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失利、社會主義潰敗，起始緣由之我見

翻弄這些于革命的無產階級來說無疑是痛苦和令人沮喪的歷史舊帳，實在不是一件愉悅的事情。如果我們的翻檢的結果達不到繼往開來的客觀效果，其實遠不如暫時擱置要好受一點。

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人類歷史運動存在著某種有類于自然歷史運動的客觀規律，這個規律同樣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就是說，任何時代的樣貌、特征，所有歷史事件的結局，都是當時條件下所有人共同參與、動作的結果。可以說是人的水平限制和約束著歷史發展的腳步，而作為社會關系總合的人，他的發展程度，歸根到底是由當時時代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著的。由于以機器化大生產為核心的當代生產力既適于應資本主義社會也適應于社會主義社會，當代人必須嚴正面對的一項抉擇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鑒于在美國和歐洲這些資本主義當發達國家進行暴力革命社會成本是如許之大，以至那里的人民不得不折算一下成功之后是否真的得償所失。當西方工人階級面對此問題猶豫彷徨、躊躇不前的時候，非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所面臨的挑戰和壓力將是空前嚴峻的。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的創始人，列寧同志堅持認為，非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在有機會奪得政權的時候應毫不猶豫地去掌握她，并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通過努力彌補社會生產力的不足和工人階級的不強大，同時他也一再強調，離開了資本主義中心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持，一國或幾國的社會主義處境是相當危險的。

解體后的蘇聯工人階級曾一度認為，他們的失敗是由于與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生產力大比拼落后導致的，是長期冷戰的惡果。這無疑僅僅道出了內中原因的一部分。我國的無產階級則更高明一些，意識到社會主義失利的深層次原因是由于投降派的出賣。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前蘇聯和經歷了十年文革反修、反復辟歷程的我國最終結果居然是殊途同歸，該責怪的究竟是西方無產階級遲遲不肯起來履行他們資本主義掘墓人的歷史職責還是我們自己作得不夠好呢？

文革的興起曾引發一輪西方和美國勞動人民對資本主義蓬勃的反抗浪潮，但原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理論界和群眾階層的反應如何，目前筆者尚未見有資料論及，能夠讀到的只有保羅·斯威齊等少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贊頌之聲但他們一直都是對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持疑義態度的。文革運動如果能夠成為當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一致行動，也許今日世界會是另一番模樣。將文革的目標歸結為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目前國內多數文革左派論者也都認同此議，認為文革是一場政治大革命，目的是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通過無產階級以文革首創的民主形式占領全部上層建筑，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防止發生資本主義復辟。但從最終結果來看，顯然是效果不佳，無產階級革命派并沒有如愿以償。人們普遍承認，文革的失敗是導致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頹然傾覆的直接原因。也有論者如南山馬，卻堅持到經濟基礎中去尋找原因，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資本形態敗壞了社會主義，LL網友則更進一步，說是商品經濟的存在導致社會主義的必然失敗。

承認現代生產力同時適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就必須承認社會主義的失敗一定是非必然的，或者說仍然僅僅是或然的、偶然的。可以深一步推定，假如文革勝利了，社會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取得勝利也不是沒有可能的。這里又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即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究竟有多大？很明顯，過分地夸大這種反作用是不明智的。不過，盡管指望這個反作用在極短的時間里即創造出遠遠超出當代生產力范圍的人間奇跡是不現實、不冷靜的，但由此得出社會主義一定不如資本主義的結論則尤其荒謬和不足為訓。

實際上，社會主義生產力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一個水漲船高的過程，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集中體現。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性改造通過確立和提升其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階級屬性必將導致社會管理的科學性、高效性和準確、正確的針對性，釋放出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也必將引起社會勞動人民物質生活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從而為上層建筑的更上一層樓提供雄厚基礎。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活動由于有效規避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生產的盲目性和個人主義的奢靡揮霍，其社會效益應該是最優的甚至是空前的，聲稱社會主義的一天相當于資本主義的二十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革命浪漫主義。但上述種種絕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建設一點也不依賴于一定的時間。尤其不可忽略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我國，在同世界資本主義做生死角逐的時候，它們并不是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因此，在單位時間內，如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如果拿社會主義中國同發達資本主義各國作橫向比較的話，我們的社會發展指數或幸福指數是明顯地處于下風的。達觀一點地看上去，資本主義的“奴隸”暫時比社會主義的主人公吃得飽一點，穿得好一點，玩得爽一點，住宅大一點，本來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壞就壞在各社會主義國家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僚們從斯大林時代開始對這種暫時的劣勢完全采取了一種回避和封鎖的態度，千方百計地不讓人民群眾知道真相，或者由于他們本身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其實是艷羨有余的緣故，他們也誤以為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根本經不起那種誘惑，故而只能制造一些虛弱無力的有關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水深火熱”的欺騙宣傳，不懂得當代資本主義對人的戕害與荼毒更多地體現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離開了亂交和大麻許多人將無以度日，生不如死。由于人民群眾只能管中窺豹地了解資本主義世界，或者只能見其形而不得見其質，反而加重了對其的神秘向往，挫傷了建設社會主義理想世界的信心，自覺不自覺地對“對外開放”產生了錯誤的憧憬。

