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時代的財政部長康納利曾如是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是你們的問題”。當初，美國人口出狂言，世界人無奈。如今，人民幣是中國的貨幣，卻不斷被美國用來敲打中國的工具。美國人依舊趾高氣揚，中國人倍加無奈。

　　人民幣是中國的貨幣，是“大中華”貨幣。

　　國際社會有關貨幣有很多相同的稱謂“元”、“盾”、“第納爾”等，但是世界只有一個“RMB”。與“綠幣”美元成為燙手土豆形成鮮明對比，“紅幣”人民幣正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青睞。“中國紅”肯定要流行世界，包括“紅幣”，這是大勢所趨，擋都擋不住。

　　在人民幣國際化之前或同時，應本著“一中同長”的深邃思想(墨子關于“圓”的定義之延伸)努力將人民幣架構成為“兩岸四地”的貿易結算、投資乃至儲備貨幣，即“大中華”貨幣。

　　人民幣匯率問題其實是“美國制造”的問題。

　　人民幣幣值低估——“廉價貨幣”一開始是日本鼓噪的。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在英國的《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稱“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理由是中國用“廉價貨幣”為“中國制造”贏得了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此后，日本或自覺理虧(因為從中國持續賺取大量貿易順差)或有意挑起事端而偃旗息鼓。但是，美國人發覺這是敲打中國的一個很好的工具，于是接過了“廉價貨幣”議題，而且與中國博弈中(主要通過戰略經濟對話)發現這個大棒非常好使，于是便一而再、再而三操弄這個話題，西方與西化學者則不斷起勁跟風炒作。梳理所謂人民幣“廉價”理由如下：

　　理由1：中國存在持續巨大貿易順差。但是，長期以來德國、日本、韓國等國一直存在持續而巨大的貿易順差，如何解釋?

　　理由2：美國存在持續巨大貿易逆差。但是，多年來，美元無論強勢還是劣勢，美國對外都呈現持續巨大的貿易逆差，如何解釋?

　　理由3：中國國內資源要素價格被嚴重扭曲。資源要素價格被壓低，如外向型企業的工人工資，不否認應有出于促進對外出口考量，然而更多的仍是國內歷史繼承、政策干預的結果。一些要素價格如水、電、煤炭等人為壓低，很多考慮是國內居民與企業的承受能力。通過調整人民幣匯率驅使扭曲的要素正常化，當然是緣木求魚，本末倒置。

　　理由4：依據數學模型推導偏離均衡匯率。這個理由就更加荒唐離譜。數學模型從來沒有幾個真正科學，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1995-1999年)羅伯特·魯賓所言，數學模型不能包括現實世界的所有可能性。西方經濟與金融領域，在“建模”方面，恐怕沒有幾個能出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之右，那個曾經是世界金融奇才(梅里韋瑟)網羅兩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莫頓與舒爾茨)，以及一大批頂級專家與顧問組成“不可超越”的“夢幻團隊”，建立起此前絕無僅有的、近乎完美無瑕的“超級模型”，而且以此模型賺取了巨額利潤。但是，最后還是無法預見未來出現的小概率事件而慘敗，LTCM也轟然倒塌。

　　至于所謂“均衡匯率”更是一個偽命題，自由市場本身子烏虛有，更何來什么“均衡價格”。金融市場追漲殺跌，更無均衡可言。西方、西化學者言之鑿鑿，說人民幣偏離“均衡匯率”，而一百個模型可以模擬一百零一個答案。但是，他們就是避而不談，根據他們的模型，測算美元的“均衡匯率”到底在哪里?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美元對黃金(天然貨幣)貶值了97%，對西方主要貨幣動輒就有30-40%的波動幅度，美元的“均衡匯率”在哪里?美元的匯率在美國的國家戰略在中，是強是弱，多強多弱，完全由美國國家(主導利益集團)利益決定，哪有數學模型的位置?

