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元旦，我發表第一篇《新年伊始，除舊更新》，2012年元旦第二次發表《除舊更新，在“轉”與“維”》，2015年新年伊始，我發此文，三談除舊更新，并準備了八篇文章，探討“新常態”。

　　一

　　2013年，中共十三中全會支付討論改革。經濟學家、企業家、公知、媒體宣稱：“2014，新改革元年”。

　　2014年已經過去了，2015年開始了。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宣布：“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注意到一個改革新提法：“用改革的精神、思路、辦法來改善宏觀調控，寓改革于調控之中。”認為這可能體現習近平提出并經中共十八大同意的指導思想：“我們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

　　去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又提出“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

　　“新常態”詞源來自2009年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對金融危機之后的世界經濟的狀態的描述：發達國家增長乏力，經濟增長的動力從工業化國家向新興經濟體轉移。習近平引來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換檔期”，必須轉變生產發展方式。

　　二

　　關于世界經濟，2008年1月25日，我在人民網、新華網、中新網和《烏有之鄉》等網站上，發表《辯證地對待危機》文，作出美國已經進入經濟危機的判斷同時，提出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新動向：首先，“美國主宰金融市場，主導世界經濟的日子不多了。世界經濟格局必將發生改變，從現在的情況看，一國主導世界經濟的情況將不復存在，以一國貨幣為基準貨幣的情況也須改革。領導人要有所考慮。”第二，“現在美國畢竟主宰國際金融，主導世界經濟，因此，美國的危機會嚴重影響世界經濟，對于我國經濟自然會有負面影響，會進入調整期。”(此文已搜索不到，幸有網友轉載我2009年4月20日的文章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905/show1448726c31p1.html可見這段文字)

　　當時的總理溫家寶逆潮流提出“信心”論，經濟學家厲以寧也發文《4萬億拉動內需政策2月見效》，都拒絕調整，想憑主觀意志，運用貨幣與財政手段，改變客觀規律。結果如何呢?

　　我在2009年4月27日作文《請問4萬億資金的使用》說：“中國3月份的經濟減速放緩，有些人就唱起中國率先走出危機來了。他們好像沒有看到我們投放了多少資金，4萬多億!可以說這6.1%是用錢撐著的。危機并沒有消除，根源仍存，困難還在后頭。”

　　2010年元旦，我發表論文《新年伊始，除舊更新》：“中國不少的經濟學家認為的中國經濟已經觸底……中國經濟觸底了嗎?……去年的‘保八’，可以說完全是靠國家資本這匹馬出力，拿錢搞‘鐵公基’保起來的。占GDP的30%之巨的10萬億的新增投資和貸款，才保了一個8%的GDP增長，能說是真正的增長嗎?大家心里都清楚，這是吃老本，是用國家的錢變換成企業的產值，把已有的收入換成現在的收入。如果吃了老本能夠強壯體魄，當然也好，問題是，如果長了一身贅肉，使國家以后負重難行，生出心腦血管病和糖尿病等病痛來，這是危險的。我這決不是無的放矢的瞎說。”后來的事實證明，4萬億投資讓國家現在感到負重難行;于是，危機論產生了。

　　2012年元旦和13日先后發表《除舊更新，在“轉”與“維”》和《中國今年不會發生經濟危機》兩篇文章，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增長率下降期，……但不認為面臨破產。’所以我們可以安安心心快快活活地過年，不用怕黃世仁上門。”提出“轉變發展道路，維護人民的權益”的防止經濟危機綱領。又作文提出“要準備過緊日子”。