老實說，人民群眾期望生活過得寬綽一些、優容一點，本來就是極為正常的心理愿望，以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實屬相容而非相悖，以“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相信如果假以時日，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人民經過一個時間段的艱苦奮斗，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質量上達到甚至超越資本主義國家絕不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幻想。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各社會主義國家物質生產能力的確尚且不及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程度與嫻熟把握尚然處于“初級階段”，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的方方面面也確實低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群眾。那時的蘇聯，由于社會上層領導集團已腐化墮落為騎在人民群眾頭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階級，以“物質刺激”為核心內容的所謂改革嚴重分化瓦解了勞動者階級的凝聚力與戰斗力，嚴重挫傷他們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社會政治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僵化、“滯漲”局面，再加上農業、輕工業欠發展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匱乏、短缺現象，使得人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甚至產生了懷疑和抵觸情緒。彼時在我國，不利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社會小資產階級情緒同樣也在積聚之中。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逐漸提高，官方和民間與外部世界交流、交往日益頻繁，使得國人有機會走出國門一睹資本主義花花世界的芳容，走馬觀花式的泛覽只能讓他們看到鱗次櫛比的繁榮，覓不到“一天天爛下去”的跡象，引起意識形態的困惑自然在所難免。文革群眾運動中那些原先曾讓他們奉若神明、不敢仰視的大人物，有太多的不光彩的情節、事件被抖落出來，公之于眾，一時之間滋生些許神話破滅的感覺亦在情理之中。高級干部與普通群眾之間生活水平巨大的落差在當時是足以“驚心動魄”的。文革，作為群眾運動形式的“不破不立”的革命，“破”起來的時候往往是立竿見影的，而“立”的時候則常常會大費周章，破、立之間必定顯現出一段“空白區域”，倘若用急功近利的“近視眼”望過去，產生“寧可不破”的惰性意識又是自然而然的。革命可以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不等于生產力。革命即不可能直接提高機器運轉速度，也不可能直接化為土壤肥力。將革命的勢能轉化為生產力動能的媒介是人或人的綜合能力。在社會總產品由于生產力等自然條件限制只能漸進提高的前提下，革命所能做到的也只有讓產品分配更其均勻合理一點而已。毛澤東主席認為中國要成為發達社會主義需要艱苦奮斗五十到一百年。如果說讓幾千年來一直生活于最沉重的剝削與最慘痛的壓迫之下的我國勞動人民在平均富裕的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天好過一天地奮斗下去，這個速度還是何樂不為的話，對于官僚資產階級主義者及其后裔們，則變成了完全是不堪忍受的，尤其是當文革以清清楚楚的態勢擺明了他們的未來處境的時候。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盡管同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阻礙力量，同屬革命對象，他們之間即有聯系，也有區別，即相互對立，又相互轉化。官僚主義者階級認同社會主義，同情勞動人民，只要革命不“革”到自己頭上，即不去觸動他們以安富尊榮為主的既得利益和種種特權，他們一般不會跳出來反對革命。至于走資派，他們是民族資產階級與國際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是徹頭徹尾的黨內資產階級，他們不信馬列主義，不信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無任何好感，他們蟄伏于黨和政府的最高層，一遇機會，立即會毫不猶豫、不遺余力地復辟資本主義，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將勞動人民不顧死活，踩到腳下。縱觀我國資本主義復辟的全過程，之所以極具復雜性、隱蔽性和階段性，正是上述兩大政治集團彼此爭斗、交互作用并最終趨于同化的歷史過程。文革的巨大成就表現為對于那些歷史地、公開地、充分敗露了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給予了有效的和沉重的打擊，但對于一些處于不斷演變、生成的官僚主義者分子乃至利益集團卻缺乏足夠清醒的重視與警惕，防范、打擊的制度措施和有效機制仍就闕如或有待形成并發揮效力。

張宏良和南山馬兩人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共同觀點，他們都認為文革當中革命群眾從來都是把官僚主義者階級乃至走資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而后者對待造反派卻一直視為罪無可赦的寇仇一般。張、南分別將這種不對稱歸結為文革領袖毛澤東的“佛性”或者“仁慈”，隱約透露出不滿和微詞。應當說，對于走資派和官僚主義者階級斗爭方式的定調，的確是來自主席。文革十六條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請注意這個“整”字，不是消滅，不是清除，不是埋葬，不是禁絕，至多也就是教育教育，覺醒覺醒，敲打敲打，震懾震懾，改造改造。那么，主席錯了沒有呢？我認為沒有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就算主席全部起用新人，搞“一朝天子一朝臣”，誰又能保證那些后來居上者真正都是響當當、清一色的無產階級革命分子呢？華某人是一個明顯不過的例證，王洪文進入中央之后也幾乎在權利待遇誘惑下立即改變了顏色，失去了工人階級應有的戰斗意志和革命精神，搞起了稻梁之謀。唯一能夠使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的真正保障是全新的政治體制、政治模式和社會結構，而不在于一個人或幾個人的興廢上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一個平行的、散構的大眾政治的社會而不應是一個寶塔形的“危乎高哉”的社會。只要寶塔型政治存在，無產階級維護自身政治權利的代價就只能是無限大的，換句話說，就是“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很容易”。就既有的資料看，當時包括江青、春橋等同志在內的左派政治家們所熱衷的依然是寶塔政治，這也許就是主席最終沒有將國家最高權利交付給他們和廣大群眾對他們遭受政治迫害的事變表示冷漠的原因之一，如果國家政治對百姓來說仍然需要仰著脖子踮著腳地翹首遙望，霧里看花，他們得出的也就結論只能是撲朔迷離，雌雄莫辨，根本搞不清誰不是在爭權奪利和誰不是在篡黨奪權。

一旦原來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群眾也在感覺上有一種對要社會主義還是要資本主義其實無可無不可的時候，他們就會捐棄自己的政治責任和歷史使命，從階級的人退回到自然人。可以說，文革并未能自己的政治任務，既沒有確立真正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政治模式，也沒有真正培養出一大批忠誠可靠、才干出眾、一往無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并把他們派往國家政治中心，發揮中堅作用，使資本主義復辟變成想都不要想的事情。

200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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