　　“中國制造”價格低廉并不起碼主要不在于廉價貨幣，而是廉價資源、廉價勞動力、廉價(無價)環境，此外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等都能有效降低“中國制造”的成本。而且，多數都是代工廠貼牌制造，賺取利潤極其微薄，“僅僅是一點面包屑而已”，這是國際分工使然，“比較利益”原則使然。

　　人民幣國際化愈來愈成為世界議題。

　　經濟與金融危機是檢驗學者(立場與立論)的“試金石”。次貸與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眾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著名學者像傳教士一樣，向世界傳遞經濟學“真理”，超越國家利益，“世界真的是平的”。但是，危機襲來，傾巢之下，危難當頭，學者的國家立場、階級(階層)立場畢現。一些長期令中國學者仰視的大牌學者，鮮明地站在美國國家立場上，幫助政府轉嫁危機責任，不分青紅皂白，指責中國是危機的禍首。相形之下，中國的經濟學者要可愛的多，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著“經濟真理”，摩拳擦掌要用他們的模型來整治世界，要用他們從西方學習搬來的“經濟真理”拯救世界。

　　這些長期令中國學者仰視的大牌學者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有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弗雷德·伯格斯滕(一流的智庫，一流的學者)。伯格斯滕在不久前美國國會聽證時表示，依照他們的模型，人民幣相對美元被低估的幅度高達40%，如果讓人民幣升值這么多的話，可以給美國創造約120萬個就業崗位。這可兌現奧巴馬競選時承諾的增加200萬個就業崗的大半，并讓出口翻一番。

　　然而，對經濟學以及國際經濟史稍有常識的人都清晰，一流的智庫與一流的學者的言辭信口雌黃。人民幣升值首先只會導致一些以美國為出口導向的制造業從中國轉移到其他新興國家，不會如數增加美國的就業;人民幣升值其次令美國的需求從中國轉移到其他新興國家，不會顯著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德國在美國的壓力下不斷升值本幣，結果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非但沒有減少，而且持續增加。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在美國壓力下，人民幣升值了近20%，但是對美國的順差依然不斷增加。

　　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只是一個敲打中國、向中國持續要價的“無理要求”。因為是無理要求，所以就可以信手拈來任何理由，將中國拉到談判桌上。一旦中國被拉到談判桌，中國輸局就已經注定。因為美國是“無理要求”，中國的任何讓步都是美國的凈收益，而對中國都是凈損害。而且美國人發現，以人民幣幣值低估，壓人民幣升值來敲詐中國，屢試不爽，中國西化的學者幫腔(用數學模型)最為有力。

　　但是，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尤其是強國，貨幣更加富有彈性，是其內在利益與外在實力的必然要求。人民幣國際化是擺脫美國敲詐勒索、規避巨額外匯儲備風險、降低愈發動蕩的國際金融市場對中國日趨開放的國內金融市場沖擊等有效工具與途徑。這是一個大戰略選擇，不亞于新中國成立時發展核武器，“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從相關決策分析來看，人民幣國際化似乎一定能夠成功。但是，當今的國際形勢，尤其是金融形勢復雜多變，傳統智慧告訴我們“禍福相依”，人民幣國際化征程荊棘叢生，崎嶇異常。倘若中國缺乏全面考慮、細致應對，人民幣國際化前途的不確定性很大，風險不可低估。

　　從英鎊、美元、日元與歐元等貨幣國際化的經驗與教訓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同樣立足市場選擇、政府推動、國際認可與世界競爭的歷練，而且人民幣在美元與歐元兩強的狹縫中生存與成長，而且身邊還有日元掣肘，國際化應當更加艱難復雜。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龐大的、系統的、長期的戰略工程，要克服一系列內外問題與障礙，相關經濟與金融專家的論述車載斗量。但是，有一點，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似乎被忽視了，那就是人民幣的基礎與依托。

　　當初英鎊、美元國際化有個重要依托，就是“借金出海”，與黃金掛鉤解決紙幣的信用問題。美元過河拆橋，與黃金脫鉤，但是很快就找到了“黑金”(石油)做依托，因此橫霸世界。歐元的初步成功依托的是信譽卓著的德國馬克，正式啟動以來一直尋尋覓覓，尋找依托，試圖在碳排放上大做文章。歐元正是缺乏依托，如今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似乎風雨飄搖。日元無依無靠，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最終在征程上鎩羽而歸。人民幣依托力量是什么?誰敢相信人民幣?特別是在遭遇危機的情形下。

　　而且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即便成功，依照如今的設計，也不過是“美元計劃”的縮影版，而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弊端，人民幣也將一一再現，或最終難免重陷美元的困境，這是中國必須細致而深入思考的。

　　原載《現代國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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