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而政策面拋棄了原來大規模投資的救市套路,轉而漸進“許可”市場化來釋放動力,進而催生長期制度紅利,以治標的時間換取治本的空間。而這一策略能否出成效,還要估測債務風險壓力。
從總規模上看,中國債務隱患不容樂觀。根據最新統計數據及債務拆分估算,目前中國經濟非金融部門債務總規模約為118.47萬億元,是2013年GDP的208%,橫向比較高于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并與發達經濟體基本持平。需注意的是,發達經濟體可以將其非金融部門債務維持在 GDP 的 2倍以上,因為其家庭財富水平較高。而在中國目前人均GDP不足6800美元的情況下,是難以持續的。
從分類上看,我國中央政府和家庭債務負擔相對較輕,地方政府和企業債務壓力最大。
去年底國家審計署公布各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截至2013年6月底,考慮政府或有債務,全國五級政府債務總額已達30.3萬億元,其中中央和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合計20.7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6.39%。總體而言,中國政府債務總體依然可控,但地方債務增速過快,從2010年底的10.7萬億元增長至2013年6月底的17.9萬億元(這還未包括隱性擔保等問題),復合年均增速達21.7%,遠超過同期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增速(14.1%)。不僅如此,2014年到期的地方債規模近4萬億元,占地方債總規模的22%,是風險壓力最大的時期。
與政府債相比,企業部門是中國非金融債務中規模最大、擴張最快、風險最高的。如果將中國企業債務融資渠道分為銀行、債券、影子銀行三部分,分別計算后加總得出截至2012年底的債務總規模約為65萬億元,與當年GDP之比達125%。并且2013年以來仍在繼續增加。以3~5年的貸款周期來看,未來兩年是債務到期的高峰期。從結構上看,大型企業對小型企業貸款的擠出效應明顯,根據高盛的統計,從2008年1月到2012年6月,最大的20%的企業債務增加了319%,而最小的20%的企業貸款反而下降了9%。這與中小企業的感受相吻合。換言之,企業的債務危機將首先從中小企業發生。
從行業上看,債務風險明顯集中在中上游的重工業、礦業和三四線城市的地產業。包括煤炭、鋼鐵、化工、銅鋁等產能過剩,或與宏觀經濟高度相關產業。而在房地產業,三四線城市因人口聚集效應相對弱化、過剩嚴重、資金鏈支持相對受限,而面臨更大下行壓力。
從金融產品角度分析。風險最大領域集中于城投債、公司信用債與信托。就城投債而言,按照Wind統計口徑,目前城投債的余額在2.5萬億元左右。從2014年開始到2020年,城投債到期規模逐步上升;公司信用債在2011~2013年分別發行信用債4.5萬億元、6萬億元和5.8萬億元,去年債券發行量的下降與收益率的整體飆升直接相關。而據中誠信國際統計,2014年總計有接近2.7萬億元的信用債到期;信托2013年末的余額為10.91萬億元,今明年是到期高峰。信托風險主要來自期限錯配與流動性風險、融資方的逆向選擇和盡職調查、風控措施不充分等。近年違約集中于房地產與工商企業信托,中小型企業,民企尤甚。
從以上多角度分析,2014~2015年是中國債務風險的最高峰。如果能熬過這兩年,則基本可以實現債務軟著陸。筆者認為可采取以下對策進行緩沖:1.遏制地方政府擴大投資,堅決避免新增債務;2.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3.人民幣貶值,增強國際競爭力等。(作者系本報特約主筆,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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