　　18大后，前年，我發表《“改革紅利”考》、《就“城鎮化”問題致兩會》、《從經濟學看“開放促改革”》、“曹劌論戰”之一至二十七、《 今天搞改革要穩妥慎重》等三十多篇文章，對改革開放問題提出一系列意見，強調“‘改革紅利’還是一家之說，宜爭鳴慎行”。去年元旦，我發表《新年放言》提出“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論：“去年底，中共中央做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引起肯定、質疑等不同觀點的爭論;我看大概三五年后才會有個初步結論。……以市場經濟為決定性基礎的改革，今年可以一鼓作氣，明后年就會再而衰，三五年內就三而竭。”去年7月10日，發表《關鍵是道路問題》，對《新年放言》所論做半年小結，認為該文“基本上是對了的，可能在經濟方面，樂觀了點，這‘一鼓作氣’鼓得很費勁。”“用‘市場化’來穩增長落實不了。‘市場化’的企業就‘好比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資本是逐利而來的。既然有‘改革紅利’，為什么不給能與國家共命運的勞動者，而要讓追逐世界市場的資本家拿走呢?要知道資本家是喂不飽的狗!而黨只要是無產階級的黨，國家只要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勞動者就能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

　　三

　　7%的經濟增長率是能否成為新常態，我認為，難。我直言，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中國經濟形勢的認識和應對部署，仍沿襲西方經濟發展軌跡。治標未治本，抓目不舉綱，雖是“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但還未“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

　　過去，搞改革開放走的是“試”和“闖”，“錯了重來”的路子，結果產生了兩極分化、‘新三座大山’等經濟社會問題;人民要求反思改革，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不錯，但仍然固守“不爭論”，問題依然，積重難返，去年7月8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強調“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抓住要害了，但半年過去，學習仍沒有動起來。“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搞經濟也是如此，穩定和發展中國今后經濟，需要正確理論，正確道路。

　　經濟學家厲以寧今年7月破題“新常態”，他說：“我們過去這幾年，實際上是沒有按照經濟規律來增長，很少國家能夠是多年維持在10%以上的增長，這是超高速。甚至8%、9%也很難長期的維持下去，不符合經濟規律。”10月在北大金融國際論壇上說，“能夠今后在十年之內都能保持6.5到7，我覺得挺好的個。”厲以寧不過是如他所說的“經濟學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講了增長率下降的必然，但是沒有給予理論說明。

　　四

　　美國太平洋公司提出“新常態”概念，也只是指出以后世界經濟新動態，不是解決問題。總書記引用“新常態”概念，要求認識形勢，研判未來，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我認為，會議提出了一些緩和經濟減速的措施，但沒有提出根本解決問題的道路。道路在哪里?

　　我在2012年10月17日發表《改革要正確方向，不要瞎折騰》認為：“我們現在談的改革，不是坡地改梯田，手工勞動改為機器生產這樣的生產改革，這種改革也必須符合自然規律;而是社會改革，這涉及人與人的關系，涉及到利益的變化與沖突，因而有一個利于誰，不利于誰的問題。”2007年4月12日，我曾經發表《改革已經進入第二階段，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先富幫未富實現共同富裕問題》。我信馬列毛，不認同鄧小平的“先富幫后富”想法，知道資本家和右派也不會贊成，左派也有不少人反對，但“共同富裕”是中共中央應當執行的“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設計的改革部署，國內外資本家和公知們難于公開反對，廣大工農現在也愿意接受;這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但是可以穩定中國經濟，轉變到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

　　我想對決策者說，7%的經濟增長率是否成為新常態不要緊。前年10月21日我在“曹劌論戰”之二十二《以人為本，轉變發展方式》寫道：“現在許多人都在關注7.5 %的增長率。我說，5 %的GDP增長率又如何?惟請領導們應當趁現在還不很困難的時候，抓緊機會沉下來認真讀一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了解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認識市場經濟的規律，知道它將走到何方。”去年再作《關鍵是道路問題》文說：“我估計到，今天進行這樣轉變發展道路的改革，較之于近三十多年的市場經濟改革，阻力更大，而且在一段時間里，不僅不能立竿見影，還會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抗拒，經濟可能下滑，會有‘短痛’，這個陣痛期可能有兩三年，我曾考慮過GDP增長下滑到5 %，認為如能以此換來經濟發展道路的轉變，那就太好了!”

　　我認為，無論堅持市場經濟改革，還是重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改造，中國經濟都難免要經過一段困難時期，根本的問題在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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