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溫鐵軍：建設綜合性合作社 推進農業三產化

　　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信用社、供銷社系統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為名的大戶經濟各自為營的大環境下，對于大多數普通村莊的發展而言，亟需探索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土地三權分離條件下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為此，應以村莊為單元把村民組織起來，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綜合性合作社體系，這樣才能以合作社在所有涉農領域的其他收益來彌補弱勢小農在農業生產領域的收益不足。

　　“從東亞國家的實踐看，要按照美國殖民化形成的大農場方式進行農業生產的愿景不切實際。”他認為，作為國家的基礎性制度，土地制度具有一定的內在穩定性，不能用激進的手段去推進土地制度改革，而是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進行土地租賃或股權化流轉。未來，農業現代化應由二產化向三產化過渡。只有把二產化、車間化的農業改造成具有三產化開發條件的農業，才能改變二產化農業的雙重外部性，即面源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問題。

　　農村基本經濟制度改變須謹慎

　　中國證券報：12月份舉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提出，土地制度是國家的基礎性制度。如何理解這句話?

　　溫鐵軍：土地制度是國家的基礎性制度，換句話說，對其變革應當審慎地體現政府理性，不能以私人理性為據走某些人呼吁的土地私有化道路。

　　我認為，倘若目前沒有條件在農業外部的宏觀環境上作出重大政策調整，就應該繼續堅持農村基本經濟制度，不要輕易改變。

　　中國證券報：如何認識長期以來形成的我國農村土地制度?

　　溫鐵軍：20世紀上半葉，中國發生了三次土地革命亦稱“獨立戰爭”，在通過戰爭實現“去外部性”的國家主權形成的過程中，由于對中國也是世界最廣大的底層人群農民完成了一次最廣泛動員，而為國家政治建設之基。因此，20世紀后半葉的每一個領導集體都要給農民做一次財產平均化的土地分配，如1950年土改和1980年大包干，都是按農村每家的人口數平均分一次地，后來1998年搞二次承包、2003年頒布土地承包法，也仍然延續了平均分地的基本制度內涵。為什么這么做?國家要安全，涉及到大多數人口的基本制度就只能穩定不能破壞。

　　實際上，整個世界范圍內，惟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土地改革是最為成功的。東亞是不同于殖民化大陸的“原住民社會”，無論何種意識形態、何種政治體制，東亞在土地制度上都做了一件類似的事，就是給農村家庭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都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這造成小有產者屬性的農民群體成為戰后東亞社會能夠相對穩定發展工業化的最基本的前提。

　　中國證券報：為什么說這一制度是戰后實現工業化的基本前提，從中國經驗如何理解?

　　溫鐵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按戶占有產權的農村土地制度，在給農民提供維持生存的基本保障的同時，也在客觀上成為中國歷次經濟危機軟著陸的基礎。根據對于歷史資料的梳理，從50年代中國進入工業化以來，我國經歷了四次大規模的外資引進和八次經濟危機。歷次危機所造成的代價只要能夠順暢向鄉土社會轉嫁，城市產業資本危機就能軟著陸。

　　比如，上世紀從1956年開始到整個60年代，由于中蘇關系斷裂，過去外資進入形成的資本增密機制不能維持，還要償還既有投資形成的債務，于是發生了1960年的第一次城市工業危機。當時連帶國際地緣政治關系緊張，為了保住工業家底，1964年起搞“三線建設”，把沿海和大城市的工業向內地山區轉移，向這種工廠的空間轉移要效益幾乎相當于兒戲，兩千七百多億國內投資也轉化成了債務負擔，于是有了6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危機和70年代中期的第三次危機。應對危機的辦法則是三次大規模的上山下鄉，即城市失業人口向農村轉移，屬于典型的城市危機代價向鄉土社會轉嫁。從此就導致了路徑依賴。但到1971-1977年再次大規模引進西方資本、隨即1979-1980年出現赤字時，由于已無法再通過上山下鄉向農村轉嫁危機，而是千萬知青大回城。這一情況下，危機不能向農村轉嫁了，只能在城市硬著陸，于是，中國開始改革開放。

　　中國證券報：是否可以說鄉土社會某種程度上扮演了城市危機承載器的角色?

