受過訓練的赤腳醫生，他們不全是醫生，其中有些是育嬰員，有些是節育輔導員，有些是衛生員，照顧環境衛生，但他們都是醫務工作人員。

一百萬的醫務人員大多數在農村。那就是說，每六百人中就有一位。那就是說，每一個人，大人或小孩，不論他們住在那里，他們都能夠得到醫療服務。這是在中國五千多年歷史中的第一次，也是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現的事情，這不單是說在貧窮國家或地區，就算是在那些富有的國家，譬如美國吧，也沒有的。美國就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是得不到這樣的醫療服務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足夠的錢支付醫藥費，因此，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

雖然，從西方的角度，有些人會這樣說：“雖然是這樣，但是他們受過的訓練太少了……”他們不知道，除了訓練以外，一個好的醫生，還需要些什么其他條件呢？怎樣去分辨一個醫生是好還是不好呢？是否只是知識、專長、技術、經驗才重要呢？還是他對病人的態度、他的責任感，為人民服務的堅決意志更重要呢？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赤腳醫生不但有“紅”的品質，而且，亦肯定地有“專”的實質。當他們初建這樣的學校的時候，他們是沒有電力供應的，現在有了電力了，他們就可以有Ｘ光、有心電圖機、腦電圖機等各種各樣的機械，他們亦開始在深造學習中學用這些儀器了。事實上，在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我們就送出了第一批畢業的赤腳醫生，到城市里去深造學習了。關于“專”的問題，事實上，并不一定需要到什么醫科學院里去，接受五年多六年的訓練才能成為一個好醫生的。現在有好些醫生，是沒有接受過這種正規的訓練的，但是他們都是很好很好的醫生。這些年青的赤腳醫生，將會產生和成為很多很好的專門人材，而且他們大多數都會繼續地留在農村里，把醫療服務送到中國每一個最偏僻的角落，這個光輝的成就是以群眾路線為基礎的。如果沒有群眾路線，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信任群眾、依靠群眾這條路線，是不可能達到的。

我想再多提一個例子，一個比較窄一點的例子，一個曾經公開發表過的例子。

在“大煉鋼鐵”時期，上海有一位工人被嚴重地燒傷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皮膚被燒傷了，他被送到醫院去。面對著醫院領導們的一個問題是：以什么態度對待這件事？一個是以西方的方式：看看統計數字，結論是致命燒傷，沒有機會復原了，只要表揚一下這位工人，為他打強心針，盡盡人事，就交代過去了。

一種態度是：這是中國，并不是西方或美國。這是一九五八年，這一年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完成了偉大的奇跡，他們做出了別人難以想象的事，克服了看來難以解決的困難。他們全體出動，充滿信心，用盡他們可能想到的辦法，去拯救這個病人的性命，最后，依靠他們的秘密武器——群眾路線。他們就是采取這條群眾路線，全國都參加了這場搶救工作，包括電臺、電視，報紙，每天每隔數小時就播送有關的消息，每人都關心這件事。在醫院外，數以千計的人們隨時在等待捐血、獻皮。他們提出各種治療意見，這些意見雖然并非出自專家之口，但往往比專家的意見更寶貴。同時，對院內的專家表示了鼓勵和支持。

有一次，我被邀請到上海去看一位病人，我當時想：“唔，我的工作至少是受到重視了。”所以我說：“好，我樂意去的。”他們用車送我到機場時，我看到在機場里已經有三四十位醫務人員在等著了，他們都是去看同一位病人的。我想，這一定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我到上海后，看到的當然是位重要的人，他是位工人，在中國，工人是重要的。在上海，我遇到三四百名醫務人員，他們包括懷有各種專長的人材，每一個人都可以作出多少的貢獻，雖然有些貢獻得很少，但我們大家都可以學。病人由于疼痛、發燒等病情引起胃口不好，于是從飯店送來了高蛋白質食物；同時在各方面的幫助下，病人在政治意識上感覺到他必須康復起來，他有這樣的責任。所以，他終于吃食物了，而病也逐漸好轉起來了。現在，這病人已回到煉鋼廠工作。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單在于這位煉鋼工人獲救了，更重要的是，群眾參與了搶救工作。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上海，一個姓黃的工人，在工廠工作時手腕前截因意外事故被切斷了，他被送到上海的一間醫院接受治療，縫好了傷口。與此同時，工廠里的工人們拾起受傷工人的斷手時，覺得它仍然柔軟、溫暖，指頭還可以動，他們立即把斷手包好，趕到醫院去，向主管醫生說：“這手看來很好，不好好地利用它真可惜，你可以把它接上嗎？”這對醫務人員來說，是一個挑戰，但他并沒有忽視這個要求。

工作接下來了，很多醫務人員都來參加救治工作。還有很多人來學習，經過交流研究，他們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去，傳授這些技術。在我離開中國之時，中國已經成功地接駁了二百多個四肢和手指，其中手指是比較困難的，目前世界上還只有中國是唯一可以做到的國家。

一九六五年，我在英國作了個斷肢再植的講座，同時放了一套電影，若果不是親眼看到電影，我想他們不會相信。他們問，為什么中國人做到的，我們不能呢？是不是中國人的眼力好，有耐性，或是其他原因？我想正確的答案是：因為有毛澤東主席的領導！聽來不容易明白，但它是真實的。一個接駁手指的手術，需十七個小時的一個極度集中而細致的集體工作，若其中一條靜脈或者動脈阻塞了，就要再多花七個小時，把它重新駁通，這樣就總共要花二十四小時了。究竟這種忘我精神是從那里來的？他們不是為名，又不是為更高的薪酬，他們為的是什么？他們的努力，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是為人民服務，是為了新中國的未來而作出的。這種目標又從何而來呢？——是從毛澤東思想來的。在中國，很多很多中國人就是這樣的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真正的要為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而努力工作。而這件接駁手指的手術不過是這種精神的一個例子！

我想講一點有關文革的意義和發展。正如我上面談到，奪取政權不是最困難的，蘇聯有過，其他國家也有過，中國也有過，最困難的是如何使這個社會主義的革命進行到底。在蘇聯這個革命慢慢地停下來，而且發展到了它的反面。誰能保證在蘇聯所發生的事情不會在中國發生呢？中國人民，尤其是領導人都很關心，因為他們重視修正主義的危險性，著意反修防修。

我明天要到中國去的另一個目的是想了解目前中國的狀況，我不想耽誤大家太多寶貴時間了，如果大家有什么問題，我們一起討論。謝謝。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1.18、1974.11.19

美國《國會記錄》刊載：斯科特的訪華報告（未完待續） 

【本刊訊】美國《國會記錄》發表了五月十一日斯科特在參議院所作的訪華報告。全文如下：

議長先生，首先我要感謝杰出的多數黨領袖，因為他發表了很好的熱情的講話。其次我要說，在我們歷時十六天、旅程八千公里合五千英里的旅行過程中，一一切是比較愉快的和有樂趣的，沒有同多數黨領袖或者同我們一行的其他人發生絲毫的摩擦或不和；杰出的多數黨領袖的脾氣是這樣好，單是同他呆在一起就是一件樂事；同他一起旅行并看到他的淵博的知識和他對整個亞洲地區的深切關心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的，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我認為，由于我是同杰出的多數黨領袖一起旅行的，因而使我學到了更多的東西，而且我相信，由于我們能夠把這次訪問放在兩黨一致的基礎上來進行，從而不可能從這次訪問中得到任何黨派斗爭方面的好處，因而我們兩人都學到了更多的東西。由于這次訪問是兩黨性質的，因此我們能夠再一次使我們的東道主確信，美國兩黨都強烈希望同地球上的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加強聯系，擴大關系。

由于對情況的了解是一片空白，而且幾乎不會有人來反駁我們，我們會情不自禁地用粗線條來描繪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且想當然地得出一些重要的結論，而使人們欽佩我們聰明。幸而我們知道不久會有別人接著去中國，因而沖淡了情不自禁這樣做的心情。同時，中國問題既深且廣，因此我們在這十六天中沒有了解它的全部情況也是會得到原諒的。

因此我們只想談談一些比較具體的意見，這些意見是根據個人的談話、觀察以及從實地看到的東西所作的推論得出的。簡單地說，我們只想談談那些根據經驗認為有理由相信的東西，我們認為根據這些東西可以有把握地作出判斷并建議采取行動。

在十六天當中，我們旅行了五千多英里，訪問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長沙和廣州等六個城市。我們在這些城市坐汽車進行各種參觀和游覽活動，一共行駛了五百英里以上。我們在黃浦江和長江坐汽艇游覽了整個上海港。因此我們至少秒稍看了中國鄉村和城市的一個實在的橫斷面。

人們無法適當地說明浸沉在一個同我們隔絕了二十二年的國家里在風尚方面引起的震動。我們參議院中的大多數人在最近若干年很少能掌握一部分控制權。在這里，我們只能說出一些很初步的結論。通常的外交上的準備、磋商和細節安排有待關系正常化以后進行。到中國去旅行的人是沒有人所熟悉的道路的。

我們四月十八日在上海受到的接待立即表現出熱情、友好的禮貌，這是整個訪問和在這次訪問中遇到的每個人的特點。對于我們所有中國東道主的殷勤好客的完美程度，無論怎么說都不會過分。他們顯然是在不遺余力地保證我們的舒適、安全和愉快。同我們這一行接觸的每個人都是他們國家的出色的大使。他們的整個表現突出地證明了他們的真誠態度和專業能力。我們曾經一再表示希望來美國訪問的中國客人將受到同我們在他們國家所受到的一樣出色的接待。在我們回來之后我們了解到中國的運動員確實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只有聯系到促使中國采取行動的力量和采取這些行動的歷史背景，人們才能理解中國并對它作出估價。這些力量不是僅僅在富有愛國色彩的節日里空想的抽象東西——而是日常行動的基礎，是新中國賴以締造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東西。

解放——一九四九年——是“重要的分界線”。解放后，成立了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經過幾十年斗爭實現的新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前，經歷了五十年的混亂、剝奪和入侵，而在那些年代以前又經歷了若干世紀的國內剝削和國外壓迫。

所有的生產和行動都是以它同“解放前”的關系來衡量的。

中國共產黨的兩個總的成就建立了它在中國人民中間的信用以及它對中國人民的吸引力，而這同意識形態問題是完全無關的。一項成就就是建立了國家地位，使得中國自從十八世紀以來第一次能夠在自己的領土上在不受外來干涉和沒有國內混亂的情況下進行自己的活動。中國已成為完全在它的中央政時控制下的統一的國家。

解放后取得的第二個重大的成就是群眾達到了他們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這就意味著群眾有衣穿，有飯吃，有房子住，能享受醫療待遇，足以使他們在一個進行生產的社會里維持勞動能力，而不必為日常生活發愁。生存和生活是有差別的——盡管他們現時的生活標準還是很低的，這是他們自己坦率地承認的。基礎是中國站立的土地和呼吸的空氣。進行教育、指導、鼓舞和領導的是毛主席。形象特別高大、比任何其他人更接近于東方升起的紅太陽的是這樣一個人，他締造了新中國，他并決定這個國家的現在和未來。

中國有沒有擺脫神和把一個人樹立為神？

我們向我們的東道主詳細詢問了毛主義中用來取代舊的已經消失的神的個人崇拜或獻身精神方面。“毛因為他對人民所做的貢獻而得到人民的欽佩和愛戴，——沒有個人崇拜。”但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導師的作用是存在的，思想的純潔在其它地方的較為不利的情況下產生了一些不夠圓滿的情況。中國人信仰什么？“正如毛主席所規定的——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毛的兩個最值得美國人了解的思想是：

“要使全體干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

中國的“普通人”對我們的訪問是抱著很大的好奇心的，特別是在西安和長沙，因為我們在那里是比較少見的人種。但是我們在各地都吸引著成群的友好和好奇的旁觀者。兒童們往往鼓掌和揮手，我們用中國的方式予以回答。幾群人在看到載著外國人的黑色紅旗牌轎車時似乎條件反射地鼓起掌來，同時我們認為對我們的反應大部分是自發的。好笑的是，當我們經過北京的一條小路時，一位帶著一隊小學生的年青人突然帶領他們唱起一首有名的學校歌曲：“阿爾巴尼亞”。我們認為，雖然我們可以明顯地被認出是外國人，但是除去北京之外，在我們在各城市訪問過的具體地方之外的人民群眾，沒有被告知關于我們或我們訪問的特別情況。但是我們的東道主堅持說，有些其它城市的人從報紙上知道我們是美國的訪問者的。

