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沒有降息。更準確地說，降息并無法起到其表面體現出來的效果。原因很簡單：第一，事實證明，當下商業銀行全部執行存款利率上浮，所以存款基準利率下降，并未使商業銀行自身的籌資成本降低，存款成本無法降低而指望貸款下降是不現實的;第二，商業銀行的存款數量已經出現凈減少，存款減少而指望貸款增加不可能，貸款不增加指望貸款利率下降，不可能;第三，貨幣市場投機的爆炸式增長，中國金融結構扭曲嚴重，如果此次存款利率下降，放大貨幣市場和存款市場的利差，那會導致商業銀行存款進一步向貨幣基金流動——一般性存款轉化為同業存款——可用于放貸的資金轉化為不可放貸的資金——商業銀行可以用于貸款的資金進一步減少;第四， 3%的存款偏離度管制，75%的存貸比管制，與經濟增速形成正周期效應的“合意貸款”管制，都將使商業銀行貸款規模受到嚴厲限制。

　　當然，信貸市場、尤其是針對中小民營企業的貸款市場實際已經發生“逆向選擇和惡性循環”，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們在溫州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小企業“互保網”已經被“惡意逃廢債”的企業擊破，司法部門和銀行不是去追討“逃廢債”，而是凍結為之提供擔保的、“好企業”的資產和賬戶，結果導致“好企業”經營陷入困境。因為，商業銀行“只收貸不放貸”，而失去貸款來源的“好企業”有訂單都不能接，生產規模日益萎縮。同時，銀行貸款的安全性更差。如此惡性循環的后果是：越來越多的小企業希望破產。而在溫州，企業申請破產需要“走后門”。每一個“走后門”成功的企業都將使“互保網”更爛。

　　有這么多的問題存在，中央高層知道不知道?我們現在假定它們知道。那為什么明知這樣的降息對壓低實業成本沒用，還要這樣做?這就是我們今天試圖解釋的問題。

　　我認為，中央希望同時完成三件事：第一，不希望中國債務規模因降息而進一步擴張;第二，以降息為突破口，在利率市場化之前，確立存款基準利率在整個基準利率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第三，推動股權融資市場的大繁榮。

　　先說第一。中國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負債能力已經受到嚴重制約。兩重內涵：其一，存貸比紅線阻止了銀行的信貸擴張能力;其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率已經接近、甚至已經超越安全性，繼續增加負債的能力已經被封住。在此前提下，中國不是繼續擴大負債的問題，而是去杠桿、減低負債率的問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央行試圖以貨幣收縮，達到去杠桿的目的，但那時一個重大“昏招兒”。因為，它是以犧牲中國經濟主動性增長動力為代價的，故而中央現在已經轉變招數，以強化股權融資為抓手，同時加大國有資產的證券化過程，其意圖為一石二鳥：實現經濟轉型升級，降低政府和企業資產負債比率。

　　如何擴大股權融資規模?根本方式是：必須把全社會的資金資源逼向股權市場。這時降息就有意義了，這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二個問題：在利率市場化實現之前，必須確立以存款基準利率為基礎的貨幣市場，將貨幣市場利率壓低到存款基準利率附近，從而解決貨幣市場基金過度膨脹的問題。讓這部分資金無利可圖，然后或者回歸銀行體系，或者進入資本市場。

　　我們曾經N次諫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完成經濟轉型升級，要完成降低中國資產負債比率——去杠桿，我們沒有別的招數，只有依賴股權市場的繁榮，只有依賴企業和地方國資大規模的股權融資。現在看，這樣的意見已經獲得中央高層的高度認同，而已經變成了中國經濟的現實。

　　當然，我們不能放棄企業債務融資成本過高問題的解決，尤其是對中小企業而言，它們才是中國經濟的未來，才是中國主動性增長動力的核心。為此，我們必須把打擊“逃廢債”當成重要抓手，恢復中國中小企業的信用生態，真正讓信貸市場重入良性循環軌道。我想，這至少是中國經濟管理者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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