　　溫鐵軍：這就是所謂的城市“資本池”和農村“勞動力池”的二元結構。

　　我們目前的土地制度實際上可以稱作“農民兼業經濟的無風險制度”，或者“半農半X制度”。為什么說無風險呢?因為土地并非通過市場交易而是通過政治分配得來的。農民之所以不愿意拿到市場上交易，因為土地是“一家兩制”的財產基礎，也就是說，保留這片地至少可以讓一家人吃上飯，家庭成員可以留在農村也可以出去打工，都是風險趨零而使機會收益最大化的選擇。

　　十年前在一次會議上，我遇到了曾經請時任總理溫家寶幫她討薪的農民工熊德明，我問她，如果工資最終拿不到怎么辦。她的回答很有意思：“拿不到就回家了，多養幾頭豬嘛”。這話也表明，農民是靠兼業化小農家庭經濟的內部性來化解外部風險的。

　　土地流轉不能侵犯農民利益

　　中國證券報：隨著農業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條件開始具備。未來農業的大規模生產前景如何?

　　溫鐵軍：我國農業不能簡單參照美國的大農場經驗。在討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時候，有人說，中國原有9億農村人口，現在轉移了兩個多億，而按照現在的生產力水平，農業只需要5000萬人口，因此還有幾億農民需要轉移，并按照轉移數字計算出農業人均產出的潛在增長能力，這種算法有意思嗎?

　　在東亞社會，農地制度差不多，都形不成大規模農業，靠規模提升農民勞動生產率的這個愿景其實是殖民化帶來的西方夢。比如，日本從田中角榮時代開始就希望農業生產規模從過于細碎增長到人均兩公頃，幾十年過去了，日本終于實現了“阿角夢想”，農戶平均擁有土地的規模為2-3公頃，這與中國農民所說的“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沒多大差別，只不過那頭牛變成了拖拉機。

　　中國證券報：為什么東亞社會土地的集中化經營在實現的過程中這么難?

　　溫鐵軍：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東亞社會是一個原住民社會。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實現了大規模農業，但那里的原住民人口占比在3%以下，巴西、阿根廷也是大規模農業，原住民人口占比5%以下，而且基本上是在保留地里。亞洲國家中只有一個是大規模農業——菲律賓，因為被殖民了400年。菲律賓的農場主基本是外來殖民者，原住民是最低賤的包身工或者合同工。我調查了40多個國家和地區，現在總算明白，這就是現實，不可能再重復曾經發生的血與火的殖民化，只好老老實實、就事論事談談現在的矛盾。

　　中國證券報：深改組第五次會議就提出，要根據各地基礎和條件發展，確定合理的耕地經營規模加以引導，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更不能忽視了經營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農戶仍占大多數的基本農情。引導土地流轉應注意哪些問題?

　　溫鐵軍：這個文件有收緊的意圖。土地流轉一定要尊重農民意愿，不能侵犯農民利益。尤其是要防止以土地流轉為借口降低開發商征占農地的成本。其實農地流轉歷來沒有大問題，八十年代大包干以來的政策就一直鼓勵土地流轉，實際上農地經營權的自發流轉每日每時都在大量發生，但真正放棄承包權的徹底流轉現象，卻幾乎沒有發生過。

　　中國證券報：為什么農民不愿意放棄土地進入城市，把農民工轉變為產業工人，難在哪里?

　　溫鐵軍：這是土地問題，但也不是土地的問題。土地的平均分配導致農民全數變成了小財產所有者，這也是中國底層社會相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農民轉變為城市身份后仍是小財產所有者，自然會很順利，但如果變成了無產者，則誰都會遇到較大的阻礙。外出打工農民可能更愿意在城市里做一個小老板，如開個理發店、菜鋪，但不愿意長期做產業工人。如果用激進的政策斷掉進城農民打工者回去的根，則會不穩定。喪失了在農村生存的財產根基之后，如果大多數農民無法在城市立足，則很可能造成貧民窟化與農村社會沖突的同步加劇，社會動蕩的激烈程度將遠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嚴重。比如，與中國相比，印度農村就沒那么穩定，由于34%的赤貧人口主要是無地的農民，因此，現在印度還有20多個州存在著爭取地權的游擊隊。

　　中國證券報：要提升農民工轉變為市民的意愿，顯然要提升身份轉變后的待遇，這又涉及到戶籍制度改革，對此有什么建議?