我可以再說一點，我們曾在北京的電視里出現過，我相信由于那個原因在街上人們認出了我們。

外國人是不常見的，因此，中國人覺得好奇是可以理解的。參加過競選的人對此是一點也不會在意的。我在這里還要說，有意思的是，同我們一起去中國的記者曾報道中國人缺乏好奇心。我覺得也許是記者們缺乏研究；因為，我以前就知道中國人民，在中國國內外的中國人，我一向知道他們對每個人和每件事都是非常好奇的。每當我們中的任何人站在街上看櫥窗或者甚至穿過馬路的時候，在你察覺之前，你身邊已聚集了有四十人或四十人以上的人群，他們一聲不吭，只是瞪著眼睛看著，凝視著西方人。

我們聽說，中國人是不流露感情的，然而在一些公園里，和幾乎在每個地方（除了在擁擠的市中心街道上以外），我們卻博得人們的掌聲。在農村，在公社，在博物館里，以及在每個地方都有跡象表明人們愿意同西方人互致親善的表示。

中國人是怎樣介紹他們的經濟狀況和生產情況的呢？他們稱它是“落后的”。他們說他們的國家是“發展中的”或“新興的”。非常明確地說，中國人在精力方面是不落后的。沒有漠不關心的現象，不容忍事情惡化的任何趨向。

在工廠里、公社里和在街頭，人們可以看到充滿活力，生氣和獻身精神的景象

——一種奮勇向前的斗爭精神。但是毫無問題，這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在回答中國人的問題時，我們提到在美國糧食過剩，這時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使他們相信。現在，中國在農業生產方面已達到了穩定階段，從事農業生產的大約占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產的糧食足以養活中國人。然而，今天中國的農業是一種古代制度的完滿的階段——而不是我們所知道的那種現代農業部門。糞便在消毒以后仍然是基本的肥料。馬、牛和水牛拖著犁耕地。種植是用手進行的。但是還有許多小型的多種用途的拖拉機，我認為這種拖拉機的使用將會變得更加普遍。中國人民認識到需要把他們的人口從農業生產轉移到更大的工業生產方面去。他們由于缺乏研究，缺乏對農民的教育和沒有物質條件來影響大約六億四千萬農民而受到阻礙。

但是，他們正在抱著決心前進。

在上海郊區我們訪問了嘉定縣的馬陸人民公社。中國人對這個公社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這個公社里，我們訪問了一個生產隊——基層核算單位。除了種植稻子和其他糧食以外，這個生產隊還飼養雞、鴨、豬、羊和魚。它有自己的小型修配廠和工具制造廠。簡言之，它是一個平均水準以上的典型的自給自足的鄉村社會。尚未實行在較大的單位進行專業化的生產。該生產隊的居民每人每年交納醫療費八十六美分。每個家庭有一小塊自留地種植蔬菜以供家用。去年每個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為三百六十一美元。蓋一所四個房間的房子（沒有自來水，廚房里燒煤），社員要花二百五十美元左右，我還可以補充說一點，如果一個社員很幸運的話，他可以花八百美元左右來蓋房子，在這方面他可以得到伙伴們的幫助，也可以從當地的信用社借錢，以支付房屋的修建費。至于以后他是否能夠隨意支配這所房子，我們無法確定。有人告訴我們，社員可以這樣作，但是從未有人告訴我們，他如何能夠這樣作。

我們還在杭州郊區訪問了西湖人民公社十四個生產隊中的一個。其中十個生產隊專門生產茶葉，這個公社是比較富裕的，去年每家的收入為大約四百三十美元。

在西湖人民公社，象在手工業工廠和工藝品工廠里一樣，我們發現，在集體計劃經濟的范圍內和符合革命精神的情況下是允許多樣化的。并不是做任何事情的方法都千篇一律。工業部門的工資標準是全國劃一的，分為八級，但我們發現，有跡象表明在其它部門也有實行計件工資的。在文化革命期間廢除了金錢刺激。但是，個別工人可以得到假期到療養地休養，以獎勵他們的模范成就。在西湖，用大熱鍋烘制茶葉的制茶工人是記工分的，工分數根據一個作業班的產品的“數量和質量”來定。四人作業班的產品及其等級情況每天在一塊大黑板上公布。

我們參觀了幾個手工業工廠。在這些工廠里，工資根據技術水平和產量而各不相同——從每月十三美元到每月四十多美元不等，大多數人的工資是每月二十四美元左右，這個數字是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額。中國在繼續生產高質量的手工藝品，這些產品大量使用手工勞動，同時盡可能地使用現代化的工具和裝配線。保持傳統的技術和工藝品是受到鼓勵的。在中國這種世世代代對工人的尊重是符合黨的路線的。

作為對中國文明的文化方面感興趣的一個人，讓我補充幾句話：從技術角度來看，作品是好的，做得巧妙而完善的。但是它是合乎常規的，它是現代化的嗎？它謹慎地尊重傳統的作品。它不是大膽、不是創新的，不是印象主義的，不是抽象的。人們覺得它最好不是這樣的。

我們一行的一些人參觀了北京石油化工總廠。這是讓我們參觀的唯一現代化工廠。下面是中國人介紹的情況：

這個廠設在北京西南三十英里的蜿蜒的花崗巖山的山腳下，這是中國人實行的工業分散和地區自給自足的做法的一個重要例子。

這條總路線是作為一項基本的計劃工作而在全國推行的。

對于一切資源的使用和關于各種生產的輕重緩急的安排都是由精心制訂的五年計劃加以規定并且由一年計劃加以具體規定的。制訂計劃的程序是由國家到省、由省到縣、由縣到人民公社（城鎮）這樣層層布置下來。在每一級，下級計劃委員會可能要同上級計劃委員會進行討論。指標是非常具體和詳細的。有許多證據表明中國人在達到這些指標方面、特別是在擴展水利事業和醫療衛生事業方面一直是成功的。在這里我要插一句：在南方的廣東省有許多人民公社能夠每年收三次作物，他們告訴我們，大多數公社每年收獲稻米或其他糧食作物兩次。（未完待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6.05

      飛機撒藥

美國《國會記錄》刊載：斯科特的訪華報告（完）

教育

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文化革命中受到很大的破壞。直到現在才恢復穩定。在我們所訪問的大學里，直到最近才招新生，正式開班。招收新生主要是根據一所大學、當地的革命委員會、干部或軍隊的推薦，而不是根據入學前的準備情況。合適的對象和領導人是從群眾中挑選出來受高等訓練的。學生們是專心和熱情洋溢的。設備是足夠的。課程是基本的和專門的，是著眼于盡早使學生參加生產。目前大學教育水平比不上西方大學的水平。在我看來，他們似乎還沒有從一九六五年的事件和接著發生的事件的文化沖擊中恢復過來。他們的研究工作也還沒有完全恢復它在中國學術界的正常地位。正在作出一切努力來防止出現同群眾格格不入的受過教育的上層人物。這就拉平了而不是提高了整個進程。

中國人說小學教育是普及的，但是他們說城市街頭的大量學齡兒童能夠人學是由于采取了輪班上課的辦法。有升中學資格的人當中升學的不超過百分之四十。但是我們聽說，在目前進行更完全的教育是不符合于當前的發展階段的，是超過他們在生活中所能分配到的工作崗位所需要的教育的。真正的原因大概是缺少充分的設備。

醫療

國會醫生皮爾遜特別參觀了從農場和工廠到大城市的醫院和醫學院的醫療設備，他的陪同、詢問和結論對我們大家都是極有價值的。今天中國醫療事業的方針是向占它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廣大農民群眾提供醫療。直到幾年前為止，這樣一大部分人幾乎享受不到醫療。

醫學院現在收的學生只上過幾年正規學校。他們已經把在校上課時間削減了一半，現在只上三年。他們把學生的數目增加了很多倍，以便為群眾培養出更多的醫生。去年復課的中山醫學院每級有六百名學生，而在一九六六年關閉時每級約有一百名學生。他們訓練的是“赤腳醫生”，相當于我們的衛生員。這些醫務工作者在公共衛生措施方面和在動員農民消滅釘螺（它能引起可怕的血吸蟲病）和消滅蒼蠅和蚊子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糞便（仍然占中國肥料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處理是醫務工作者一個重大貢獻——這是很多其它國家完全可以運用的一種重要的先進辦法。

使人感興趣的另外一件事是：兒童是那樣一心一意地消滅蒼蠅和昆蟲，雖然我們在廣州有時候是在九十和九十二度的溫度下旅行，我的妻子和我除了看到一只孤零零地飛的蒼蠅之外，再也沒有看到過蒼蠅——而這是共同的觀察的結果。

各種醫療計劃同工農業計劃配合得非常好。

我們的醫生和我們一行的其他人曾八次看到在中國運用了幾千年的針刺治療。它被用于治療腸道疾病、頭痛。牙痛、風濕和肺炎。它除去心理上的好處外，是否有實在的價值，還需要進一步的估價。

針刺麻醉我們也看到過，并且在很多情況下無疑是有效的。我們很多人曾看過一部十分有趣的紀錄片，內容是介紹用針麻進行手術的情況。在我們參觀的醫院里，它被用于所實行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外科手術中。我們的代表團有些人看到了剖腹產手術、胃切除和甲狀腺割除手術，都是在沒有用麻醉藥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似乎有著明顯的好處，美國和其他西方醫務人員都正在很感興趣地注意這件事。甚至中國的醫生對針刺麻醉的作用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也不完全了解，對這方面的研究正在迅速進行著；但是據認為，在脊髓或腦部對痛感產生某種抑制。

從中國的以前的水平看，它在醫藥方面的進展是給人印象深刻的。各級醫務人員的獻身精神和熱情、特別是為了繼續得到改進而作的努力，是使人感到意外和耳目一新的。

文化

革命的結構及其伸延已從上至下納入這個制度。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的干部引導群眾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自我教育，通過群眾性的說服工作來進行教育。在村口張貼著榜文，工作好的會得到表揚，工作壞的受到批評。黨員必須起模范作用，否則會被開除出黨。報紙和電臺贊揚優秀工作者，指責消極被動的人。良好的品質是得人心的。歌曲、戲劇、芭蕾舞、兒童游戲、詩歌、文學以及其他一切可資利用的手段都執行黨的路線。不同意見只出現在描寫痛悔過去的反對者的喜劇故事中，這些人改變了自己的主見，并通過自我教育和教育服從了黨的路線，常常用說唱表現這種情節，這種形式用上很多身段動作，并配以適當的音樂。正當地表現自我以及表現獻身革命以外的任何其他事物，都是不容許的。正如毛說：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中國人辛勤地修復、保護、粉刷和維護宮殿、公園以及中國的其他歷史古跡。從這里，群眾認識到他們作為有高度技能和成就的勞動者的光榮歷史。他們還認識到皇帝以及統治階級對他們的剝削。今天他們的工作量與以前沒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們能比過去更加充分地直接地享受工作的利益。

我不準備詳細描寫我們訪問過的一些歷史勝跡的瑰麗場面，我在附錄中列舉了這些地點以及中國人對這些地點的說明。

討論

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的十六天中，我們有機會同中國政府的主要官員們進行了坦率和有意義的討論。我們花了將近五小時同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進行討論，另外用了五小時同周恩來總理進行討論，再加上在總理為我們舉行的宴會上進行了三小時的討論。

這些討論涉及許多問題，正如人們可能預料到的那樣，在印度支那問題上花費了許多時間。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和我一致同意這位總理提出的下述要求：因為所討論的地區還涉及除了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一些國家，所以我們將不公布我們的非正式討論的比較機密的方面。

因此，我對這些討論情況不能談得太多，只能說，它們是坦率的有時是直率的討論，雙方無拘束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并尋求一致的方面。

討論的同中國和美國人民有關的問題之一是交流和訪問問題。

這位總理表示，他認為應該鼓勵在各個領域里的交流，并告訴我大約三十名美國商人將要參加廣州交易會，我后來參觀這個交易會時確實看到了他們中的一些人。總理還告訴我們眾議院的領袖、眾議員博格斯和福特將在六月份訪華——我認為他說的是六月二十六日。我們是從這位中國總理那里第一次知道了這個訪問日期的，我們發現他對美國事務消息特別靈通。他說，中國人還要考慮讓其他一些國會議員訪華。關于這個問題，正如尊敬的多數黨領袖所指出的，提到了一些委員會的成員，還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了參議員和眾議員普遍表示要訪華的愿望，他們希望前去訪問，也許要分成兩人、三人或四人為一組分批前去，或許在明年晚些時候前去，或者單獨前去，或者隨著中國的設備擴大，也許每批有更多的人前去。

