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六）

　　前幾篇提出，中共中央今后所要實現的“新常態”，存在一個擺脫西方“頭腦國家”的控制問題;上篇，我又概略闡明，改革開放前也沒有超出社會生產發展的自然規律，不過是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而不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從勞動力為起點到以勞動資料為起點的變革道路。這是我學習馬列毛主義得出的認識。我說的對不對，大家可以批判，也值得大家批判，因為這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大問題。

　　二十年前，我曾經致信鄧小平，說他混淆了市場與市場經濟概念，這封信公開后，理論界未置一詞，他們不會注意一個普通網民的文章;當上了理論家，不會再去勞神費力做實證。這也就是為什么開創者往往是年輕人和卑賤者，因為他們沒有理論家們那么多的舊觀念束縛。

　　搞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改革，鄧小平說是發展生產，消滅剝削，共同富裕;如果產生了剝削，兩極分化，就走了邪路了。現在是避而不談這個“鄧小平理論”，也不許別人提，以“深層次矛盾”等托詞來回避市場經濟改革中已經發生的問題，不能講出這“深層次矛盾”是什么，因為改革產生了嚴重剝削和兩極分化。如馬克思指出的，當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日益鮮明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后，就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的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理論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斗爭，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所以，在這次“新改革”開始之際，我反反復復強調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指示：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我們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我堅信，作為共產黨人都應當堅信，只有馬列毛主義才能給我們指出光明大道。

　　以勞動力為起點，以勞動資料為起點，以科技知識為起點，這是生產的自然發展過程;資本主義在經歷這個過程中，賦予它資本主義特色，在產生社會化生產同時，也產生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從而使生產力發展在遵循自身的一般規律之外，還會受到資本主義發展特殊規律的制約，對資本有利還是無利，影響生產力發展。

　　以勞動力為起點的工場手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然的起點，它是從封建社會自發發展產生的，是封建社會中的商人資本與手工業的發展的結合。以勞動力為起點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突出表現為對個體勞動者的剝奪的“圈地運動”即“羊吃人運動”，改變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同時，也取代了封建制度。博文的篇幅不可能詳細論證這個過程，只是圍繞本文議題，說其一點，不及其余。

　　在自然經濟解體的過程中，市場發展空間是廣闊的，資本可剝奪的勞動力源泉是充足的，資本之間的競爭還不那么激烈，是自由發展階段。隨著市場發展和勞動普遍社會化，一方面，以勞動力為起點的工場手工業生產方式已經走到盡頭，通過工業技術革命，資本主義變革為以勞動資料為起點的大工業生產方式;從而使資本的起點也不斷地提高，形成利潤率降低的趨勢，由此而來的另一方面，加劇了資本之間的競爭，能剝奪的已經不是私人小生產者，而是競爭中處于弱勢的資本家了。

　　資本在市場競爭中，一個資本家打敗了許多資本家，形成了少數資本寡頭，瓜分世界市場，世界市場被瓜分完了，產生了生產過剩，資本越來越不能通過生產獲利，現在生產排擠的，已經不是某個資本家，而直接是資本，貨幣資本不能完全轉變為產業資本，轉到金融證券市場，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已經看到了，“它再生產出了一種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它再產生出并不進行生產財富的所謂“第三產業”，直接掠奪生產的價值，形成所謂的“虛擬經濟”，掠奪全世界實體經濟。

　　現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為“頭腦國家”打工，中國工人收工資，政府拿稅收，知識經濟國家賺大錢，是被剝奪的實體經濟國家。

　　請讀馬克思這段論述：“從封建生產方式開始的過渡有兩條途徑。生產者變為商人和資本家，而與農業的自然經濟和中世紀城市的受行會束縛的手工業相對立。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產。雖然后一條途徑在歷史上起過巨大的過渡作用……但就它本身來說，它并沒有引起舊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如說保存了這種生產方式，把它當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維持。例如，直到本世紀中葉，法國的絲織業以及英國的織襪業和花邊業的工廠主，大部分仍然只是名義上的工廠主，實際上只是商人，他讓織工按照他們原來的分散的方式繼續勞動，而他只是作為商人實行統治，織工實際上是為這種商人勞動。這種方法到處都成了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障礙，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消滅。它不變革生產方式，只是使直接生產者的狀況惡化，把他們變成單純的雇傭工人和無產者，使他們所處的條件比那些直接受資本支配的人所處的條件還要壞，并且在舊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占有他們的剩余勞動。”(“關于商人資本的歷史發展”，《資本論》第三卷第373-374頁)想一想富士康等“代工廠”是不是這種由商人統治的工廠?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以世界市場為前提，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體中，為帝國主義提供勞動力和資源;三十多年開放引資，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沒有引進多少，原有的創新能力卻消減了，不是簡單地類似于歷史上商人統治生產，是新中國現代化的倒退。

　　如果經濟學家認真讀馬列主義，注意到中國在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中，農村向工業轉移了兩億多勞動力，拿出了10%耕地，如果經濟學家能按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愿意做公正的科學研究，而不做馬克思批判的敲響科學喪鐘的“文丐”，他們就看得到，這三十年的經濟發展顯然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現代再現。不要說改革開放前中國工業化，是對農民的剝奪，說現在是“反芻農業”，對這些年的經濟發展要科學認識;要清醒地想一想，如果資本主義國家象現在制裁俄羅斯一樣，象改革開放前那樣封鎖中國二十多年，中國經濟會怎么樣，能繼續下去嗎?國家領導者提出“新改革”及時，必須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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