　　溫鐵軍：人們誤以為是戶口導致了城鄉二元結構。其實戶口只是一個標識，一個符號，并不都是戶口惹的禍。有些地方如省會城市石家莊早就放開了戶口，但結果未見得顯著，因而并不是放開戶口這么簡單。戶口背后有200多種不同的利益，如何讓這些隱含的利益顯性化，并逐個解決，才有利于真正城鄉一體化。

　　發展綜合性合作社才能盤活資源

　　中國證券報：如果說推動農民進城不能采取激進的舉措，那么如何解決當前的“三農”問題?

　　溫鐵軍：“三農問題”這個詞在國內是我在上世紀90年代最先提出來的，基本上是一個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題。這些年強調的新農村建設其實是生產過剩矛盾和去工業化壓力出現后，中央提出的應對危機之策，被稱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采用激進的手段讓農民進城，比如通過現金買斷農民身份、大規模征占農地，這意味著過剩資本強行換取稀缺資源，屬于城鄉要素的不平等交換，其后果是農業三要素的進一步流出，會造成更嚴重的“三農問題”。

　　中國證券報：小農困境是否就無法破解了呢?

　　溫鐵軍：不是的。小農狀態很難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已出現逐漸“空洞化”的現象。在信用社、供銷社系統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為名的大戶經濟各自為營的大環境下，對于大多數普通村莊的發展而言，亟需探索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土地三權分離條件下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應該以村莊為單元通過群眾路線把村民組織起來，建設綜合性合作社，是一個好方向。即：綜合性合作組織、多樣性鄉土社會文化建設、黨政主導的群眾路線這“三位”，服務于作為“一體”的美麗村莊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以村兩委為主導力量，村莊資源和群眾利益出發，動員村莊能人和積極分子，自覺推進如同均田一樣的資源股權化占有，以此帶動村民加入草根性的綜合合作，提高對外統一談判地位，以及相關社會文化建設工作，必會為村莊可持續建設與國家宏觀政策的長效對接打好基礎。

　　中國證券報：對于經濟合作組織，有沒有可以借鑒的經驗?

　　溫鐵軍：我比較認可日韓臺模式，主要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綜合性合作社體系，這樣才能以合作社在所有涉農領域的其他收益來彌補弱勢小農在農業生產領域的收益不足。以日本為例，土地改革與建立綜合性的合作社幾乎同步，包括金融保險房地產在內的農村經濟領域所有的資本化利益都集中在這個壟斷性的合作社里面，政府的優惠條件也全部給了合作社而且長期禁止私人企業進入農地交易;同時，政府還嚴禁任何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進入農村社會經濟領域。保證了所有在農村領域產生的經濟收益都通過綜合性的農民合作社高比例地返還給農民。這樣就穩住了農村也穩住了農民;只是沒有形成美國式大農場。

　　60年來，有人認為“三農”向國家做出的貢獻達17萬億以上。現在向“三農”投入了10萬億左右，這只是一種補償性投入，未來應進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如果在農村像在城市一樣大規模集中資本，農村就會變得和城市一樣發達。

　　中國證券報：由于大量勞動力外流，鄉土社會的治理發生了巨大變化，針對鄉村建設你有什么建議?

　　溫鐵軍：鄉村建設的重要性確實在凸顯。作為一個歷史概念，鄉村建設孕生于20世紀初葉的中國社會，不同時期的鄉村建設實踐雖然在表現形式上有諸多不同，但在歷史背景上有相似之處，在思想邏輯上也一脈相承。

　　鄉村建設的目的是重塑和諧的社會關系，構造健康可持續的社會發展路徑。同時，鄉村建設不是保守地關注著鄉村和排斥城市，而是以農村為著眼點統籌城鄉發展。即梁漱溟所說“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

　　今天我們強調城鎮化，城鄉之間不應相互排斥，也不是誰化掉誰，當然更不能發生城市化掉農村。在近期沿海的“去工業化”過程中，鄉村人才回流縣域中小企業和城鎮化，相應需求農地制度體現“留權離土”。此時，如何建立一個能夠而且愿意為全體村民利益最大化服務、主導鄉村建設的村兩委及其立足的綜合性合作社，是對深改的一個巨大挑戰。

　　應重視發展縣域經濟和中小企業

　　中國證券報：對于當前的新型城鎮化，你怎么看?