在接待訪問者方面的困難是，缺乏容納大批人的足夠的旅館設備，需要增加有訓練的譯員，和需要增加中國外交學會的人員。據我看，他們愿意接待訪問者是很明顯的，但是他們接待訪問者的能力看來因他們的設備而受到限制。

總理對于總統和美國人民對最近訪問美國的中國乒乓球隊的接待特別感到高興。我們得知總統在玫瑰園接待乒乓球隊的消息，也是從周恩來總理那兒獲悉的，因為我們在北京期間的新聞來源——其他的新聞來源——是不十分充分的。

人們得到的印象是，中國人非常希望兩國之間增加交流，但是現在沒有容納大批來訪者的設備。他們正在努力擴大他們接待來訪者的設備和增加他們的旅游業人員，這樣他們就能夠接待越來越多的外國來訪者。

在這方面，尊敬的多數黨領袖和我也提到文化交流、互派記者和體育交流等。我們的中國東道主對待這個意見表示出友好的態度。他們是完全不抱成見的。例如：他們提到那天晚上正在演出名為《白毛女》的芭蕾舞劇（我們看了這個劇）的上海芭蕾舞劇團，并表示可能有類似的芭蕾舞劇團訪問美國。

要是我不說我曾主張讓費城管弦樂隊和匹茲堡的交響樂到中國去訪問，那我就是對賓夕法尼亞州不忠實。尊敬的多數黨領袖可以提出有關他自己喜愛的文化和體育團體的建議，我將不予以干預，但是，我認為政府對這些交流是不抱成見的。

我們確實也提出了某些問題，我不能詳細地談這些問題，但是已引起最高當局注意，人們將希望拘留在印度支那或中國某個地方的那些記者能夠獲釋。我們相當詳細但是又相當廣泛地向有關的人談過這個問題。

我提到全國廣播公司的韋爾斯·漢根；一位自由記者肖思·弗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達納·斯通和合眾國際社的特里·雷諾茲。據我們了解，所有這些問題都在研究。

我們沒有得到諾言，但是我們仍然抱著希望。我們希望，我們的調停會是有幫助的，只有時間會說明問題。

概論

我們才開始對中國進行了解。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關于它的許多情況——或是簡而言之——是什么東西在推動著它。解放以來在物質方面有了巨大的進步，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中國今后往何處去呢？革命的動蕩狀態是否能保持下去而社會不發生災難性的不穩局面呢？顯而易見的熱情和獻身精神能保持下去嗎？在毛百年以后會不會有能和他相比的領導？中國自稱它的目標是非侵略性的，這種說法到底適用到什么程度呢？

我必須補充說一下，我們深深感到，中國人民認為他們國內的問題已經夠多了，因此，他們對領土的興趣到目前為止僅僅限于中國領土——或者是中國人根據他們自己過去的記載而要求得到的領土。所以，關于他們是非侵略性的記載是良好的。

我要重復，這種說法到底適用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可以的話，讓我來把一些判斷和結論概述一下。

整個來說，中國有某種同我們的知識、經驗和概念根本不同的東西。

中國是在軍事、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面經過十分慎重和精心計劃之后行動的。中國在走向新中國的路上吸收其遺產中的有用部分而拋棄了其余部分。西方的文明簡直就是憑它文化的力量和影響來瓦解不發達的社會。在中國，我們看到了一種具有強大力量的文化，這種文化決心走自己的道路，從西方吸取它需要的東西，而保留它自己的風格和方向。中國用它自己的話說，是一個面臨著許多有待作出的決定和許多可供選擇的行動方針的發展中的國家。

重要的是我們將在最大的程度上使關系正常化。同時，我們必須對以下的事實保持戒心，即在我們對人類和社會的看法方面存在著基本的哲學上的分歧。然而，在這一個范圍內，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有可能和平共處的。

我認為，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和我的訪問將大大增進我國對中國的了解。眾議院杰出的領導人杰里·福特和黑爾·博格斯即將對中國的訪問可以在總統所建立的善意的基礎上更加穩妥地繼續作出努力，我相信，我們的訪問已經進一步促進了這種善意。我希望我們兩國之間將進行更多的和頻繁的接觸，其中包括我在參議院的同僚們的訪問。（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6.06

《日本經濟新聞》文章《建設七億人民的國家----中國》（1970年09月）
《日本經濟新聞》文章《建設七億人民的國家----中國》（一）

【本刊訊】《日本經濟新聞》從八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九日連載了該報“亞洲問題研究會”的一篇題為《建設七億人民的國家——中國》的文章。

該報在這篇文章前面所加的按語說：“中國的積極的外交活動，最近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由于再次派大使去各國赴任，外交陣勢也正在穩步而順利地展開。不論是呼吁亞洲、非洲地區結成‘反帝國際統一戰線’也好，或是以中法關系的新局面為軸心的‘同西方世界共處的熱情’也好，恐怕都是象征著中國從原則立場出發，謀求擴大在國際社會中的領導權的姿態。文化革命后，對外貿易也已經恢復，并且正在向擴大的基本方向前進。從‘外交是內政的延長’這個國策上來說，支撐這種對外姿態的內情怎么樣呢？現在讓我們從生活情況到工農業的現狀來談一談中國的國民經濟。”

這篇文章全文共分五章，摘要連載如下：

教育改革：從根本上提高農村的文化生活教育運動

從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以來，中國就一直把充實和加強臨戰體制作為國家一切建設的基本任務。中國的方針是：“加強萬無一失的體制，以便對付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指蘇聯）隨時挑起的任何戰爭。”而且從一九六八年秋，直轄市、省、自治區等一級的革命委員會在整個大陸上成立后不久，《人民日報》作為改革的方向，就下列題目在報紙上展開了討論：（１）農村的生產大隊接管公立小學；（２）關于農村的醫療衛生制度；（３）貧農、下中農是否可以管理農村的商業；（４）應該怎樣辦社會主義的大學；（５）應該怎么樣辦好干部學校。

這五個題目的著眼點是要通過從小學、中學直到大學的教育改革和干部的再教育來培養新的一代和利用現有的干部，并且以此為基礎“從根本上提高”農村的文化生活，這些方面都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

然而作為“成名成家”的手段、成了“修正主義溫床”的舊教育制度被打破之后，造就人材的道路現在正“從摸索向實行”的階段過渡，如果從這種觀點來看，就可以說文化革命尚在繼續進行之中。

在“備戰、備荒”這樣的口號下，為什么造就人材的問題作為國策的核心而如此加以強調呢？現在又重新高喊：“給農村帶來光明”，其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當年抗日戰爭中毛主席從延安發表了“政治動員令”，“號召動員一切力量！”。八路軍的農村工作就是遵照這一指示進行的。

被排斥的農民

然而，建國后二十年，在中國還沒有義務教育的制度。貧農的孩子們即使人了新辦的公立學校，也會被知識分子出身的教師說成“教這些傻瓜，升學率低，妨礙自己出名”而被攆出來。農民們在《人民日報》上的討論中，傾吐了“在劉鄧路線下被排斥的怒火”說，過去在村里自己組織的曾被認為是不合法的小學校里學點寫寫算算就已經是難得的了。

現在，造就人材是以“政治動員”作為目標。首先，在農村由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管理小學和中學；在城市由工廠街道委員會管理，并且把小學——初級中學——高級中學的修業年限從六、三、三制縮短為五、二、二制。同時，在理工科方面，正在把從高中升入大學的路線變為高中——生產崗位——大學——生產崗位的路線。而且在農村，小學教育也漸漸地向一般農民開放了門戶。“赤腳醫生”也正在迅速地普及。它是消除農村缺醫的辦法，使農村的青年在短期內達到軍隊里衛生兵的水平，一個村莊至少要產生一個“赤腳醫生”。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同樣是通過《人民日報》的連續討論要大體上固定下來。不容忽視的是，從去年八月醫藥品、醫療器械包括抗生素在內價格的大幅度降低，成了一種促進劑。

普及有線廣播

作為“政治動員”的標志，文化革命期間在農村有線廣播網明顯地普及了。解放后，在農村無論哪一家都把暖水瓶作為“文明開化的標志”而普及了。假如說“暖水瓶文化”是標志從戰亂和遭受國內外的掠奪下獲得了解放、生活穩定的象征的話，那么現在的狀況也許可以說“有線廣播文化”給與了農民“參加政治的思想”。

農業：借豐收的機會進行貯備，為備戰而厲行節約 加快建設倉庫

國家收購夏收作物的工作，今年大體在七月底就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真是名副其實，“七十年代農業戰線上第一仗取得了勝利”。

并且在“備戰、備荒”這個建國的基本方針下，開始加快建設倉庫。

真的，農村的氣氛正在變化。一九五九年以后由于三年連續的自然災害，當時那種愁眉莫展的樣子已經在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掃清了，可是生活的穩定造成了“已經不需艱苦勞動”、安于現狀的情緒，形成了作為“一馴服工具”的農民形象，這是不能否認的。因此也可以說當時是出現了忘記過去的苦，滿足于豐收的農村風氣。文化大革命制止了農村中的這種傾向。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9.25

 
《日本經濟新聞》文章《建設七億人民的國家─中國》（二） 

臉盆也當作測量儀

“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經濟建設總路線，如果只從財政上的投資貸款作為重點辦法的觀點來看，只能看到矛盾重重。可是從根本上進行農業這個國民經濟基礎的投資，化學肥料、拖拉機、農藥等農業資材和農民的生活物資都必須有工業的支援，因此，工業部門所需的建設資金和工業原料要依靠農業。這是從中國經濟的現實出發的路線。

目前，工業部門的收入雖已占國家財政的過半，但是還看不到對農業的支出比重增大的趨向。可以說，目前正在努力勤儉貯蓄，目的是不把因豐收而增加的部分消費于大吃大喝，而是直接用以增加建國的資源，“‘提高（農產品）商品化的比率”。

山西省昔陽縣的大寨大隊被認為“自力更生的模范”也是應該肯定的。這個大隊不向國庫伸手，用幾年的時間，孜孜不倦，建設梯田，實現了鞏固生產力的基礎。在華北太行山脈開鑿的中國最長的公路隧道全長八百米，是農民用臉盆裝水代替水平儀進行測量的，據說誤差只有十九厘米。

但是中國農業落后的實際狀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迅速改變的。七月九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強調要照顧在農村落戶的青年時說，“這些青年才是徹底改變‘一窮二白’的農村的寶貴力量”。這是指望“下放青年”發揮提高農村基礎的作用，同時也可以認為這是中央領導對基本上還落后的貧窮的中國農村的現實的看法。

不改變現行制度

過去，中國是通過建國后的土地改革，從初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然后是人民公社這樣的制度改革而試行提高農業生產力的。以后又以調整規模的方式縮小了當初的公社經營規模，普遍實行以生產隊為基層經營農業單位的生產隊——生產大隊——公社的“三級所有制”。這種農村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是否會改變，是人們所注意的，但是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在改變包括自留地在內的農村所有制上必須慎重。這條路線通過今年第二期《紅旗》文章《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道路》一文已經固定下來。看來，在達到“全民所有制”的長期過渡時期中，暫時將按現行的“集體所有制”扎實地一步一步地堅持下去。

工業：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發展工業模范的家庭婦女工廠

八月五日北京廣播電臺報道了在中國西北的蘭州迅速發展小型工業的狀況。作為一個實例，介紹了一家工具工廠。幾位家庭婦女傾囊湊了五十元的“資本”，從家里拿來錘子和銼刀等，就象婦女會的工作教室一樣開始了工作。現在據說著手制造幾種汽車零件，迄今已經向國家上繳利潤七萬八千元，內部保留的公積金有十二萬八千余元。蘭州市革命委員會給這個工廠命名為“先進模范”廠。

報道鋼鐵、化學、石油、有色金屬、煤炭、造船、交通運輸等中國工業動態的消息最近增多了。同時，地方小型工業的誕生和成長的消息也不斷從大陸各地傳來。擁有最新技術和設備的大型企業和因襲原來手工業方式的中小型企業并駕齊驅。總之，化學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冶金工業部等政府直屬的“中央的國營企業”和省、市、縣等地方政府所管轄的“地方國營企業”“‘兩條腿走路的中國工業”已經開始名副其實地發展起來了。

相信“群眾路線”

“兩條腿走路的路線”雖然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時候開始提倡的，但以后按照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主張，轉變為“大企業優先路線”的方向。現在恢復這條路線，是因為要扶植地方工業，提高農村水平，在整個大陸上鞏固備戰體制。