　　溫鐵軍：在用詞上，現在的提法是城鎮化而不是城市化，這其實是對于此前10年過度城市化的否定。從我的調查研究來看，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還沒有一個可以被認為是成功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可以歸結為空間平移、集中貧困，由農村貧困人口變為城市貧民窟人口之后反而帶來的結果是貧困標準的上升。大多數拉美國家或者非洲國家要求將貧困標準提升到2美元以上，而中國農村或者印度農村的很多地方貧困標準甚至在1美元以下，原因在于和自然資源結合得更密切一些。

　　中國的城市化要靠城鎮化來實現，和中小企業的發展相結合。一是城鎮對于中小企業的進入門檻低，城鎮化和中小企業的團地化發展最能節約成本。二是能夠就近地從農村吸納勞動力形成比較低成本的社會保障，就是說這個勞動力如果在城鎮就業，一旦失業了，或者在城鎮創業失敗了，蹬自行車半小時就可以回家，沒有后顧之憂。三是要有利于農民工的返鄉創業。

　　中國證券報：這是否意味著政府投資應著力于縣域經濟發展所依托的中心城鎮建設，有哪些政策建議?

　　溫鐵軍：是的。中國有三千多個縣級單位和三萬多個建制鎮，大部分基礎設施投資和配套不足，特別是在三要素長期凈流出的傳統農區。2005年中央就強調縣域經濟與城鎮化戰略相結合，就是要繼續用“看得見的手”把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用來加強約一萬個縣域中心城鎮建設，同時賦予優惠政策促進中小企業向城鎮集中，拉動非農就業和縣域經濟發展，以這種擴大內需的綜合性舉措來推動城鄉一體化和具有多樣性內涵的生態文明建設。

　　我們可以吸取改革初期的發展經驗，創新城鎮化與中小企業相結合的發展機制。應由中央和省兩級財政主導增加縣域經濟和中小企業專項投資;同時通過稅收、金融、技術、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優惠政策，為那些能夠與城鎮化相結合的外出農民“返鄉創業”和本地中小企業降低進入城鎮門檻和本地化經營成本，保護中小企業在縣內城鎮的生存環境。

　　國家強調生態文明理念要和城鎮化戰略有機結合。在可借鑒的國際經驗中，主流的是低碳經濟和三產化農業相結合;歐洲中產階級人群對農業的定制化需求，催生非主流的創新，比如“三慢(慢城、慢食、慢生活)運動”和“轉型城鎮”相結合。歐洲的轉型城鎮已經發展到3000多個，市民參與城鎮公共綠地改造為有機菜園，把綠化樹林改造成果園，鼓勵市民在有機食品與自主手工產品交換的時候使用本地的非官方貨幣，盡可能縮短“食物足跡”和“生態足跡”，弱化全球化對環境的影響。

　　為此，我們要大力促進多功能現代農業與生態多樣性的有機消費結合。一方面通過社會政策和文化創新，促進市民下鄉參與社會化的小型綜合農場建設;另一方面，應該同步發展城鄉群眾為主體的“參與式食品安全認證體系”。

　　中國證券報：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業現代化應該朝什么方向發展?

　　溫鐵軍：農業現代化應由二產化向三產化過渡。

　　近20年來，中國農業在二產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要看到二產化大潮中形成的面源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目前中國農業的面源污染已經超過了城市，超過了工業。要想進一步提升農業附加值，必須要注意如何讓現代化農業實現全產業鏈的發展，尤其要包括三產的發展，要有意識地減少農業造成的污染，這是政府和企業的共同責任。十八大確立了生態文明戰略，而在農業的落實，就是要逐步恢復農業的生態特性，這應該是有利于環境友好和資源節約的。

　　三產農業的提法，其實早在200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就有涉及，當時就強調了農業的多功能性。農業龍頭企業要將以往實物形態的農產品[-2.13% 資金 研報]交易盡可能形成價值形態的交易，也就是在農業三產化中盡可能占有高端，而最高端的就是創意和品牌。事實上，只有把二產化、車間化的農業改造成具有三產化開發條件的農業，才能改變二產化農業的雙重外部性，即面源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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