到了今年才正式宣布恢復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水平，使人認識到，文化大革命揭幕的一九六六年，工業生產達到建國以來，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的水平這一事實。但這些消息的重點可以說是表明對重新改組和重建起來的行政組織，即對毛澤東、林彪體制的司令部和在這個司令部指導下走上軌道的“群眾路線”的信心。

恢復工人的發言權

去年四月在“九大”發表的林彪報告提到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但是工業部門中的問題似乎在于管理制度。六一年九月根據“劉少奇路線”制定并公布了《國營企業工作條例》，根據這個條例建立了獨立核算制和經營管理權，實行定額制，企業內的一切權限集中于總工程師、總會計師、廠長等，即“四師一長制”。

因此，工人在這樣龐大而且官僚化的組織和機構中，失去了一切發言機會，他們對工作既不關心，也沒有熱情，只看著各種各樣的獎金，變成了只考慮“自己眼前的小事，為吃飯而勞動”的小家庭主義者。從《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中也能看到這種傾向。

現在工業部門的管理制度通過群眾討論，分為應該保存的和應該廢除的兩類，在所有的產業部門中進行試驗，積累經驗，加以改革。中央領導人也避免發出統一的指示通知，而加強經驗的交流，介紹典型，展開群眾運動。

直接關系到加強農業

在“兩條腿走路的經濟”路線下，典型的就是新設小規模的化肥工廠和農村水力發電站。這都和加強農業生產力的基礎有直接關系，這是不可忽視的動向。尤其是小規模化肥工廠，把重點放在生產碳酸氫銨，這種工業不需要高度技術和不銹鋼的設備。這可以說是特點。

總之，在掀起紅衛兵運動以前不久，毛主席發出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的號召通過文化大革命喚起了群眾的積極性，從而出現了“群眾興辦工業”和“舉辦為農業服務的工業”這樣的現狀。目前介紹模范工廠的群眾運動將推廣和深入到什么程度，當然和制定新的法制的動向是分不開的，因此，如何糾正基礎工業的鋼鐵部門中銑鐵的生產和煉鋼之間的不平衡，以及明年以后的第四個五年計劃是值得注意的。

國防經濟：把工業分散到全國，運用自給自足的經驗貫穿著持久戰的思想

“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占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一九三六年七月，毛澤東主席對訪問中共根據地延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樣說。

這番話是盧溝橋事件一年以前說的。以后日本軍對大陸進行的全面侵略和戰爭的過程大體就是照著這一論斷推進的。

在那以后經過了三十多年并開展了文化大革命的今天，中國建設七億人口的國家的基本戰略也完全貫穿著當年的“持久戰論”。這樣說也不為夸張。“要作好一切準備，以便在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蘇聯）任何時候采取任何形式挑起戰爭時，都能夠對抗”。這種加強備戰體制的政策看來就是這個戰略思想的結晶。

中國在一九六五年還清了外債，又在六八年中還清了內債；在連年豐收的情況下厲行勤儉節約；按照“兩條腿走路的經濟路線”，正在設法疏散工業并扶植地方小型工業的發展；干部參加勞動已成為制度；城市的學生、青年到農村和邊疆地區安家落戶。

在這個時候，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從天空傳來了《東方紅》樂曲，顯示了國防工業和科學技術的基礎的雄厚。西方普遍推測中國在今年以內就將試射洲際導彈。

把這種動向和每一項政策互相聯系起來看，其總的目標，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建設“頂得住封鎖的強大經濟”“經得起切斷的強大經濟”。

平原的鐵路網

目前發電是以煤為中心的火力發電為主、水力發電為輔的，化學工業的主體與其說是石油化學不如說是煤炭化學，家庭燃料也是大部分靠煤炭。因此，作為動力資源的煤是中國經濟的關鍵。煤也是鐵路運輸貨物中的重點品種之一。既然如此，在蘇聯沿著包括蒙古在內的漫長的邊界線集結兵力、進行軍事部署的消息頻傳的時候，中國領導人要求對動力資源建立“萬無一失的體制”，也是不足為奇的。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9.26

 
《日本經濟新聞》文章《建設七億人民的國家----中國》（三）

也可以刺激建設

“建立縱深工業基地”的內容就是要進行合理的工業布局，同時加強相鄰地區內工業部門的合作體制，把平時和戰時、民用和軍用結合起來，在每一地方建起獨立的工業體系。就是說，無論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時候，怎樣被切斷或被封鎖，每一個地區都能保持一個軍民一致的工業體系。

這個以“軍民混合經濟”為核心的“縱深基地”，和過去的以延安為據點，從東北、華北到華中、華南，有大大小小十九個解放區，總計擁有一億人口，都分別抵抗了日本軍和國民黨軍重壓的“地方自給經濟”的想法是一脈相通的。中國的備戰體制就是全力以赴，隨時準備在國內迎擊外敵的體制，這一點是不可忽視的。當然，“備戰”的號令也含有推動經濟建設的“刺激效果”，這也是不可忽視的。

總之，用臉盆盛水來代替水平儀進行改造自然的測量，建設新農村，和扎實地有計劃地發展核武器，這是“兩條腿走路的建設路線”，也是同國防戰略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對這樣的建國的全面情況，要用西方國民生產總值的尺度來衡量，恐怕就會看不到實質。從沒有民間資本積累的、發展中的國家的一種“翻身”辦法來說，中國當前的狀況確實可以說是空前宏偉的試驗。商品流通機構的改革：采納消費者意見，排除官僚主義，謀求合理發展起因是農民的不滿

中國開始正式動手改革商業部門，特別是改革城市和農村之間商品流通的渠道，是一九六四年前后。如果說這是改革商品流通的開端，那么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目前狀況不僅實現了流通機構的合理化，而且還為清除那種冷淡無情的官僚主義商業活動，建立從基層到上級組織“一脈相通”的流通渠道，跨出了第一步。同時，為了加強商品流通的“機動力”，也在大力建設鐵路，制造卡車和貨輪等等，開始了范圍廣闊的改革。

流通機構的改革是由于農民對切身的日常生活品供應不足而表示不滿開始的。帆布鞋、搪瓷臉盆、尼龍提包、煙盒等等“城市里多得很的商品為什么不到農村來”？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和當時的《大公報》從六四年秋到六五年夏一直全面地講述流通問題，并登載農民座談會記錄等等反復展開了持久的群眾運動，徹底地研究了問題的所在。

由于農民和報紙提出來了，所以各商業部門也派出調查組，調查農村的實際情況，結果，暴露出不少缺點。最根本的問題是“行政的框框”“劃分勢力范圍的思想”“官僚主義思想”堵塞了商品流通的渠道。

削足適履

但是黨中央和農民加以嚴厲批判的，是隱藏在各商業部門中的“資本主義經營思想”。報紙還介紹了這樣的實例：由于豐收，農民手中有富裕。負責銷售的人看到這一點，就拿高價商品去賣，而農民需要的日用品等費事而錢數不多的小商品卻不辦，因此，要用一根針，在村里的商店買不到，必須越過幾座山。

山東省乳山縣負責銷售的人還揭露了“削足適履”式的、不考慮消費者需要的經營態度，他說，“一位農民要買一雙四十三號的雨鞋，而售貨的干部說沒有，把農民頂了回去”。改變服務網問題是“為什么人服務”。回答當然說是“為人民”，現在從這個觀點出發改變了經營方式，如在農村基層的供銷合作社中，由貧農、中農選定進貨品種等。想以這種方法確實了解農民真正需要什么，報告上級機關，上級機關不僅要根據報告制定農業機器、工具、農藥、肥料和日用品的數量和運輸等計劃，而且要把它編到工業部門的生產計劃中去。這是要從“基層”一步一步地做起，進行全面改革。總之，可以說重點是要把過去不管銷售地區的實際情況而發送商品的“定點供應方式”的基層流通網，改變為同農民血肉相連的服務網。

商品流通機構剛一開始改革，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商品流通機構改革，從廣義來說也是與加強運輸力量的運動有聯系的。自從五十年代的大躍進以后，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向“經濟主義”投降，官僚主義者的思想經常滋長。現在的改革顯然是要制止這種官僚主義思想，同時尋找經濟上的合理性。

農業生產稍稍提高，“七億人的購買力”的總額和運輸力的負擔就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目前可以說是處于通過勤儉節約的辦法加以抑制的階段，但是怎樣才能使群眾要提高生活的熱情和抑制這種需求之間保持平衡并加以引導呢？除調整和簡化商品流通機構外，這似乎是影響改革商品流通成敗的一個課題。（全文完，文內標題是原有的——本刊注）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9.27

 [美國]阿瑟·高爾斯頓：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1975年）
《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一）

作者:美國阿瑟·高爾斯頓 

【本刊訊】美國科學家阿瑟·高爾斯頓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曾兩次訪問中國，回美國后，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本刊選其中六篇，摘要刊載如下：通過大豆到中國去

這本關于中國的書，不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寫的，甚至也不是一個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觀察家的作品。它只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批幸運地獲準進入中國的一個美國科學家的所見所聞和感受。

當時，許多在知識和經驗方面比我強的人都曾設法要到中國去而沒有成功。我是怎么去成的呢？答案是離奇的。事情從大豆開始。我在四十年代當生物學研究生的時候，曾發現噴射稀釋的２，３－５三碘苯甲酸（ＴＩＢＡ）能使大豆多長十倍的花苞和豆莢，但濃度過高，則會引起豆棵掉葉、掉苞等畸形發育。我在哲學博士學位論文中寫上了這些發現，隨后便在一九四三年入伍服役，最后到沖繩美國海軍軍政府中擔任農業軍官。幾年以后，我才獲悉我的研究引起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結果。

起初，美國中西部使用三碘苯甲酸來增加大豆產量；后來，設在馬里蘭州迪特里克堡的美國陸軍化學兵實驗室把它發展成為一種軍用的落葉劑。雖然軍方沒有直接使用過這種化學藥品，但他們把和這種藥品有關的２，４—Ｄ和２，４，５—Ｔ發展成有效的武器，并在印度支那廣泛地使用。六十年代的十個年頭，在六百萬英畝的土地上撒下了一億磅這種藥品。這樣大規模的化學戰在歷史上還沒有前例，它在生態學上的后果以及對越南人民的影響，至今多半還無法知道。

美國科學家和其他關心這個問題的美國人，開始為時過遲地感到美國在越南干出的勾當的嚴重性。我本人特別感到不安的是我竟出乎意料地和一種武器的來源發生了關系，這種武器可能會造成一個小小的東南亞國家的生態滅絕。我和一些別的生物學家一起聲明反對在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并鼓吹美國應該批準一九二五年的日內瓦議定書——這個國際條約規定所有簽字國都應保證不使用化學武器。

到一九六九年，在老鼠身上進行的實驗表明，２，４，５—Ｔ所含的一種成分能引起懷孕雌鼠腹中的胎兒畸形發育，這就引起了一種可怕的可能性：人的胎兒也可能已受同樣的影響。我決心申請到越南去，在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在我休假期間親自去看一看這場化學戰造成的危害，并帶回能夠搜集得到的材料。一九七一年初，我得到通知，說我可能被批準作為一個科學家代表團的成員到北越訪問，但到最后安排完成時，代表團縮小到只有兩個人——麻省理工學院的病毒專家伊桑·賽納博士和我。按照計劃，我們要四月中旬出發，作為期三周的旅行，其中大約一周是到北越去。

這時候，傳來了激動人心的消息：美國乒乓球隊到中國去了。這是對全世界的信號：人民共和國準備向西方打開大門。對我們來說，這真是適時的巧合。這使我們想起了可以利用中國緊挨著北越的有利條件，申請到中國去。我們通過渥太華中國大使館提出了申請后，就出發到河內去了。我們在越南實際上耽擱了十二天，走遍了各地。榮幸地會見了范文同總理和其他領導人。接著，相當突然地我們被中國大使館召去，完全出乎意料地通知我們已經批準了我們的入境申請。

就這樣，我和伊桑·賽納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進入了人民共和國，開始了我的中國之行。我們的主人中國科學院對我們的招待，從一開始就很熱情，做了很周到的安排。

我們到達后不久，主人就征求我們的意見，問我們希望看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們提出要看看大學、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公社，當然還有長城、故宮、十三陵等旅行者非看不可的地方。這些都安排了，另外又加上參觀施用針刺麻醉的外科手術，參觀工業和貿易展覽會，晚上還有宴會、看戲、看電影等等，日程安排得很緊。不久以后，我們會見了周恩來總理，和他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

周總理說話坦率，簡單明了，直截了當。他明確表示在國際事務中，中國采取反對侵略的立場，盡管中國對美國過去的許多行為感到失望，但她還是真誠希望和美國建立友好關系。他自豪地談到了他的國家取得的進步，以及社會主義的特殊貢獻。他對我們本人和我們的科學工作很感興趣，對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很熟悉，這使我們感到驚奇而又高興。

和這個杰出人物的談話，使我們對中國的每一個印象都添上了絢爛的色彩。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城市和農村以及學校和醫院的訪問，證實了他對中國越來越繁榮的信念是有根據的。

中國人在送別客人時總愛說：“希望你不久再來！”“希望你全家一起來！”想起我和伊桑一九七一年離開中國時聽到的這些熱情的話，同時感到雖然在中國看了許多東西，但還遠遠不夠，我產生了再次訪問中國的念頭。

一九七二年六月到七月，我又一次到中國進行了訪問。

這一次我真是全家一起去了。我和我的妻子戴爾以及女兒貝思談起我一九七一年的中國之行時，她們的勁頭起來了。我們又一次得到了入境簽證，再次受歡迎到中國訪問。一九七二年六月六日我們在上海機場降落，開始了比上一次長得多而且內容也很不相同的旅行。

我們全家都是從事學術工作的，對這次中國之行自然會有各種不同的特殊興趣和期望。我的妻子曾經在幼兒園當過老師和園長，現在是一個街道診療所的兒童心理學家，她希望除了參觀正式的教育過程外，也能看一看中國是如何教育那些特殊的孩子或有違法行為的孩子的。我的女兒是制陶工作者，她對中國藝術極感興趣，特別想看看中國是怎么組織藝術創作和安排藝術家的創作環境。我自己是大學教授，希望增加對中國教育制度的了解，更充分地了解中國是如何訓練青年去承擔他們在明天世界上的任務。要達到這么高的要求，需要有比我們的旅行所容許的更多的學習時間，但我們力求做到這一點，以促進我們去了解新中國的戲劇性地變化著的生活。（一）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0

《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二）

作者:美國阿瑟·高爾斯頓

這次旅行中，我們又看了不少我在一九七一年游覽過的地方，但時間比上次充裕，看得更深了些。我們集中參觀了托兒所、中小學、公共娛樂場所和工藝美術工廠。在這兩次旅行中，我們共看了四所大學（廣州的中山大學，上海的復旦大學，北京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四個研究所（北京的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學研究所）。

雖然我們都很欣賞中國主人對我們的熱情關懷和親切招待，但我們不久就感覺到，每一個鐘點都安排得滿滿的，使我們無法和其他中國人進行更直接的接觸，無法從這種接觸中取得那種較為淳樸和自在的樂趣。為了避免隔閡，我們提出不住豪華旅館，不坐轎車或參觀有很大的委員會的機構。對于這些要求，我們的主人大部分都欣然同意了。最重要的是，由于我一九七一年到馬陸人民公社參觀了一天，認識到中國的心臟是在農村，所以我們要求能多花一些時間參觀一個公社。盡管我相信我們的主人永遠也不會理解我們存心想得到對他們國家的非正式的、率直的看法，他們終于懂得了它對我們的重要性。

要求的結果使我們簡直沒法更加滿意了，或者說是更加吃驚了。主人為我們作出了安排，讓我們到北京附近的蘆溝橋人民公社參觀幾個星期。我們在這個公社里和一個叫史振玉的七十三歲的農民、他的老伴、孩子和孫子們住在一起，在他們生產小隊的麥田、稻田和菜園里參加勞動。我們參觀了他們的學校、醫療站、商店和工廠。這次無與倫比的經歷使我們對中國公開宣布的目標以及為實現這些目標所取得的進展，獲得有血有肉的認識。此外，我們在這次參觀中還結識了新朋友，并且對一種異國文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讀者們可能因為中國是一個封閉的社會而懷疑我們得到的認識是否反映中國的真實情況。可以想象，中國只會給我們看他們辦得最好的公社、效率最高的工廠、最現代化的實驗室、最新的住宅和最好的商店。由于我們這些外國人只懂很少一點中文，我們不得不通過譯員來了解許多情況。盡管我敢肯定中國人沒有帶我們去看他們會感到慚愧的中國社會的任何一個方面，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總讓我們去看他們最好的東西，但我敢同樣地肯定我們不可能會完全上當。我們不但在城市里可以不帶向導和譯員，而且就我們所知，也可在沒有監視的情況下，自由地到處蹓跶，還可以幾乎不受限制地用攝影機或筆記錄我們所看到的任何東西。不僅如此，我們在這次訪問中還因為有許多特殊情況而處于有利的地位，特別是我們可以和英語講得很流利的中國朋友進行不受監視的交談，他們對美國人提出的許多惹人惱火的關于中國的問題作出很坦率的回答。所有這些，使我們有可能把我們的反應和從官方收集來的材料加以比較。我公平地核對了材料，作了比較，所以可以滿懷信心地說，我們的印象正確地反映了當前的中國社會。下一個重要步驟便是如何跟大家分享這些印象。我們希望對有關中國的知識寶庫做出貢獻。由于缺乏這種知識，我們兩國之間的相互了解相當長期地遭受阻礙，而這種了解卻能夠促進我們兩國之間的友誼。

對一個古老國家的新看法

在河內機場，伊桑·賽納和我是僅有的旅行者，我們的飛機是唯一的飛機；沒有出租汽車，沒有行李或搬運夫，沒有聲音，沒有新聞記者，也沒有混亂。氣氛是嚴肅的，完全是一個國家處于戰爭之中很少旅游活動的樣子。一九七一年五月，我們準備訪問中國——一個二十二年來很少美國人并且沒有美國科學家到過的國家，我們的心情十分激動，也很擔心。

從河內到中國南部的南寧的飛行用了一個半小時。我們八時左右到達，中國政府官方代表站在舷梯下面仰首向我們微笑。有兩位地方官員，另外還有兩位我們的向導，后者是那天早上特地從北京趕來迎接我們的。我們在中國的整個逗留期間，他們一直陪伴著。介紹之后，我們知道一位是翻譯，叫劉子翰，另一位潘純，是北京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員會主任。

看來，在繼續上路前，我們還有一件事要決定，就是從南寧直飛北京，還是先飛廣州。那時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正在那兒舉行。我們告訴東道主寧愿先到北京，他們表現出有點驚奇的樣子，但沒說什么，僅僅又給我們倒了一杯茶，繼續談話。但是不知不覺地我們感到如果先到廣州對我們更有利，我們終于作出了這個決定。這是中國人以非凡的溫和方式說服人的一個例子，我記不得我曾被說服或甚至被要求去改變我的主意，然而出現了一種使我們事實上改變了主意的氣氛，并且后來我們很滿意于這種改變。

這件事決定后，我們離開餐廳，徑直走向飛機跑道，那兒有一架銀白色飛機正等著我們。起先我們以為是一架為我們乘坐的專機，但等我們和潘、劉一起坐下后，其他乘客也都魚貫而入。我們的主人以適當的禮遇接待了我們達數小時之久，他們一直在等著。突然我發現他們顯然沒有充分的休息和象我們那樣地飽餐一頓，我們為如此特殊的待遇而感到不安。我們在中國的旅行中多次經受到這種體驗。這是中國人講究禮貌的本性，他們為了使客人舒適可以不吝惜一切。（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1

《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三）

作者:美國阿瑟·高爾斯頓 

在廣州，我們又受到群眾代表和市革委會代表組成的接待委員會的正式歡迎。

廣州是中國的第七大城市。我們預期的是訪問一個工業城市中心，沒想到我們從飛機場開車到東風賓館時沿途看到的是熱帶棕櫚樹以及整潔而清靜的街道。在這種氣氛下又看到一座設計優美的現代化建筑，真是令人神往，盡管門口兩旁貼著措詞強烈的標語：“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和“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英勇斗爭”。但是當我們各被領進備有起坐間、臥室和盥洗間的房間時，我們感到主人的好客而忘卻了進門時的心情。

我們在中國的第一個整天，是以早晨七時半在餐廳吃美國式早餐開始。這家旅館和所有興旺的國際旅館一樣，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國——除美國和俄國以外——的商人。沒有中國客人。絕大部分是日本人，占據了整個一座樓。這些客人來廣州參加商品交易會，希望促進中國和他們本國的貿易。

廣交會（自一九五七年以來每年舉行兩次，每次一個月）和其他中國展覽會一樣，是為了令人感動，也是為了使人受教育。

我們選擇去農業館、輕工業館、服裝和紡織館以及魚類館。這是從展覽會中選擇的一小部分。要看全部展覽得花很多天。在農業館，有毛主席在麥地里和農民談笑風生的巨幅彩色照片。展出的有蕎麥、大豆、其他豆類、燕麥、蓖麻子、玉米、小麥和大米等等樣品。有一句毛主席的口號：“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另外還有一句：“農業學大寨”。大寨的人們以特殊英勇的努力，部分成功地完成了在巖石山中開辟梯田的工作。顯然，在農村，主要在公社居住的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的基礎。在他們的勤奮勞動中首先強調的是谷物生產：南方生產大米，北方生產小麥。主要的農業出口是大米和肉類。

在農業館的柜臺里，還陳列著植林、墾荒（特別在戈壁沙漠）、治理洪水規劃中有貢獻的先鋒隊的照片和文字介紹。這一切都指明了自力更生是基礎，英勇的忘我勞動是進步的試金石——在某種程度上使人想起美國早期的情況。

輕工業館也傳播著自力更生的精神。這里的口號是“學大慶”。大慶是工業榜樣，相當于農業中的大寨。在一切工業中強調盡可能利用副產品。例如，一個化工廠的展覽品表明了甘蔗不僅能生產糖，還能生產酒精、紙漿以及紙。此外，以前當作廢物的紙漿渣，現已被利用來作耕畜飼料的酵母，而經過化學分解以后噴在谷物上可以增加產量。

我們開始學習中國貨幣制度。最基本單位是元，即一百分。二元三角七分等于一美元（指美元貶值前——本刊注〕，但如按照購買力來說，沒法相比：十八分（美元七分半）買一磅米，五分（美元二分）乘一次公共汽車，一百五十元（美元六十）買一輛自行車；房租每月三到五元（美元一元二角到一元六角），包括水電費。在觀察中國的消費時，顯然不僅要注意貨幣兌換率，也要注意不同的價格結構。

如果廣交會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工業生產，那么必須指出：雖然從西方的觀點來看，中國算不上工業化，但肯定也不是非工業化的，而更應當算作工業欠發達的。因為中國人顯然具有發展工業的技術和能力，當他們決定去發展工業時，這些技術和能力將給他們帶來很大好處。他們在生產石油和其他動力來源方面是自給自足的。他們學會了生產巨型發電機、壓鉆機、卡車、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各種交通用具、精密儀器、醫藥器械、電子裝備、化學品以及半導體等。在取得這些成就的同時，并沒有忽視傳統工藝，如牙雕、玉雕、繪畫、刺繡、漆器、木雕和景泰藍。這些藝術品在展覽會上都有展出。從另一種意義上來看，這個展覽會中更令人感動的：沒有一張廣告，沒有一點競爭的示意，沒有商業氣息；它提供的只是一個重要教訓，即中國是穩定的，并能動員它的資源和人口去生產各種各樣現代世界所有的商品。它給世界提供了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一個大的生產者以及一個和平交易的機會。沒有一個外國旅行者不領會到這個信息。至于對我們為時一天的訪問者來說，展覽會和我們想象之間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則更為令人吃驚。

當我們離開展覽會廳時，一群人嚷嚷著沖下樓梯，這陣突然的喧鬧聲在這個近乎寂靜的正式的交易會上壓倒了一切。當我們向我們的向導表示驚訝時，他們笑著說，世界乒乓球勁旅們正在參觀這個交易會，激動的乒乓球迷們追逐著他們，要這些英雄在自己的球拍上簽字。至少，英雄崇拜在世界各地是一樣的。由于我們對此表示很大的興趣，其結果是當局立即安排了一次和他們的會見。這些健將迅速地、神秘地從人群中被帶出來送到一個小小的休息地點。他們都和藹地同意讓我們分享他們的休息時間。我們穿過圍屏，經介紹后立刻和男、女乒乓球運動員握手。（三）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2

《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四）

作者:美國阿瑟·高爾斯頓

我們在廣交會的訪問最后以我們和陪同的官員一起吃茶點而告終。這是不可避免的程序。他們非常誠心地問我們對展覽會的印象如何。他們說，他們將樂意聽取我們的批評意見，以便日后改進他們的工作。這是我們進入中國后的第三次被要求提意見了（我們在南寧機場和東風飯店遇到同樣的請求）。我們開始了解這個政策的意義。我們訪問過的每一個機構都是這么做的。不管我們對這門行業是多么生疏，不管我們對這種操作的了解又多么草率，他們慎重地要求我們提出改進工作的意見。起初，我們婉謝說，我們確是對此項業務不太了解，我們相信他們已在條件許可之下盡著最大可能去做好工作了。不過，他們對這種說法總有些失望，似乎真正希望得到建設性的建議。后來，為了準備開討論會，我們盡量注意尋求一、兩個缺點。這樣一來，我們的主人似乎就高興了。我不知道我們這樣做所產生的真正結果，但很顯然，我們被看作有鑒賞能力的客人，他們期望我們在這點小禮儀上發揮我們的作用，我們決定不辜負他們的希望。

到達那天下午的觀光游覽，對我們來說，是有些失望的，因而也使我們預見到在中國旅行將會遇到困難。我們的向導領我們乘坐一輛黑色閃亮的、俄國制造的伏爾加牌小轎車，把我們開到了一個安靜的、幾乎是孤獨的公園——“廣州公社陵墓”。它是紀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起義，當時四千名革命者遭到屠殺。

我們了解他們為什么帶我們到那兒去，因為這個公園真的在風景和紀念建筑方面都是引人入勝的。

這個公園保護得十分美好，部分出于學生的勞動。整個一個班每星期參加半天勞動——種樹、修剪、除草、筑路和修小道以及其他改進公園的工作。我們遇到一群這樣的學生，他們用耙子、鐵锨等等正在清掃垃圾。他們似乎干得很歡，我們走近時，他們朝著我們微笑和招手。

那天晚些時候，在我們的請求下，我們的向導帶領我們回到廣州市的熱鬧區。我們逗留在珠江岸旁，這里江面寬約五百米，岸上商業街道和人行道成行，顯然是廣州居民喜愛的集合場所。過去這里雜亂無章地擠滿了大平底船和舢板，居住著無家可歸的人。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引為自豪的是她已經給這些人安排了永久性的住宅，他們并指給我們看了一些清潔的公寓樓房作為這些人現在居處的例子。橫跨珠江的是一架漂亮的新橋。這條江似乎很干凈、整齊、沒有污染，來往的舢板和駁船僅用于商業上的運輸。

我們在廣州剩余的短暫逗留時間繼續使我們預見到，作為新中國的旅行者，我們可以期望些什么。例如，最后一天早上，在我們去中山大學以前，他們通知我們把行李放在旅館的過道里。我們突然覺察到在中國，負責管理私人財物的人得到公眾的信任，沒有失竊現象，肯定地說，外國人從未遭到過偷竊。做到這點并不需要給小費或有特殊安排。當我們在城市街道上行走時，也從未受到任何危險的警告。由于對革命前的中國的報道經常著重指出，偷竊和暗殺遍及大多數城市，因此我們十分詫異：這個國家怎么在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二十幾年內會如此有效地遵守法律和秩序。

我們再一次和劉、潘兩位來到廣州機場，準備乘飛機去北京。雖然在廣州看起來天氣還好，但據說將在中途遇到風暴。我們起飛了，但就在一小時之內即將完成從廣州到北京的一千四百二十八英里的航程時，駕駛員宣布，由于強烈的風暴，我們將在河南省會鄭州降落。劉和潘告訴了我們為什么這么安排。中國航空方面負責人絕對禁止在風暴中飛行。

我們在鄭州機場呆了約兩個小時，等待天氣開晴。這時我們在郊外到處看看。突然上空飛來一群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的舊式雙翼機，在機場數千英尺上空投下了朵朵彩云似的降落傘群。至少有二十幾架飛機，我們想這一定是一次軍事訓練。跳傘員下來了，乘上卡車開到機場大樓。我們發現他們之中還有幾位青年婦女，試想我們是多么驚奇！劉向我們解釋說，這是工廠工人和公社社員在自愿的基礎上參加的傘兵訓練，是“鍛煉身體、保衛祖國”規劃中的一部分。

最后有消息說天氣很壞，我們的飛機在此停留過夜。潘和劉決定，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可以乘當夜十時半的火車，第二天早上到達北京。在這中間，我們可以在當地賓館休息，那里是中國來往旅客常到之處。這是一次很有興趣的經歷，因為它讓我們可以評價沒有預先為我們安排好的住宿，并看到一般中、小城市的情況。

從各個方面來說，這家旅館都是令人滿意的。它比我們在廣州看到的旅館小，但如果說它有比較漂亮和現代化的地方，那就是它建立在林蔭大道旁的花園似的環境中，附近是精耕細作的稻田。我們在房間里洗了澡并休息了一會，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后就啟程到火車站。

火車本身令人驚嘆不已，值得美國鐵道仿效。它不僅準時開車，更給人印象深刻的是軟席臥鋪房間舒適而又清潔無比，服務員十分文雅和彬彬有禮，飯菜和我們在高級餐館中吃的一樣可口。我們房間的隔壁有一間干凈的盥洗室。唯一可以改進的是廁所的蹲坑，我們西方人的大個兒得倍加小心。（四）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3

《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五）

作者:美國阿瑟·高爾斯頓

到了北京站，另一個大的歡迎代表團在等候我們。我們的行李象魔術一樣地出現了。我們乘上閃亮的黑色上海牌轎車，快速駛向新僑飯店。我們舒適地安居下來，渡過我們在中國的頭半個月剩下的數日。

這時我們對中國的印象確實是混亂的。中國人確是能夠并善于做有效而殷勤的接待工作。我們住的飯店房間、吃的食物和得到的招待不僅都是有禮貌的、恰當的，甚至是過分奢侈的。我們可以到中國各種機構進行訪問，有關它們的情況將源源不絕地送給我們；我們到各地的往來交通都將會很迅速地安排好；他們將毫不吝惜地給我們盡可能的舒適，盡管為我們安排這一切方便往往是困難的。這些細致的計劃同時也意味著：由于我們乘坐喇叭聲不停的快速轎車而造成的隔閡，由于居住在專門招待外國人的賓館而感到的孤獨，以及意味著經常有大批革委會人員陪同，甚至膳食總是西餐，除非我們特別要求吃中國飯。這一切安排，僅僅是出于中國人的好客，還是我們的主人想阻止我們和人民有更多的接觸呢？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每天的例行公事總一成不變。同樣使我們感到不舒服的是，我們知道沒有任何中國城市里的人享受到我們這樣的奢侈生活。除此以外，我們還未見到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人口。不管怎樣，我們旋風似的旅行在繼續著——繼續使我們全神貫注其中，盡管我們持有疑慮。它包含游覽很多北京的歷史古跡和觀賞文化寶物，也包括值得記憶的與周恩來以及其他領導人的談話。

農村的革命

約占近八億中國人口中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和工作在農村，主要是在六萬個公社里。公社普遍成功地實行了全國性的、指導它們活動的經濟計劃，使中國從一個長期缺糧、經常有饑荒的國土轉變為在很少或沒有外援的情況下能供養她的全體人民的國家。中國不再因旱災而引起恐懼及普遍饑荒，不再因水災的破壞而產生饑餓和疾病。中國的人民公社和蘇聯的集體農莊不一樣：蘇聯的集體農莊在創辦了甚至五十年以后，仍然很少能達到計劃中的農業生產力，中國公社卻立即興旺起來。“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別呢？”一九七一年，我在上海郊區的馬陸人民公社所作的簡短的訪問，給我提供了部分回答，它說明了這些事業的一般背景和組織情況。一九七二年，我在北京郊外的蘆溝橋人民公社作了一次較長時間的訪問，使我對下放的決定權、個人獎勵制度以及促進這些著名公社進步的崇高道德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在訪問馬陸公社時，首先使我感到吃驚的是它的規模。這個公社耕種了約六千英畝土地——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土地種大米和棉花，其余大部分種大麥和油菜（莖、葉可作飼料，種子可榨食油）。在這個廣闊的長江平原一帶，氣候和土壤條件都良好，一年能生長兩季或三季作物。這個公社有一萬六千六百多勞動力，他們來自二萬七千五百人口——六千余戶。根據生活和工作情況，劃分成為十四個小單位，即大隊；每個大隊再劃分成十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大約有五十戶人家或二百人，包括大約一百二十個壯勞力。

對這個擁有二萬七千五百人口的單位實施有效的管理，必須有嚴密的組織。在一個不發達的農村公社實現這一點，是具有內在的困難的。這提醒了我的另一個問題：“你們是怎么干的？”。我的主人熱心地敘述了他們的辦法。在馬陸，如同在其他公社（以及所有工廠、市行政當局、教育和其他機構）一樣，一切組織性的職責都在革命委員會的手中。

公社計劃根據地區總計劃，地區總計劃又是根據整個國家農業需要而制訂的規劃。公社的最高權力當局——公社革命委員會，根據地區計劃，決定全面的生產計劃和生產指標；然后給各大隊分配定額。大隊革命委員會把這些定額分配給他們管轄的生產隊。每個生產隊，作為這個結構的基本單位，按照一個明確規定的任務去工作。

怎樣去完成這個目標——在什么季節種什么莊稼，種多少畝（一畝等于六分之一英畝），在種植、灌溉、栽培以及收獲方面的個人職責是什么，怎樣計劃輪作？一切辦法和措施都是由生產隊自己決定的。他們必須精明而有遠見地作出決定；每個社員必須積極執行他們的決議。社員的收入是根據他們的工作質量以及總產量而定。

從繼續革命的歷史背景來看，中國現在處于社會主義時期，在政治上，社會主義階段的特征是從資產階級領導變成工人階級領導；在經濟上，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為了執行這一方針，公社平日采用工分制：根據生產隊的分配額，訂出一個標準工作日的收入，以此來計算報酬。

在生產隊內，每個勞動者根據勞動態度、技術以及勞動強度來評定工分。在社員大會上，把典型的個人或小組列為標準，其他的人依此來評定工分。這種評議會在空余時舉行，根據生產隊自己的計劃，一月或半年舉行一次。（五）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4

《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六）

作者:美國阿瑟·高爾斯頓 

革命委員會是按相當民主的方式選舉產生的，因之農民們更為滿意。盡管共產黨，特別是市革命委員會，在當地的各企業中具有決定權，可是每個人通過正規的選舉程序，可以發揮一定程度的個人作用。農民可以投票選舉大隊和公社革命委員會（而他們自己又執行生產隊的決議）。首先，在群眾會議上討論適當的候選人，提名要按照這種精神：保證有男人和婦女的代表，老、中、青的代表，然后進行無記名投票選舉，以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爭取做到的結果是，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受到大家的尊重。我們知道，選舉到各級革命委員會的人，可以因政治上的不合適或品德上的缺點，被上級機構，例如市革命委員會撤職。至于作出決定的方式，我們不完全了解。盡管這樣，和我們交談過的每一個人都表示相信革命委員會是他們組織機構的無可再好的領導了。

馬陸公社的革命委員會是由二十五個人組成。同大多數公社一樣，馬陸公社的革命委員會主任是一位政治干部。是一位受到信任的、文化革命前就擔當了這個職務的、任期很長的領導。在他下面有三位副主任：一位來自民兵，兩位來自群眾。

雖然那天我們在馬陸公社所看到的公社組織似乎是堅固的，為它所服務的農民是滿意的，它卻只有很短的歷史。我們記得，農村的生活象革命本身一樣，是千變萬化和不斷發展的。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土地改革立即開始，沒收了地主的大量土地和財產，每個農民分到一小塊屬于自己的土地——這是他自身能享受其勞動成果的保證。在一個以土地為基礎的社會里，這也是一個最有效的步驟。幾年以后，大多數農民因為不能在數以百萬計的個體經營單位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生產，他們束手無策地和生活進行絕望的斗爭。他們先是組成互助組，大家在一起勞動；后來組成各種體制的合作社，合伙在公共土地上勞動。直到一九五五年，當毛氏首先建議成立公社組織時，他們才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公社組織在一九五八年成為農業的經濟基礎。從此，他們的生活水平穩步上升。每年平均工資從三百元左右提高到五百元左右。我們的主人都認為，許多進步是由于新措施以及多種經營的結果，然而最大的收獲當歸功于文化革命所激起的新的政治覺悟。文化革命是社會主義化進程中最新的一步。

馬陸公社各居戶住在新建的、兩層樓的水泥房屋里，居住面積很寬敞。它們按生產隊劃分，形成象村莊那樣的住宅區。我們訪問了一戶四口之家的農民家庭，它是接連在一起的六個住宅之一，這些住房是由公社專職建造這些住宅的合作小組營造的。四間住房都占十六平方米左右；樓下包括泥土地的廚房、吃飯間，樓上兩間住房是水泥地。他們建房用的土地是公社的，可是這些房屋是私有財產。這和城市里的住宅不一樣。后者是國家所有，出租給工廠工人。這些住宅每戶要花材料費約一千七百元，建筑隊的勞動工資一百二十元。一個家庭可以在三年到七年中儲存起這筆款子，這要看家中的勞動力情況而定。

具有典型性的是各戶都有地方養雞、鴨和一頭豬，還在附近有一小塊供他們自己種植蔬菜用的自留地。我們訪問的那家飼養了六只雞、兩只鴨，因此他們有足夠的蛋吃。他們還喂了一頭豬。這頭豬他們可以出售，也可以屠宰。此外，教育和醫療服務是廣泛普及的，而且實際上都是免費。每個勞動者每年以五百元的薪金計算，一家有數個勞動力的就保證了足夠的食品、衣著、住房以及安全，并可每年積余三百元錢。

中國公社的農民不象許多西方國家的農業人口那樣，他們看上去不太想移居到其他地區或者城市里去。他們通常的愿望是在本村成長，結婚，建立家庭以及繼續生活下去。一九七○年馬陸公社的出生率使人口增長了約百分之二·二，或者說，新出生了將近五百到六百個嬰兒。為了穩定人口，全國開展了節育運動；馬陸公社的目標是每年增長百分之一·五。經過近年的教育，有生育能力的五千多名婦女中半數采取了某種方式的節育。大約七百名男人以及八百名婦女在完成了計劃的生育后主動采取絕育措施。

這個公社的平均結婚年齡：男二十五歲，女二十四歲；每家平均有兩到三個孩子。離婚的情況很少，近年來這個公社一次都沒有過。如果一對夫婦決定離婚，公社通過革命委員會進行調查并給予勸告。有一股保持家庭完整的巨大壓力。離婚被認為不僅是家庭，而且是社會集體（即所屬的生產隊）的一次失敗的象征。在這種情況下，雙重的勸導工作加強了滲透在全中國人民習俗中的、一般說來是清教徒的道德價值。

馬陸公社的二萬七千五百人除了農業以外，還經管了許多事業，例如有一家拖拉機維修廠，我們同革命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一起參觀了這家工廠。這家工廠給這個公社為數頗多的拖拉機進行維修。一臺拖拉機每使用二千小時就得維修一次。有些是上海制造的三十五匹馬力的標準平型拖拉機，其余的是“手扶”拖拉機。該廠的四十三位技術人員是從司機中挑選出來的。他們僅受過三個月的訓練就成司機。隨后兼當司機和技術人員的學習期限，則根據個人的才能和用功程度而定，在學習期間也有技術學校的畢業生給他們講課。

這個服務行業班子的負責人和他的同事們共同一起工作。當他知道我們到來時，急忙洗干凈他的油手，熱情地歡迎我們。他的眼睛煥發出為他的卓越工人和工廠而感到驕傲的神采。（六）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5

《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七）

作者:美國阿瑟·高爾斯頓

在一個引人注意的木工車間里，一組看上去是熟練的木工正在做木桶和小船。最近他們學會了制造價廉、輕巧的水泥船。這些船只對彎彎曲曲地貫通全公社的狹隘水道（長江的支流）很實用。據說，馬陸公社使用了大約七百只這樣的本船和水泥船。我們還看到了小型工具制造車間、機器制造和修理車間、以及一個同其他幾個公社合辦為制造肥料生產設備的大車間。每項工作都由一個生產隊專門負責。

中國人也許是世界上最好的反復循環使用者。他們成功地利用各種農業副產品的事例是很多的。我們觀察了許多這樣的情況，如對白薯的處理：馬陸公社把它加工制成中國烹飪中普遍使用的某種調味品；在這種制造過程中產生的廢料用于喂豬，而副產品的氨水則利用以肥田。另外，把一部分收成留作以化學方法提煉細胞核酸之用。把這些核酸分散到他們的組織單位，以這種混合物噴入蠶豆（類似我們的白色扁豆）及大豆中去以促進生長。這使我產生了很大興趣，因為在美國使用的名叫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ｓ的化學促長劑同中國的這種實踐十分相似，它似乎是根據農民的特殊學問而產生，并不是從實驗室里創造出來的。

我們去馬陸公社訪問的時候，經過一個開敞的大棚屋。農民們在這里腌制一種榨菜。在附近的一個棚屋里，正在用自種的竹子編織漂亮的籃子。在這個棚屋的旁邊，有一個用籬笆圍著的牧場，我們在那里看到一百二十五頭荷蘭種與中國種雜交的良種奶牛。牛奶及它的制成品，包括干酪，在中國的銷售不是很普遍。牛比西方國家飼養得少得多；相反，到處都有豬。它由個人飼養，可以供農民自己食用，也可以由公社出售給城市。豬糞，作為副產品，是非常寶貴的。馬陸牧場飼養了二百九十頭漂亮的波蘭—中國雜交種豬。

不斷地機械化和逐步采用科學方法，同其他類似運動一樣，在全國展開，使馬陸逐年得到改進。我們聽說這個公社現在有二十五個灌溉站，使用二十五、四十或一百匹馬力的發動機。我們訪問了一個裝備四十匹馬力發動機的灌溉站，它可以灌溉二百英畝土地。這和從前的手工操作設備相比，是個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這些水泵是在附近的上海制造。上海在生產上的進步將導致更廣泛地普及現代化灌溉。這顯然是中國糧食自給的主要手段之一。

采用了殺蟲劑，特別是消滅菜地里蚜蟲的藥劑；農民們背著電動噴霧器在田間慢慢地走著。另一種戰勝蟲害的方法是把易受蟲災的植物，如棉花和薄荷，同象洋蔥一類的植物種在一起，據說這樣也能抗蟲。我沒看到也沒聽到有關這種做法的任何科學根據，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這種做法似乎是得到人們廣泛相信的。

中國人所喜愛的食油是菜子油、芝麻油、棉子油以及偶爾使用的豆油。油菜和大麥在這個公社里輪流種植，產量似乎很高。榨過油的菜子用來生產酒精；我們所見的小酒坊又為公社增加了收入。同酒坊相鄰的是一個小的化學實驗室，專門把碳酸鈉和硫混合在一起成硫酸鈉，作染料、防腐劑及食品用。這種操作過程中所需用的化學原料，是從上海的一個化工廠購買的；產品則由政府統購。

身為一個生物學家，我對一家生產促進植物生長的荷爾蒙激素的工廠特感興趣。這里有一個科學家和農民組成的小組，把等量的麥麩和米糠同一些玉米面混合在一起，然后在這種混合物上蓋上產生激素的霉菌芽胞。經過幾星期的培育，看起來象是放在面包烤箱里一樣，然后把一層霉菌除去；它的菌絲體在太陽下曬干，磨碎，加上水，并經過泥土過濾。當它噴在大麥和油菜上時，就能提高它們的產量；用在棉花上，可以防止棉桃脫落。這種發明對西方農業家是感到興趣的。中國人推薦的新鮮事物，包括利用天然產品而不是結晶物質，多用于開花期而不是長苗期，在西方也是這樣做的。科學家和農民小組還合作進行別的試驗，其中之一就是把特別混合的廢料，摻上固氮微生物，施用于土壤，以提高作物的產量。

在總結馬陸公社生活時，談談它的學校和醫院。學校都設在公社范圍內，是公社自辦的，因此孩子們可以在公社上學直到十六歲——從托兒所、幼兒園、小學到初中。有些初中畢業生挑出來再讀兩年高中，還有更少一部分人，經過在工廠、公社或部隊工作數年后進入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多數回到公社，用他們的新知識“為人民服務”。

至于醫療設施，每個大隊辦有一個設備完善的門診所；公社辦有一所大的現代化醫院。此外，每個生產隊有自己的保健站，其中有“赤腳醫生”及其他醫務人員，如助產士、草藥師以及針灸師，他們可以處理一般的醫療問題并進行預防醫療。（七）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6

《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八）

作者:美國阿瑟·高爾斯頓 

對一個西方人來說，特別當你對中國語言一竅不通時，評價中國人的娛樂及精神生活是很困難的。我們看見了一些舞臺，據說在這里上演當地的曲藝和話劇，或由流動放映隊放映電影。體育運動和體操在全國廣泛地開展，也是作為一項娛樂消遣。文學受到嚴格控制，擴音器時時刻刻廣播新聞和音樂，絕少提供外部世界的知識。可是中國農民，至少在馬陸公社的農民，似乎不因這些缺點而感到苦惱。他們正全神貫注于欣賞他們所取得的繁榮。

由于有了組織和有效的多種經營方式，每個農民都能參與這種美好的生活。他有權選舉官員，幫助制訂工作計劃，在給他們自己或家庭的直接分配中看到收獲的成果。因此，很容易了解農民對新的社會組織和文化革命中產生的新事物的熱情。在舊中國的制度下，一切土地和產品都歸屬于地主，農民家庭談不上醫療和教育，個人尊嚴受到摧殘。他們對這種舊制度仍然記憶猶新。農民們今天充分認識到他們所取得的飛躍發展，他們有理由感到驕傲；他們十分有理由相信，他們的物質生活將繼續得到改善。

一九七一年某日我在馬陸公社所見到及所觀察到的，支配著我在新中國進行了解中所得到的其他一切印象。從那天起，更深入地去體驗公社生活成為我在中國進一步訪問的目標。

學究當了農民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時，戴爾、貝思和我出發到一個公社去住兩個星期，并在那里參加勞動。我們都背了一個小包，里面放了一些必要的替換衣服和盥洗用具。對我們說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不僅到公社去住幾天是我們這次旅行的中心目的，而且我們的主人同意按照我們提出的條件作了特大的讓步。他們打破了正常接待規格，讓我們作為勞動者，到蘆溝橋人民公社的一個生產隊去。和我們同行的唯一伴侶是我們的朋友兼翻譯李明德。我們對此感到很幸運，因為他既熱情又幽默，很容易相處。他總是按常理辦事，因之我們的活動很順利。

我們徒步走到一個無軌電車站，和大家一起排隊等車。早上乘客很多，他們都好奇地望著我們。貝思和戴爾都穿著中國式服裝。他們穿了有光澤的新布褲子，和直統統的毛式布制服，戴了農民戴的大草帽，這些都是她們前一天晚上在北京百貨大樓買的。當時許多顧客看到西方人戴著這樣的大草帽都發出了陣陣的笑聲。我穿的是勞動布褲子，短袖襯衫，草帽背在背后，帽繩套在脖子上。

我們等了不到三分鐘，就來了一輛無軌電車。我們順序地上了車。車上很擠，可是很奇怪，有的位子空出來了。我們把行李堆得象個小金字塔似的，四個人就坐在行李周圍的四個位子上。在乘客的談話聲中，我們開始感到比過去更接近中國人民了。有的人在我們微笑時也報以微笑。

我們這一行程大約有二十公里，是從北京往西南走，路上換了兩次車。每次換車，情況都是一樣的。我們感到驚奇，有的注視著我們，有的向我們微笑，有的對我們很客氣，給我們讓坐。當我們上了第三輛車時，已經進入了北京的平坦的郊區，車上的乘客也少多了。這時我們可以較清楚地看到窗外的景色。路上自行車絡繹不絕，人們一本正經地、從容不迫地蹬著車，靜悄悄地來來往往，只有偶爾聽到幾輛小汽車、卡車或公共汽車發出的喇叭聲和引擎聲。公路伸向遠方，路的兩旁都種了樹。這是中國公路的特色。中國人大量植樹，改變了農村的外貌。這些成行的楊樹和樟樹既可以防風，同時在炎熱的仲夏也可以遮蔭消暑。

汽車忽然在一個拐彎的地方停了下來。人們告訴我們，到蘆溝橋公社，汽車只能到此為止。我們還得走最后一公里。那天又熱又悶，我們背著行李，又急于想到達目的地，這一段路走起來就覺得更長了。我們走得很慢，不時停下來擦汗和換手。雖然我們只提了一個不太重的輕便小包，可是我們的手指都發麻了。這時我們是沿著菜地走，地里種的主要是西紅柿、茄子、黃瓜和扁豆。我們看見了遠處的玉米地。后來我們聽說這里還種了大量的水稻和麥子。這里的交通來往主要是靠步行。當我們走近一些農民、學生和帶了孩子的媽媽時，他們都停下來，看著我們從他們身邊走過。他們的目光比城里的人更為坦率、友好。農民的善良的大臉龐上很容易露出微笑。這一定也和我們幾個人的怪滑稽的形象有關。毫無疑問，這里從來沒有來過象我們這個樣子的人。

我們走了約二十多分鐘，就看到兩個小村子。李是生長在農村的。他有時停下來問路，起先他所得到的答復似乎有點含糊，可是越靠近我們要去的村子時，他得到的答復就越肯定了。不錯，我們走的方向是對的。是的，那里的人們已經聽說我們要去了，他們在等著我們。（八）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7

《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九）

作者:美國阿瑟·高爾斯頓

最后，我們離開了公路轉入一條塵土飛揚的紅土路，路的一邊是村子里一排房子的后墻，另一邊是一片長得郁郁蔥蔥的西紅柿園子。我們走了還不到兩分鐘，聽到一個院子里傳來一陣走動的聲音，接著就有一位身材不高的、健壯的婦女趕出來迎接我們。她面帶笑容地作了自我介紹。她叫張淑敏，穿了一條寬大的褲子、白襯衫，帶了一頂草帽。她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和李說著話。她使勁地和我們握手，表示歡迎。接著，我們又提起行李，跟著她走進一條胡同，到達我們要住下的院子里。路上，另一位面帶微笑的農民來歡迎我們。他叫張中，是小屯大隊梅市口小隊的隊長。我們今后就在這個小隊里勞動。

我們走進院子后，一大堆人把我們團團圍住。他們都很興奮，不停地說著話；他們顯然很高興，很感興趣地看著我們。他們把我們帶到為我們準備下的住處，我們放下了隨身行李。有人在院子里的一個手壓抽水機上壓出了冷水，倒在搪瓷臉盆里，又從水壺倒了一點熱水摻在一起，端了進來；還給了我們洗臉手巾、肥皂和漱口水。我們把旅途中的大部分灰塵都洗掉之后，就回到院子里和我們的新朋友們在一起。我們坐在小凳上，人們一再向我們遞茶遞煙。雖然這一天是正常的勞動日，有的農民特意抽出時間來歡迎我們并和我們交談。

我們的房東叫史振玉，他的老伴姓孫。史今年七十三歲，是一家之主。他舉止莊嚴，身體高瘦，看來自奉很儉；他們有五個孩子，三男二女，全都結婚了。他們有二十二個孫子和孫女。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住在公社，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在北京當工人。在農村的這兩個兒子，全都成了家。大兒子一家住在附近的一個院子里，小兒子和他的媳婦張淑梅，還有四個孩子都住在我們院里。這個院子兩面都有房子。他們占一面。我們院里的很多事都是張淑梅做的。平時她還抽一部份時間下地干活，但是我們去的這一年，因為她公公已經七十三歲了，中國人認為這個歲數對老人是一個關口，因此她就留在家里，代替老人做飯。史年紀大了，已不下地干活。但他決不是什么也不動手的人，他還管著院子里很多具體事情。當然，全院的事還是由他老伴操心。她不聲不響，很有主意，辦事很有效率。

張中和張淑敏雖然都姓張，但不是親戚。他們倆都是我們小隊的領導。張淑敏是隊里的第二把手，兼管婦女工作。他們倆成了我們在蘆溝橋時的師傅和好朋友。為了把這兩個人區別開來，農民叫他們一個“老張”，一個“小張”。老張只有四十四歲，精力非常充沛，似乎和“老張”這稱呼不大相稱。但是這不是叫錯了名，因為李向我們解釋：用“老”字稱呼人含有尊敬之意。所以后來當我們聽到人們叫我“老高”（我們的中文譯名第一個音是高），叫貝思“小高”時，我們很引以為榮——這是他們第一次把我們作為“自己人”那樣和我們開玩笑。

我們在公社從一開始就受到這樣的接待，使我們很受鼓舞。我們想立即開始干活，但是我們的主人堅持必須逐步地干起來。后來我們才發現他們是多么正確，因為我們確實適應不了從早干到晚那樣嚴格的工作時間，而這對他們說來已經是習以為常了。因此我們第一天就只辨認方向，在村子里轉一轉，熟悉一下人和地方。

我們生產隊里所有人家都集中在一個舊的村址上（一般說來，生產單位的地點和人口都和原來的自然村是一致的）。我們隊約有九十七戶，四百五十人，耕地五百畝。三分之二的產品供北京市消費，其他三分之一是糧食，主要是麥子，還有少許水稻。全部住房都有院子，院子四周是圍墻。各院整齊地互相挨著，連成一排；各排之間是小胡同或大街，都是土路。村中央有一個方形廣場，是公共場所，有四個小商店，有打麥揚場用的場地。這個小集體的勤勞和自豪都集中地在這里表現出來。

蘆溝橋的農民和馬陸的居民不一樣，這里的農民各自居住在自己蓋的房子里，在家里吃飯，不在食堂吃飯。雖然大部分的房子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后蓋的，但都是中國農村中傳統式樣的平房。史振玉家的大院長約九十英尺，寬約八十四英尺。他家的院子用一道磚和三合土墻隔成兩個。從胡同進來，先進入外院，才能進入比較大的里院。院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這里也是我們這次絕無僅有的經歷的活動中心。

記得第一天，我們一進門，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使我們感到這個院子里生氣盎然。那口井是個中心，經常有人拿了水桶、盆或罐子來壓水，拿回去洗衣、做飯或刷洗等用。院里每一個角落都在忙。張淑梅是主要的人物，事情都圍著她轉。她從早到晚興致勃勃地從事各種活動。她做飯，侍候大家吃飯，洗衣服，洗碗，掃院子，用木盆給剛會走路的孩子洗澡。如果她還有點空，就從我們住的屋子里把一個腳蹬的縫紉機搬到院子里給小孩做衣服。爺爺對于養豬一事頗感自豪，他費很多時間給豬備食，剁、煮、發酵以及攪拌。他還有做不完的修補活——修理晾衣服繩子，修理工具棚、小推車等等。奶奶雖然活動少得多，但是她管家，算計家務。她特別會捉小雞。小雞需要放進一個大籃子里過夜。傍晚，孩子們在院里亂哄哄地捉小雞，但總是捉不著。老奶奶不聲不響地坐在屋前的臺階上瞧著，小雞走過她面前時，她象貓一樣地敏捷，一手就抓住一個。她還是編蒜頭辮子的能手，一辮辮的大蒜掛在里院的樹上或墻上晾著，象是一種裝飾。（九）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8

《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十）

作者:美國阿瑟·高爾斯頓 

孩子們下午放學回來，立刻各干各的活。對他們說來，干點零活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孩子們把自留地里的蔬菜摘回家去。有一個小孫女經常從地里帶菜幫子回來，放在院子的一個角落里，剁碎了給小雞吃。等小雞啄過了，菜葉也干了，他就把它們堆成一堆，放進一個大鐵鍋里，再和別的廢料摻在一起，煮熟了留待喂豬。另一個大孫子經常幫助爺爺把盛豬食的沉甸甸的鐵鍋搬到外院的豬圈里去。另一個在公社工廠工作（公社辦了六個工廠）的孫子似乎專門負責管理壓水機。我們在那里時，他曾進行過兩次全面檢修。他常忙于給幾輛自行車上油，修理漏氣的車胎，還打掃整理幾個堆東西的窩棚。

在這么一個活躍的大家庭里，必須一頓接著一頓地做飯，全家人都得動手。經常有人在院里樹底下的一張小矮桌上干活——洗，剁或攪拌。在這個融洽的家庭里，誰也不用告訴誰去干什么。我們作為這個家庭的成員，一開始就感到舒暢和滿意。

院子里分西屋和北屋。北屋的西邊一片和西屋都是磚房，瓦房頂，面積都是二十一英尺寬，四十英尺長，在院子的西北角形成Ｌ形。老倆口住北屋，我們住的是西屋，這里原來是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史明、媳婦張淑梅和四個孩子住的。他們客氣地搬了出去，騰出屋子給我們住，一家子擠到爺爺奶奶的屋子里去了。

雖然史的大兒子一家在附近有自己蓋的住房，但他們還和老人以及老二一家一起吃飯。另外的三個孩子里有一個女兒是教員，在蘆溝橋教書。我們在那兒時，她曾騎自行車回來過三次。兩個孩子在北京當工人，顯然回來的次數較少。

每排房子又根據長度隔成兩個房間。我們住的西屋就隔成了一大一小兩個房間。大的一間長約二十八英尺，小的一間長約十二英尺。

我們房間里的炕約六英尺寬，十八英尺長，夠一家人睡（他們大概就是這樣睡法）。貝思的小房間里也有同樣的炕和灶，但小得多。兩間房之間的隔墻下部分是磚砌的，上面是木格窗，窗上糊了宣紙。里、外屋的門上都掛了竹簾子。外屋門上還有一道木門，上半都安了玻璃。

我們的房東有一個比較完備的廚房，面積約十二英尺長，十英尺寬。房頂是瓦的，三合土的墻，四英尺高，墻頭和房頂之間砌了空花磚。我們在那兒時廚房里幾乎熱得受不了。但據說那里冬天很暖和。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從外院柴草堆拿一把草點火，然后加引火柴，再加粗柴，最后加木炭。整天都有火，除了提供其他的方便之外，整天都可以用大水壺燒水，儲存在保溫的湯罐內。

南墻邊有兔窩和帳篷似的雞窩。雞窩是用秫秸稈做的，頂端用葉子扎在一起，緊挨著地面安著一個鐵格子門，系在一根立棍上。兔窩比較大，磚砌的，有鐵門，門上有好多窟窿眼，不讓兔子出來。兔吃的菜都放在窩里。母雞和公雞每天下午可以在院子里享受一兩小時的自由，之后，孩子們就起勁地把它們趕進窩。那二十四只小雞整天在院子里啄食，直到孩子們把它們圍在一起，抓進草籃里過夜。捉小雞時院子里總要亂一陣，孩子們嘰嘰喳喳笑個不停。

盡管院子里活動頻繁，但始終保持整潔，而且確實很吸引人。每一個人不論做飯或是干了其他的活之后，都隨手把地方打掃干凈。院子里的一些小果樹帶來了淡淡的綠意和蔭涼。門口和窗臺上的蜀葵、菊花和天竺葵給這個忙碌之家增添了色彩。不管是最簡單的或最費事的雜活，全家老幼都樂于去做，這充分說明了他們是多么熱愛自己的生活。

院里的廚房和兔窩之間的墻上，開了一個口，通向外院。外院周圍是很好的三合土的墻，內有一個豬圈。豬是把廢物變成有用之物和食物的一座高功效的“工廠”。村里每戶至少養一頭豬。他們買了小豬回來后，幾個月就把它養肥了，然后宰了全家吃，或者賣掉，把錢用來買其他食品。豬糞是澆菜地的好肥料。這樣，不出院子，就完成了化無用為有用的全部循環過程。

我們住的這一家，從一九五四到一九六四年這十年間，積下了足夠的錢，把他們的三排房子全部重建了。我們住的屋子是一九五四年蓋的，還不顯得很破舊。當然屋里的墻需要粉刷，三合土的地也有些裂縫。但是由于整個屋子的構造簡單，橫梁、墻和瓦頂都很堅固，維護得也很好，估計這房子還可以住上一百年或再久一些。我們受到這個家庭和他們的成員的歡迎，使我們在中國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了。

我們的來臨打亂了史和他一家的生活，即使這樣，我們還能看到他們嚴格的生活規律。清晨不到五點，在公社大喇叭廣播《東方紅》的樂聲中大家都起來了。繼這歌曲之后是新聞廣播。大家很快的梳洗，喝一杯茶后就下地。從五點半干到七點，然后回家吃早飯，還稍微休息一下。到八點或八點半左右又開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只在十點左右休息約二十或三十分鐘。十二點吃午飯，這是一天中主要的一頓。飯后休息時間較長，這時候最熱，休息到兩點或兩點半。之后，再繼續干到七點左右，當中休息一次或兩次。有的農民晚上還到地里加班，特別是在農忙季節。加班是自愿的。遇到緊急的時候，如抗旱，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天天都加夜班。這些人一天工作那么長的時間，晚上也沒有很充分的休息，很難想象他們怎樣保持他們的體力和舒暢的心情，但是他們看來就是做到了。（十）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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